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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老舍是新时期与鲁迅、巴金、茅盾等齐名的大家，老舍研究起步较早而且也曾一度方兴未艾，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原因，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人民艺术家”的研究却几乎一度中止。直到1978年，作为带有平反性质的老舍骨灰安放仪式，才真正拉开了老舍研究的序幕，此后在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老舍研究渐入佳境，成为新时期学术研究的重镇。本文拟就老舍史料研究、思想研究、性格气质研究、艺术个性研究、多视角研究几方面粗略梳理二十多年来老舍研究的丰硕成果。 一 老舍史料研究 随着老舍平反工作的顺利进行，众多研究者的史料钩沉屡见报端，在对老舍生平资料的发掘考证与传记资料的系统整理、研究资料的综合汇编及工具书的编撰出版方面，经过众志成城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老舍生平资料的发掘和考证是一项规模宏大而浩繁的工程，众多研究者及老舍家属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曾广灿从事老舍生平史料的发掘和著述的钩沉考证工作，为老舍研究的基础工程——资料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主编的《老舍研究资料》[1]是一部资料性巨著，被誉为“拓荒和铺路的劳作”[2]。这本书收录了1983年以前老舍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当时已发现的重要史料，相当完备地展示了新时期初期老舍研究的整体实力。不足之处在于这本书着重搜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有关研究资料，而建国后的有关资料，只“酌情编选了一部分”，因此给人以头重脚轻的感觉，对老舍著作的详细情况也只是做了简单梳理。 四部《老舍年谱》的问世体现了老舍传记资料的整理成果。新时期以来，先后有四部《老舍年谱》以专著形式出版：郝长海、吴怀斌的《老舍年谱》[3]，杨立德的《老舍创作生活年谱》[4]，甘海岚的《老舍年谱》[5]，张桂兴的《老舍年谱》[6]。四部年谱各有千秋，其中，甘海岚的《老舍年谱》比较系统和详细，引用的资料也较为准确，出版后一度在国内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而张桂兴的《老舍年谱》著者更是“一律核对原件，以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力求每一条、每一款都尽量摘录当时当地报刊杂志的原始记载，藉以尊重历史并力求重现老舍昔日的音容笑貌”[7]，其孜孜不倦的执着态度和翔实丰富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研究界的一致好评[8]。 王惠云、苏庆昌编写的《老舍评传》[9]的出现，是老舍研究由局部向综合、由零散向系统发展时期的重要著作。著者以时间为序，逐一评述老舍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发展，清楚地勾勒出老舍的一生；同时，对老舍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或作品集进行了专章论述，资料翔实，见识独到，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但对于老舍的精神世界缺乏深刻表现，使人读后不能得到立体感。此后老舍传记大量涌现，如舒乙出版的《老舍》[10]和《我的父亲老舍》[11]，郎云、苏雷编著的《写家春秋——老舍》[12]，孙之龙、郭英奇编著的《老舍》[13]，王晓琴的《老舍新论》[14]等等，对于了解老舍的生平、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王晓琴的《老舍新论》，吸取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老舍研究者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新观点，如她第一次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典型——阿Q与祥子联系起来，从国民灵魂和人生模式上找出了二者的共通和相异之处，比较了鲁迅和老舍在改造国民灵魂这——主题上的成就和影响，非常具有开创性和新意。该书的美中不足是对老舍的崇敬使著者在充分认识老舍的成就的同时又对老舍建国后创作中的某些曲折和矛盾痛苦分析不够，对有些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阐发得还不够深入。还要特别要提到的是关纪新著的《老舍评传》[15]，这本近40万字的传记对老舍一生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难能可贵的是著者从老舍的满族气质特性角度进行挖掘，解析了老舍的民族情结，将老舍研究带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与此同时，有关老舍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两部老舍词典相继出版，即舒济主编的《老舍文学词典》[16]和史承钧先生主编的《简明老舍词典》[17]。