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阎晶明)：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 尔文学奖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对于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和爱好文学的读者来说，莫言的获奖使全社会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学热潮。从10月11日获奖到 今天已经过去10天了，媒体上、网络上关于莫言的议论还在持续发酵，大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数读者、网友，对莫言的文学成就都给予了高度的称赞 和肯定。莫言获得这个荣誉是实至名归，但是，大多数读者和网友对于莫言的创作，其实并不像我们在座的专家那么熟悉。莫言有着30多年的创作历程，他的作品 数量庞大，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甚至戏剧、散文等等，加起来有数百万字。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新世纪为中国文学开辟了怎样的空间？他的 作品对中国文学来说有什么贡献？提供了什么样的具有个性的题材？其思想性和艺术方面有哪些特色？具体哪些作品对他的创作历程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或转型意义？ 报纸上、网络上有很多朋友都想让专家推荐几部莫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他们想来阅读。大家也很想知道，专业的评论家究竟是如何看待莫言小说的？能不能描述一 下莫言小说的特质、特征？同时，莫言的获奖和他的创作为中国文学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和可能性？我们今天请大家来，主要就这些话题进行一下讨论。
    另外，我们注意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说读莫言的小说可以看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子，在座的有研究英语文学的专家，还有研究西班牙语文学的专家，他们对福克纳、马尔克斯相当熟悉。我们借这个话题，也刚好可以了解一下莫言小说和西方文学的关系。
    莫言具有不可模仿的“破坏性创造力”
    李敬泽：在过去的30年里面，莫言无疑是一个精力特别旺盛的作家，他的创造力极具特质。我认为，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出现了一批很优秀的作家，其中很多人的创作是可以学习、可以模仿的，现在很多文学青年和年轻写作者，他们开始写作时就是模仿这些优秀作 家，我们一看就知道。但是，我当了这么多年编辑，从来没有看到哪个作家、哪个年轻作者学莫言。莫言实在不好学，别人学不来。也就是说，莫言的创造力的特质 很强，他作品的个人性很强，这和他的个人禀赋、个人天赋太相关了。他的作品就像李白似的，天马行空，很难想象由莫言形成一个流派。
    另外，我们在研究创造性问题的时候说，为什么有的国家、有的经济体有创造性，有的经济体没有创造性，或者很难创新？经济学家们有一个词叫“破坏 性创造”，真正的创造性总是带着一些对旧的规范、程式、成见的破坏，既然是破坏，一定也有人不愉快，有人不能接受，要发生争议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文学在前进，我们的语言感受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力也在前进。以莫言为例，我们可以理解文学创造力的特质，什么是文学的创造力？在面对读者、面对社 会、面对公众的时候，文学家们是如何以他们的作品完成他的创造，同时用这种创造去影响读者以及社会的？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莫言得奖这件事，可 以让我们有一些平常心或者有一些客观的认识。
    莫言从一出道就伴随着争议，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他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那个时候一批年轻作家在看到了之后，私下里都说有一种要发生 事变，用现在的话说好像要发生一次逆袭似的感觉。这样的快感和欢乐，对于勇于探索的年轻作家来说，就像是终于可以打开一个口子了。同时，也有一批人觉得， 小说怎么可以这么写？话怎么可以这么说？文章怎么可以这么弄？莫言并不是那种年轻的时候很飞扬，后来越来越老成的人。围绕莫言小说的争议恐怕直到现在都还 有，正如主持人所说，尽管莫言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这个作家作品的成败得失，大家对他的作品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依然是有争议的。这种争议我觉得是正 常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文化的争议都是正常的，而且我们的作家正是从这种争议中一步一步写下来，一步步面对社会、面对公众的。如何在争议中加深我们 对文学的理解，拓宽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加强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力，是我们一直在面对的问题。所以，有争议未必是坏事，一个承受着争议的作家，本身就 是一个有力量的、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包含着某种创造力的作家。
    雷  达：莫言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作家，他有很强的想象力，那种感觉、嗅觉、味觉、听觉的打通，还有语词搭配的出人意料，都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早期的莫言是天马行空的莫言，但是到了《蛙》以后，这个天马行空不见了，变成了写实的莫言。
    莫言是个天才，他没有天才的禀赋不可能获奖。莫言作品是独创的，确实，他吸收了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的经典文学的东西。但是，吸收他们文学营养的 人很多，可长成苍参天大树的并不多。莫言之所以能这样，因为他是独创的，他吸收了这些东西，启发了自己，同时他也成为了大树，这是最重要的。我看过一篇文 章，其中谈到，莫言说他看到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刚看完前面2万字的序言，他就说好，这个老头太好了，他说我也要建立文学的共和国，我要当我的文 学共和国的国王。莫言从这里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别人不一样的是，莫言有很强烈、很深厚的中国经验和童年生活记忆，他有深厚的乡土生活体验，这些东西很多 人是没有的。现在学拉美的人多得很，学福克纳的也不少，但是自己真正长成大树的有几个呢？所以，莫言的独创性我们必须要看到。
