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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老舍常说自己不是诗人，写的诗也是“不象诗的诗”[1]；就是胡絜青先生在老舍死后仍坚持说“老舍不是诗人”[2]。好像再来讲老舍是位诗人就显得勉为其难了。不能因为老舍曾经讲了什么就是什么。老舍也说过自己写的戏剧是“不像戏剧的戏剧”[1]，难道我们现在能说他不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吗? 老舍是个幽默大师，懂得使用语言艺术。我想，老舍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话里有话。他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里走过来的人，对新诗在草创期出现的各种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尤其是对“伪浪漫”诗歌嗤之以鼻。显然，他是不愿意被冠以这样的诗人称号。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是诗人，正体现了他对诗歌这种文体的敬畏和慎重。犹如反对正确的废话那样，老舍也反对“健康的文字游戏”。他禀承的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他说：“写诗是为了传播真理”[2]。老舍写诗的确肩负着启蒙和抗战的双重使命。卢格说：“美德和自由的实在性，最终通过艺术而表现理想的存在。”[3](P277)在《中部——秋林》里，老舍批评“后方的诗文，往往是公式的应用，/即使文字优秀，而气馁言空”。而在《宜川——清涧》里，他颂赞“在这里，长发的文人赤脚终年，/他们写作，他们表演，/他们把抗战的热情传播在民间，/冷笑着，他们看着敌人的炸弹!”。总之，老舍愿意做一位新时代的现实主义诗人。 从现有资料来看，自1921年2月发表《海外新声》起，一直到1963年1月发表《歌唱伟大的党》止，老舍写新诗写了三十多年。不像职业诗人，老舍写新诗是断断续续的。而且，他在30年代写的新诗比其他年代都要多。在我看来，这十年，他写的新诗量多质高，为中国抗战新诗宝库添加了一批宝贵的诗歌资源，充分展示了一位优秀抗战诗人和讽刺诗人的才情与品格。老舍生前只出版过一部诗集《剑北集》；死后出版了《老舍诗选》和《老舍幽默诗文集》等；加起来，也不过六七万字。 以40年代为界，我们可以把老舍的新诗写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重在叙事，幽默、含蓄、有力，且常署名“舍予”；我因之将它命名为“舍予时期”，属于“舍予式”抒情。后期重在抒情，爽直、明快、轻扬，署名为老舍；我因之将它命名为“老舍时期”，属于“老舍式”抒情。 二 先说说“舍予式”抒情。叙事也是一种抒情，只不过是一种别样的抒情。 老舍宣称自己不会写抒情诗[1]。他的诗，不论是新诗还是旧诗，几乎都是他到处游走的心迹记录。老舍试图“以诗代替游记”[1]。比如，在《内蒙即景》的诗前“小引”里，称他的新诗是“整齐的笔记”。而在1965年5月4日写给郭沫若的便笺里，称《游日十七首》为“韵语日记”。从这个角度上说，老舍新诗是游吟诗、纪事诗。尽管它们具有片断性和印象性，但是没有零散性和委琐性。因此，在律诗《题静庐写秃松小品》里，老舍说：“落笔何朴拙，以见我生涯。那堪为蜂蝶，肆意逐繁华”。他是“以远古史诗的情态”，来诗写“简单的民族独白”。所以，老舍前期新诗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它们设意崇高、表现微妙。 当然，老舍新诗的叙事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嬗变历程。 在30年代初期，老舍新诗是以抒写自己内心之情为主，外在事件显得并不重要。如《音乐的生活》首节：“我，宇宙之琴的一个单音，/想在琴曲中试试我的轻颤；/假如我在调和的群响里消失，/似雨滴落在‘海母亲’的怀里，/感谢那弹琴的圣手，也许是上帝，/使我伴着‘音姊妹’们游戏”。诗人至少要听有我之乐，更喜欢听宇宙之歌；暗示出诗人愿意投入社会、拥抱生活的开放性胸襟。在《红叶》里，老舍托物言志，以红叶精神自况：“生命最后要不红得象晴霞，当初为何/接受那甘露甘霖，大自然的宝液?”。