对于帮助读者更准确的了解老舍的文学作品、创作思想及其艺术特点，准确地理解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词语，解决因时间久远、地域差异以及习俗不同而造成的阅读困难方面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二 老舍思想研究 文革结束后，更多的研究者将研究眼光由作品分析转入到学术研究层面，对老舍的思想研究这样一个以前不敢涉足的话题也逐渐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立足还原一个真实的老舍。 孟广来的《二十年代老舍思想发展初探》、《三十年代老舍思想发展初探》[18]，是较早切入到老舍思想这一课题的，在建国初期老舍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两篇文章勾勒了老舍思想发展的基本轮廓，澄清了一些混乱认识——如否定了长期以来认为老舍思想核心是宿命论的观点，提出了老舍二十年代思想是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见解等。王家生的《老舍四十年代赴美期间思想发展》[19]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提出老舍赴美期间的思想发展是抗战阶段思想发展的延伸，“这期间，老舍思想上是革命的，进步的因素继续增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融进了新的内容，达到了新的高度，他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其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祖国的人民革命事业息息相通……这为他一九四九年自美返国的关键选择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并为他返国后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这些观点虽然带有“拨乱反正”乃至矫枉过正的时代特征，可供商榷之处也很明显，但它们勾划出了老舍思想发展的轨迹，对人们认识老舍具有重要的意义。石兴泽的《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20]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该书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生成篇”论述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与现当代文学思潮、与外国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学传统、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与社会主义文学学说之间的源流关系；“发展篇”分别论述老舍三十年代文学思想，四十年代文学思想，五、六十年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原因；最后是尾论，更进一步论述老舍文化心理构成对他文学思想的制约和影响。他的《四重意识：老舍五六十年代》[21]对五六十年代的老舍思想状况这个不易把握的、大家都有意无意回避的课题进行了正面解读。他从文学思想的角度对彼时老舍的思想意识以个角度去考察，分别是：作为文化官员的意识形象；作为普通公民的意识形象；作为作家的意识形象；作为理论家的意识形象。认为这四方面相互矛盾又彼此渗透，各有侧重却又相互影响，其间的更迭交替构成了复杂而微妙的四重奏。樊骏的《认识老舍》[22]可谓是老舍研究界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他认为老舍始终坚持的五四思想启蒙的传统，既是解开老舍批评史上各种分歧的死结的关键，也构成了老舍艺术世界一个鲜明的思想特征。他认为较之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从社会政治着眼切入现实的创作，老舍创作有着自己更为独特更为深长更具特色的思想艺术效果。这些从中国现代文学进化论观念的得失角度予以辨析得出的独到见解，使我们看到老舍创作的得与失，都与他坚持按照实际见闻和切身体验反映生活与塑造人物的创作原则密切相关，对此后的老舍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洁的博士论文《世纪仿徨：老舍论》[23]对老舍的思想发展脉络演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她探讨了老舍生命里程和文学里程在20世纪中国历史起伏、中国文学史的起伏和老舍自身文学理念摇摆之间的起伏涨落，抓住老舍生命中的几个关键年份细加分析它们所体现的丰富内涵及对老舍人生和文学转变的意义，合理地解释了过去的研究已触及的老舍文学几次转变的机缘，多有新见。她的一系列论文《试述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文艺思想》[24]、《老舍山东时期心理试析》[25]、《老舍在“十七年”间的创作》[26]，也都是对老舍的思想研究极有价值和分量的。