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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忧患意识 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经历过深重的苦难与屈辱。没有一个民族的文人，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经受着无穷无尽的天灾人祸、征战杀伐、时局动乱、颠沛流离的折磨，经受着专制统治和强权政治的压抑及对人格心灵的严酷摧残。"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靡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贾山《至言》）中国古文人有着巨大的人生忧患，然而传统的忧患意识并未包含这一层。忧患意识萌生于商周之际，殷人唯神是依，唯卜是信，周人敬鬼神而远之。殷人占卜主要是敬畏神，周人卜筮则融入了浓郁的政治因素。先民们对未知之事及自身命运有着一种无明的忧惧，他们未必自觉到人生，但那忧惧却是一种朦胧的人生忧患意识。忧惧的心灵与日趋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愈发强烈、深沉，产生了朦胧的传统忧患意识（家国忧患意识），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即反映了这一点。《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故其辞危，......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所谓"有忧患""其辞危""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正反映出了人对现实忧患的态度和自觉意志的增强。为了方便，不妨引尚永亮《生命在西风中骚动》（128-130）中对传统忧患意识的两段论述： 这种忧患意识（朦胧的家国忧患意识），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子、曾子、孟子等人的继承和阐扬，便由朦胧而转向清晰，由狭小而转向博大，其载体亦由少数上层统治者扩展而为众多的中下层士人，其关注对象则由周之邦国进升而为整个天下；与此同时，士人们的心性培养、人格塑造也都与这种意识紧密关联起严，一种深厚的社会责任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从这时起真正诞生了。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人之有德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在这些论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意志，一种时时刻刻自我警惕、自我提升、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一种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慎终追远、忧道谋道的心理。这种意志、精神和心理经过儒家"修、齐、治、平"理论的整合，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已深深渗透到了后代文人的心理结构之中，从杜甫的"孤舟一系故园心"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明显看出其演进的轨迹。 忧患意识发轫于周初统治者有鉴于殷商覆灭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危机而生发的对国运的忧虑，中经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之"忧道"、"弘毅"、"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等理论的发扬光大，最后渗透到后代文人的心理结构中，落实到他们的人生实践上，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途程。在这一途程中，忧患意识本身也发生了如前所述的若干变化。但变化中又有不变者在，而这不变者正是忧患意识的内核，那就是：它的致思方向始终指向未来，而不仅仅局限于现实忧患之中；它的关注对象主要是家国天下，而不在个体生命、情感上多作停留；它增强了人的自觉意志，使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地位，而其目的所在则将人之自觉意志融入群体道德和群体意识之内。 尚永亮还将忧患意识与悲秋意识作了深刻的对比，此处已无赘述之必要。他以为两种意识由于一种内在的忧患感取得了深层次的统一，是很有启发性的。私以为，凡具有内在忧患感的意识皆可纳入广义的忧患意识。我们说传统的忧患意识在明末清初得到了提升，成为民族忧患意识。其实华夏民族自形成之日起，就充满着忧患，若商对东夷族的征服、秦汉与匈奴的战争、北宋之亡于女真、南宋之亡于蒙古，但那时对民族忧患缺乏一种理性的审视，而经常感情用事，若"壮志饥餐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同时人们把君臣纲常凌架于民族存亡之上，盲目强调不仕二朝。而到了明末清初，优秀的古文人开始以理性的态度审视君臣纲常，审视民族大义。王夫之提出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千古之通义"，民族存亡作为千古之通义远远高出君臣纲常这一时之一大义。