而在《慈母》里，老舍则进一步将自己的感受提升到爱国的、民族的思想高度，希图使它们“带着‘荆柯’与‘岳飞’样的音色”。 到了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不少绝妙的讽刺诗，将自已的爱憎情感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象上，从而使他的新诗的叙事性得到明显的增强；同时，它们的战斗性质和现实力量是以往诗篇所不具备的。至此，老舍作为一位讽刺诗人和抗战诗人的形象就开始强劲地凸现出来。1933年，是老舍新诗写作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老舍写出了六首优秀的现代讽刺诗即《教授》、《长期抵抗》、《空城计》、《谜》、《致富神咒》和《痰迷新格》。它们既有社会讽刺、时事讽刺，又有世态讽刺、性灵讽刺。比如《长期抵抗》揭批的是假抵抗、真龟缩的投降主义。比如，诗里有这样的一些诗句：“好小子，你敢打?/我立刻通电骂你祖宗!”；“你真过来?咱们明天再见”；“我决定长期抵抗，一辈子不和你交锋”；“长期抵抗，慷慨激昂!/听见没有?来，放下枪炮咱们先喝一盅”。在这里老舍所使用的是手术刀的艺术；他要致他的讽刺对象于死地而后快。老舍的现代讽刺诗，注重观察、讲究客观细致的描写和冷峻的讥讽；其讽刺音调烈性而尖利；是一种打落水狗的讽刺；其政治目标和美学原则是老舍所说的“单一的打击性”’[4]。我曾经这种讽刺称为“贺拉斯式”/“武出式”讽刺[5]。这些讽刺诗的高妙的艺术表现得益于老舍不朽的幽默智慧和讽刺才能，也得益于老舍长期研习鼓词、快板、相声和幽默小说。 第二年，在《鬼曲》诗后的说明文字“第二文本”里，老舍进一步探寻着新诗叙事性的理论问题。他说：“在文字上就照着这几行的样儿：没韵，行与节的长短都没一定，字面儿浅而要句句落是实，不甚求修辞的帮助，由全体看来能象首诗——叙述的”；“我要描写它们，并且判断它们。假如有点思想的话，就在这‘判断’里。”当然，诗歌里的判断，不同于逻辑判断；它要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进行艺术转换的基础上来进行立意判断。 叙事长诗《剑北篇》是老舍新诗叙事性抵达极至的标志。与其说它是在叙写一个故事，不如说它是在歌唱着一个故事。诗叙写了老舍在抗战途中的经历与感受，从一个侧面记录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抗战。正如他自己所说：“材料是我自己的，情绪是抗战的”[1]。而《剑北篇》里的各首新诗既独立成章又似断似连；它们试图抓住抗战在现实和历史最紧要处的肖像及其片断，并对其作出广泛的描述；它们是“一种音乐性的高度的浓缩”，是类似于舒曼间奏曲式的“片断的圈子”[6]；它们共同指向讴歌中华民族抗战这一时代的中心主题。 老舍新诗里的叙事，是对历史或现实的修辞想象，是内心的现实，是本质性的真实，与别林斯基所说的“文学的幻想”——“文学应当成为民族精神的表现，民族内心生活的象征，民族的面貌”[3](P297)——相符。老舍非常重视新诗的艺术表现，重视诗的色彩、声音和想象。请读《洛阳(上)》开头几句：“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在我心灵深处那有音乐的地方，/觉得最好听的地名儿是洛阳。/当色彩与音乐来会见诗的想象，/往往我顺着地名的音响，/把它染成浅绿，或者微黄，/像完美的鸣鸟，声色相彰”。当然，老舍也常常感到言与意之间难以调和的苦恼。在《双石铺——宝鸡》里，他写到：“我爱这伟大的民族”，但是“有什么言语能倾尽这爱慕”!在《至友人函》中，老舍还谈到新诗叙事有三难：一是格式问题，二是通俗问题，三是押韵问题。他以《剑北篇》为例，指出它有四点不足：一是韵用得太多，二是写景多于写事，三是未能完全通俗，四是旧形式、民族形式的镣铐。他甚至还说：“说到这里，我就根本怀疑了民族形式这一口号”[1]。老舍的这番话表明了在新诗写作中叙事性的限度和难度。我们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新诗进行叙事的艺术箴言。《剑北篇》的实验性显示了它的丰富性。