王玉琦的《试论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思想》[27]对建国后老舍的文学创作思想在“艺术的”还是“功利的”之间难以取舍的复杂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根源是老舍的平民、作家与文化官员等不同角色要求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对我们认识和把握建国后老舍创作呈现的复杂现象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 老舍个性气质研究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比较独特的作家，对其个性气质的研究是我们打开其心灵世界、揭示其创作奥秘的另一把钥匙。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个性气质论》[28]，从老舍早年家境和生活的时代出发分析老舍个性气质的形成原因，认为“穷人”境遇和“末世人”境遇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老舍个性气质的“沉郁”色调，构成老舍特有的“双重遗弃”的感受方式和他认识生活的独有角度，从而对其生存方式、文化选择和死亡形式等起了决定作用。石兴泽《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冲突——老舍性格心理的纵向分析》[29]着重把握了老舍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矛盾心理特征。关纪新《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30]及《老舍，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31]从满族文化对老舍的影响角度出发，认为在老舍的创作中始终体现着满族的文化心理及审美特征，作品中蕴藉的情感、塑造的人物、选择的词语都受惠于老舍的满族气质，这一研究思路还贯穿在的《老舍评传》[32]及其它论文中。 四 老舍艺术风格研究 老舍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的作家，对其艺术风格的探讨是我们解读老舍的基础工作，众多研究成果可谓群星璀璨，各有千秋。 (一)老舍作品的幽默风格 幽默是老舍作品的主要特色，众多研究者都给予了热情地关注。刘诚言《老舍幽默论》[32]是新时期对老舍的幽默艺术全面研究的突出成果，他认为老舍是在自古“不懂幽默”的东方大国敢于张扬幽默大旗的人，其幽默几乎涵盖了他的全部创作，涵盖了他所涉及的各类文学样式，老舍的幽默博采众长、雅俗共赏，因而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王晓琴分析了老舍与30年代中国现代幽默思潮的关系，阐明了他对于当时的幽默思潮的认同，又论述了他对此的超越，认定他既不同于林语堂等幽默的倡导者，也不同于对此持保留和批评态度的左翼作家，而是吸取了两者的合理成分，形成自己独特的幽默风格。她指出老舍与中国20世纪幽默潮双向互动，缔结成最自然最稳固的审美关系，老舍的幽默推动了中国20世纪幽默潮的发展，而中国20世纪幽默潮又以所营造的时代氛围、文学风尚，造就了幽默大师老舍，这些很有见地的学术新论体现在她的专著《老舍新论》[33]及《老舍与中国20世纪幽默潮》[34]、《老舍的幽默艺术特征》[35]等文章中。古世仓《论老舍“幽默”的主客体统一性》[36]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论述老舍的个性气质、认知方式、表现方式与对象特性、时代影响所构成的老舍幽默的特性及其价值。他认为老舍是没有脱离政治、离开革命的学者和作家。因其个性气质的影响，他的认知方式与表现方式、他的幽默中都含有一层“伪饰”。老舍的幽默，实际是他与中国现代革命复杂微妙关系的折射或投影。 (二)悲喜交融的艺术主调 在这方面，王玉琦的成就比较突出，她的《“笑恨交织”的艺术呈现——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悲喜剧审美形态)[37]从悲喜交融的审美形态考察老舍创作的独特魅力，并从外来影响、民族风格、市民文学、成长经历等方面探讨老舍幽默的根源。她的另外两篇论文《老舍的悲剧观念论略》[38]、《“以笑来矫正或诛伐”——老舍的喜剧风格》[39]也分别探讨了老舍悲喜剧观念的成因。 此外，较突出的还有谢昭新《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40]指出悲剧意识是创作主体最活跃的部分，刘德康《悲剧精神与喜剧意识的化合》[41]指出喜剧意识与悲剧精神的和谐统一造就了老舍的传世之作。 (三)语言艺术 老舍是一位语言大师，他那别具一格的“京味儿”和俗白生动的口语写作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20世纪80年代多为作品中语言技巧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者则把视角提升到了语言学的高度进行观照。 王建华《老舍的语言艺术》[42]总结了老舍对新文学白话语言理论上的认知与创作上的实践，孙钧政的专著《老舍的艺术世界》[43]全面地分析了老舍作品的语言美。