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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是一个问题，它要求一个人的写作从一条惯常的、习见的、“正确的”、属于时代流行思想的大路上岔开去，“一意孤行”，将自己放置在一种恒定的幽暗之中。哈罗德·布鲁姆在他《影响的焦虑》一书中也曾发出这样的警示：“我和维柯一样坚信：具有预见性是每一个强者诗人不可或缺的条件。缺少了这一点，他就会沦为一个渺小的迟来者”。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预见”都不会贮藏在不思考的流行思想中，不会贮藏在被旧有文学、社会学、哲学或其他学科证明了数十遍、一千遍的“真理”中。这种预见性，也必然遭受某种程度的不被理解，但它却是文学最本质、最可贵的品质。所谓少数，更要求写作者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而不是曲媚，无论是对大众、权贵、利益，还是对文学史，甚至另一个“自我”，都得抱有些警惕；要求写作者不计利益损害地去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所有有效的写作都是先锋性的，“发现是小说惟一的道德”。当然，在我看来少数也不是一个刻意追求，也绝非是简单地说“不”、简单地悖反，而是怀着怀疑和忐忑追问：必须如此吗？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别的可能？在别的可能中，又会有怎样的遭受和问题？有人说，作家是人类的神经末梢，我深以为然。无限，则是另一个问题，它要求一个人的写作既是前人经验的某种综合，又应当有永远不被穷尽的新质，一百年、二百年过去，当它所依借的所谓“时代背景”生出变化，那些依借这一背景而生发的丰富、深刻、意味都被耗尽之后，它依然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依然具有新意，它依然是丰富而深刻的，一百年、二百年后出生的人还能从中读出会心。无限是前提。写给无限的少数，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中，一直充当着我的终极理想。 写作是什么？一个作家应当是什么？博尔赫斯曾写过一篇名为《创造者》的小说：从前，有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他想要按照真实的比例画一张世界地图。他画下了山川、河流、树木、房屋、河流边上的牛羊和生长的青草……总之，他画下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所有一切都被缩小到他的这张地图中。他用尽了毕生的精力。而等他将这张地图画完时，突然惊讶地发现，他画下的，是自己的那张脸。我已经不只一次地引用过这篇存在于我的记忆、却找不到出处的小说，我对它异常着迷。在这篇小说中，博尔赫斯强调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各项要素：野心、真实、毕生精力、创造、世界、自己的脸。野心，属于文学的庞大野心，我具备，我不想隐瞒。也正是这份野心支撑我在那条“傲慢与偏见”的道路上一直前行，不曾懈怠。世界，把世界和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来打量，我承认我也一向如此，我希望我的文字能超越时代、民族、文化差异，而捕捉到人类本质和根性的东西，在每一个个体身上能够展示人类共有的东西。作为写作者，尤其是阅读者，我一直享受着世界文学、文化成为一体的恩惠。毕生精力于我，问题也不会太大，阅读和写作于我是人生值得永久保有的乐趣，意味着幸运和幸福。问题是，我的“创造”是否达到了自己想要的预期？我能不能用一生的时间来画下自我的脸？我现在和之前的所做，是在用“真实”画自己的脸吗？说实话，我一直在超强的自信和对自我能力的深度怀疑中挣扎，当下，在写作长篇《父亲简史》的时候尤其如此。我不惮自己经受所谓的寂寞，不惮一意孤行不够正确，也不惮贫苦，但却始终惧怕自己的创造力在不自知中降低，在不自知中开始媚俗。 作为所谓“70后”作家，我也想谈一下我们这代人的写作。作为文学期刊编辑，我现在编发的作家作者主要是“70后”，现在在文学期刊上活跃的有许多也都是“70后”。去年在作代会上，我也曾在与鲁敏、乔叶等作家聊天的时候放言：等我完成手上的长篇，准备用两年的时间，写一部关于“70后”作家的专题评论……尽管这话有部分戏言的性质。想要这样做的原因是，我希望，能把这一代作家的写作放在一个大的文化史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打量，而不只局限于一时一隅，仅和中国的“50后”、“60后”作家比较是不够的、狭小的；我希望在共同之中寻找和彰显各自的不同，那种差异才是文学最应珍视的，要知道，任何一位优秀作家都会在他所处时代的平庸中获得“意外”滋养，从而生出不同。 我绝不否认时代中共性的成分，它对一个作家、一代作家影响巨大，但真正优秀的作家肯定会在那种共性成分和习惯性写作中做出延伸，成为林外的树。写二战，写纳粹，写德国，你看看伯尔、君特·格拉斯、海纳·米勒……他们是如此地个性鲜明，又全部抓住了那个时代和人性中本质性的东西。就中国的“70后”的作家而言，徐则臣的写作丰富大气，烟火繁盛，在故事讲述上绝不逊于任何“60后”作家，部分文字可与拉美作家比肩，而他广博的知识也让我敬重；魏微苛刻的精致使她的文字气韵畅盈，有一种慢慢渗入却又经得起反复回味的力量；东君的小说有一股让人陶醉的气息，很现代，有江南的湿与润，也有自由和丰厚；张惠雯的现代感，付秀莹含在文字里的湿润与苍凉，薛舒文字的凌厉和内在的激荡，苏瓷瓷充溢的才气和野性，鲁敏、乔叶对世事人心的洞察体味，卫慧、棉棉对都市欲望的尖锐描述……我想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个被忽略的“70后”——李亚，他的《流芳记》应当为“70后”的长篇创作赢得尊重……不过，我想我也必须承认，在我们这一代作家身上，某种的集体性欠缺也是相当明显的：和所谓现实、生活贴得过近，过于精于世故，和平庸日常过分和解，媚俗，满足于集体讲述和小小虚名，思想深度与创新意识稀薄，文学理想(真正放置和归属于文学自身的)缺失，对僵化、固化、意识形态化的母语的不察不敏……陈思和在《低谷的一代》中如此评价：纵观“70”后作家的创作，作家的眼睛基本上是紧紧盯着现实生活的细节，描述的是消磨意志的日常琐事和无所作为的人物命运，这样的故事讲述多了，展示的仅仅是生活中波澜不起死水一潭，或者生不逢时、自然淘汰的某些角落的现实，但是，对于新世纪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导致的潜龙腾跃、拖泥带水的混乱而壮观的世界，对于经济刺激下人性发生变异、恶魔般的自我膨胀与自我堕毁的惊心动魄现场，对于人文精神在危机中重新涅槃的追求和想象，都没有能够切身感受和自觉意识，因此也不可能有触及灵魂的表达。在我看来，他所言及的当然并不是所有“70后”作家的问题，有一小部分作家可能在他的视野之外，但这个警告，值得我和所有的“70后”作家(其实也包括“60后”、“50后”作家)反思与警惕。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