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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老舍先生一再谈到他“怕写女人”[1]，“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2]，我们还是能从他的小说创作中解读出他的女性观。妇女问题从来都是社会的重要问题，作为一位“既与时代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又不能超脱时代政治；既虔诚追求艺术与美，又不能放弃社会责任”[3]的作家，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不规避女性及妇女问题，而且将之贯穿始终。分析老舍小说创作的女性观，从新的角度切入文本，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其作品的价值，也可为我们今天研究女性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和观点。 老舍开始创作的时期，是女性意识在中国已经开始觉醒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了妇女解放运动并将之提到了人性解放的高度。陈独秀首当其冲地在《新青年》一卷五号上发表了一篇《一九一六年》，沉痛地向青年喊出“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这一呼喊，像一颗重磅炸弹，掷向“三纲”、“五常”旧说。之后，吴虞、陶孟和、周作人、胡适、唐俟、刘半农等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讨论妇女解放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集中在对贞操问题的讨论上，但真正建设性的主张，在于“指出妇女生活之谬误，并指导妇女解放的趋向”[4]。《新青年》还发了《易卜生专号》(四卷六号)，专论妇女问题。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思想革命”、“社交公开”、“妇女解放”、“恋爱自由”、“教育平等”的言论主张传遍全国，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宗法制度动摇了。老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运动，但他不可能不受时代劲风的熏染，加之他个人初恋受挫，使他更加体会到了封建礼教之黑暗。1924年至1929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华语[5]，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掀起了第一次浪潮，英国的成果最为显著，老舍在异域亲身感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并在东西方文化强烈的碰撞中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生涯。他的女性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并且构成了其文化批判的一部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男权至上的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构，男权意识的残存，对妇女解放的理性思考。 1 随着父系制对母系制的取代，宗法家族制在中国渐渐形成并成了社会的根基。特别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融政治统治与宗法统治为一体，利用儒家文化，将宗法父系文化格局发展到了极致，形成了等级分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道德体系。在老舍的小说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宗法父系文化在城市社会的投影。这里有的是男权至上、男尊女卑的事实，有的是腐朽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老舍先生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锐利眼光，从文化批判、揭露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对这一切予以无情的痛击和辛辣的嘲讽，也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 男女不平等在老舍笔下是最为普遍的现象。为了延续家族的命脉，宗法制赋予了父权和男人(特别是长子)至尊的地位，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和工具。她们不仅没有经济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而且深受神权、政权、族权的统治，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道德经、女儿经等像枷锁一般将她们牢牢套住。《正红旗下》中的大姐，勤恳操持家务，谨慎侍奉公婆，反而受尽了婆婆的指责，而大姐的公公和大姐夫终日游手好闲、弄花养鸟，则被视为理所当然； 《离婚》中的张大哥平日在家养尊处优、做甩手掌柜，而张太太却终日操劳、腰酸背痛。一旦儿子入狱，张大哥身心交瘁，甚至不惜将女儿作为交换儿子出狱的条件。在《牛天赐传》这部小说里，作者以漫画的手法，描绘了牛老夫妇因为无子，在年之将老时捡到一男婴如获至宝的可笑行为。 婚姻模式和贞操观是最能暴露封建伦理道德弊端的，老舍对此也予以辛辣的讽刺。他在1932年写的《唐代爱情小说》一文中讲过一段话：“中国的文化是建筑在复杂的宗法制度之上的，这一宗法制度极其严酷，势力又大，绝对不允许婚姻自由。换言之，爱情和婚姻是毫无关系的，在安排婚事的时候，爱情必须绝对服从其他方面的考虑。”