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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豪放不羁、放浪形骸的文化品格与魏晋风度、名士风流 总括 豪放不羁、放浪形骸，无疑是史湘云文化品格的核心，也是她最为光彩照人的地方。我相信关于史湘云这一个性的分析，已足以压断我的笔尖。不妨引清代涂瀛《史湘云赞》中的一段评论文字，“青丝拖于枕畔，白臂撂于床沿，梦态决裂，豪睡可人，至大烧大嚼，裀药酣眠，尤有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之慨，更觉豪之豪也。”这样的评论，哪里是针对着一个少女，分明是在赞扬一个豪放不羁的理想文人。豪放的行为自是由了豪放的精神，只有抓住其精神实质，才能给找一个文化定位。前人曾说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此话深得我心。惜哉，只有一句！幸哉，只有一句！我不知道中国古文人狂放始于何始，但我深信魏晋风度中表现着以庄老思想为根基的狂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一个高峰。 在我看来，代表魏晋风度的不是正始之音。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不仅是吃药的祖宗，而且开创了玄学，围绕着“有无”“本末”等玄之又玄的问题高谈阔论了起来，但那只是一出戏的序幕。戏剧的主体，却是竹林之诞。嵇康、阮籍等七人饮酒啸傲于竹林之间，挥塵玄谈于快意之时，号称“竹林名士”。他们发展并压倒了正始之音，将玄之玄的问题具体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要超越名教，放任自然。儒家所倡导的那一套礼法，本是伦理、道德的工具，为了维护正统的社会秩序，这未必坏，但一方面被伪君子用以自利，已经丧失了它本身；另一方面被它本身确实压抑人之个性与情感。故而竹林名士高扬自然，排拒礼教。如果把“自然”化作一辆碰碰车，礼法往下压它，让它寸步难行；竹林名士则在后面使劲的推，让它飞速的跑。两种力量互相对抗，则使“自然”这辆碰碰车蹦蹦跳跳的跑。竹林名士不仅将“自然”偏激化，而且思想和行为都很怪，所以被称之为“竹林之诞”。他们高扬的是自然，实则行为最不自然。譬如阮籍，本是至孝之人，母亲死时，正在与人下棋，听到噩耗，心如刀割，那就大哭一场嘛！为什么要表面不动声色？为什么事后饮酒二斗，号啕大哭，吐数血升？刘彾不仅裸体饮酒，还写了篇 《洒德颂》来自吹自擂。这种放浪形骸的怪诞行为，当然被礼法之士斥为离情悖理了。或许，这是放达，是被礼法压抑下的个性与情感的一种发泄，唯其如此，才能令世人猛醒：世上还有一个我，还有我的个性与情感。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对政治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他们却身不由己的处于政治漩涡之中。他们未始不想建功立业，扬名立万，但英雄的三国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如此他们能不慷慨任气，忧愤无端么？但他们更畏惧政治斗争的险恶，无缘无故的杀戮。他们的人生充满着无尽的忧患，他们的内心充满着沉重的哀伤。“从而，无论顺应环境、保全生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处在一种非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著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李泽厚《美的历程》.105页）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慷慨激昂，但我们解得么？他自己又解得么？或许，隐而不显的诗意正是其个性不断自我压抑，棱角不断磨平的结果。他之善终，也正由了这。细想，阮籍实则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魏晋风度，背叛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口不臧否人物的，岂能是阮籍？大醉60余日的，岂能是阮籍？冲天的豪气在哪里？精湛的剑术有何用？阮步兵难道只能带个头衔么？真正代表并如一保持魏晋风度的却是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只有他，能够肆无忌惮的提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只有他，能够体悟；蔑视权贵，无视钟会的存在，也只有他，能够做到；与变节的朋友绝交，只有他，能够执着于自己的人格理想；“ 广陵散于今绝矣”，也只有他，能够在无端的忧愤中，留下最后一份潇洒，发出最后一声长叹。也正因了嵇康，那遥远的绝响才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次次的回应。当竹林之诞成了历史的陈迹，又出现了所谓的元康之放，清谈玄学之风复炽，放纵恣肆之行更盛，但那已是魏晋风度的尾声了。