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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性”罪恶的反思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路 也 参加讨论
袁劲梅的长篇小说《青门里志》是一部现代主义的文人小说。它横空出世,明显带着要了结一切的决心,想把现代中国以至几千年中国最核心最致命问题放在里面去解决了。
    “青门里”三个字,作为地名,颇有诗意,似乎是唐诗出现过的字眼。加一个“志”字,有了厚重之感,多了文人气质。历史上有三国志、地方志,大约最低到县志为止,倒没听说过为一个小巷、小胡同和住宅区写志的,“志”有“史”之意味,《青门里志》借一个小地方的变迁,写出了“文革志”或“文革史”。作者并不想复制事实,而是要写下真理。小说真正想探究的是:为什么我们掉进了“文革”?为什么我们至今还在“文革”模式的思维之中?
    “青门里”其实是江南某大学的教工住宅区,由几幢小洋楼组成,是作品主人公“我”苏邶风从小长大的地方,那里居住着一群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家人。青门里是一个像城堡一样相对与世隔绝的地方,无论怎样改造和革命,青门里的风气都难免夹杂着未泯的民国味:儒雅、精致、温煦、纯良、非暴力以及包容异端,这些特质其实不单单是属于民国的,而是应该属于所有人类的健康人性的。青门里的围墙在那个年代几乎成了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这屏障既强大又脆弱。小说还写到了“剪子巷”,是小说中尚处幼年的主人公以青门里为中心,站在青门里的立场与角度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如果说青门里的知识分子们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明与理性的熏染,过着倾向于精神层面的象牙塔生活,那么剪子巷则是烟火气浓重的市井世界,虽然充溢了形而下的生存策略,却也终究保有着一些东方文化的淳厚和良善——不幸的是,这两处地方最终都没能逃过“文革”暴力的冲击和摧残。
    小说以美国一位生物学家和一位人类学者对动物园里的黑猩猩和博诺波猿的联合研究工作开篇,引出小说中各个人物的命运变迁。对黑猩猩和博诺波猿之生活方式、行为特点的考察与研究的部分,则成为了作者要描绘的人类某类现实生活的另一版本或参照物,二者对照,形成了一种用理性主义对往事和现实进行“审视”的局面。作者强调了这样的观点:人与黑猩猩、博诺波猿在基因上非常接近,属于同一个种系,人与黑猩猩和博诺波猿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拥有了百分之二的不同基因,这重要的百分之二是什么?是理性与仁爱。人类走出丛林之后,如果不加防范,还会流露出黑猩猩社会的特点:暴力、群体性、等级制、派系结盟、雄性霸权、人格分裂、以多欺少、以强欺弱、排斥异类、伤害型快乐等等,这正是“文革”及“文革”式思维产生的原因。同时,人类如果不能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也会流露出博诺波猿的遗传密码:和平、非暴力固然是进步了,却用性和娱乐来解决一切问题,羞耻感淡薄,只活在当下和眼前的食与色之中。
    小说采用了颇为独特的童年视角、悠悠的回忆语调和近乎温情脉脉的第一人称,讲述着带有自传性质但又被重新制造了的、有魔幻感的现实,不时穿插进以生物学、人类学为依据的人与猿的基因对比和相互戏仿,纷繁生动的叙述构成了细节的欢乐庆典,使得一个原本属于正剧、悲剧或荒诞剧的题材,具备了寓言性质和童话色彩。
    小说试图告诉读者,不仅是为了真理本身或民族前途,哪怕只是为了个人良知,也应该记住“文革”并且忏悔。小说结论也正是作者引用易卜生的话所作的卷首索引:“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小说通过大量细节引导读者:中国人应该向那些在“文革”中被打杀的同胞表示忏悔,我们那时候所犯下的罪过都违反了那百分之二的人性,都是“黑猩猩政治”导致的罪恶行为。
    作者将笔墨延伸至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温文尔雅的青门里和古香古色的剪子巷跟大量古建筑一起,最终都消失在经济过热的旧城改造之中,曾在“文革”中犯错的人逃掉了法律的制裁,且身居高位、安度余生,到死都不肯忏悔,其他人宁愿敷衍搪塞,不愿旧事重提,每一个人都把个人犯过的错误推给了抽象的“时代”和模糊的“集体”,一身轻松地向“钱”看了。毫无疑问,这个民族还得继续去做那摆脱动物性的努力。
    小说在结构和时空上具有三维效果:“文革”时期中国江南某个大学教师宿舍区青门里是主要场景,当代美国社会和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社会是附属场景,还有一个远去了的民国隐而未现却时时处处闪烁着它温润的余光。小说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两个国度、三个不同时代氛围之下的人物与事件,它们或平行、或交叉、或遥相呼应,但都紧紧围绕着一个小小的“青门里”来展开。作者的任务并不是要再现哪一个时代,也不想为哪一个时代立言,她有着更大的野心——她想站在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和高度,讲出人类的普遍法则。
    小说的文体边界在这里被尽可能地扩大了,小说中出现了生物学者和人类学家的观察日志、绘制了基因图表、对科学实验过程进行记录与分析,甚至还有多处标明出处的学术引文,以及论文式小标题……作者在小说的行文之中更是展现出了一种论战式的热情,那些属于历史批判、文化批判和现实批判的话题原本严肃沉重,却轻而易举地被作者那巨大的感性才华给消解了,读起来竟毫无沉闷枯燥之感,其表达方式实在是幽默、俏皮、洒脱、神采飞扬,给人以巨大的智力享受和阅读快意。这种写法自然会引起关于小说创作原则的诸多议论: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吗?当然,为什么不可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8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8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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