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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诗发展史上一位地位重要且影响深远的诗人，艾青以属于自己和时代的独特语言和姿态抒写着古老中国大地上永恒的苦难与悲哀，宣告着他对这片土地至死不渝的爱恋。这种苦难、悲哀和爱恋凝结在其诗中，形成一种特有的忧郁情思，从而成为铸就这一伟大诗魂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现代文学评论界把艾青诗中的忧郁称为“艾青的忧郁”，可见“忧郁”这一特有情思在艾青诗中的评价之高、作用之大。解读艾青的忧郁，因而也无疑成为深层次探讨艾青诗歌独特而关键的钥匙。关于忧郁，《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为“忧伤、愁闷”，现代情绪心理学则认为它是在自我意识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因欲望得不到满足或自我受到威胁而产生的一种复合情绪。见汪亚明：《论艾青诗的忧郁美及文化成因》，载《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9月第3期。可见，忧郁作为一种病态情绪是不利于人们身心的健康发展的。问题在于，艾青的诗在如此浓重的忧郁情思的浸透下，何以还具有如此不竭的艺术魅力，且进一步成为一种独特的令人难以割舍的“忧郁美”呢？这与艾青诗中忧郁情思的独特构成是分不开的：这种“忧郁”不是单纯的个体情绪的产物，而是集诗人个性气质、民族传统、西方文化影响和时代情绪于一体的复合物。正是这种被诗人感时愤事、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忧患感和悲悯灵魂所渗透、所包绕的忧郁情思，使艾青的忧郁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忧郁”，展现出诗人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深沉坚强的力量，并最终成就了这一不灭的诗魂。 一、个人气质：忧郁芦笛的悲伤牧歌 艾青的忧郁，作为一种内在情思，首先源于他独特的个人气质，正是这一气质铺就了艾青诗中最初也是最底层的忧郁诗绪和情感色彩。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艾青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却又多了一些曲折坎坷，使他的性情一直处于压抑状态。独特的“弃儿”经历，错位的童年记忆，被压抑被遗弃的感受，形成了艾青沉默忧郁的个性，并使之染上了一生挥之不去的“泥色的农人的忧郁”。而对于保姆“大堰河”因穷得无法生活而把自己刚生下的女儿溺死再拿乳汁来喂养他的愧疚，更使他“长久地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艾青：《赎罪的话》，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4日。。 远渡巴黎，是艾青艺术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进一步激发其忧郁气质、点染其苍凉灵魂的重要契机。只身漂洋过海，原为摆脱抑郁，在另一个世界里寻找自己失却的精神家园、寻找心灵的乐土；但在为那里的艺术所陶醉倾倒的同时，西方社会的冷漠无情又使他敏感脆弱的心灵倍觉孤独和绝望，实际更加深了他的忧郁。他在《马赛》一诗中写道：“我的快乐和悲哀/都同样地感到单调而又孤独/像唯一的骆驼/在无限风飘的沙漠中/寂寞地，寂寞地跨过……”贫穷使他过着一种半流浪的生活；作为一个弱国的子民，他又深切地体会到无处不在的悲哀和耻辱。但也在这里，他认识了影响其终生创作的现代主义诗人阿波里奈尔，并由此得到一支“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也不换”(阿波里奈尔语)的芦笛。用这支芦笛，他“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地吹”，但得到的却是无人理解的悲哀：“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芦笛》) 年轻的诗人从国外生活的沙场上溃败下来，“走上了懊丧的归途”(《巴黎》)。但当他穿越高山大海的重重阻隔，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时，迎接他的又是什么呢？死水一般的现实使他痛苦，弱国受难的悲哀使他绝望，“他为此而向往革命，奔走呼号，积极投身进步的美术活动，而反动势力却将他投进了监狱”汪亚明：《论艾青诗的忧郁美及文化成因》，载《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9月第3期。。三年铁窗生涯带来的摧残和无望，在艾青“农人的忧郁”和“漂泊的情愫”上，又增添了一层“囚徒的悲哀”。理想的破灭，现实的残酷，都不能不让诗人忧郁；而正是这种忧郁，使艾青愤而拿起了笔——“我很孤独，而我的心却被更丰富的世界惊醒了。我对生活、对人世都很倔强地思考着，紧随着我的思考，我在我的画本和速写簿上记下了我的生活的警句——这些警句，产生于一个纯真的灵魂之对于世界提出责难的时候，应该是最纯真的诗的语言。”艾青：《我是怎样写诗的》，载《学习与生活》，第2卷第3、4期合刊。于是随着一首感人肺腑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写就，艾青终于用他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的芦笛，吹送出“对于凌侮过它的世界的/毁灭的诅咒的歌”。如果说在此之前艾青的诗歌创作还仅限于基于个人气质之上的对于现实的不满、对于世界的责难的话，《大堰河》中的象征意义则表明，此刻的诗人已以自己悲悯哀郁的情怀自觉地背负起沉重生活的十字架，用从海外带来的深情哀悯的芦笛，用发自心灵深处的忧郁悲愤的牧歌，从失望愤懑的哀怨转变为有意识的行动，从个人对于丑恶社会不承认不调和的态度，走向集体的抗争。 