魏晋风度的内在深刻性已经失去，无病呻吟的空心菜只能被后人讥之为东施效颦。 狂放不羁、放浪形骸的文化品格已在史湘云的精神里打下了烙印，但她是不是得了魏晋风度的精髓呢？应该得到了。超越名教，放任自然，史湘云虽未自觉到这一点，但在行动上已经自然而然做到了。她的行动处处抵触着礼法，抵触那个社会对妇女的闺范。她可以大说大笑，高谈阔论；她可以大嚼鹿肉，放浪形骸；她可以女扮男装，英气飒爽；她可以醉卧裀药，豪睡可人；她可以大声喊诗，锦心绣口……在这里，我们才感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然。哪里有丝毫作作的成份？哪有人为的离情悖理？她的天性就是那样。我们已经无法找到魏晋风度中的怪诞，唯其如此，才可以说史湘云在更高层次上回应了那遥远的绝响。史湘云的内心也是痛苦的，我们说她表面的诚挚乐观、开朗活泼、旷达乐天、豪爽不羁掩饰不了内心的痛苦。史湘云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有很强的个性，并自然而然的张扬着那种个性，可有的评论者却说她没有“自我意识”，真是让人无法理解。其实“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在于自身的哇哇乱叫,试问魏晋那个人之觉醒的时代的时代 ，可曾有人说道：“呜呼！吾尚一人哉！”（杜撰）他们的“自我意识”都在诗文、言语、举止、行为上流露出来，我们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得出那是人之觉醒的时代。史湘云也是这样，她无须大叫“自我意识”，她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绝假纯真的自我。她的诗词、言语、举止、行为已无法让我们否认她个性的独特魅力，更枉论否认她的“自我意识”。有时，我在想：当“自我”作为一种意识存在时，已经压抑甚至扼杀了“自我”。有多少人高唱着“自我意识”，走向了人生，走向了社会，当我们审视他们的一生时，却发现：叫他张三也可，李四也可，王二麻子也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切任自然吧！不要让理论扼杀了我们的性灵！不要让意识扼杀了我们的“自我”！我们说魏晋风度之深刻在于内心执著着人生，非常痛苦。史湘云同样如此，她在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襁褓中，父母叹双亡”，她二叔史鼎待她又能怎样？贾府的姑奶奶固能疼她，但毕竟时日无多。更何况她同林黛玉一样，缺乏机心，放言无忌，既不会讨好贾母、王夫人，巴结风姐，又不会笼络下层人心。她在贾府中的地位可轻可重。“一样有金缘不在”，这自是无事闲人的臆测，但“逝水愁云一怆神”却是命运的真实。史湘云即是“逝湘云”。她又叫“枕霞旧友”，“霞”亦是“云”。“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关键在“旧”字。作为“湘云”，自是随风飘荡，任意东西。“转眼飞蓬吹，无人识旧年”，旧友可曾识得么？最终的相思之地，唯有残云逝水，正所谓“而今人去楼亦空，教我何处忆潇湘。” 史湘云深得魏晋风度之精髓，但她所回应的那种风度已发生了变异。上段中所论述的从怪诞走向自然即是明证。其实，魏晋风度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变异，大抵沉淀成了一种豪放不羁、放任自然的文化品格，这在李白、苏轼身上都有体现。或许，也只有发生变异，才能把魏晋风度的烙印打在中国古文人的骨子里，从而一代代延续下来。在史湘云所处的大观园时代，魏晋风度走向了生活化与感伤化。 魏晋风度的生活化 魏晋风度的代表者阮籍、嵇康，以自然对抗名教，排拒礼法，表现得桀骜不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象。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中的私心揣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讲：“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不信礼教，毁坏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愚执得多。”如果竹林名士泉下有知，也应为千年后尚能找到鲁迅这样的异代知己而感激涕零了。不过，我总以为竹林名士的思想根基在老庄那里，孔子与他们是无缘的。如果他们以自然排拒礼教只局限在政治方面，只为了反对司马氏专权抑或政治恐怖，鲁迅的揣摩当然没问题，但是竹林名士的锋芒却对着世俗的社会、儒学的传统，要求个性的解放和情感的充分表达，而这反是主要的。竹林名士自始至终都排拒着礼教，反对着礼教，践踏着礼教。他们也决不是老实人，若是老实人，要么找个地方逍遥去；要么屈膝在司马氏政权下。不管怎样，鲁迅的揣摩揭示了竹林名士内心的一个隐秘，这是魏晋风度能够走向生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让后代走自己道路，亦是明证。