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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就是介入——富有体验的介入；而介入的场域、层次和角度，有着绵厚的细密性及丰富的层次性。今天予以强调，说明创作主体对介入应有更多的体察更多的自觉。 一 关注现实关注生存关注心灵，是在场主义介入观的核心，也是散文领域的重磅音符。因而，在场写作及其研讨，就成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符号。 应该说，这是文学上一种有着正面能量积累的精神流向，散文写作隆起了富有鲜锐现实感、丰沛心灵感的精神高地。这恰恰与当下繁荣却冗坠的文学态势形成反差。即便同为在场散文写作，也存在着巨大的精神落差，在场——现实在场、精神在场、自觉在场和不自觉在场；同样，在场的介入，也存在着主动与被动、清醒与模糊，深入与浮表；对“介入者”即作者本身，也有个自我审视自我体验的不同层次问题；散文介入，能够影响并推动文学在场，在场精神的强调，其意义也就超出了散文写作本身。 二 “在场”的提法富有存在主义意味。存在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通过在物欲金钱——物化至上的冲刷下，对人的存在和处境的一种探寻与反思，揭示了物化状态下人在生活中却不在场的现实，目的是警示我们，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如何在存在境遇中不致沉沦。我们恰逢相同的时代背景，也就伴随相应的存在境遇。在政治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语境下，“十七年文学”的“人”，只是政治符号的人、标签的人。他们不在场，却君临于现实之上，还要造成麻木的人——在生活中也不在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的文学出现了日常性、思考性的“写实热”，实际上就是“在场写作”的滥觞。不过，那种本质先于存在、理性先于生活的革命现实主义——我称之为伪现实主义的开始流行，表面是干预现实，实质是倒退到“本质论”。 主体退场即不在场，这成了散文写作的一种虚热。散文因此而面对双重遮蔽，也就需要双重破蔽。在场主义敏锐地担负了这一使命。 从最一般意义，任何一个创作主体，莫不认为自己“在场”，都是在某个角度、某个层面、某个词段入场即在场的。如此在场，就像人的出生，只是写作者的本能（自在）罢了，但并不等于他充分意识到“在场”，不等于他清醒地“在场”，更不等于他能够真正“在场”——抵达真相。“在场”可能是自为的。真正的“在场”，具有创作主体的介入特性。没有主体的自觉介入，自在就不能转向自为，就不会有在场写作；没有主体的深度介入，就没有在场写作的锐进之势，就可能只是身体的在场，精神的游离；没有主体的健康介入，在场也可能剑走偏锋，背离真相。当然，也不会有散文在场写作的奇峰崛起，最终，作为文学的散文，也必然是缺席的。 “在场”文本之间所显现的精神落差，说明“介入”只是在场写作的一种基本姿态，在“介入”的层次和深度上，凸现了作者抵达的层次和深度。决定这种深度的，除了姿态，还有语言。即便作者对“在场”有比较深刻的认知，有鲜明的介入意识，但由于文化背景、语言能力等不同，能否将心中所思，有效付诸文字，又是另一回事。语言不是工具，而是存在方式。没有有效的语言呈现，很可能是精神在场，文本缺席，最终导致主体和精神退场。 试举莫言的例子。 莫言的在场写作姿态有着广泛的代表性，与莫言获奖与否无关。从莫言成长的文化背景（包括他的农民家庭），他受80年代文学精神（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的激励，可他经历过写作受挫和社会受挫，因之他有着较内在而切实的在场体验，介入现实、介入当下、介入心灵是一贯的。总体而言，他是积极在场，但在介入的层次上，又有着波动变化。比如近年他说“中国作家不是缺少思想而是思想太多”。其实，他不是反对思想，而是不认同那种外在于作品的理念即主题先行；他认同的思想，是在书写存在情境——在场中油然显现的。对现实和心灵介入得越深，“思想”的流露就越充分。 我们从莫言的如此表白中，察觉他不愿直面思想，而更注重于以文学的姿态，通过语言来“呈现”思想。这就影响到他“积极介入”的精神所向，影响到他对在场的深入勘探。不能归于他的创作方法问题；他的一些作品中，显现出了某种退场的症状，在积极在场中，有消极退场的痕迹。为规避现实，他沿着不犯忌（例如对人性——身体语言的极度挖掘和感觉的恣意张扬）的艺术之路一路狂奔，他的《丰乳肥臀》以降的几部作品，在厚实性上留下不小的遗憾。在莫言式的“介入”上，笔走偏锋，流露出“思想”倒流于浅表。 所以，同是在场同是介入，莫言是积极中有消极。介入及其深度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莫言的文学语言，正好显示他这一精神症状。 三 在《意识到的思想即艺术》一文（2011年6月2日《文学报·新批评》），我肯定了以思想表达为主要特征，即积极在场的散文写作。现在看来，这样的“思想”还应该是主体体验过的思想，也就是主体全身心介入。不但介入到现实中的存在境遇，而且以这种“思想”烛照非现实情境中的人和事，让其闪现时代的光彩。介入，散文才能扎入最深处的痛，才能贴近灵魂、贴近底层、贴近真相、承担苦难。 “介入”的程度，是衡量散文质地的一把标尺。提倡积极、主动、身体和精神——在场，也就是主体体验始终贯穿其中，否则，就会像某些“主题散文”为突出某个“社会命题”或某种既定理念而介入，而流于表面和肤浅。现实关怀不可或缺；创作主体为某一社会问题所触动，不由自主地体验这一素材，并把这种体验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创作主体与所写素材也就相互敞开，在写作中，他的体验同时被深入开掘，由外而内而心灵深化了这种体验，比较完美地实现了这种介入，这才是真正的介入。 比如曾卓 《悬崖边上的树》：“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我把此作当作在场散文读，是因为它自始至终主体在场，既是身体也是精神的介入，心灵的介入，是深入的介入，更是文学的介入。通篇以树为表现主体，它大于创作主体。整个作品澄明地敞现了存在（既是形下也是形上的）的意义。 在场就是介入———富有体验的介入；而介入的场域、层次和角度，有着绵厚的细密性及丰富的层次性。今天予以强调，说明创作主体对介入应有更多的体察更多的自觉。 四 并不是书写现实题材和当下生活，就能自然而然地在场。我再举李洁非的散文《徐枋：绝代之隐》（《钟山》2012年第六期）做例子。李文介入了中国隐士这一国人耳熟能详的领域，笔力始终对准的是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7世纪末）隐居乡间数十年，且家道凄惨贫病不堪的隐士徐枋。文章对徐枋进行生存跟踪，他不全是“与清不合作”（清初隐逸者往往有反清嫌疑），不是为沽名钓誉而切断与学界官场联系，也不全是清高而不与一切官员来往（他还是会见了朝廷官员），不是像伯夷宁死不吃嗟来之食（他向有地位的友人求助过）。他数十年在乡间有外人不知的、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哪怕是弱水三千惟取一瓢），不是作秀，而是把退隐看作“目的本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手段，不是姿态，不是敲门砖，不是计谋，也无乎崇拜、虚荣或沽名钓誉”。令人难以相信，竟有此等旷代士人。而自古到今对遗民逸士的诸多书写，就是不脱上述功利性窠臼，读者也以此功利性眼光看待他们。 作者显然是受动荡的现实激发，凭藉历史上的文化个案，对这一退隐（逸民）文化现象进行再介入，再体验，由表及深。徐枋“切实地活着”，“不被活着所击倒”，其人举家饥饿寒碜，垂死中因服对症的中药而终于生还，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和精神愉乐。这个前朝隐士对生活是介入的、积极的，写出如此一幕幕“真相”，都与作者“身体介入”和“精神介入”息息相关。作者力争还原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质，全方位多层次写出这样一个具体人。似乎不可理喻的生存世相，均跟文化脉络相连，依然未脱人的常识，是个真实的文化存在。这里，主人公自己对生活的“介入”，成了这篇在场散文介入精神的一个层面，作者以介入精神，写了一个积极介入生活的古代儒士，由此显现客体主体化的纵深层面。 “凡切实活在同一世界的人，都在常识以内，没哪个超凡入圣。”写出这一点，足有“思想”的意味。但是，李文最耀眼的思想闪光，最厚重的思想质地，就在于把绝代之隐徐枋的常识性生存，看作是“文明立场”：“在徐枋那里，反清一事不是单纯的仇恨，也不仅出乎民族意识，而有历史的高度，核心问题是文明立场。”流淌着我们民族文化血液的现代人格就是以这种文明立场的精神为基础的。这就是作者以丰沛的现代意识，在对书写对象一次次的生存勘探即介入中，意识到的或敞现的“思想”，意识到的思想即艺术，生存（生活）皆艺术，把这样的生存如实写来，艺术的魅力皆在其中。 依凭存在的体验，对历史上灰色人物同情式理解，让人觉得这类人物完全有重新认识的意义，他就是在我们的现实中，精神的在场通过作者语言呈现，还原到了当下，介入因此有了现实的鲜活生命力。应该说，李洁非此系列文章，都有着对所写对象彼时彼地的存在（境遇和心理）较精微到位勘探，铺之以相应的语言表达，这样的散文书写是成功的，当然是介入的，在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 由此我们也看到，真正的在场写作，与大散文的递进关系，都归结为境界二字。近年的《巨流河》《旷代的忧伤》《黑暗的声音》《寻找家园》《我与父辈》《往事并不如烟》《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国在梁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启超传》 等，都是在场散文的翘楚之作，积极介入、身体介入、纵深介入、精神介入、文学的介入、散文的介入，在这些篇什里均有丰饶的体现。 介入，让散文写作附有了永恒的生命力，同时推动了文学的在场。在场散文写作已成蔚然大观，它既是文学的，更是散文的。在场散文雄起与小说齐肩指日可待，在直接、明快且深度的直面现实和心灵上，它比小说更显优势，更有可能出现新的以散文诉诸民族命运和个人心灵的“散文时代”。 原载：《文学报》2012年12月20日 原载：《文学报》2012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