二、民族传统：中国文人的济世之苦 如果说沉郁敏感的个人气质构成了艾青忧郁灵魂的最初底色，那么源于中国历代文人济世传统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则作为一种创作的潜在心理动力、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积出艾青悲悯情怀的浩茫沉重，成为构成这种忧郁情思不可缺少的文化心理积淀。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其鲜明强烈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性，促成了中国文人“入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进一步激发出他们自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社会政治，同情民生疾苦，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然而这种济世理想却常常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将他们逼入一种抑郁不得志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往往借诗文以释愤抒怀：“《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刘鹗《老残游记·序》)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国古代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抑郁和苦闷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忧郁情思的本质，即“忠君报国，关心社会与民生疾苦”汪亚明：《论艾青诗的忧郁美及文化成因》，载《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9月第3期。的社会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济世传统深深影响了艾青，使他一颗忧郁敏感的心，对那些黎元之忧、社稷之愁感受得特别强烈。艾青曾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犹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艾青全集·诗论》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3页。“英雄应该是最坚决地以自己的命运给万人担载痛苦，他们的灵魂代替万人受着整个世纪所给予的绞刑。”《艾青全集·诗论》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83页。可以说，正是中国文人的这种济世之苦、愤世之忧和经世之痛孕育了艾青诗歌创作中沉重浓郁的民族忧患感，使他勇于为民族命运担忧、为不幸人们呐喊、为祖国人民的解放呼喊奋斗，并最终成为“给万人担载痛苦，替万人受着绞刑”的时代英雄。 三、西方文化影响：难以抹平的生命苍凉 作为一个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现代诗人，艾青的诗歌创作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于宇宙生命的哲学拷问和对于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体验。二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产生了具有永恒意义的深刻的生命苍凉感——艾青忧郁中难以抹去的情感底色。 对宇宙和人生意义的思考一直是西方哲学探讨的一个母题，体现在艾青的创作上，主要表现为生命本身对于生命追求的终极性阻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痛苦和茫然。这种前途莫测的失落和恐慌、孤独无助的哀痛和迷惘，在艾青诗歌创作中表现得极为沉重：“走过了路灯的/又是黑暗的路。”(《路》)“我知道/这是生命/让爱情的苦痛与生活的忧郁/让它去担载罢！让它喘息在/世纪的辛酷的犁轭下，让它去欢腾，去烦恼，去笑，去哭罢，它将鼓舞自己/直到颓然地倒下！这是应该的/依照我的愿望/在期待着的日子/也将要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出新生的跃动的鲜红。”(《生命》)在永恒时间犁轭的重压下，生命不过是要颓然倒下的一头牛；前路是无处可寻的，即使是理想境界中的那一片“鲜红”，也必须用自己“悲惨的灰白”去衬映——这一切，透出一种沉郁透骨的“生之凄凉”。即使在抗战爆发后，全民族的抗战热情仍无法在振奋中消除诗人心中依然潜伏的生命最深处的苍凉：“多少年代了/人类用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土地/又用土地养育了/自己的生命/谁能逃避这自然的规律。”(《他死在第二次》)那个为抗战死去的士兵留给世界的，只是荒山上一个不标死者姓名的土堆，“——即使标出了/又有什么用呢？”这个疑问是每个活着的生命个体都要面对和回答的，是无可回避的战争背景下的生命价值问题。正是这种自始至终的对于宇宙生命的哲学拷问，使艾青忧郁的艺术触角突破了中西文化的心理差异，深深探寻到人类灵魂的最深处，从而迸发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西方文化从普遍人性角度来阐释忧郁，以“原罪”意识的悲剧性体验诉诸人的生命本体意识，从而使一种忧郁、伤感、迷茫、彷徨的情绪弥漫了几乎整个西方文学艺术。对于深受西方诗人影响的艾青来说，这无疑更加重了他的生命苍凉感，使他的忧郁带上了一种悲剧精神和原罪色彩。