此外，邱仕华《老舍的语言艺术观——老舍写作观研究之一》[44]、周关东《老舍小说比喻撷英》[45]、高万云《老舍小说的用词艺术》[46]、靳新来《老舍的文学语言口语观》[47]、牛鸿英《跃动生命情感的语言追求——老舍小说语言的文体和心理分析》[48]等也都对老舍的语言艺术做了多方面的探索。 五 老舍多视角研究 (一)文化视角 老舍是一个“文化味”极浓的作家，他的作品和人品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化现象，从此入手是研究深化和学术自觉的重要标志，学者们也纷纷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路向和渐有个性的论说方式。比较突出的有石兴泽的《论老舍文化人格的现代意识》[49]，《老舍文化心理与文学思想生成、发展的二重奏演》[50]等，他从文化心理的生成建构入手，对老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细致描述。郭锡健《谈老舍文化人格的主调》[51]运用人格学理论分析老舍文化人格生成的家庭和文化原因，认为老舍文化人格的主调是在情与理、悲与喜、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中形成的趋和心态、厚情取向、崇侠气度和尚节风骨，这种文化人格的价值表现为在古今贯通中养性，在情理交融中创业，在刚柔相济中做人。宋永毅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52]把老舍放在中西文化的背景下动态地加以考察，采用了包括人格心理学在内的多种视角和方法，对老舍世界丰富的文化内涵加以梳理整合，从老舍童年到少年的成长经历来透视他受到的或隐或显的多种文化影响。甘海岚的《老舍与北京文化》[53]是一部开拓性的学术著作，著者从北京地域文化的视角，对老舍的艺术世界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拓展了老舍研究的新视野。赵园《北京：城与人》[54]也是通过城与人的精神联系去探究城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对于城中人的微妙深刻的心理的情感的影响。她不仅把握到了一般论者所能顾及到的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批判与表现，更捕捉到了为别人所忽视的老舍深厚的文化认同。在老舍与北京城的开掘中，又能联系比较北京城与“京味”小说、老舍与“京味”小说的关系，多重的阐释使文化意识与历史意识相交融。吴小美、魏韶华的《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55]更充分显示了当代老舍研究的总体趋势。作者将老舍放在一个多世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加以考察，在与同时代文化人的比较中确立真正代表老舍的思想特征和艺术风貌，将老舍小说世界的丰富内涵视作20世纪东西文化互相碰撞、消解、融合、重构中的产物与表现，旨在跨文化的研究，极大地拓宽了老舍文化研究的视野。 (二)性别视角 从性别视角研究老舍的女性观、婚恋观，探讨老舍性别文化心理中的男权意识及文化心理的传统性，是近年来老舍研究一个独特的领域。比较引人注目的成果有石兴泽《从女性形像塑造看老舍文化心理的传统走向》[56]、袁桂娥《论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兼论老舍的女性》[57]、王春林、王晓俞《月牙儿：女性叙事话语与中国文人心态的曲折表达》[58]、陈留生《性别——文化视域里的虎妞命运》[59]、张丽丽《从虎妞形象塑造看老舍创作的男权意识》[60]、王卫东《老舍小说的婚恋观》[61]、王桂妹、郝长海《传统品格的坚守与重塑——论老舍小说中的女性观》[62]等文。较有代表性的是石兴泽的观点，他认为，生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时期的老舍，具有非常自觉的现代意识；其文化心理深处，却是远比现代意识更为浓重的传统意识，这在他的女性形象塑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赞美贤妻良母、同情风尘女子、理解守旧的普通老太太，而对家庭独裁者和摩登的知识女性却表现出极大厌恶，无论情感倾向还是思想认同都缺乏明显的现代内容，都散发出浓厚的传统气息，女性观念的传统守旧是老舍最突出的局限，这对老舍文本的深层解读提供了有效的探索途径。 (三)比较视角 比较视角的老舍研究在新时期呈现了一定的影响和气势，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老舍与外国文学的渊源进行了梳理，史承钧、任斌《老舍与西方现代派文学》[63]较全面地阐述了现代西方文学与具体作家对老舍不同侧面的渗透和影响：康拉德的叙述方式与景物描写为老舍所借鉴，弗洛伊德学说对老舍心理描写有所影响，反乌托邦小说唤起老舍的忧患意识等。徐德明的《老舍小说融中西诗学实践窥指》[64]运用诗学文化理论分析老舍作品，指出老舍的中西结合属内化型，在两个传统上建立起人与事相互为用的灵的文学的叙事诗学纲领，他的作品完美地展示着中西叙事学交融的典范。成梅在《老舍小说创作比较研究》[65]中集中笔墨进行文本对照，揭示了老舍博览广取的世界眼光和能动地吸收、消化人类文化遗产，用自己的语言和技巧完成自己的东西的努力。新加坡学者王润华的《<骆驼祥子>中<黑暗的心>的结构——老舍与康拉德比较研究》[66]阐释了康拉德对老舍创作的巨大影响。 