    陈晓明：莫言是一个有很强的介入性、超越性的作家。这是莫言和其他的中国作家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像莫言这样 的作家是有一批的，他们也经常有互动。但是莫言的不一样就体现在他的介入性、超越性。莫言是80年代步入中国文坛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在当 时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现代派和寻根派来说，莫言都是慢了一拍的。所以我们一直怀疑，他既不是现代派、也不是寻根派，但是他又既是现代派、又是寻根派， 他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介入文学现场的。他能够把这些文学潮流，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造，后面才有了先锋派的崛起。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直接地影响了后面的文学 走向的。所以我说莫言有很强的介入性与超越性，一开始他并不是站在潮流最前端，他是以他的方式在潮流的一侧介入，然后超越，这是莫言小说非常显著的特质。 90年代的中国文学某种程度上来说处于一个空巢期，后来我们把他们命名为晚生代，莫言在那个时候仿佛离开了，他在修炼他自己的作品。他在90年代写出了 《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在这些作品里面，可以看到莫言的风格变得更大胆了。他变得更加外化，回到乡土、回到乡村叙事，甚至于回到现实中去。在21世 纪，我们看到，莫言的小说更有一种沉着的东西、老到的东西，在《蛙》《生死疲劳》《檀香刑》中，莫言的叙述更加自由、更加大胆了。在这个时候，莫言是以他 的方式潜在地构建着一种潮流。还有一批作家，比如刘震云、阎连科，他们都在建构潮流，他们的创作开始逐渐回到文学自身，开始注重锤炼汉语文学的艺术。这些 作家有他们的共通性，他们对语言把握的方式，以及在一个关于现实感的叙述中，都有很强大的内容。中国作家在艺术上既有现实感，又有艺术的可能性，这和中国 过去一元论的艺术思维完全不一样的。莫言本身对文学潮流是有介入性又有超越性的。包括刚才说的“建构一种东西”，这本身就是有超越意义的。
    陆建德：莫言的路数很宽广，他确实是一个多面手。原来的他力气很大，给你一种强度的感觉，语言铺陈也很华 丽，就像一股飓风刮来。现在的他有了一些变化，我相信他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去年我也说了，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说的一段话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是不多 见的，他说原来我们是批判社会，分析别人，现在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笔锋对着我们自己。他的这番感言使我很感动，我希望他在新的历史成绩的刺激下，再创造出 更伟大的小说。
    莫言的作品有一种物质性，他的作品里面可以听到很多声音，看到很多色彩，你会看到他对物质的东西有很细致的描写。但是同时，他是有非个人性的， 这种非个人性怎么理解？有的作家写东西，你会看到无形当中他自己老在作品里面晃来晃去，或者把作品当做自己的法庭，自己又做法官，又做起诉人。但是，莫言 有很强的主体性，他对个人的经验把握得很好，他不是把写作当做一种个人的情绪或者是心理情况的宣泄，他的作品没有酸腐的字句，也没有想把自己拔高。他作品 中连爱情都是非常物质的，没有试探，没有文明的交往，没有“慢慢地，我心里……”“我是不是想……”他不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直接，而且经常是爱了 以后，马上就有物质性的行动。他不是五四时期那种学生腔的多愁善感，这一点也是他的特性。
    吴义勤：莫言在中国文学界里面，是区分度非常强的作家，他一出来就和其他的作家不同。所以说，莫言得奖，是 非常有说服力的。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莫言是有代表性的人，另外，他也是创造力最旺盛的人之一。他的作品很有力量，文学的冲击力非常大。莫言是没有被文坛 潮流抛弃的人，我们可以视他为先锋小说作家，但是，他也不是形式主义的，他为形式主义注入了感觉，注入了原始的生命力和想象力。虽然每一个潮流都不是只有 一个代表人物，但是，莫言一直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场，当代文学中的每一个潮流都不能忽略他。他的文学品质是非常自由的。莫言的文学气质非常独特，他能够 把各种文学元素发挥到极致，这表现在叙述、描写、修辞等多个方面。莫言的小说是很极端化的，他把一切都推到了极致的地步。中国文学狂欢的气质，就是从莫言 开始的。
    张清华：莫言的小说对中国文学的文体创造有突出贡献。他的每一部小说，文体上面都是特别有创造性的、非常独 特的艺术作品。《红高粱家族》打破了原来的线性的进化论叙事，用时间穿梭的修辞打破了现实主义的特质，使得长篇小说的写作又有了另外一种方式，是中国当代 第一本反进化论叙事的小说，这对当代文学是一个冲击。总的来讲，莫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文体的变革，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梁鸿鹰：莫言的写作是不拘一格的写作，他采用多样性的写作技巧，不拘泥于传统叙述模式。莫言的胜利是蓬勃原 创力的胜利。他的作品总是富有全新的创意，处处充满意想不到的东西，你有时会根本不知道他的叙述要往哪里走。正如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教授多罗特娅·维 佩曼指出的那样，“阅读他的文字，就像看一场富含创意的文字焰火”。
    莫言的作品是幻想的极大张扬，他本人有巨大的幻想能力，他的作品呈现出不同于别人的面貌，经常出乎人们的想象。《生死疲劳》讲一个人转世，一世 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这些故事都充分说明莫言的幻想能力是很强的。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一流作家，无论是从先锋性还 是思想含量来讲都是。时代在进步，文学的解放和创新意识的加强，是一个很重要的尺度，文学本身就是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事业，需要思想的解放，需要冲破固 有的思想、思维、习惯的牢笼，需要开发自己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莫言的获奖启示我们要广泛地借鉴、吸收、学习，莫言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一方面他是个民间文化的热情吸收者，对已经融入乡土的一切文化元素都有 充分的吸收，他是自己所生活土地上最积极的文化推广者、传承者。通过他的文字，你能看到他对自己这块土地上面所有的东西，比如民间故事、传说等等，几乎都 有所采纳，他说他从小从他父母那儿、从他爷爷奶奶那儿知道的一些东西，都努力在小说中用上，他说这些东西是最有生命的。事实证明，任何人想单一地以自己的 固有文化为背景想开拓文学的新天地，都可能越来越困难。
    陆建德：过分强调外国文学对莫言的影响也不太公允，我做个比较，有一位作家也是得到了很多海外的奖，我看他 的作品就觉得模仿的痕迹很重，能看出来他在模仿谁。莫言不一样，他是在大口吃东西，但是他有一个强大的脾胃，能够消化他所阅读的国外的小说，这是非常好 的。另外，莫言确实受到了福克纳的启发，但他是把精髓拿过来，主要的还是关心自己的东西，树能长得枝叶茂盛，是因为根很深。
    李  洱：大家刚才都在谈，莫言的想象力非常奔放，他突破了所有的禁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莫言从本 质上说是个儒家学说的信奉者，他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尊重秩序。而在文本中，他人鬼不分、人物和动物不分，具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莫言 笔下，不管怎么轮回、怎么变化，善恶秩序是不变的，他非常尊重最基本的秩序。所以我说，莫言本质上是一个儒家学说的信奉者。
    莫言的中国式“神幻现实主义”