但他们自身以及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并未走向生活化。 到以后，陶渊明所回应的魏晋风度，大抵开始走向生活化。儒道互补，实现一种中和，譬如李白、苏轼，他们的骨子里打着魏晋风度的烙印，若放任自然，豪放不羁的文化品格，已使他们并未认真排拒的名教，在心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有，可以束缚世俗之人，但休想把他们羁绊；无，他们更是肆无忌惮的逍遥、狂放了。史湘云，在文化品格上，应是沿着这一脉络顺承下来的。我们可以发现史湘云的豪放不羁、放浪形骸，不再仅仅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生活的需要。那种文化品格已经完全融入了充满面诗情画意的大观园生活，她不是为了赞成什么，也不是为了反对什么，就是个性的充分张扬，性灵的自然抒发。而竹林名士的放浪形骸，则明显的是一种行为。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生活的需要，而要高扬自然，放任自然，反对世俗的礼法，对他们不满意的司马氏专权表示抗议。由此，史湘云所回应的魏晋风度已大大深化了。这种回应较之我们时代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再加上大类沉郁的感情凭吊一番，来得高明多了。或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曹雪芹的伟大，《红楼梦》的伟大。 魏晋风度的生活化，还表现在对世俗礼法的态度。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对自己的行为并不一定认为是好的，不得已的放达更能加深内心的苦痛，所以他们要让自己的后代适应社会，过一种平安喜乐的生活。很可惜的是，他们后代的生活虽未出现大风大浪，但父辈的文化品格已丧失殆尽。我以为，那种风度要走向生活化，应把世俗的礼法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礼法之士说礼法多好多好，并要以之约束整个社会。既然说好，那就好吧，我也说好，但礼法休想束缚我的个性与情感。私以为，史湘云正是做到了这一点。那个时代，凡是有上进心的人们都讲，读书好，做官好，仕途经济好。史湘云耳濡目染，也跟着说好，但她本身真的不理会那些东西。女子总要以贞静为主，试问她安静的下来么？大说大笑、爱动爱闹；与香菱谈诗，可以彻夜不眠。于此，别人又能怎样，礼法又能怎样。作为正统的代表薛宝钗也只以能说几句面子上的话。如果讲谈起礼法，湘云知道的并不比宝钗少，但那如同小学生背行为规范，只是记忆的问题，脑瓜里可不愿装。据我揣摩，史湘云正是在心中架空了礼法抑或封建伦理道德，任自然的抒发性灵活，张扬个性，才使她回应的魏晋风度在真正意义上走向了生活化。 魏晋风度的感伤化 魏晋人物，特别是竹林名士，确实有很逍遥的一面。药、酒、风姿、举止、交谈、吟啸、弹琴都反映了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设想，他们驾车行在山阴道上，如同历史的匆匆过客，进入了竹林，则是喝酒的喝酒，弹琴的弹琴，玄谈的玄谈，吟啸的吟啸……夕阳西下，有的颓然已醉，有的倦极欲睡……深山的雾气弥漫了竹林，一切融入了异代的梦乡，化作了历史的沧桑。当阳光再次洒满了竹林，宴饮之地，唯有散乱的酒杯，已朽的焦琴，再也不见那不知何处的晋代衣冠。今天的惆怅，正是昔日的逍遥。我们却可以从那传颂的名篇，找回异代的梦幻。“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兄弟秀才入军赠诗》），岂不是精神的自由？“临堂翳华树，悠悠念无形。彷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咏怀》、三十六、阮籍）华树茂影，自可体悟到有形终归无形；亲友的至情，终于因宇宙的“道”，而无可牵挂。这难道不是达观么？然而，竹林名士内心的苦痛、感伤、恐惧、焦虑、爱恋，已随着高深者的论断，不断为人们重视。是啊，“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疑。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唉，“郢人逝矣，谁可尽言？”从这些诗中，是否能感受到一种感伤呢？能，但不大。嵇康、阮籍这些诗大多心怀忧愤，慷慨激昂，能反映出个性中暴烈的一面。使魏晋风度带有一定感伤色彩的，则是向秀。他在好友嵇康、吕安被杀后，迫不得已去洛阳应郡举，绕道山阳过嵇康旧庐，思及亡友，以隐晦曲折之笔，写下了名篇《思旧赋》，以志怀念与哀悼，云：“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昔，心徘徊而踌蹰。栋宇存而费毁兮，彤神（身体和精神）逝而焉如……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音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而心。”