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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飘零意识 风悠悠，云悠悠 凄苦的岁月在琴弦上流 啊，琴弦上流 恨悠悠，怨悠悠 满怀的不平在小路上走 啊，小路上走 呵，无锡的雨 是你肩头一缕难解的愁 满怀的不平在小路上走 惠山的泉， 是你手中一曲愤和忧 梦悠悠，魂悠悠 失明的双眼把黑夜看透 啊，黑夜看透 情悠悠，爱悠悠 无语的泪花把光明寻求 啊，把光明寻求 呵，太湖的水 是你人生一杯壮行的酒 无语的泪花把光明寻求 二泉的月 是你命中一曲不沉的舟 风悠悠，云悠悠…… ――张名河《二泉吟》 瞎子阿炳，本就是人们熟悉的。仿佛原名华彦钓，对他并不重要。说他是一个大音乐家，仿佛也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身世飘零的民间艺人。一曲《二泉映月》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不仅因为他二胡拉得好，更因为里面寄寓着飘零的身世感慨，正所谓“凄苦的岁月在琴弦上流”啊。他大抵是无锡人，从小随父学习民间音乐，十四岁时就能上街卖艺。当然，他的眼是后来瞎的，他父亲也出家当和尚了。自幼深受民间艺术的熏陶，潜意识层里激荡着以儒、道、释三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声音，再加之故乡山水的灵气，飘零的身世，他融汇贯通，创作了七百余首曲子，这当是其生命的熔铸。然而不幸的是，他患了肺结核，当时正值解放初期，医疗条件比较差，没有治好，而英年早逝，所留的曲子只有《二泉映月》、《听松》等几首，还是杨荫浏先生用一台破录音机录下的。阿炳拉二胡，所用的记音系统还是中国古代的宫、商、角、徵、羽，杨荫浏先生则将其改为五线谱，然后得以传世。杨荫浏先生当为中国二胡的权威，他就曾说过，《二泉映月》他只能拉到七、八作层，顶多九层，因为虽能悟得曲子的精魂，却没有阿炳那飘零的身世、凄苦的情感体验。欧阳修讲，穷而后工，诚哉是言。阿炳不仅二胡拉得好，琵琶、三弦也不错，所以王健在给《二泉映月》填的词中写道：“听琴声悠悠，是何人在黄昏后，身背着琵琶沿街走。淡淡的月光，石板路上人影瘦，步履摇摇出苍口，弯转又上小桥头……”。当然，张名河的《二泉吟》填的也相当漂亮，同样写出了阿炳飘零的身世，凄苦的内心。“呵，无锡的雨，是你肩头一缕难解的愁。满怀的不平在小路上走。惠山的泉，是手中一曲愤和忧。”无锡有惠山，惠山有二泉。一泉的水，相当可口；而一泉的水，一煮即成墨色。二泉虽同属惠山，同能映月，然而水质却如此的不同，难道不正是阿炳胸中的愤和忧吗？身世飘零，已是被弃之人；琴音凄苦，试问知音何处有；失明的双眼却能把黑夜看透，无语的泪花终能将光明寻求。因为二泉的月，是你命中一曲不沉的舟。然而，自不变者而观之，仿佛只有“风悠悠，云悠悠……”。若说知已，在人世仿佛是没有的。滋润阿炳琴心的是故乡的水，民间的艺术，传统的文化，而他的归宿也只能在这里。黛玉在《葬花吟》中讲：“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而阿炳则是“一杯净土惠山丘，天涯芳草知音有，你的琴音还伴着泉水流……”。 阿炳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文人，而只是一个民间艺人，但却在我所定位的大文人之列。只要深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为文所化，并深得其精魂，即使斗大的字不一个识，亦是大文人；如果未为传统文化所化，一切只得皮毛，纵使学富五车，著书万卷，恐亦未在我之所谓大文人之列。阿炳所受熏陶最深者即是传统文化，而是其精魂则是骨子里的烙印，心底的烙印。《二泉映月》所展示的亦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将阿炳作为一个文人对待，并不是一种牵强附会，而是基于对其精神内核的把握。聆听他的曲子，我们分明地感受到了文人意识的激荡，若孤独意识、飘零意识、高洁意识、求索意识等等。对于这种文人的激荡，我们不能也不应无动于衷，唯其如此，才能成就一代艺人、一代文人的意义与价值。至于长恨，那就留在人间，留给故乡的山水，留给后世的知音吧。 如果从文人的特殊群体――艺人来讲，飘零者实多。譬如人们比较熟悉的唐朝李龟年，是开元时期著名的歌唱家，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当然，李龟年的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还是由杜甫的那首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这里就激荡着深厚的飘零意识。