黄宗羲以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于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斥责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小儒的陋见，伯夷反对武王伐纣是无稽之事，"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顾炎武则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堵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讲："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其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私以为，宋代范仲淹虽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心中却未必明晰"天下"与"家国"之别，而唯有到了充满着民主精神的明末清初，才完成这种区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对异族入侵下的率兽食人，终于使这一时期的忧患意识上升为自觉的理性的民族忧患意识，而接近更高层次的人类忧患意识。所谓人类忧患意识，大抵是对人类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忧虑，譬如：终极关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人是什么、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和解等等，由于这些问题在哲学层面上，不是我所处的年龄阶段能够深入思考的，故不论。 要之，我所谓的忧患意识，根基于人生忧患意识，并由人生走向社会，由个体走向群体，由狭小走向博大，将家国、民族、人类纳入自己博大的胸怀，以一种居安思危、忧国忧民的态度直面社会风云，以一种明耻教战、慎终追远的心理激发图强的意志，以一种高度的牺牲精神去承担家国、民族、人类的深苦难，而最终的归结点却是人生忧患意识。我总以为人应该从真实的"小我"走向真实的"大我"，但到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到了行将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时候，真实的"大我"终会归结为真实的"小我"，然而这种"小我"的真实性亦会虚空，如此人能无忧患乎？ 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打在了中国历代文人的骨子里，曹雪芹作为其中一员自不例外。对人生坎坷不平的体验，对家族兴衰的体验，对社会不平与悲凉的体验，自会激发沉淀于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相应地，这种忧患意识必然会注入《红楼梦》，注入他理想中政治文人贾探春的精神世界里。探春的诗才，一般定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她和宝玉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如果说宝玉的诗作大多反映贵公子的风流自赏、忧愁感伤，那么探春的诗作更有一种人生忧患意识。十二首菊花诗在《红楼梦》中自有其地位，但人们往往重视潇湘、蘅芜、枕霞之作，而忽视了蕉下客。《簪菊》反映了她不庸俗、不纤弱、无脂粉气的个性，如："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情。"这种风度，这种高情，唯名士才拥有，若以少女刻意求之，也许真像道学家说的"不成体统"了。但我们要的是其精神内核，而这内核方是曹雪芹的兴寄所在。我说过，探春是被当作政治文人来塑造的，或许由此，曹雪芹让她选择了最后一首《残菊》。私以为"残菊"即是"残局"，这种谐音方法虽让我作呕，但此处实在有用。不妨录下全诗。 露凝霜重渐倾欹，重赏才过小雪时。 蒂有余香金淡泊，枝无全叶翠离披。 半床落月蛩有病，万里寒云雁阵迟。 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 其所谓"蒂有余香""枝无全叶""金淡泊""翠离坡"，不仅写出了残菊的衰飒，更象征了贾府在忽喇喇大厦倾，昏惨惨灯已尽，家亡人散各奔腾之后，寒烟漠漠、败叶萧萧的凄凉。或许，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的沉重感叹亦由此而发。作为政治文人，探春对家族抱着无尽的忧患。她曾不甘落寞的意识，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她曾以改革的意识对大观园所形成的宇宙作了整顿。但她究竟是文人，没有实权空有尊严的政治文人。对家族纵有忧患，也只不过是忧患。空阶的落叶，是说不出的惆怅；亭亭的落日，是无可挽回的衰飒。一个家族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社会亦是如此，曹雪芹只能写那样的封建家族，写那封建家族的腐朽、衰靡、忧患、没落，但实际上，他已经写出了那样一个国家，那样一个社会。因此，他注入贾探春精神世界里的忧患意识已上升为象征意义的家国忧患意识。当这种意识落空后，她要面临的则是人生忧患。"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就是她的命运；"半床落月蛩有病，万里寒去雁阵迟"，这就是她的人生忧患。对这不可避免的人生忧患，她自能表现出一种达观"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这是对爹娘的告慰；她之所谓"爹"自是贾政；她之所谓"娘"又是谁呢？赵姨娘还是王夫人？呜呼，无法可想。"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明岁还会有相会么？分手真是暂时么？如果有，如果是真的，曹雪芹又怎么让她收拾"残菊（局）"啊？ "抄检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一件大事，是贾府这个封建大家族内部矛盾尖锐化、表面化的表现，它演出了这个家族成员之间自相厮杀的悲壮一幕。