    陈晓明：莫言的世界观体现在关于转世轮回主义的叙述上，他用轮回的观念重新来解释历史。为什么莫言的作品当 中有大量的动物？这就来源于中国民间的轮回故事，前世是动物，这辈子是你的父母之类的。这样一个对历史的看法，在莫言那里运用得非常熟练。他把进化论的历 史观，完全虚空到一个宇宙论当中去。我们在宇宙论上讨论人的东西，不是在三维空间里面，而是在四维空间里面。其实这里面是有非常坚定的历史善恶感的，他把 善恶分得非常清楚，动物本身所具有的性格特点，人性的特点，都是通过动物的变化、轮回的变化来揭示出来的。
    莫言的魔幻是一种集体的意识，这种魔幻也包含一种无意识，就是他对世界的看法，包括他对轮回、对历史善恶的看法。他的魔幻所要揭示的是一个世界更加本质化的东西，魔幻不是他的手法，是他对世界的看法。
    李敬泽：看到“魔幻现实主义”这个颁奖词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突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来概括。
    陆建德：这个应该是翻译环节上出问题了。
    陈众议：可能更应该翻译成“幻觉”、“神奇”。
    李敬泽：后来又有一个翻译，“奇幻的现实主义”。还有一个翻译，叫“魔幻般的现实主义”。
    陈晓明：应该翻译成“神幻现实主义”，因为中国有“神幻现实主义”的传统，《西游记》就是“神幻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这样就可以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做一个区分，《水浒传》《三国演义》当中都有“神幻”，《红楼梦》中也有。
    张清华：关于魔幻这个词，我倒不觉得用在诺贝尔奖的评语里面不合适。我觉得这个词很有可能因为莫言的小说而 获得一个重新的诠释，获得一个丰富，或者说莫言会使“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语获得新的意义。中国的小说传统，从最早的志怪、传奇开始，就有这样一种魔幻的 传统。莫言身上的魔幻色彩，他小说中的神奇，和他所在的山东齐国一带的民间文化、民间思维方式是有内在联系的。所以，我觉得莫言可以丰富这个魔幻现实主 义，或者神幻现实主义，或者志怪现实主义，不管什么说法，确实会赋予这个词新的含义。
    陈众议：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里提到了莫言跟拉美、跟西方文学的关系，我听到后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种武断 的说法。莫言吸纳的远远不止是拉美文学，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对于外国作家的借鉴经常不是在浅层次上，大多数成熟作家在作品中所给予的是一种反馈， 这种反馈是很高层次的一种呼应，是与外国作家高层次的对话、神交。比如说莫言，他的作品开始确实是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从《红高粱家族》到 《蛙》，我一直在跟踪他的创作历程，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里面，我认为他对这些外国作品是一种超越。莫言非常敏感，他敏感地注意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最本质 的东西是集体无意识，所以他们只停留在浅层次上。莫言没有明确说，这只是我的体会，因为我在魔幻现实主义当中看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 识，他们自己也不说，这是要靠我们自己感悟的，莫言是最早感悟到这一点的。还有，我们说西方现代派，如痴如醉，那个时候先锋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标新立异大 量出现，但是莫言一直有自己的坚持。马悦然说他会讲故事，但是在八九十年代，一说到讲故事就认为你不会写小说，写小说怎么能这么写呢？莫言一直有自己独到 的眼光，该坚持的坚持，这是很了不起的，非常了不起。
    吴义勤：从技术上来说，莫言的小说有一种魔术的气质。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诺贝尔奖颁奖词说到的“魔幻”，因为它确实有魔术的气质。
    李敬泽：我们谈到莫言的时候，会谈到他受福克纳、马尔克斯他们的影响，对不对呢？应该说也是对的，但是我想 这个影响在莫言那里，大多是一个刺激点、触发点，并不能代表这些影响就是他创作的全部来源、主要来源。我们更要考虑到，像福克纳、马尔克斯这样的大作家几 乎是一代文学青年的经典，大家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如何在莫言那里开花结果，变成这么强大的力量，这其实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莫言视角与汉语自信
    王  干：莫言的小说创作可以用中国的经济发展来类比，具体来说，大概有四个方面：
    第一，体量庞大。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总量已经排在全世界第二位，总量是非常大的，莫言的小说体量我没有完全统计过，大概应该在500万字以上。 这个体量很重要，假如莫言作品总共一两百万字，就非常不够了。第二，速度快。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莫言的创作速度比中国经济发展还要快，他的创作速 度跟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很相配的。第三，经济手段多样，文学手段多样。莫言的小说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中国经济也是，有公有经济、私有经济，有国 企、私企，还有台商企业。莫言的小说里面有现代派、后现代派……第四，消耗资源量大。现在我们经济发展了，发现资源消耗得厉害。莫言小说消耗的资源也很 多，有民间资源、西方资源等等。但是，这种消耗是好的、环保性的，他的消耗没有影响别人。刚才大家讲了，莫言的小说一般人模仿不了，一般人没有这样的吞吐 量，也没有这样的消耗量。第五，残酷美学。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确实很残酷，对河流的破坏、土壤的破坏、空气的破坏，GDP上去了，环境下去了。经济看上去 很美，但是其实背后很残酷。莫言小说基本上是一个暴力美学，很多人也写暴力，比如余华、马原，但是，他们是虐待他人。莫言的小说不但虐待他人，还自虐，他 不自恋，不但不自恋，还自虐，这样的小说是一种残酷美学。
    李敬泽：莫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发散性的，我记得10多年前我就提到过，每当想起莫言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这是一头猛兽，一头胃口极好的猛兽，什么都吃。我记得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欲望号街车》，其中有一个镜头很经典，就是演员吃东西，他吃东西的动作 让你可以看到生命力的强大和旺盛，好像他在咀嚼整个世界。我看莫言作品的时候，就常常想到这个情景，他的强大、旺盛，包括像刚才晶明和鸿鹰谈到的，他的来 源的多样，所受到的影响多种多样。
    李  洱：整个文学界，不管是中国作家还是世界作家，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作家就是体量低的，一种是体量高 的。流派是两个，一个是对文化进行分析的，比如说加缪、普鲁斯特，中国的史铁生，这种作家不是直观地提出一种生活，是对你的生活，或者我的生活进行一种分 析，分析后进行呈现。另外一种作家就是莫言这样的，他们是滔滔不绝的讲述故事的大师，马尔克斯、阎连科等等都是这种作家。对于整个欧美批评界来讲，他们显 然更亲近于莫言这种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欧美的知识界，欧美的文化界绝对无法接受史铁生，而中国的这些作家、批评家会天然地喜欢加缪这样的作家，这是一 个奇怪的现象。