我认为，新诗有抒情性、歌唱性、叙事性和戏剧性；要处理好作为它的根性的抒情性和作为它的重要因素的叙事性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位真正的诗人而言，他要认真思考的恰恰不是叙事指向叙事的可能性，而是叙事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 3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60年代，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和积极浪漫主义诗风的吹刮下，老舍慢慢地放弃了叙事，而转向召唤、鼓劲、歌唱了。 三 这就是“老舍式”抒情。 随着抗战的深入，那种延宕抒情的叙事，那种徐缓的诗歌节律，已经与时代的大革命形式不相适应。此时，短悍有力的抒情已经成为现实的需要，也日益切合了中国民族战时审美文化心理的变化。比如，在1938年老舍写出了类似于田间的“战斗鼓点般”的枪杆诗《流离》：“家何在?/前路茫茫!/是万恶的日本，/使我们家破人亡；/家何在?/有血性的，/打回故乡!”。他也写了《壁报诗》之类的墙头诗，起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罗斯塔之窗”相仿的效用。此外，老舍还尝试着用散文诗的形式来写战歌。比如《歌声》既歌唱了伟壮的山河，也呈现了伟丽的破碎；既呈现了伟丽的忧郁，又歌唱了伟丽的壮烈。老舍总是“依着良心的吩咐”去行动和思想。在《元旦铭》里，他说：“叫世界上的黑暗与光明，/叫人类的聪明和奸狡，/都瞒不过这颗心，/都不使这颗心动摇”；他又说：“凡是我能做到的，/象对抗战的宣传，/文艺的创造，/生活的严肃与清贫，/朋友的真心相报，/是的，凡是我能做到的，/我必做到”。 从艺术角度来讲，现实的变化和要求，与老舍固有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才能出现了脱节的现象，尤其是在解放过后，老舍一方面兴奋于时代的突飞猛进，一方面又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用新诗的艺术形式来传达这种感受。比如，1959年写的《祝贺北京解放十年》诗前短文里表达了这种复杂的心情：“这篇韵文既非旧体诗，又不象快板或快书，也不能叫做新诗。北京解放了十年，变化飞快，一日千里，我喜欢得不知如何是好，因而用了这四不象的形式，不为别的，只为无拘无束，道出狂喜”。这也是建国后长期困扰包括郭沫若、艾青等在内的老诗人的苦恼。 显然，从“舍予式”到“老舍式”，老舍新诗的主题愈来鲜明硬朗，而艺术表现却愈来愈单薄浅显。这是不必讳言的。这既是老舍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 要真正深入地解读老舍的新诗，就要理解它们与它们所处的意识形态世界之间的曲折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不仅出现在“中心思想”和“主题”上，而且也出现在风格、韵律、形象、质量以及形式中。只有既把它们放在社会历史语境中考察，又着重于它们艺术表现和艺术形态的内部研究，才能看到老舍新诗里本质性的东西。 [参考文献] [1]老舍.三年写作自述[J].抗战文艺，1941，7(1). [2]胡絜青.老舍诗选·前言[J].大地增刊，1981. [3]转引自(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册)[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4]老舍.老牛破车[M].人间书屋，1937. [5]杨四平.中国新诗学[M].作家出版社，1999.39. [6]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自述[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63. [作者简介] 朱力(1979—)，女，黑龙江鸡西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安徽芜湖241000 原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宕科学版) 2005年8月第26卷第4期 原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宕科学版)2005年8月第26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