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开元全盛日”。在杜甫心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趣的青少年生活，联结在一起的。而安史之乱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景极为凄凉。所以二人江南相逢，追怀往昔，自感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飘泊，果然不胜凄凉。在艺人中，我们还可举明末清初说书艺人柳敬亭的例子。清初诗人毛奇龄有首《赠柳生》：“流落人间柳敬亭，消除豪气鬃星星。江南多少前朝事，说与人间不忍听。”此诗哀叹说书艺人柳敬亭的抗清意识日渐消磨下去，而他说唱的辛酸往事仍然激动人心。在国破家亡之际，艺人的流落飘零，仿佛更能折射出兴亡之慨。 还是看看文人的飘零意识吧。所谓飘零者，大抵从伤春、悲秋、思乡、生死中来。伤春者，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王实甫），“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所谓伤春，多面对初春、仲春美景所发生的怨春、恨春之情，见美景反生愁思，感伤自身之美不为人所识。当然，这种伤春，是没有飘零意识存在的。而面对暮春残景发出的惜春、悯春之悲，痛惋花褪红残，好景不长，从而自觉到生命短暂，美好易逝，则已融入了飘零意识。我们不妨看一下杜甫的那首《曲江》：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羁此身。 从飘零意识的角度讲，只要看前四句就成了。蒋弱六云：“只一落花，连写三句，极反复层折之妙。接入第四句，魂消欲绝。”雪菜讲：“冬天来了，春天还远么？”历经漫长的严冬，春天来了，花儿开了，这难道不值得人们珍惜么？然而“一片花飞”，却又透露了春天消逝的消息。敏感的诗人，又怎能不“愁”？“一片”是一朵花上的一个花瓣。因一瓣花儿被风吹落就感到春色已减，暗暗发愁，可如今面对的分明是“风飘万点”的严酷现实啊。一片花飞已愁；风飘万点更愁；枝上残花继续飘落，即将告尽，愁上添愁。杜甫之愁，正是由落花之飘零，感受到了身世之飘零，生命之短暂，所以“一斛珠连万斛愁”（吴伟业）。伤春意识、飘零意识被激荡，而不可扼抑。 下面，我们看一下悲秋中的飘零意识。悲秋的始作俑者宋玉在《九辩》中讲：“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面就深蕴着飘零意识，正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后世的飘零之叹就更多了，“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汉·刘彻《秋风歌》），“岁华尽摇落，芒意竟何成”（唐·张九龄《感遇》），“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南宋·吴文英《唐多令》），“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西厢记》）。伤春多为缠绵，悲秋多寓衰飒，然其飘零则一，诗人感慨身世之飘零，生命之短暂，永恒之难驻则一。为何人会由花开花落，陌上尘飞，黄叶飘零，西风劲吹，自觉到人生与生命呢？或许，这就是奇妙的天人感应吧。《淮南子·泰族训》有云：“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万物有以相连，精梫有以相荡也。”“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阴噎未集，而鱼已口僉矣。以阴阳之气相动也。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那么，本质悬殊的事物为什么会有如此微妙的相通之处呢？今人叶嘉莹老先生从直觉的角度，很好地阐释了这一问题，她说：“ 这种人心与外物的感应，……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或者可以说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我以为则是生命的共感。在宇宙间，冥冥中常似有一‘大生命’之存在。此‘大生命’之起结终始，及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虽然不可尽知，但是它的存在，它的运行不息与生生不已的力量，却是每个人都可以体认得到的事实。