    梁鸿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我国文学日益得到国际认可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莫言是当代文学的代表作 家，他的作品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武库，任何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几乎都无法绕开莫言这个巨大的存在。他是文坛的劳动模范，他的作品反映了当代中国的一些 根本特点，也反映了我们文化的某些特点，他的特质主要是扎根于中国现实，同时，他的文学创造力是无拘无束的。
    莫言的获奖充分说明了，作家的写作还是要注重自己的心理，写自己最熟悉的、写最广大人群的生活。莫言的小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高密，可以 说，是家乡的泥土给他提供了丰沛的写作源泉。莫言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勤奋，他的作品数量极大、内容丰富，形成的影响自然就比较大。总的来说，莫言的获奖对 我们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提出了好多新的问题，比如，我们的思想解放问题，我们如何关注更多作家的问题，我们如何认识乡土写作和中国文学整个状况等等， 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理清楚。
    李  洱：莫言的小说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的修辞。他的语言在相当大程度上解放了我们的感官，他的语言 非常直观，其中的感官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同时，莫言用一种非常“轻”的方式去写一种“重”的生活，他用一种欢乐的方式去写痛苦，用轻的方式、欢乐的方式、 飘荡的方式去写一种“重”。他的修辞非常有意思，他的语言给人传递的观点，跟他所要表达的观点之间是相反的。
    梁鸿鹰：莫言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色彩感，大红大绿、大黑大白、大苦大甜，爱憎分明。他的叙述方式是汪洋恣肆 的，他的语言风格华丽、神奇、有力。这种语言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是排山倒海式的、倾倒式的，具有巨大的体量与源源不断的流量。比如他的《红蝗》 《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净是话语的狂欢，滔滔不绝，如长江大河，有奔流不息之态。《蛙》是他最讲节制的作品，他尽可能地削减了自己的放纵，但其中对 人性表现的深度并没有削减，同样显出不凡的力量。
    雷  达：有的人认为莫言的作品思想性不是很明显，其实，莫言作品有非常突出的思想性，他的创作具有很强的 叛逆性、颠覆性。《红高粱》里面的余占鳌、“我奶奶”，都是有叛逆性的代表。后来的《酒国》告诉我们，要尊重个体人的尊严、价值，这些都是主体性的体现。 另外，莫言作品里面有很多民间性的东西，《天堂蒜薹之歌》一个月就写出来了，这说明他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很高。另外，他的小说中对“猫腔”的运用，表现出他 对民间艺术的了解，把这种民间艺术融入到作品当中去，他能搞定。
    陈晓明：孩子、傻子、无知者的视角是莫言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他的小说中用了很多的孩子、傻子、无知者、动 物的视角来还原世界的真相。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莫言对汉语言的自信，是和过去的方式不一样的。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有几种叙述，一种是现实的叙述， 一种是观念的叙述。在整个新文学运动之初，是现实的叙述占主导地位，进入当代之后，是一个观念叙述，文革后，我们是反思性的叙事。后来，是莫言以及非常少 部分的作家，建构了一种修辞性的叙述，这个对于莫言来说显得尤为独特。一方面他有强大的现实感，他能讲故事，莫言始终在讲故事，他是通过开放性的修辞来激 发他的魔幻感也好、神幻感也好、奇幻感也好，在《生死疲劳》《檀香刑》《丰乳肥臀》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对语言的强大的驾驭能力。
    立足乡土民间立场
    陈众议：莫言有一种乡土情怀，这个大家都在说，他自己现在在慢慢地否定，我注意到，得奖之前，莫言对我说， 他现在对城市经验已经很重视了，而且在作品当中已经有非常好的体现。他不跟你说具体的北京、上海、香港，但是他对大城市的生活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的。我觉 得这也体现了他的某种聪明和坚持，他坚持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坚持在于，虽然身在大城市，也理解大城市的生活，也关注大城市，但是，他把这种城市经验最终转 换成另一种角度来思考乡土资源。所以，莫言后期在对乡土资源的把握上，不再像《红高粱家族》那样，好像是拔起萝卜带起泥来写作，充满着乡土的气息，甚至于 还带着牛粪的气息。他后来的作品中有了城市的视角，能与乡土拉开距离。他现在对乡土的情怀更强烈、更坚定，这是所谓的现代化带给世界文学的非常可悲的现 象，我们失去了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幸福、传统意义上的价值。我不是说现代文明不好，这样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去反思 乡土文明、反思传统文化，思考我们未来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里面充满着莫言的聪明、智慧，他的坚守以及他拉开距离的判断和描写。
    张志忠：很多人在问，莫言的小说好在哪里？它那么残酷、那么血腥，或者说，写了那么多的苦难。这就跟莫言的 小说特质相关了。我们看莫言的作品，血腥、苦难、饥饿、死亡、残酷都是有的，但是你要看到他要通过这些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主体精神、主体意识。莫言是一个有 理想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坚持把奖项授予弘扬文学理想，或者弘扬人的理想的作家，我觉得莫言在这方面非常吻合。可惜对这点我们现在讲得还远远不够，莫言站 在高粱地上看什么呢？他不但看苦难、血泪、饥饿、死亡、孤独，更多的是在讲述苦难、血泪、饥饿、死亡、孤独的过程当中，表现一种生命的英雄主义、生命的理 想主义。《红高粱》讲的是中国人民面对外族入侵时的反抗，《丰乳肥臀》讲了一个普通女人对下一代的博大的母爱，《檀香刑》讲死亡，死也死得轰轰烈烈、荡气 回肠……我觉得这样的作品中如果没有苦难、血泪、饥饿、死亡、孤独，就烘托不出这种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残酷和苦难是莫言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而且，这 个特质的背后是有底蕴的，什么底蕴呢？莫言是站在农民文化的立场上，站在农民的本位上，他有一种农民的信念、农民的执著、农民的质朴，农民强悍的生命力。 一个国家几千年传统文化延续下来，一方面，儒家、道家等学说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但是民族文化真正的践行者应该是我们普通民众。在20 世纪我们看到，中国的农民一再爆发出强大的、蓬勃的生命力。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农民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们的生命力，证明他们即使活得很卑微、很悲惨， 但是他们有创造性、有原创性、有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肯定地说，莫言，不是农民文化的代言人，而是立言者。莫言的难能可贵在于，他保持了农民本色、农 民本位，当然也包括他的审美方式，他的修辞方式。