但在经历了这种种悲凉之后，艾青的忧郁却没有在“赎罪”的绝望和痛苦中逐渐消沉，而是于悲凉中不断上升、不断昂扬，并最终成为一位志于“把世界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艾青《诗论·诗人论》)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其支撑点，便是时代情绪下严峻的民族苦难：这给了诗人比个人痛苦更为强烈的震动。 四、时代情绪：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别林斯基曾说：“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别林斯基论文学》)艾青自己也一再强调：“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艾青《诗与时代》)并在诗里明确宣称：“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正是时代的这种力量，给艾青的忧郁提供了深厚的积淀和现实契机；而又是诗人的这种自觉意识，使他基于种种因素之上的忧郁情思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深厚土壤，与广大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渗透出浓郁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并最终绽放出这一不灭的诗魂。 艾青生活的年代，是中华民族和中华大地遭受苦难最深重残酷，又是反抗斗争最激烈悲壮的年代。“假如我们都以真实的眼凝视着广大的土地，那上面和着雾、雨、风、雪一起，占据了大地的，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搜刮空了的贫穷。”艾青：《诗论》，见《艾青全集》第3卷。艾青的忧郁便产生于对这一现实的深刻体认，并进一步包蕴于其以土地意象为中心意象的诗作中。一方面，古老大地上的永恒苦难与深刻悲哀深深感染和激愤着诗人，使他的诗始终回荡着悲愤的倾诉、深切的战栗和绝望的抗争；另一方面，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又使他振奋，因此他的诗又回响着热情憧憬的声音。在诗人笔下，古老丰厚的中华大地在天灾人祸的击打下已然成为绝望的“死地”，只能在无望的期待中“睁着枯干的眼/巴望天顶/落下一颗雨滴”；而在曾经孕育出中华民族繁荣和希望的“北方”，“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混浊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而年代的风霜/刻划着/广大的北方的/贫穷与饥饿啊”。贫穷与饥饿、愚昧与闭塞、战争与死亡层层阴影笼罩下的中国，成千上万大地的儿子在啜泣、在哀号，在尝着“大地母亲蕴藏着的/千载的痛苦”(《死地》)；而就在这被“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的”苦难的中国，权贵们仍然在灯红酒绿中奢靡享乐，“有的人用血作胭脂涂抹自己的脸孔，有的人把百姓的泪水当作饮料，有的人用人皮垫的眠床……而人民——自己的父老兄弟，依然在生死线上挣扎”。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89页。这是诗人所深爱的土地啊，然而，“透过雪夜的草原”，“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这种屈原式的痛苦悲吟，这种愿为祖国急切奉献的泣血心声，以一片被蹂躏国土的沉甸甸的悲哀与希望，使艾青的忧郁超出了西方忧郁中孤独绝望的生命哀音和中国传统忧郁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身世之叹，并最终在“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的中国的苦难中得到升华，“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诗论·服役》)，用一种“比什么都更强烈的爱”(《诗人论》)，涤荡着黑暗污浊的世界，呼唤出“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我爱这土地》)。 艾青的忧郁以多层面的特质带给人们特殊的审美感受，然而他的忧郁却不是来自对忧郁美的刻意追求。艾青曾说：“忧郁并不曾被我烙上专利的印子。我实在不喜欢‘忧郁’，愿它早些终结。”引自《艾青全集·为了胜利》，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卷，第125页。作为一位深受印象派画家影响的诗人，艾青像凡·高一样，一生都在追求阳光和光明，然而一生太多的磨难，却使他始终无法摆脱黑夜般的忧郁。个人气质、民族传统、西方文化影响、时代情绪……这种种因素汇成了艾青的忧郁，并使之成为一种情感底色，深深浸透于艾青的诗作中。在这种种忧郁情思的极致绽放下，艾青的诗像一个“生来只知劳累、受苦和枷锁的穷人们的忧愁的伙伴”(涅克拉索夫《缪斯》)，以流贯其中深情泣血的战栗，歌唱着黑暗笼罩下的苦难国土，憧憬着那“怎不到来”的黎明，逼使意欲逃逸的灵魂返回黑土，呼唤多难的祖国在暴风雨的洗礼中重获新生。时代虽已不同，然而这位“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诗论·服役》)却又“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的诗人，以一代诗魂无所不在而又无所不括的忧郁所涵盖和表现出的，被逼出正常生活轨道的苦难民族巨大而坚韧的反抗和生存意志，以及他为中华民族的苦难命运而忧患而悲悯的大情怀，却是我们永远无法忘怀的。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