生物界之中的鸟鸣、花开、草长、莺飞，固然是生命的表现；即是非生物界之中的云行、水流、露凝、霜陨，也莫不予人一种生命的感觉。这大生命是表现得如此之博大，而又如此之纷坛。真是万象杂呈，千瑞并引。而在这千瑞与万象之中，却又自有其周洽圆融的调和与完整。‘我’之中有此生命之存在，‘物’之中亦有此生命之存在。因此我们常可自此纷坛奇异的‘物’之中，获致一种生命的共感。这不仅是一种偶发的感情而已，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276-27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宇宙存在一种“大生命”，它是无所在的，又是无所不在的。如果没有人类，没人类生命的共感，宇宙间的生机、变化、发展，仿佛永远无法被认识、理解，而只是自然而然地让规律、法则发挥着作用。也就是，没有人，宇宙的“大生命”是不存在的。或许，宇宙的智慧正在于创造了人类，赋予了智慧，让人类既对宇宙怀着无明的敬畏，又昂扬着无穷的斗志。人在宇宙间非常的渺小，沧海一粟、芥豆之微都无以穷尽这种渺小，于是对宇宙，对宇宙间的“大生命”有着敬畏，甚至自形惭愧。然而人有着自以为足以傲视宇宙、俯仰古今的智慧，在心底隐隐有一个声音在咆哮：宇宙知道什么？对于宇宙、自然、天地、日月、星辰，人类怀抱着高度自卑又高度自尊的矛盾心态。这或许是一种无名的悲哀，或许是一种前进的动力，或许是一种未脱稚气的天真。人类无论如何伟大、自傲，在宇宙面前永远是孩子。宇宙对人类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进步也罢，退步也罢，平静也罢，喧嚣也罢，创造也罢，毁坏也罢，高雅也罢，世俗也罢，总是那样漠然置之。然而在无形中，自然法则的力量却让人觉醒，于是宇宙间的关系中只有了因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这仿佛并不是什么因果报应，而是铁的事实，譬如九八年中国洪水、厄尔尼诺现象等等。人类对宇宙的心态是复杂的、多变的，而宇宙对人类的态度却是恒一的、不变的，虽然宇宙自身也在发展变化。“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行焉，天何言哉”。或许，正是由了人类形而上的哲思，由了不被任何思想蒙蔽，在意识的深层，隐隐觉到了一种“大生命”的存在。它无所在，仿佛宇宙间的真没有；它无所不在，仿佛在人类活动与想象的空间里，不仅有，而且到处都是，或许，宇宙“大生命”正是人类自身生命的泛化。人有生命，故皆以生命的眼光观照万物；故万物皆著生命之色彩。宇宙万物如同人类的想象，是无可穷尽的，所以生命也在不断的延伸，这种延伸也是无止境的……人类无法穷尽，于是在潜意识层里，无名的东西入侵而来，于是隐隐感觉到了“大生命”的存在。智慧是人类的，更是宇宙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宇宙，小宇宙的泛化就是大宇宙。每一个人都是有生命的，一个个小生命的泛化就是宇宙“大生命”。 以上，大抵是从相反的角度，阐释着叶嘉莹先生关于“生命共感”的直觉。人之生命于宇宙的“大生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既是人的，又是宇宙的。如果说“生命共感”体现着人与宇宙间的循环往复、水乳交融的复杂关系，那么它的第一本质是宇宙；第二本质是人。从极其广大、极其无限的角度讲，宇宙是第一位的；从极其渺小、极其短暂的角度讲，人是第一位的。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必要作过深的探讨，只要承认“生命共感”的存在及其作用，认识到宇宙大生命是人之生命的泛化就足够了。 我们说伤春、悲秋由了“生命共感”，相应地其中深蕴的飘零意识亦是由了这种共感。花开花落，春来春去，毕竟与人何干？南宋名妓严蕊有首《卜算子》，讲得非常好：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去留无意，终属奢望。由花之零落，春之逝去，自会联系到人生之无主，身世之飘零。或许，生命的无常，永恒的难驻，正是飘零意识的根源，不妨引李泽厚先生的一段体悟： 现代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著名散文《一片树叶》中说：“无论何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花用自己的凋落闪现出的生的光辉，花是美的，人类在心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热爱自己的生命。