    莫言的小说正好印证了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中国的特色。现在的北京是什么样？就像是八国联军没有用刀枪大炮，而是用他们各种奇形怪状的建 筑来占领了北京。中国在哪里？中国特色是什么？不能说莫言全部涵盖了中国特色，但是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了20世纪中国农民的形象，农民的苦难和农民的追 求，尤其，这是生命的英雄主义、生命的理想主义。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或者说中国的特质。
    张清华：莫言的小说对当下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他胀破了社会学的、伦理学的看问题的方法，他 把所有的人物还原到人类学的视野里面，把人当做动物、当做生命，原始的生命。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让我们为之一变，就是用人类学的眼光取代社会学和伦理学 的结果。其次，莫言一直强调，他是为老百姓写作。从理论上来讲，他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以往一直认为作家是为人民写作、代表人民写作，把自己的文化 身份定位在一个拯救者、怜悯者，不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不是老百姓的一分子，总是以比老百姓更高的角度，作为一个他者去关照中国的民间社会。而莫言是作为 其中的一分子来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他观察中国人民在20世纪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作为他者来看，是作为感同身受的其中的一员来描写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 时候读他的小说读得热血沸腾，感到和他一起悲欢、一起激动，主要就是他为当代作家找到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立场。
    陈晓明：莫言是有深刻世界观的。今天说这句话，可能大家都觉得很惊奇，当年毛泽东说改造作家的世界观多么重 要，我想毛泽东的文艺抱负是一个大的历史的理性抱负，大家都想把它转化成文学抱负，但是这个任务始终没有完成。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的文化积累不够。80 年代我们想重新回归启蒙的时候，就想建立作家的新的世界观，八九十年代我们一直在完成这个作业，但是重建启蒙的世界观在当下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困局，一个 非常大的悖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世界观总是建构得不够彻底、不够深刻，他们面对的现代时期的那一代作家，他们启蒙的世界观是非常明确、非常坚定、非常彻底 的。八九十年代作家的世界观受到很多的牵制，并不能深刻。但是，莫言超越了这种世界观，他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他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能使他在 这样一个困局当中，建立起自己对世界的一种更加明晰的看法。他重新清理出一套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对历史正义秉持着一种非常顽强的信念。所以你看《生死疲 劳》《檀香刑》《丰乳肥臀》，一直到《蛙》，他都没有放弃，他始终在向21世纪的历史发问，他要写出民族的这些磨砺，要写出民族的真实性以及他经历过的痛 楚，他不放弃。所以，莫言的小说跟西方的小说不一样，西方的小说浪漫，莫言小说一上来都是非常重的，都是晴天霹雳。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有责任感、有勇气的 作家才能够写出来的。面对世界、历史，他都持有自己的看法。
    梁鸿鹰：莫言始终把写人性、挖掘人性的善与恶作为他的使命与作品的重要主题，他也反复强调自己是“把人当做 人来写”。单从内容上看，他的作品主要讲述的是中国的乡村和20世纪的中国社会。他的作品反映出中国历史不同的层面，他叙述的历史以抗战时期为重要亮点， 如《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对上世纪50年代末期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施以特别多的笔墨。在描写灾难性事变的时候，他善于写人性暴 露出来的最美和最丑恶的一面，以及在重大事件来临的时候，人性内涵的多样多变。莫言不是简单地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而是写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农民在他的 笔下更接近真实，莫言既写了他们的自然、质朴，也写了他们的愚昧落后。他还写过不少女性，如《蛙》里面的“姑姑”，《红高粱家族》里的“我奶奶”，《丰乳 肥臀》里的“母亲”，这些女性形象像是符号，又不是简单的符号，反映了莫言对民间苦难的悲悯，以及他对农民的爱戴、同情和关怀。人的生物性与精神性在莫言 作品中往往是并陈的，互为表里的。他的作品突出涉及和处理了饥饿、孤独、羞耻、仇恨、忧愁等多层面的主题。其中不少不动声色的描写，实际上都是有感而发， 有现实依据的，如《天堂蒜薹之歌》讲的伤农事件，《酒国》里讲的基层的现状。但是，莫言的很多作品很难用通常流行的现实主义的评判方式去评判，他并不是单 纯地写某一事件或仅仅是为民请命，而是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理解和反映他所描写的事件。
    莫言受拉美文学的启发，采用不同常人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出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他在突破传统文学壁垒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小说的地域 性和民族特色手法浓郁。在他的小说中，“我”是一个极重要的叙述者，占有很大的比例。另外，他的作品中孩子视角的运用很广泛，原始的性描写很丰沛，作品当 中出现过很多的动物，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些特点。
    中国文学如何与世界对话
    张清华：很多人喜欢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开讨论。认为现代文学是好的，当代文学是差的。我前几天看到顾彬 发表言论，他说莫言得奖是因为葛浩文翻译得好，好像诺贝尔奖应该颁给葛浩文而不是莫言。我认为，莫言恰恰是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一些优秀传统，也就是说，莫言 是新文学传统的最好的继承者，如果不是这个继承，我相信他不会获得国际的认可。我们的五四文学具有人文主义的普世价值传统，而这个传统在当代作家这里得到 了很好的传承，但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一点不予承认。事实上，莫言的作品里面，最饱满的就是他的文人性。我们之所以觉得当代作家身上有很多弱点，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因为他的弱点我们都看得到，鲁迅如果活在当代，他身上难道没有弱点吗？我们不能因为当代作家身上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就否认他作品的价值，这是我们看 问题特别短视的表现。