老舍与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其中谢昭新《老舍与唐代传奇小说》[67]从游侠、爱情、语体等方面论述老舍小说创作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关系，显得较有新意。石兴泽的《老舍文学世界的生成与发展》[68]、《老舍文学世界的构建与五四文学传统》[69]、《老舍的文学世界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学》[70]则分别探讨了五四文学传统和中国民间通俗文学对老舍文学世界生成发展的关系。 (四)宗教学视角 老舍的宗教研究也是过去人们有意无意回避的一个话题，究其原因，是出于传统心理的影响，以前人们总是把宗教同封建唯心主义、同殖民者的文化侵略联系在一起，总是尽量不谈宗教对于老舍的影响。朔戈金在《老舍关于宗教的佚文》[71]中虽然承认老舍同宗教的密切关系，却不得不花费较多的笔墨说明基督教的二重性及其在中国盛行的历史原因以及老舍受洗入熟的社会历史原因，谈到老舍的接受及其思想表现却闪烁其辞。后来他又撰文《老舍—个叛逆的基督教徒》[72]对老舍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述。近年来一批学者拨开云雾，对这一领域进行了严谨踏实的研究，取得了较有分量的成果。徐德明分析了老舍的宗教态度及对老舍小说创作的影响[73]，张桂兴详细分析了老舍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对老舍生活和创作道路、精神品格的影响做了多方面阐述[74]，王玉琦认为老舍接纳和扬弃宗教精神的个性特点是以社会使命感与爱国思想为中坚，兼容佛家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爱”与救世精神，关注国民灵魂的拯救，这一特点使老舍的创作形成颇具宗教色彩的文化启蒙姿态：灵的救赎[75]。但总的来说，从宗教视角出发的这些研究成果仍显出了视角较为狭窄、选题重复的不足。 (五)叙事学视角 对老舍的叙事学解读是新时期以来老舍研究中较有活力和对深读、细读老舍有重要意义的视角。前15年的老舍研究已经拓展到老舍小说的结构方式、运思型范和叙述模式等方面，近10年叙述学角度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在老舍研究中自觉运用叙述学方法及发掘老舍叙述对中西叙述方法的创造性借鉴和贡献方面。马云《冲突与融合——老舍小说叙事的一个文化模式》[76]、徐德明《老舍小说的叙述学价值》[77]、杨军《老舍小说叙事模式探析》[78]、王卫东《从叙事学角度解读<月牙儿>与<阳光>》[79]等论文都指出老舍整合了民间小说的细腻叙述、古典文学的篇章叙述和西方小说的叙事方法，丰富发展了小说的叙事模式，对中国现代叙事理论作出了贡献。徐德明《从<离婚>看老舍的小说叙事艺术》[80]以《离婚》为例，看到了老舍“由事实中求得意义，予以解释，而后把此意义与解释在情绪的激动中写出来”，却没有“教事实给管束住”，分析了老舍的现代叙事理论的建构过程。我们相信经过进一步的努力和探索，叙事学视角的老舍研究将会出现更加丰硕的成果。 新时期的老舍研究可谓是“守得云开见月明”，由于大批研究者的扎实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惊喜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亚待解决。首先是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造成了我们的研究在整体上难有重大突破。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文化层面切入去研究老舍，而忘记了他与众多现代作家一样，生活在政治生活风云变幻的现代中国。如果不把他放入到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革命生活中去研究，就不可能更深入地认识其文化建构的艰难、意义和价值内涵。因此我们更需要对老舍进行一种超越现有文化角度的多维文化视野的研究。其次老舍研究目前还存在选题重复、老调重弹的现象，既有学术分量又能够开拓新意的著作不多。虽然也有版本学、史料学、民族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地理学等角度的开掘，但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操作自觉，还未形成一定规模。值得欣慰的是，新时期以来，人们对老舍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近年来多次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于澄清老舍研究的疑难点、开拓新的研究视野、提高老舍研究的整体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老舍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也使我们确信更为扎实和富有创见的老舍研究成果一定会更多地涌现。 [参考文献] [1]曾广灿.老舍研究资料(上、下卷)[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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