人和花的存在，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欣喜”。但这种欣喜又是充满了惆怅和惋惜的。“日午画舫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这本无禅意，但人生偶遇，转瞬即逝，同样多么令人惆怅。这可以是屈加禅，但更倾向于禅。这种惆怅的偶然，在今日的日常生活中不还大量存在么？路遇一位漂亮的姑娘，连招呼的机会也没有，便永远随人流而去。这比起“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应该说是更加孤独和凄凉。所以宝玉不必去勉强参禅，生命本身就是这样。生活、人生、机缘、际遇，本都是这样无情、短促、偶然和有限，或稍纵即逝，或失之交臂；当人回顾时，却已成为永远的遗憾……。 （李泽厚《美学三书·华夏美学》382-383）。 是的，关于人生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了，然而却是百花凋残、草木摇落的无常激发了我们的生命意识，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暂时摆脱出来，关注我们自身，关注我们的境况，关注我们的生命。人生如梦，人生如寄，这是生命的真实，所以没有因为任何思想的批判，强权的重压，而泯灭这人生之诗的咏叹。人是寄形于天地间的，所以一副臭皮囊，也并不值得留恋。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究竟会得到什么，究竟会失去什么？山也无言，水也无言，然而青山隐隐，绿水悠悠仿佛永远也没有改变过。所以人类真正的乐趣，真正的生命，应该在自然中寻求。然而自然界是不断变化的，春华秋实，春荣秋谢，这都是无常。这是自然界的飘零，这是宇宙“大生命”的飘零，在这种飘零中，自身的存在已经泯灭了，而唯有陶醉、感伤、惆怅。而宇宙大生命的飘零，正是人之生命的飘零，因为宇宙大生命就是人之生命的泛化。于自然宇宙间得到生命，于自然宇宙中寻找生命，于自然宇宙间寄托生命，于自然宇宙间皈依生命，或许这正是一条通向“天人合一”的道路。然而“天人合一”，如同所有的最高境界一样，都是可望不可即，可爱而不可信的，所以对自然宇宙大生命的飘零，对人之生命的飘零，人们有了一种无名的悲哀与深深的忧虑；难道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注定是飘泊的么？难道即使不离开故乡，也注定是一个精神漂泊者么？于是，飘零意识在人们心底形成了。 除了伤春、悲秋，还有许多主题与飘零意识紧密联系，而其间最主要的则是游子主题。中国古代文人常有一种被抛的感觉，从而产生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心态，在远离故园的漫游中，便时时有“思归”的意绪缠绵。这种“思归”便使文人在漫游中流露中缠绵的悲凉。在游子的主题中，自然激荡着飘零意识，若“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转眼飞蓬吹，无人识旧年”。同时，在这里飘零意识得到了一种升华，那就是侠之精神的注入。文人作为思想者存在，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的勇气与能力，所以需要一种生命的互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侠是一种行动的生命存在，在行动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存在状态。“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那是一种生命凄厉的美，这种美使人感受着生命在绝望中挣扎的惊心动魄。文人的游子心态中有飘零意识，侠客的游侠心态中亦有飘零意识。文人的游子心态浸染到了对侠的咏叹中：“艰哉远游子，所以悲滞淫”（顾况：《游子吟》）然而侠的刚烈猛勇，则使文人在“被抛”的生命感觉中重又游起主动的奋袂，“游放使心狂，覆车难再履”（张华：《游猎扁篇》），“壮士不曾悲，悲即无回期”，（贾岛：《壮士吟》），生命既然已经“被抛”，那么就让这“被抛”的生命燃起最后一束灿烂的光华，“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啸叱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张华《壮士篇》）如果说文人之飘零是无法自主的，注定的，消极的，不作抗争的，逆来顺受的，那么侠之精神的注入，则变被动为主动，变精神为行动，直面社会人生的飘泊，建构精神的家园。 中国古文人所处的飘泊地位，是有浓厚社会根源的。