    我现在特别希望，我们能够从人文主义的普世价值，从五四文学传统的当代传承这个角度来理解当代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够看到当代文学的真正的发展， 看到当代文学的价值，而不是用一种有色眼镜，用绝对化的所谓的世界性的标准，认为凡是世界文学的作家，都是规格高的，而中国的作家都是规格低的。这次莫言 获奖，不就是给了我们这样看问题的方式一个很好的教训吗？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有可以跟世界文学进行对话的作家和作品，当我们去掉有色眼镜来看问题的时 候，我们应该认真地面对、认可、承认我们当代文学的成绩，这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一点。
    张志忠：当下的中国文学既要有本土性，又要有普世性，要和世界文学有一个对话的平台。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把 握，莫言的意义就在于他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他学习福克纳、马尔克斯，其实莫言的老师多得很，比如说他的《民间音乐》，也有专家讲过，是从《伤心咖啡 馆之歌》那里受到启示。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创造更重要，你去看莫言的小说，会觉得两者之间若即若离。莫言的创作有世界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在讲人性，讲 普泛的人的价值，讲人的尊严，讲道德，但又是放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强调中国的本土性，或者说，强调中国农民这样的一种关照世界、立身于世界独特的方式。
    王  干：关于网友提问作家创作的地域差异问题。如果把莫言跟王安忆相比，就可以看出南方作家跟北方作家的 差异。刚才晓明讲了莫言开口是一个炸雷，王安忆的开口总是非常古典主义的，从上海一个弄堂、一间屋子、一个房间开始，到最后像电影长镜头一样，推到王琦瑶 正在房间里面化妆。莫言一开始就是杀人放火，这与王安忆是有很大差异的。另外，方言对作家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莫言这一次能够得诺贝尔奖，有一个原因是他 方言的色彩不是很明显，大家都基本能看懂。好的小说家肯定是让你读到方言的时候，觉得不是方言，差的小说家，肯定是让你读的不是方言的也觉得是方言。
    在语言的思维上，王安忆曾经自己写过一篇文章，说上海人是以寸来思考问题，北京人是用尺来思考问题。南方的作家更讲究形式上的美感，北方的作家 更讲究形式上的大气。莫言不能简单地看做一个北方作家，山东这个地方，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处于黄河文化跟长江文化的交汇带。所以，莫言身上也有很多南方 作家的特点，比如他对声音、对色彩的感觉，跟许多先锋派作家有相似之处。文学最后还是一个普世性的东西，任何地域性的东西都应该融到这个普世性里面。
    吴义勤：我曾经说过，从莫言小说的语言等方面，能感觉到文学的光芒，后来有一个人写文章批评我，说，哪里来 的光芒，你指给我看看。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在中国作家中，莫言的自我解放程度和文学的自由程度，在当代是独一无二的。从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有很多负担，正 面的、负面的，但是，真正能够获得解放的是莫言。莫言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写作者、自由表达者，这些都可以拿他的文学作品去佐证。另外，莫言也是一个很自信的 作家，他没有文化自卑感。因此，我想，莫言获奖是大势所趋。
    陈晓明：我觉得其实中国文学现在还是蛮热烈的，有那么多文学期刊，每年出版那么多文学作品，还有很多人在网 上写作。从这样一个境况来看，中国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文学大国，因为整个西方世界，文学已经是两种分化，包括少部分的精英作家和一部分的畅销 作家。我们是以量取胜，是人海战术，我们人太多了。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可能这些年还是孕育期，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化都在大调整，都处于寻找面向未来 的机遇的一个时期。这其实90年代以后整个世界都在重新面对着的一个共同的使命，我把它理解为新国际，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漫长时 期，90年代以后整个世界进入新国际的秩序建构时期，在这方面，各国似乎都找到了一种新的出口和方式。文学也同样处于一个变革时期，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 文学可能产生它独特的东西，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面对视听文明统治的时代，汉语更具有和视听文明共同进行重构的力量。
    陈众议：全世界现在没有人比中国作家更了解世界文学的状态，没有一个西方或者世界其他国家的作家群体，像中 国作家那么关注世界文坛。中国作家大量阅读世界文学作品，这种阅读从古到今，从19世纪经典作家的全集，到20世纪的作品，甚至于《摩诃婆罗多》……全世 界没有像我们这样完整地介绍他国的文学，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如饥似渴地、虔诚、谦虚地阅读外国同行的作品。
    中国文学真的走向世界不能寄希望于一次获奖，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以西方为主体的强势话语、强势文化，实际上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化的 压迫和打压依然存在，他们的偏见也依然存在。所以，不能寄希望于一个诺贝尔奖就能改变西方人所有的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看法，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显而易见 的。第二，我们要换位思考，我们在介绍别国文学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很大的热情，但是现在，80年代的那种热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市场经济，西方社会 的引进和出版都是各自为政，他们的价值取向跟80年代不一样了，80年代基本上是全方位开放的，那时他们对于欧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做到一 视同仁，只要我们认为是好的，不管你是发达国家还是不怎么发达的国家，都愿意引进。可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现在在关注其他国家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关注他们国家的民生、关注他们国家的文化状态吗？这种关注一个月都持续不了就迅速冷却了。基于这两点，我认为我们任重道远，中国文学 远远还没有走出去。世界对我们的认同、对我们的了解，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现有成就的十分之一。莫言如果不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国外的知名度，我可以负责任地 说，还不如虹影、卫慧、棉棉这样一些作家，这些作家在西方的知名度远远要高于我们的一些主流作家，这是现实，我们不能回避。所以我们不能以为莫言得奖了， 就能改变整个世界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看法，这是我想要提出的问题。