婚姻成了一种工具和手段，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便将自己一生的希望高高地悬挂在婚姻这面旗帜上，若遭婚姻不幸，只有听天由命。《离婚》是老舍早期创作中较有力度的一部长篇，婚姻问题在这里有集中出色的表现。老李因为婚姻缺乏爱情想离婚，但却迫于张大哥的劝告和世俗道德伦理的压力，不仅离婚不成，反遭同事的耻笑。而以道德化身自居的张大哥，以替人牵线搭桥为荣，但他的标准是为麻子姑娘找到近视丈夫，“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须细细测量”[6]，从不考虑爱情。自由结婚，更上不了他的天平。在《老张的哲学》中，李静的姑母是社会公认的“好中国妇人”，她阻止侄女和王德的真心相爱，还亲手将侄女推向火坑，她认为“老张虽丑，可是嫁汉之目的，本在穿衣吃饭，此外复何求!况且嫁老张可以救活叔父，载之史传，足以不朽!”婚姻不仅不以爱情为基础，反而被利用为抬高门楣、进身发财的手段。《文博士》中的文志强信奉“有钱才能有前途”，“钱是一切，太太只是个饶头”，所以他极力攀附杨家，而放弃了有思想有事业心的唐振华。《听来的故事》中的孟智辰之所以安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因为“她家中很有钱，兄弟们中有两位在西洋留学的”。 老舍还抨击了宗法文化中片面的贞操观。“家族伦理一方面极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的贞操节烈观，另一方面却又制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律令，于是统一在男性身上就是对女性的禁欲和占有以及对自我的放纵，发展到极态就是纳妾与否及多少成为衡量男性价值的标准，在道德面纱掩盖下的是野蛮与残酷。”[7]而女性一旦失节，就会被这个男权社会视为伤风败俗，有辱门风，在婚姻的天平上也会大打折扣。这也就不难理解《鼓书艺人》中方宝庆对艺女秀莲不近人情的严加看管。《老张的哲学》中，老张有一段著名的纳妾哲学：“有几个作大人的不娶妾？……武官作到营长不娶小，他的上司们能和他往来不能？文官作到知事不娶小，有人提拔他没有？”《猫城记》里，公使有一妻八妾，大蝎有十二个妾，他们认为“纳妾是最正当的事”，难怪《离婚》中擅长中庸之道的张大哥也说：“纳妾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必需。”老舍作品中的妓女形象系列即是对男性纵欲嫖妓片面贞操观的形象注脚，老舍也为我们展示了这个男权社会是怎样一点一点将她们逼良为娼的。《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月牙儿》中的“我”，《赵子曰》中的谭玉娥等都是牺牲品。这种片面贞节观畸形发展的结果必然会造成对妇女的始乱终弃甚至倒卖。 最令人不忍卒读的是，一些女人一旦得势便助纣为虐的现象。这种文本结构上对男权文化体系的显性颠覆并不意味着男权的失落，相反，它正敲骨入髓地揭示了男权文化及在此文化下形成的道德伦理秩序之顽固，毒害之深入已达到了发人深省的地步。《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太倚仗“娘家是作官的”，而牛老者只是一个被社会鄙视的商人，处处欺侮老伴儿，煞费苦心地要按自己的意愿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官样的儿子”，临死还不忘嘱咐儿子“作个一官半职的”。牛老太太死后尸骨未寒，牛老者的本家弟媳“雷公奶奶”威风凛凛地率子前来大闹灵堂，演出了争夺家产怵目惊心的一幕，牛老者死后，她又故伎重演，将家产洗劫一空。《猫城记》中的公使太太也如此，无论在公使生前死后，都替他行使家长的义务，牢牢看管着他的八个小妾，严禁她们难奈寂寞与人私奔，为的是保全公使脸面门风，赢得皇上赠个大匾，“上面刻上‘节烈可风’”。女得势者手中在握的权柄都是宗法社会最具权威最为畅通无阻的律令：维护家族的名誉和利益。在家族利益的幌子下，她们不惜做出有损他人甚至欺压同类的事，这正是男权宗法社会伦理世情残酷虚伪的一面。 2 毕竟，现有的文化思想总是脱胎于传统的，而传统的宗法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动、信仰、思维方式、怀古状态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上已经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8]。老舍先生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作家也不例外，他的作品饱含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特别是对北京市民文化的鲜活再现，“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9]。五年的英伦生活并没有斩断老舍的民族文化之根，末代旗人的历史沧桑感使他的心灵负荷异常沉重，平民的地位又使他脚踏实地，绝少幻想，因此，他是站在疏离时代主流的边缘位置品味他笔下的世俗人生，品味悠久的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失范，可以说其中充满了深深的惆怅和留恋。表现在他小说创作的妇女观上，难以排除男权意识的历史文化思想积淀也是很自然的，包括自觉地继承和不自觉的残存。 中国传统意义上普遍赞赏的女性，正是老舍作品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这是老舍自觉继承传统男权文化合理成分的地方。这些女性的特点，在外貌上是美丽端庄、匀称大方，在性格上为温柔善良、宽容贤慧，在能力上表现出既能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又能应付压力、勇挑重担，这也是大多数中国男人心目中的贤妻良母形象。《四世同堂》中的韵梅，《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月牙儿》中的“我”，《正红旗下》中的母亲和大姐等是这类形象的代表。与此相反，他反感那些又懒又丑、贪图享受、性情粗暴的女人，虎妞、大赤包还有《鼓书艺人》中的琴珠最为典型。