中国古文人处于社会夹层，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是游荡在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势力间的孤魂野鬼。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不具备完整的独立性，而且带有相当强的依附性，或依附于统治势力，或依附于商贾势力，或挣扎于贫困潦倒；这一切物质的因素，使他们在心底有一种无所凭依、无所皈依、飘泊寂寥、终无宁日的社会人生苍凉之感。文人之夹层地位，使其在社会文化行动中缚手缚脚，瞻前顾后，诚惶诚恐，慎之又慎，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文人在真正意义上是作为思想者存在的，这就需要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但这一切的具备必须在深层次的精神领域超越所处的社会夹层地位，追求一种精神的慰藉与精神的胜利。所谓精神，本就无质无形，又是内在超越的东西，往往“可为智者道，难向俗人言”，这就形成了内在的孤独感。因孤独而寂寥，因寂寥而感人生如寄，若逝水，若流云，若陌上尘，若天上雁，飘泊于天南地北，终无归宿。中国古文人有大济苍生之志，治国平天下之心，故有明主情结，所谓“贤臣择主而仕，良禽择木而栖”是也；然世间明主有几？纵有明主，恐亦如孟襄阳之所谓“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如此心中之壮志空激烈，怀抱才具空压抑，而不得施展，于是胸中积郁了千重万重之块垒，郁结愈深，古文人的被抛之感愈深。本就如陌上之尘，再加之风力，其飘零之苦可知矣。中国历代文人徘徊于科举者实多，为此奔波劳碌，造就了事实上的飘零，仕宦生涯亦复如此。事实的飘零不断积累，在古文人的潜意识里逐渐打下了飘零意识。从而，无论事实上的飘泊是否存在，文人总有一种精神飘零之感。也正是这积飘零的集体无意识，为文人的精神家园增添了一种苍凉，一种无奈，一种凄美。诗穷而后工，是千古至言，正因了文人之飘泊、文人意识之强大，中国文学史星光灿烂，并有了令国人足以自豪的巅峰。 曹雪芹也应该是一个飘零文人吧。关于他的飘零身世，人们所知道的实在寥寥。虽然周汝昌老先生之《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扬扬洒洒三十余万言，对其真实身世的描述，实在可怜巴巴，但其好处在于抓住了文人精神的实质，成功地塑造了周汝昌化的曹雪芹。从中，我也确实深受感动，尤其是那打入灵性深处的飘零之感，所谓“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是也。然而，在我心底也未始没有疑虑：那就是曹雪芹么？那就是曹雪芹的飘零意识么？ 为了找感觉，还是从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的诗歌中拈中两首来吧。 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 敦敏 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 雅识我惭褚太傅①，高谈君是孟参军②。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赠芹圃 敦敏 碧水青山曲径遐，薛萝门巷足烟霞。 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 燕市歌哭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 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毷毛匋白眼斜。 －抄本《懋斋诗钞》 ①褚太傅：即褚裒（fú浮），晋人，字季野，因做过太傅，故名。据《世说新语·识鉴》载，当时有个人叫孟嘉，以品行高尚出名。褚裒有识人之明，能在许多人中看出谁是孟嘉。②孟参军：即孟嘉，晋时人。善言谈，后来做了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参军。参军，官名。 对于这两首诗，单独拈出来，确实不好索解。若水年纪尚小，不知道红学家们为之敷衍了多少文字，但私以为只要领略其精神也就差不多了。 前一首诗是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敦敏在明琳宅与曹雪芹相遇“话旧事”有感而作。1759年秋，曹雪芹应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邀请，到南京做幕宾，趁此重游了故地，所以敦敏说“别来已一载余矣”。