    也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惟一标准
    陈众议：韩少功谈到莫言获奖的时候说“高兴一小时后继续写作”。这话我很赞成。我比他稍微乐观一点，狂欢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清醒地做自己的事。我在这里说两个估计：一个高估，一个低估。
    首先说高估，我们总体来说是高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包括我这次也有这种高估。其实我开始以为自己是很清醒的，对诺贝尔文学奖我说得很多，批 判过很多次，最近这几天也一直在说。但是，真的这个奖一下掉到莫言头上的时候，掉到自己身边好朋友头上的时候，我还是禁不住兴奋了一个晚上。但实际上是远 远地高估它了，除了我们的媒体和大家的狂欢节似的热情以外，这个奖项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最近在组织我们杂志社搜集各个媒体和评论家们对莫言获奖的看法。 我觉得西方的媒体相当低估了我们的清醒程度，他们普遍觉得，这下子中国会陷入狂热，陷入自我陶醉，但刚才大家也都说了，我们还是很清醒的，没有忘乎所以的 感觉。评论界主要的声音，包括主要文学媒体的声音，也还是很公允的。大家肯定了莫言的成就，肯定了中国文学取得的成绩，但是没有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劳永逸 的，好像中国文学从此就跻身于世界前列，我们也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还是挺清醒的。
    吴义勤：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实至名归的。但是，我同时有一个观点，认为这次获奖是一个必然和偶然结合起来的结果。必然性来说，莫言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其实，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作家都达到了。偶然性是说，他的获奖仍然是一个幸运事件，不幸运，你得不到。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当代文学来说有三个特别大的意义。一个是克服了我们跟西方文化、文学交流的自卑感，这个自卑感从莫言开始，我觉得不会 再有了。莫言的获奖，开辟了一个中外文学交流的新天地。其实现在中外文学贸易逆差的问题，恐怕是很难解决。上一次在中美文学论坛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国学 者的统计，在美国每年翻译引进的世界各国的图书中，中国的最少了，法国、英国最多。第二，莫言获奖改善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改善了大家对中国 当代文学的评价，使中国文学有了一个更好的评价环境。当代文学的生存环境现在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从五四开始走下坡路，现在是最差的 时候；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讲，读者对文学严重不信任了，都不读了。莫言得奖可能会改变一下文学的生存环境。第三，这件事会加快推动当代文学的经典 化。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没有经典，实际上，当代文学已经发展了70年了，应该进行一个经典化的工作了。
    李敬泽：莫言的小说对文学专业人士来说太熟悉了，20多年来，莫言一直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其实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看过他的作品，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某种程度上来讲，推动公众认识莫言的小说，是现在我们评论界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莫言获奖把大家的目光、世界的目光，不仅是吸引到了莫言的身上，也吸引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上。我们当然很高兴，高兴一小时还是10天，这个 不要紧，在高兴之后，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一方面，对作家来说，要继续写作，摆在作家面前的创造任务依然还在那里，创作的难度也依然存在。同时，就我们的评 论界来说，就我们的公众和社会来说，通过这样一次机会，我们可以更有利、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一位非常杰出的作家之外，实际上可能也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 让我们深入地思考有关文学、有关艺术创造、有关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等等很多相应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可以使我们在看待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时候，心态比较正常，实现一定程度的正常化，不要那么拧巴， 既不要觉得外国人说我们好，我们就好得不得了，也不要认为外国人说我们是垃圾，我们就真的是垃圾。我们要有一个平常心，有一个与世界文学的正常的对话姿 态，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之后持续、认真地思考。
    我想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30年来始终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不管大家读还是不读，读得少还是读得多，一谈起文学 来，大家可能还都是情绪激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正是因为文学在过去的30年始终处于我们的文化创造力的中心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莫言也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让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文学的认识。
    雷  达：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说是偶然，还有人说中国其实还有很多更优秀的作家。是，我承认，我们确实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作家，我也可以举出一串名字来，但是，我认为给莫言是比较准确的。
    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是莫言自己的获奖，同时也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肯定，是对中国作家近30年的探索、开放、交流的肯定。我这个不是官 话，没有改革开放，没有30年文化的交流、互动，就不会有这样丰硕的成果。如果你还是像过去那样封锁、封闭，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是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的，这是必须看到的现实。另外，我觉得这个奖给莫言、给中国文学是实至名归，也是正当其时，甚至我认为还来得晚了一点。中国文学近30年取得的成就，应该 说是被压了一下的，没有得到非常充分的肯定，这次的奖项是一个极大的肯定。所以莫言的获奖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对中国文学的肯定。  