世代冠冕簪缨，知诗书、明礼义的大家族，为了一个绣春囊而兴师动众，大事抄检，把大观园闹得人仰马翻，这反映的不仅仅是封建伦理伦道德的虚伪 性，更反映的不仅仅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更反映了阶级头斗争的残酷性。阶级斗争不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讲上一两天，马上就是血泪斑斑，伤痕累累。睛雯之寿夭，司棋之自杀，皆是由此。有人索隐出绣春囊是薛宝钗的，其目的利用抄检大观园向林黛玉射出最有杀伤的毒箭；既然那样说，那就是薛宝钗的吧。有人说袭人是大观园里的"第五纵队"，她在宝玉的步步追赶问下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以及她的"敌人"晴雯、司棋都没好下场，而同党秋纹、麝月却安然无虑，即是明证。既然那样说，袭人就是"第五纵队"吧。这些东西除了给我们惊奇外，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我相信，在"抄检大观园"这一幕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形象即是贾探春。带着忧患的话语如同沉重的铅块压在我们的胸口，使我们艰于呼吸视听，她说："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她流泪了，那泪水是无可奈何的泪水，又是愤激的泪水，更是带着沉重忧患的泪水。对于家族无可避免的恶运，她要挽救，她要战斗；对于破坏正统尊严的横暴，她要做最猛烈的的反击。素昔以强干、狠毒著称的凤姐，在她面前变成了温顺的羔羊，不是陪笑，就是道歉。内心没有成算的恶奴，胆敢越众取笑探春。"只听 '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谅我是同你们姑娘（迎春）那样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他，就错了主意！你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王昆仑曾盛赞探春这一掌，他说："探春这响亮的一掌，是伸张正义、大快人心的一掌，也是人所不敢为的一掌。探春这一掌，不但打在了一个当权狗腿子王善保家的脸上，也间接打在了那些摧残少女的上层统治者脸上。尽管探春没能阻止别人继续搜检，也并不能挽救多少少女的惨遭恶运，但也足以使那横行无忌的狗腿子们杀了威风。"兵法云："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我们说探春那响亮的一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她以那响亮的一掌，结束了一个政治文人在挽救没落家族上的使命，收拾了混乱不堪的残局。她将面临更大的人生忧患，她的忧患意识将再次被提升。 电视剧《红楼梦》对探春命运的安排还是大有道理的。海疆叛乱，卫老爷战死沙场，朝廷欲以公主和亲。南安太妃对探春极为赏识但庶出的身份限人，于是认为义女，出嫁藩国。曹雪芹未必敢那样写，但唯有那样安排探春的命运，才符合他把探春作为政治文人塑造的本意。从前八十回屡屡出现的诗谶来看，也应该如此，若二十二回她所制的灯谜："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当然，当体现最明显的在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不妨录下： ...... 数到探春。探春笑道："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呢？"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掷在地下，红了脸，笑道："这东西不好，不该行这令。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许多混话在上头。"众人不解，袭人等忙拾了起来，众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 日边红杏倚云栽 。 注云："得此鉴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众人笑道："我说是什么呢。这签原是闺阁中取戏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话的，并无杂话，这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 如果不经意的偶然变成了不自觉的必然，如果昔日的欢乐变在了今日的惆怅，如果无尽的忧患变成了遥远的牵挂，我们怎么想，她又会怎么想。无言，寂寞的无言，无言的寂寞。大观园里的一草一木，一山（假山）一水，都是那样的熟悉。传新令的怡红院，论旧文的潇湘馆，还有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秋爽斋，她又怎会忘记？大观园文人集团的任何一个成员，将永远保留在充满着欢歌笑语的记忆里。人生的忧患，她可以直面，但家族的忧患、国家的忧患她又怎忍心割舍？中国历代文人的忧患意识已恨的打在了她的骨子里。她的忧患意识就是曹雪芹的忧患意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激荡、回应，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使我们的民族居安思危、明耻教战、慎终追远、奋发图强；也正是这种伟大的意识铸就了我们民族的脊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试问，像屈原、司马迁、杜甫、岳飞、陆游、弃弃疾、文天祥、顾炎武、林则徐这样的民族精英，这样的民族脊梁，哪一个没有伟大的忧患意识？ 当完成了贾探春文化魅力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她与曹雪芹文化魅力的统一性。她不甘落寞，正是曹雪芹不甘落寞；她高扬的改革旗帜，正是曹雪芹传递给她的；她的忧患意识，正是曹雪芹注入的。不甘落寞的意识、改革意识、忧患意识使贾探春在文化沉甸甸的。