他颂扬的理想女性形象属于平民阶层，她们没有时代女性搏击潮流的魄力，没有叛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在平凡的人生中，也不失为生活的中流砥柱，特别是在民族罹难之际，这种生活在最底层的女性反而能够成为民族的脊梁。老舍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审美观照应该说是符合他一贯的平民观的，也具有昭人心扉的力量。 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老舍创作中不自觉的男权意识的残存。首先，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大量的男权话语方式，无论是叙述人还是代言人，都存在以男性的眼光和思想看问题，男权意识充当着判断是非的标准。其次，男女形象相比较而言，从人性角度对女性形象的开掘力度不够，把握有失精当(《鼓书艺人》中对秀莲的塑造例外)。读者能够看到女性外表与性格的美，却很少看到女性生命意识的流动与飞扬，能够看到她们言行举止，却很难感到她们发自内心深处的颤栗与呐喊。与其说这是男性作家对女性心理的隔膜，不如说是男权意识影响下对女性人性的忽略。 暂且不论男权意识的残存是否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还是回到老舍的作品《骆驼祥子》中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吧： 他来自乡间，虽然一向没有想到娶亲的事，可是心中并非没个算计；假若他有了自己 的车，生活舒服了一些，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 的姑娘……因为一旦要娶，就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所以自己也得像那么回事。可是现在， 现在想起虎妞，设若当个朋友看，她确是不错；当个娘们看，她丑、老、厉害，不要脸!就是想 起抢去他的车，而且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些大兵，也没有像想起她这么可恨可厌!她把他 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 虎妞穿着红袄，脸上抹着白粉与胭脂，眼睛溜着他，他不敢正眼看她。她也是既旧又新 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像女的，又像男的；像人，又像什么凶恶的走兽! 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提到他，还预备着细细的收拾他。谁都能收拾他，这个走兽特别的 厉害，要一刻不离的守着他，向他瞪眼，向他发笑，而且能紧紧的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 尽。 作为一个文学典型，虎妞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但不可否认，作者在她身上赋予了过多的男权话语的价值评判，除了极力贬抑她丑陋的男性外貌特征和阴险狡诈、泼皮无赖的性格特点外，还着重指责她的变态性欲，而没有挖掘其中源于人性本真与社会压抑的矛盾，从而削弱了对传统文化道德扭曲人性的批判，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如果说以上是我们从文本内容上解读出的男权意识的残存，那么，从文本的隐性结构上分析，依然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在老舍的小说中，除了《月牙儿》等极个别的小说外，很难发现以女性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例子。主人公的女性缺席，是否隐含着作者在潜意识中将女性放在“第二性”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当然，作品中不乏女性的描写，但是，女性基本上作为配角，服务于整体创作的需要，而且是文化价值大于美学价值。 3 妇女解放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无疑是打破封建伦理束缚解决妇女问题的出路。老舍当然认同这一点。但是，正如老舍在解构男权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被男权意识渗透着一样，妇女解放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要想挣脱历史因袭的重担负载在人们心灵上的桎梏，必然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与代价。人性的解放与伦理的束缚总是一个悖论，解决这个悖论要依赖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老舍对妇女解放问题可以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性思考。 老舍笔下并不缺乏叛逆者的女性形象，但是，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没有像丁玲、庐隐那样赋予人物自觉强烈的女性觉醒意识，也没有像茅盾那样让人物卷入时代的洪流，参与到社会革命斗争的实践当中，而是在世俗生活中让人物随命运浮沉，从而更多地让读者反省女性自身应克服的弱点。克服自身弱点、争取人格独立和精神解放应该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老舍在其作品中指出的妇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自我认同并屈从命运的摆布。其中既有认为既定的社会秩序为理所当然，甘愿接受不公平命运的女性，先天不足、没有受过教育的她们从来不敢也不想抗争；也有受过教育的女性，一开始也想过抗争，但是迫于传统势力的强大顽固而最终屈从，前者有《鼓书艺人》中的大风，《正红旗下》的大姐，后者如《月牙儿》中的“我”，《老张的哲学》中的李静。 