    这一次莫言得奖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回到了现实。过去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高不可攀的，或者是与中国作家无缘的，好像不知道是给谁设 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作家才能得到奖，不知道做出什么努力才能得奖。其实不是这样。我看到有人说，诺贝尔奖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这个说法是对的。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因为莫言得了诺贝尔奖，就以为中国文学是十全十美的、完美无缺的，或者认为，中国文学原来存在的很严重的缺点就 自行消失了，不能这么看问题。现在有的人谈莫言作品的时候是比较小心的，不像以前，批评起来头头是道，现在，大家都把这种批评转成一种别的说法了。不是说 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就是十全十美、批评不得的，原来是缺点的东西突然就变成优点了。我觉得敬泽刚才讲的很对，要有平常心，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也应该理性对 待。
    陆建德：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时候颁给莫言，使得一些传说、一些可能不一定是十分正确的传说，得到了纠正。我们 的文学体系还是有一个供作家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路的，我们有这么多的文学刊物，每年出版那么多优秀的图书。中国文学现在实际上有一群处于高峰创作状态的作 家，这些作家是互相促进、互相砥砺的。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讲到，80年代，他到陕西去，贾平凹在当地接待了他。中国作家之间的接触是非常多的，他们 形成了一个群体，多多少少有了一种相互支撑。另外，中国的翻译事业其实非常兴旺发达，如果告诉外国人我们有《雨果全集》《巴尔扎克全集》，他们听了会很惊 讶，但是这都是事实。中国并不是文学资源非常稀薄的地方，我们实际上营养非常充沛。
    张志忠：现在大家都讲，说中国文学有一个高地，高地上有这么一片挺拔的树林，莫言也是其中非常醒目的一个。 过去好像没有这个契机，现在我们有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契机，应该加大力度，推动对莫言作品和当代文学成果的普及。很多人听说莫言获奖了，觉得很高兴， 但是你要问他真正读过莫言的作品没有？恐怕很多人没有读过，读过的，很多人也觉得没有读懂，或者跟你讨论起来，觉得他说的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推广莫言 和中国文学作品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很重要的工作。
    张清华：莫言之所以得奖，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中国有很多好作家，莫言为什么能得呢？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莫 言走入国际视野比较早。1988年，他的《红高粱家族》改编了电影《红高粱》，在西方获奖。2000年，德国的一个中学请我去做一个有关莫言小说的讲座， 那是一个贵族中学，我去了以后发现100多个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每人一本《天堂蒜薹之歌》，德文版，那个时候在中国，大家觉得这本小说不是特别好，但在 他们那是外国文学选读课老师定的选读教材。所以，我在很吃惊的情况下，又细读了一遍《天堂蒜薹之歌》。我就举个例子，说明莫言能够比较早地走入国际视野， 这是他得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尽管中国还有很多好作家，但是他们的国际影响力没有达到。
    陈众议：很多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有异议，其实，我们不如换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 也是普通人，他们在评选一个作家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价值审美的取向。另外，也可能是由于整个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不够。所以，他们需要拿两面大旗来参 照，说，你看，这个莫言跟他们两个人一样，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而且莫言自己确实也说过，他身边有两座高楼，一座是福克纳，一座是马尔克斯。同时我们可以这 么说，福克纳对马尔克斯来说，也曾经是一座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高楼，但是，后来马尔克斯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福克纳。所以，我想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理解 成为莫言曾经有过两位导师，但是后来超越了他们。评委用自己的方式，只是作为一种批评、评价而已。对他们的评价，我们只能作为一个简单的参考，很多诺贝尔 奖评出来的作家都是我们并不很认同的，他们不能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愉悦，甚至于我们很难有共鸣。我们寄希望于莫言写出更好的作品，寄希望于中国作家不要以诺 贝尔文学奖作为惟一的标杆，它不是惟一的标准。
    陈晓明：过去，中国和外国文化的交流存在一种扭曲，我们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文化逆差。一百年，中国这么放开来 学习西方，但是西方对中国却始终很难了解，一直把我们陌生化。这本身当然跟我们当代文化的整个建构有关系，80年代以后，我们重新改革开放，对于西方的学 习和接受，应该说是加大了力度。但是，西方对于中国的理解，对于中国的文化上的定位，依然是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外的文化宣传工作，其实是 非常需要改进的。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今天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会让我们这么兴奋？这个事情的背后表现了什么？这背后固然体现了西方百多年存在的文化的优 越，另一方面，我们本身是不是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今后怎么去面对？怎么加大力度去做？这其实是很艰巨的一项工作。我们不要说什么引领世界， 今天世界的多元化格局也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建构的，我们怎么去面对世界？这确实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行超根据记录整理)
    原载：《文艺报》2012年10月24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10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