正是由了她的存在，彻底磨灭了无知者高谈阔论《红楼梦》时，所陶醉的"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元•乔吉《天净沙》）；正是由了她的存在，才压住了大观园文人集团第二梯队的阵脚，进而压住了整个大观园文人集团的阵脚；正是由了她的存在，才成就了大观园文人集团本身，才使曹雪芹的文化人格理想在《红楼梦》中真正落实。 我说过，大观园文人集团的任何一个成员，既是文人，又是少女。她们有文人的气质、文化的魅力，更有少女的需要，少女的情怀。在以下的行文中，我将着重分析探春作为一个少女在贾府的尴尬处境，并将其情怀放到末代儿女情中去审视。 五 尴尬处境中的抉择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莫《人的动机理论》一文中，将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亦即基本的层次是生理需要，指人们对食物、饮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气的需要；第二层次是安全需要，指人们对秩序、稳定亦即安全感的需要；第三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指人们在生理和安全需要得到满足后，更迫切地需要爱的温情和家园的温暖，第四层次是尊重需要，包括自尊（对获得信心、能力、成就、独立和自由等的愿望）和来自他人的尊重（如威望、承认、接受、关心、名誉和赏识等）这两方面的需要；第五层次亦即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指人对成长、发展、利用潜力、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用马斯洛的话讲，这乃是"一种想要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本来样子，实现人的全部潜力的欲望。"这五个需要层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不仅适合西方人，而且适合东方人，同样适合大观园里的少女。贾探春作为政治文人，她的需要主要集中在四、五层上，从文化魅力讲，她的这些需要也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满足。作为少女，或许她更需要第三层次的满足，然而尴尬的处境往往使她回避这一点，不敢直面这一点，由之形成了与赵姨娘的畸形关系。 赵姨娘是贾探春的生身之母，虽然半妻妾半奴仆的地位，已不可能造就正常的母女关系，但至少应该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去体贴、疼爱、关怀自己的亲生女儿，但她显然没有做。如果这还情有可原的话，她至少应该以自己高尚的品格来影响女儿，以自己纯洁的灵魂感化女儿，但她本人却是心术不正、灵魂卑微。我们说贾探春，很难从赵姨娘这里得到母亲的爱，所以也就难以付出作为女儿对母亲应有的爱。爱的需要，双方都无法得到满足，所以造成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冷漠。或许，探春所需要的是情感的爱与高尚的爱，而赵姨娘则以私心的最大满足来衡量爱。在探春处理给赵姨娘的同胞弟弟赵国基发体恤费的事件中，可以说探春、赵姨娘所理解的爱都轰坍了。或许由了愤激探春将了很绝决的话："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王夫人之弟王子腾），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情感的爱和高尚的爱得不到满足，便在畸形中渗入了渣滓，从而轰坍了她本身，这反映了探春在力图寻找另一种归属，即不甘于庶出的身份，要在实际地位上得到更高的认可。当然，探春要满足的主要是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然欲达此目的，必须满足归属的需要。如果归属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则一切都是空谈，这就是封建嫡庶制度给人造成的无奈。诚然，她"讨好"过王夫人。有一次，贾赦欲讨鸳鸯为妾，贾母恐自己失去臂膀，于是动了气，不分青红皂白，把与此事无涉的王夫人责备了一顿。探春当时正在跟前，立即为王夫人辩屈，结果使盛怒的"老祖宗"承认自己"老糊涂了"。然而在这"讨好"中，你找的到奴颜媚骨么？你找的到拼命往上爬的确利欲熏心么？你找的到人格尊严的丧失么？探春是有骨气的政治文人，王夫人的委屈她只当作床上的灰尘，轻轻的拭去。或许，伪善的王夫人已用那锐利的眼睛看到了贾探春的骨子里去，看到了她那不可侮辱的人格尊严，看到了好那出类拔萃的才华，而从未把真正的权柄假于她，反而处处防备她，压制她，甚至歧视她。基于此，我们说贾探春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讨好过王夫人，而只是以一种凌然不可欺的姿态靠拢过。冷清的中秋夜，月露风寒，凄凉寂寞，姊妹们都熬不过，去睡了，只有探春静静的坐在贾母与王夫人身边，一句话也没有说。贾母笑道："也罢，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头可怜见的，尚还等着。你去罢，我们散了。"我们不禁要问，她等的到底是什么？是贾府上层对其归属的更高认可么？或许是吧。然而那一句"你去罢。我们散了"，与探春及贾府之命运相联系，细细揣摩，果然不胜凄凉。说到底，探春之归属需要并未得到满足。再回到赵姨娘这边来。她之抱着私心的爱施于贾环，并想利用贾环，重新确立自己的一种归属。她请马道婆诅咒宝玉及凤姐即是明证。同时，贾环也是满脑子毒水的人，故意泼油烫了宝玉；后来在贾政面前添油加醋的诋毁宝玉，引发了宝玉挨打。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赵姨娘、贾环要处心积虑的对付宝玉，甚至想制其于死命？原来，宝玉是贾府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庶出的贾环则没有这个权力；若制宝玉于死命，则贾环即可成为财产的继承人，甚至有可能进入嫡系行列。