其次是过多地依附男性，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大多数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以换得生存的保证。面对男性的丑恶行径，她们没有能力反抗。但是，在依附男性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成为一种女性集体无意识的内在性格时，即便有条件去争取独立和自由也不去尝试，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女性的悲哀。《离婚》中，到最后所有的女人都怕与丈夫离婚。闹离婚只不过是恫吓丈夫的一种手段，就连大学毕业有工作的邱太太，在邱先生“确是另有了个人”的情况下，也是“又真怕离婚”。女学生出身的马少奶奶，当初为了爱情，冲出家庭，但当马少爷与人私奔后，她甘愿长期独守空房，也不逾越雷池一步，拒绝了老李爱的表示。再次充当男权社会的帮凶，残酷欺压同类，这在前文已有所论述。针对女性自身的弱点，老舍在《鼓书艺人》中借王司令太太的口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看轻你。”孟良也开导过方宝庆和秀莲父女二人：接受教育，明辨是非，分清爱情和情欲，克服自卑，建立自信和自尊，这也可以看作是老舍对所有年轻女性提出的忠告。 如果说女性自身的悲剧性和历史惯性、黑暗势力共同构成了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障碍，那么，妇女解放的第二步还应当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考虑。妇女解放运动既是在历史发展的时机成熟时产生的，也应随着历史的发展彻底改造社会，彻底改造国民劣根性，才会找到出路，这也是老舍在创作中着重思考的问题。他认为，盲目趋从时尚，急于求成，只会酿成更大悲剧。他小说中的“娜拉”们结局往往十分悲惨，这固然与她们自身的人格不完善有关，但社会整体的物质条件和思想观念还相当滞后，不能为她们提供正常健康的生存空间，相反却处处为她们布下陷井，她们追求理想的一腔热情往往成全了恶人的歹意。《月牙儿》中的“我”、《赵子曰》中的谭玉娥、《鼓书艺人》中的秀莲等女性，都经历着从“小不幸”跳入“更大不幸”的模式。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表面上兴办几所女学，根本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在《鼓书艺人》中有绝妙的讽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实实在在的教育，而不是像《赵子曰》和《牛天赐传》中那样闹几次学潮，有赖于像李景纯、李子荣、孟良那样掌握真才实学、以知识和行动去作实际工作的人，这样才可能为妇女提供更多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才可能谈到妇女的独立和进步。在妇女解放问题上，老舍没有寄过多的希望于政治革命，而更注重思想的启蒙与改造。 妇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权思想的摒弃，所以获得男性的支持与认可也是妇女解放道路上很重要的一步。老舍在他早期的一些小说中沉痛地指出像赵子曰、文博士那样的新派男性尚且不能真正地理解妇女解放，有些人甚至借此机会玩弄女性，可见要从骨子里彻底根除传统积习是何等艰难，背弃传统与屈从现实的人格断裂是许多支持与理解妇女的男性必经的过程。所以，老舍并不急于给出“娜拉”出走以后应该怎么办的答案，而是让老李、瑞宣们在道德理想与现存秩序的矛盾中挣扎，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妇女解放，路漫漫其修远，它不是换几套新装，不是喊几句口号，不是抹杀性别差异，更不是在官府中给女性留几个职位就可以解决的。妇女解放的真正实现有赖于男女两性的共同认可和努力，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充分发展，有赖于文化空间的宽松自由和人们精神境界的高度提高，这难道不是分析老舍女性观给我们的启示吗？ 参 考 文 献 [1]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A].老舍文集：第十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老舍.我怎样写《二马》[A].老舍文集：第十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章罗生.老舍现象：中国文学的世纪情结[A].曾广灿.老舍与二十世纪[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4]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5]李振杰.老舍在伦敦[A].李润新，周思源.老舍研究论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张书杰.老舍小说的文化意蕴[A].李润新，周思源.老舍研究论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8]温儒敏.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A].曾广灿.老舍与二十世纪[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荆云波(1966-)，女，河南三门峡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四川成都610064)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6卷 第1期2003年1月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1期2003年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