唉，“惆怅山阳路，空吟闻笛赋”（集古），固如此，然魏晋风度在竹林七贤那里并未真正走向感伤化，因为那个社会虽然混乱不堪，但封建制度却是上升的，名士可以慷慨任气、忧愤无端，可以哀叹人生、哀叹生命，但绝不会感觉到社会性的末落，而真正意义的感伤往往在末世。 到了大观园时代，封建制度走向了没落，封建社会走向了没落，相应地，末世的感伤成了《红楼梦》的主旋律，而史湘云所回应的魏晋风度也在真正意义上走向了感伤化。“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何等潇洒，何等逍遥，可是“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着预示史湘云悲剧命运的判词，何等伤感，何等凄迷。无论“非关倩女亦离魂”，还是“寒塘渡鹤影”，骨子里都是林黛玉式的感伤。在这感伤中魏晋人物内心所有的焦虑、忧愤、恐惧、愤 懑，已经找不到了；对人生的执著，也找不到了。感伤主义带来的是一种人生空幻之感。是的，史湘云的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早已觉醒，并且远远超越了魏晋那个时代。但是，末世给她带来的只有压抑与摧残，只有苦难与不幸。她觉醒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最终被那个社会扼杀了。所以史湘云所回应的魏晋风度在她所处的大观园时代走向了真正意义的感伤化，而这感伤化，正预示着它本身的没落。 谁能想象，魏晋风度在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文化品格，会钟情于一位少女，并让她通过一段诗情画意的文人生活，任自然的表现它，任自然的发展它，任自然的结束它。当人们凭吊那段风流时，往往忘记了那段风流在末世的命运，忘记了那位大观园里的少女…… 名士风流 第四十九回“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中有段关于风流的争论，如下： 黛玉笑道：“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庵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庵一大哭！”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的，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头却是锦心绣口。”宝钗笑道：“你回来若作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来，就把这雪压的芦苇子摁上些，以完此劫。 这是大观园文人集团第一梯队在审美趣味上的一次论争。右军主将史湘云显然站在了封建礼教的对立面，以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真名士为楷模，表现了一种豪放不羁、恃才傲物的文化品格。而左军主将林黛玉和中军主将薛宝钗的“联合式”取笑不免黯然失色，一则拘谨与正统在审美趣味睛两上表现的一致性，让人无法接受；二则事实最有说服力，芦雪庵联句中，左、中联合才与右军主将勉强战个平局。最引起我们注意的自是“名士风流”。一般以为，史湘云所标榜的是魏晋名士，从当时的语境来看，这没错。但是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关键在一“自”字。夫“自”者，自然而然，非强拉硬扯，故意作作之谓也。魏晋名士之怪诞，显然不是纯正的自然，而是扭曲了的、蹦蹦跳跳的自然（前文有碰碰车之喻）。所谓有“真名士”，也不是喝几杯酒，坐在炕头上咿咿哑哑的读几遍《离骚》所能完事的，而应有高层次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同时不能放弃社会责任。基于此，我推谢氏风流的杰出代表谢安为古今第一风流名士。相信从“风流的自然，自然的风流”角度，史湘云会“于我心有戚戚焉”。 一提起谢氏风流，我们都会想起刘禹锡那首感伤的小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虽然王谢并称，其实王氏家风远不及谢氏“雅道相传”的家风。“雅道相传”即是追求精神自由与理想文化品格的名士家风，在谢氏代代相传，其中虽有发展、变异，但内在的东西却是一致的，即老庄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心态。谢氏风流所承继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竹林之诞，但其好处在于自然。至于其行为则外现为以下数端：适情悦意的生活理想；“朝隐”的处世态度；讲究风神仪表；向往山水风月；爱好文学。由此上述种种熔铸而成的山水的“合金”（参考《华丽家族》萧荣华著）。谢安作为名士的风流与作为宰相的风流是密不可分的。名士风流自是在东山的盘桓，与白云为伴，与闲鹤为伍，静听流水淙淙，心醉鸟语花香，正是“此情此境，离伯夷何远之有。”精神的自由与逍遥，心灵活的自然化，已成为早年的陶醉，然而士林的声望却与日俱增，终于“谢安不出，将如苍生何”。他之好处，即在自然的抓住时机，自然的出仕，自然的推行黄老政治，自然的大济苍生。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自然的担负起了社会责任，潇洒的赢了淝水之战。