历来"母以子贵"，如此，赵姨娘岂不会得到另外一种归属（大有可能取代王夫人之位）。前后稍一对照，读者的同情心立即会倾向于探春。但探春与赵姨娘的畸形关系，究竟难以诠释。若论责任，赵姨娘的应比探春的大一些。我们可以同情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但她本身不应有平庸意识与卑贱意识，显然，赵姨娘应被排除在被同情者之列。当然，探春对待自己生母的方式并不合适。然而，畸形的根源是封建嫡庶制度，对母女二人都不应过份的苛求。 如果说赵姨娘、贾探春、贾环在小的范围内组成了一个家庭的话，我们无法从中找到任何爱的温情，家园的温暖。她们都不满意，彼此间都不尊重，终于变成了一种冷漠。于是，贾探春在这尴尬的处境中作出了抉择，脱离出去，寻找新的爱的归属，也就产生了感人至深的末代手足情。 六 况我今当手足情 贾迎春出嫁后，宝玉天天到紫凌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屏帐翛然，不过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再看那岸上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荇香菱，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既领略得如此寥落凄凉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绠。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此歌好处即在信口吟成，笔意流转，胸中郁结，自然流出。我总想将此与李义山的那首名篇作对比："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其实，只要反复吟咏几遍，即知二者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然，二人郁结不同，怀抱各一，也不好盲目以文字区分高下，况且对贾府一贵公子亦不应过分苛求。 我们说，贾迎春由了自身之积弱，运命之无奈，成了大观园文人集团最早崩溃的一个：宝玉对大观园文人集团的怀恋，追忆抑或哀悼，在形式上也是由此开始的。（在实质上，由悼黛玉开始，因为《芙蓉女儿诔》）"名诔晴雯，实诔黛玉"）但我们很难发现贾迎春担得起宝玉之所谓"手足情"，我们几乎找不到二人手足情深的明证。或许有人说，《紫凌洲歌》难道不是么？私以为，宝玉之所谓"手足情"，一则基于现实，二则为了对女儿的尊重，而真正担得起手足情的，却是探春。当然，我不会效颦于脂砚斋，说《紫凌洲歌》"名怀迎春，实别探春"。 所谓"手足情"，大抵由了天生的一段缘，即血缘。有了缘，却未必有份。探春、贾环自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但她们却只能说"有缘无份"，在她们中间，我们无法找到真实的手足情存在。黛玉没有兄弟姊妹，手足情得不到满足，成为终身一大撼事。探春虽有贾环这样的亲兄弟，但同样无法得到手足情，于是在同父异母的哥哥宝玉那里寻求，并得到了满足。二十七回探春与宝玉所讲的体已话即是明证。由了做鞋风波，探春所表明的态度，还是让人理解的："我不过是闲着没事，作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如果手足情也讲究情有独钟的话，这里即是明证。手足情，如同人世间的任何情感一样，只有彼此接触才能加深。我们不能否认千里神交的存在，但人世有几？探春发起海棠社，不仅展开了青年人不以长辈为中心而自己活动的局面，更加深了与宝玉的手足情。探春的高雅，为宝玉敬重；探春的志气，为宝玉钦佩；探春的才华，为宝玉折服。双方都有情感的基础，方能维系这感人至深的手足情。 童年的手足情，可以用亲密无间维系；少年的手足情，只能以互为知已维系。如果不互为知已，随着岁月的流逝，兄弟姊妹之间不免隔膜，手足情也终会虚化。让我们值得欣慰的是，探春与宝玉之间实有知已之份。在大观园文人集团，"芳草欲癯千年绿，夕阳犹剩六朝红"的时候，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于是唯一的填词聚会举行了。或许是探春情苦，或许是曹雪芹有意安排，她只作了半首《南柯子》："空挂纤纤缕，徒重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这自是探春的命运，贾府既留不住她，也不能把她羁绊，而唯有任其四海飘泊。命运至此，天荒地老；青春至此，诸芳散尽。吾复何言哉？吾复何言哉？探春不能言，因为她已经沉痛到了极限，譬如"何事云轻散，问今番，果真到海枯石烂"，往下你又怎么接？虽然宝玉在大观园文人集团里总显得江郎才尽，但她自是聪明颖悟者，探春之苦恼，之郁结，他又如何不解？于是，提笔续道："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如此深情足以；如此手足情足以。手足情深，知己知彼；手足情苦，天涯分离。这找不到归宿的手足情，已成为末代儿女情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正是由了这手足情，末代儿女情走向了全面，走向了深化。在儿童嬉戏的草坪上，在手拉手上学的路上，在欢歌笑语的饭桌上，在夕阳里的散步中，都可能有手足情有存在，现世的人们，珍视她吧。在欢笑中，我们不自觉；在苦痛中，我们相蔚藉；在迷惘中，我们倍感惆怅...... 是的，探春终会走的。宝玉的深情厚谊，留不住她；姐妹们的欢歌笑语，留不住她；大观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留不住她；贾府行将没落的命运，也留不住她。她当然不忍心，因为美好的记忆在这里，然而，那深情的泪水啊，你为什么收不住啊？或许，那泪水不仅仅是泪水，而是和戎的泪水。 是的，探春终会走的。她带着找不到归宿的末代手足情走了；她带着曹雪芹的忧患走了；她带着贾府的忧患走了；她带着我们民族的忧患走了...... 诗云： 奢华俱与水流尽，谶语果应红杏发。 泪洒清明藩国恨，一帆风雨到天涯。 原载：惠稿v 原载：惠稿v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