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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眼里，“70后”作家是天然的都市作家。从数量上看，“70后”作家以都市为背景的作品确实不少，但是要想通过这些作品复原完整的当代都市形象，又颇觉茫然，原因何在？在我看来，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大部分作品拥挤在青年男女的狭窄领域里舒展不开。尽管瞄准都市男女，但这代作家对爱情普遍缺乏信任，因此除了魏微的《拐弯的夏天》等个别作品，很少有人能通过情感开掘出人性的丰富性。缺乏真实的生命体验，丧失形而上追求，格调偏于低下，因此索然寡味；不仅如此，这样狭窄的表现空间阻碍了作家把视野投向无限丰富的都市生活，因此难以传达出深广的当代都市经验。在部分女作家的长篇小说中，这种症结表现最为突出。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突发的文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近20年“私人化”叙事片面膨胀、社会视野不断萎缩导致的必然结果。今天，当重温《子夜》的时候，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它阶级分析的眼光，我们就不能不生出感慨：那俯瞰整个社会的阔大视野，那交响乐般的恢弘气势，确实有令人震撼之处；相较之下，那些在鸡鸣狗盗式两性关系中做道场的作品，气场又是何其孱弱！ 文学创作注定是一项带有悲剧性的事业，平庸作品永远都是大多数，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些许星光的只有个别精英。当代都市作品量多质差的状况呈现的也许就是文学的常态，令人欣慰的是毕竟有零星的“70后”作品传达出了崭新的当代都市经验。 流动性。有人把流动性看成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标志，而都市生活最能体现这一点。现代都市如同一幅镶嵌画，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域和不同的社会团体，因此部分人难免要通过移居、流动和职业变动，跨越区域和团体之间的界限。《啊，北京》《三人行》《跑步穿过中关村》(徐则臣)、《逍遥游》(李师江)等写“京漂”的作品，就描摹了部分都市人“游牧式”的崭新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于部分人而言是被迫的，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主动的追求。流动意味着打破固定的生活模式，意味着不断更新生命体验。芝加哥学派研究表明，部分流动工人具有主动追求变化、运动、危险、不稳定的倾向。《啊，北京》中的边红旗、《逍遥游》中的“我”，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对“漂泊”生活的向往。他们体验新感觉带来的刺激，接受新环境的挑战，感受外邦人特有的自由，甚至消受背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之后的狂欢。流动性被看成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漂”的生活状态体现了现代都市生活最为本质的一面。 进退失据的困惑。都市书写的核心不在于如何描摹出都市景观，而在于如何表现出都市精神、都市意识。应该说“70后”作家的个别作品已经逼近了都市精神的内核，魏微的创作堪称典范。她的作品最擅长书写当代都市青年在自由与失重之间进退失据的困惑。《父亲的来访》中的小玉大学毕业后定居南京，在新的环境中她获得了放纵身体的自由，但父亲将来探望的消息又让她倍感压抑。在这里，父亲显然隐喻了传统伦理秩序，这个作品是借父辈与子辈之间的矛盾，表现城市化过程中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剧烈冲突。对于魏微而言，创作这样的作品绝非偶然，她的《情感一种》《异乡》也都表现了类似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棉棉的《糖》看成是魏微这一思索的延伸：“我”和赛宁已经挣脱了传统道德的约束，但随之而来的性欲、毒品、酒精和音乐相交织的感性化生活，赋予他们的远不是自由，而是带有自毁性质的颓废和虚无。循此思路，魏微清醒地意识到价值的丧失必然伴随着生命的失重，都市人要摆脱这一精神宿命面临着如何重新确立价值尺度的问题，《寻父记》写的就是灵魂上的“寻父”之旅。传统与现代、自由与失控、价值迷失与价值寻找，诸多矛盾标示出当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精神困境。 孤独感。都市是拥挤的、喧嚣的，但在本质上却是孤独的——孤独感也是“70后”作家乐于表现的主题。戴来的一系列作品表现了被生活压扁了的人的“自闭症”，鲁敏的《细细的红线》描述了人群中的孤独者自我拯救的努力，而《铁血信鸽》写出了生命野性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消泯的无奈，魏微的《薛家巷》《到远方去》暴露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囚禁中的虚空。兰州作家弋舟则以长篇小说《跛足之年》集中展示了当代人灵魂深处的无聊感。主人公马领不能适应“单位”的僵化生活，带着捍卫自我价值的豪情愤然辞职，投身市场，却发现个性、尊严在交换原则面前孱弱不堪，于是逐渐沦落为“多余人”，陷入极度的无聊中。他试图通过虚构故事、干预他人生活、不断“越界”等行为，把自己从无聊中打捞出来，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变成了行尸走肉。挪威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在《无聊的哲学》一书中写道：“在一个社会或文化中，如果无聊感增加，就表示意义的载体出了严重的问题。意义必须作为整体来理解，我们在一个总体意义下参与社会，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这个总体意义为琐碎的日常生活赋予了价值，它的另一传统名称就是‘文化’。许多现代理论家都得出了如下结论：文化已经消失了，并且被诸如‘文明’所取代了。如果无聊感增加，可能是因为总体意义消失。”在此意义上，弋舟对无聊感的开掘是深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当代人灵魂深处的残缺和痼疾。《跛足之年》是近年长篇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但未能引起批评家和读者的足够重视，至今还处于湮没状态。 2003年，魏微和朱文颖在《作家》杂志上做过一次对话，认为当时中国“真正的城市生活的摹写尚未成形”，这话听起来有些绝对化，但事实上一点也不夸张，中国都市文学的创作向来薄弱。而今10年又过去了，这10年正是中国都市化最为迅猛的时期，但检点起都市文学的整体状况，似乎依然不容乐观。在此大环境之下审视“70后”作家的都市文学创作，我们大致可以用喜忧参半来概括：一方面是大量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表现平庸，陷入多角性爱的泥潭无力自拔；另一方面又有少量作品捕捉到了当代都市精神的吉光片羽，在某个侧面上把握住了时代精神的实质。当下文化多元并存，社会现象纷繁芜杂，它的内核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隐蔽，更加难以把握。魏微、李修文等作家都曾表露出难以穿透时代本质的困惑。在此情形下，尽管在整体上“70后”作家的都市文学还布不成阵，但能产生少量逼近时代精神本相的作品，已属难能可贵了。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