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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在北京学习生活了将近一年。一半时间是在鲁迅文学院，还有另一半则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在北京春天的风沙和黄昏的车流里，有时候我会突然想到陆文夫老先生，去世前他常说，“你们要多走出去看一看，再写苏州，写小桥流水，就不是以前那样了。”现在我确实会经常出去看看、走走，然而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突然发现很多东西没有了，很多东西改变了。 这个时代在变，我们周围的世界在变，变得翻天覆地，难以辨认。就像诗人欧阳江河说的，“它恰好不是一个故事，不是‘砰’的打开，一个伤痕提醒你说，看，这就是变化。它成了生活的脉搏，变是惟一的不变。” 那么，仅凭我们从小接受的具有延续性的教育、我们有限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就并不足以解释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种种现实。现实不能被有效地解说与诠释，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真实性与力量感。徐友渔曾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些年中国文学成就不显著，不在于哲学谈少了，而在于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没有敏锐感觉，对这种变动在精神层面的反映没有深刻把握。” 在这个不断变动的时代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它像一条滑腻腻的鱼，很多时候，我们抓不住它。 在北京的这一年，我听了不少，学了不少，也想了不少。重新翻看了一些自己以前的作品，我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意义的或者说没有多大意义。我同时得出了另一个结论：我没法再写以前那样的东西了。最后一个结论是经过推理得出的：不管怎样，这样的认知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重新具有了崭新的可能性。 我最近在看一些人类学方面的书，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弗雷泽的《金枝》，另外，还有巴赫金、萨义德、奥威尔的一些随笔。也经常和一些朋友聊天，他们的知识背景和宽阔视野同样能给我很多营养。我突然警觉到，以前我关注的、写到的东西其实还是非常狭窄和有限的，有很多重要的东西看不到想不到，自然也就写不出来。 但这里面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在下意识地确立一个“自我”的形象，剖析着“自我”的精神世界，但这个“自我”和外面的世界不接地气。另一种则是尽力地表现外在世界和思潮了，但“自我”的面貌却模糊了。郜元宝有一篇《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他的结论我非常同意——“作家必须把自己放在现实中，放在人群中，和自己也在其中但更多由他人所组成的现实和时代一道经历、体验、思考、挣扎和前进。” 也就是说，既要有自我，又要有后面那块广阔到无边无际的背景，在无边无际的背景里抓住一条活生生的鱼。 我和青年评论家郭艳聊过一些关于中国 “70后”作家的问题，她觉得“‘70后’视野不宽，知识积累不够，导致书写不能进入社会与历史层面，判断也缺少鲜明的个人立场”。这讲的就是后面那块背景的问题——看不到广大的水域，看不到浩如烟海的现实生活。 必须要首先抵达普遍之物。 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知识框架和立场。因为如果完全不具备对于自身文化处境的基本判断，以及对于世界文化脉络的基本了解，那么思想以及艺术的创新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然后就是写作资源，也就是说那条鱼，怎样把它养大养肥，而且知道什么样的鱼是可以养大养肥的。比如说，有些作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那么，在乡土中国面临剧烈变迁的今天，弥足珍贵的乡村经验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就要消失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就要改变了，乡村的文化、伦理和情感都要面临巨变，此时对于写作资源的重新占有和最为独特、个性的再次利用，即成为这部分作家迫切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当然，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乡村经验的作家。书写日渐丰富与广阔的城市生活仿佛已成为无可选择的选择。然而恰恰是在最近的一两年，我突然意识到了解乡土中国的重要性。为什么？不为了写乡村，而是为了更好地写城市。中国的城市也不再是以前我们头脑里、概念中的那个城市了，时代的洪流流淌过乡村的土地，在护城河边蜿蜒静伏……那河水的气息是复杂的，如果不把那种复杂性揭示出来，时代的质感、城市的质感完全无从说起。 之所以说，我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意义的或者说没有多大意义的，是因为很多作品仅仅只是在表达情绪。其中有一些其实已经遇到问题了，但我仍然是绕过去了，回避了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恰恰正是造成文本单薄与狭窄的重要原因。 接下来则是至为重要的四个字：处理问题。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小说家的本质当然并不承担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任务。但现在我们所谓的“小说应该回归故事”是不对的，真正的小说永远应该具有哲学层面的思考。故事仅仅只是、而且永远只是小说的基本…… 是的，很多事情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其实并不矛盾。比如说，我一点都不反对、而且完全拥护“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写作，把人生观点、价值观念、对一切问题的看法放到作品里去、放到小说里去”。但我同样认为这样的观点和想法也是极为正确的，也是应该成为我们的努力目标的——“中国的作家大多数是讲故事的好手，对世界性的理论话题却关注不多，其实在真正的国际意义的作家交流活动上，往往是会探讨社会公众话题的。全世界的作家都有知识分子的一面，中国作家不能仅仅强调自己是讲故事的人和抒情的人……” 这才是比较完整的中国作家的形象与质地。提供好的文本，或者在提供好的文本的同时，具有勇气和智慧向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 去年我参加过一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其间谈论过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谈论过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看法是不一致的，同行之间也有极为激烈的争执。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很多东西需要做崭新的解说、发现与定位。比如说乡土中国、现代都市，比如说雷锋，比如说“真、善、美”，它们基本的定义都在那里，没有变，也不会变，但它们需要重新被建构，它们需要“别解”——中国文学究竟会往哪里去？现在的年轻读者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学？为什么现当代的纯文学已经失去了它当时的那种影响力？除了我们整体的教育方式、文化素养等方面的问题，是否还存在社会转型时期更深层次的根源…… 这些都是具有延伸及拓展性的话题，因为我们还处于变化的过程当中，所以看不清这个转折的整体面貌，但恰恰正是这些问号，才构成了世界及其作家内心的丰富质地。 内心丰富了，广阔了，世界性也就出来了。因为“世界性就是一种从心里长出来的宽阔视野”。 就像有一次我问一位朋友：“在你心里什么是好的文学？” 他回答说：“知道世界在这里，此刻，以及永恒。”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