“功成身退”是天之道，于是他又自然回到了东山的精神家园，终老一生。正是所谓“隐就隐得潇洒，仕就仕得显赫。”在他身上“官——隐”“魏阙——山林”，中国古文人的理想生活道路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名士风流映衬了宰相风流，宰相风流将名士风流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而二者的结合则是“风流的自然，自然的风流。”所以谢安最为中国古文人推崇，李白就不无向往的写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史湘云作为大观园里代表名士风流的理想文人，像谢安那样在追求个人精神自由与承担社会责任两方面达到完美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深得其名士风流的精髓——自然，却是一定的。 当我们完成了对史湘云文化品格的分析，不得不惊叹，她怎么涵盖那么多的内容？千古童心、旷达乐观、一切随缘、豪放不羁、放浪形骸构成了其文化品格的主体；道家的追求精神自由与释家的人生的态度，在其个性中自然流露；魏晋风度、名士风流（谢氏风流）都在她这里得到回应。或许，这正是曹雪芹的成功。他基于对主体文化人格理想的否定，树立了自己本性与之隔膜的另外一种文化人格理想，并在内涵在远远超过了原有的。或许，正是因了自己文化人格的劣根，自己流血的伤口，自己锥心的痛，只有自己最明了，他才能发扬伟大的自我否定精神，调动杰出的艺术才华，完成对史湘云这一形象的塑造，完成对史湘云文化人格理想的构建。是的，曹雪芹成功了，史湘云在文化魅力上不仅倒了薛宝钗，也超越了林黛玉，成为大观园文人集团第一梯队最为光彩照人的形象。 然而，史湘云这一形象所包含的内容还很多。在以下的行文中，将分析她的阳刚之美；在与林、薛的对比中，对其个性进行重新定位；在末代儿女情中审视她的价值。 （五）阳刚之美与女扮男装 如果说贾宝玉是女性化的男人，那么史湘云就是男性化的女儿。我们从她的文化品格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须眉之气，阳刚之气。崇名士，爱男装，天生侠骨，皆使她与一般女孩子的缠绵与扭捏作态隔膜。她最讨厌脂粉气与女性化。而贾宝玉由于长期生活在姐姐妹妹中间，阳刚之气几乎消磨殆尽，甚至有吃胭脂的毛病。史湘云看到后，立即一把掌打落，狠狠地说：“不长进的毛病，多早晚才能改呢？”史湘云还对宝玉讲过这么一段话：“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讲谈讲谈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让你成日家只在我们队里，搅得出些什么来？”这段话可大大的不得了。高明的评论者因之把史湘云定为封建主义形象，进行严厉的批判，且推而广之，把她不让宝玉吃胭脂，说有“道学”气了。开明的评论者，虽不把史湘云当作封建主义形象，却也说她受害不浅，应该进行改造。在我看来，史湘云讲的话重在后面，大抵是“宝玉，你只要别在我们队里搅活，干什么都行。男人应该有个男人的样。整日间姐姐妹妹的，还有点须眉气吗！”宝玉是聪明颖悟者，这话里的话如何听不出来。于是，立即反击：“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显然，湘云对宝玉的胭脂气与女性化大为不满，所说的话也刺痛了宝玉最敏感的那根筋，而宝玉的反击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己的虚伪。在中国古代闺阁中，一般女子在身体与精神上都表现出了过分的纤弱，而那种纤弱，反被当作一种美。纤弱的美，病态的美，扭曲的美，其实是一种丑，体现最为明显的即是缠足。我看的《红楼梦》虽未写到缠足，但绝不会把这当作一个新奇的发现，如同某些傻瓜一样研究考证一番。其实《红楼梦》也没有写到卫星、坦克之类的。我很惊讶，不仅古代许多男子尤其是才子，很欣赏美人足，譬如诗中说的“秋千架上更风流”（引自《青楼梦》），甚至连辜鸿铭那样的大学者都要靠三寸金莲来启发文思。我真怀疑，如此纤弱、扭曲、摧残的“美”，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美么？健康是美，强壮是美，自然是美，青春是美，豪爽是美，旷达是美。唯有确立这样的审美标准，才能欣赏史湘云所具有的阳刚美，而这种阳刚美足以涤荡闺阁中的任何纤弱之气。 史湘云的阳刚美还表现在傲世的精神上。他在《供菊》中讲“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这种疏狂的表达，自有一种傲气的上扬，世路纵然坎坷，又能奈我何？而林黛玉所谓的“孤标傲世携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虽同样作为孤立的傲世者存在，但明显的自我架空了，想来终非食人间烟火者。并且，有一种消沉与孤寂的意味，我纵然能傲世，又能奈世何？两种不同的傲世精神，让我们很容易做出取舍，但二者的殊途同归，则是末世的必然。 史湘云的阳刚美同样表现在女扮男装上，且其中自有一种生活的情趣美。不妨抄一段： （薛宝钗）：“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他（史湘云）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带子也系上，猛一瞧，活脱儿就像宝兄弟——就是多两个坠子。他站在椅子后头，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过来。仔细那头上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过去。后来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才笑了，还说：‘扮作小子样儿，更好看了。’”。 天真活泼、美丽可爱的少女扮成小子样儿，实是具有独特的魅力。只是不免可惜了。如果这样的行为不仅仅局限在闺阁，而走向广阔的社会该多好啊。现代拍的古装戏，大都玩女扮男装的把戏，人们也都看的有滋有味。如果长久下去，不免生厌。可在真实的古代，以女扮男装走向社会，哪怕是偶尔，也非常得困难。我想起了沈复（沈三白）的《浮生大记》，其中有段写道他怂恿妻子芸娘女扮男装，去水仙庙观看神诞花照的事，很有情趣，不妨抄下： （余得躬逢水仙庙神诞花照之盛。）归家向芸娘艳称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于是易髻为辫，添扫娥眉，加余冠，微露两鬓，尚可掩饰，服余衣一寸又半，于腰尽折而缝之，外加马褂。芸曰：“脚下将奈何？”余曰：“坊间有蝴蝶，大小由之，购亦极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及晚餐后，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良久，忽变卦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余怂恿曰：“庙中司事者谁不识我，即识出，亦不过付之一笑耳。吾母现在九妹丈家，密去密来，焉得知之？”芸揽镜自照，狂笑不已。余强挽之，悄然径去。遍游庙中，无识出为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最后至一处，有少妇幼女坐于所设宝座后，乃杨姓司事之眷属也。芸忽趋彼通款曲，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欲为措词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跷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与愕然，转怒为欢。留茶点，唤肩舆送归。 以我之私心而论，这段文字比《红楼梦》那段好多了，一则芸娘之情态较之湘云更为可爱；二则从闺阁走向了社会，更具有生活的情趣美。其实，芸娘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林语堂语）与湘云有太多的相似性了。她生性率真，不知进退的卷入家庭的各种矛盾中，如为三白的弟弟启堂借债做保，对人又不设防，加之小人从中挑拨离间，被父母赶出家门，而这与湘云所保持的千古童心是相通的；她生性乐观，热爱生活，点缀生活，陶醉于闺房之乐、交友之乐，欣赏大自然与艺术之乐，这与湘云的旷达乐观多么的一致啊。她也“满望努力做一她媳妇”，但当主观的努力因现实的无奈了化作了泡影，生活的苦难与不幸向她步步紧逼，她并没有被压倒，而是坚强地走了下去，这不正是湘云带有积极因素的一切随缘么？她的交游是那么的广泛，拥有那么多的朋友，这不正是由了心灵的开放么！芸娘与三白一样“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而这正是史湘云文化品格的核心。芸娘所受传统观念的压抑和桎梏是很少的，而这与湘云对礼法、封建伦理道德的不在意，岂不是殊途归么？芸娘与三白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有诗情画意，有卿卿我我，有偕同出游，有坎坷不平，有愁困交加，有生死离别。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我在想：如果湘云在与卫若兰的婚姻生活中，有一日如同芸娘之于三白，也不枉了这一生。 记得有人曾在文章中讲过三个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女人抑或三个真正的女人，一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是萧红，一是张爱玲。这大抵由了一句诗，“自古红颜多薄命”。事实上，这三人唯能换起我们的同情抑或感伤，却不能让我们觉得可爱。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把《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和《秋灯琐忆》中的秋芙说成中国古代两个最可爱的女子。这种观点，我同意，但还应加上一人，即史湘云。而说到魅力，反是史湘云最为光彩照人。 原载：惠稿 原载：惠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