第二首诗是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秋，敦敏、敦诚去西郊访晤曹雪芹时留赠的。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也只能拿来就用。当然，还是从欣赏角度看的好。 如果要说曹雪芹的真实故乡，恐怕还是在金陵。早年他毕竟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繁华的生活，滋养了伤感的性灵，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尔后，家遭恶运，自己也飘泊江湖，流寓北京，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潦倒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故地重游，其感慨实多，忧愤亦多，或不甘人下，或不忍凄凉，终于飘回了北京，而其间诸多感慨自然形诸于言语。其好处或许在于高谈阔论，正是这使他有独特的吸引力，尽而显得鹤立鸡群。没想到，在快谈之时，与挚友敦敏重逢，自有意外的惊喜。故友毕竟是故友，他是了解曹雪芹内心的。他只惭愧没有褚裒那样的识人之明，在众人之中识出才华横溢犹如孟嘉的雪芹。在南京时的少年生活是美好的，而现在却流落北国，呼酒浇愁。或许，这种不期而遇，正反映着人世的飘零，身世的感慨。一年后的秋天，敦敏、敦诚去北京西郊拜访曹雪芹，于是同样的感慨留在了人间。“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这感慨中自有浓厚的文人意识，若怀旧、悲悼、孤独，而我拈取的则是飘零。人生之际遇皆由偶然，未来的命运都无法确定，人们便因之飘泊。无论事实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在飘啊，飘啊，飘来了新愁，却飘不走旧恨；飘来了遗憾，却飘不走惆怅。而最终仿佛也只能像愤世嫉俗、善为青白眼的阮籍那样一醉方休了。 曹雪芹作为“落魂江湖载酒行”的文人，潜意识层里激荡着飘零意识，相应地注入了大观园文人集团。这种飘零意识，所影响最深最巨者，实是林黛玉那首《葬花吟》了。对于《葬花吟》仿佛什么也不应该说，因为里面都是大实话，没有一句假话。譬如“花开易见落难寻”，就是这个样子，就像针插在线团上，很容易找到；可万一掉在地下，就需要戴上老花镜，摸索一番了。“花落人亡两不知”，这很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花落了，人死了，当然谁也不知道谁了，物质决定意识嘛。其实花开时，人活着时，也只有人知道花开，花却不知道人活着。想来花也真是的，辜负了颦儿的一番苦心。不过，既然“花落人亡两不知”了，谁也别怨谁了，拉拉手交个朋友吧。或许，林黛玉作为曹雪芹的第一化身，也是他真正的知己。那种飘零，那种伤春，早已超越了其本身，而汇入了那个时代悲秋的萧萧余韵，成就了文化末世最后一段悲凉与衰飒。当然，还有史湘云，那残云逝水的生活道路，同要寄寓着飘零意识。而周汝昌老先生的一首绝句，又给她带来了“传奇色彩”。 飘零新妇史侯家，旧阁曾闻号烟霞。 脂粉模糊留砚渍，红楼当日即香娃。 大抵染指红学的虾兵蟹将们，还都知道脂砚斋这名字。因为她以书中人的特殊身份点评了《红楼梦》，竟然形成了单独的一门脂学。我们先瞧瞧脂砚斋的来历吧。“脂砚”是一块砚石的名称，本是明万历时名妓薛素素和调胭脂用的，砚背刻有明代著名文士王樨登的一首五言绝句。实物已在四川发现，今藏吉林省博物馆。后来这块“脂砚”流传到清代，有一个收藏者就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脂砚斋”。1927年以后，在国内陆续发现了许多标明“脂砚斋”评的《石头记》传抄本。“脂评”之价值实大，于是关于脂砚斋为何人，成了争论的焦点。有认为是曹雪芹的族叔，有人认为是曹雪芹的堂兄弟，也有人认为是曹雪芹本人，而我所膺服的自是周汝昌老先生的观点，即脂砚斋应为书中的“史湘云”（原型）。原因有二：一有趣；二不至于完全没有根据。 由于若水对所谓“曹学”一窍不通，也为了保存资料，不妨录下周老生的考证： 挽曹雪芹 敦诚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垄孤儿泣（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抄本《鹪鷯庵杂诗》 挽曹雪芹（甲申） 敦诚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唯有青衫泪，絮酒生萏上旧垌。 －抄本《四松堂诗钞》 雪芹异才，而遭奇阨，抱恨以终，其难瞑者有二：一是遗稿冰雪之文，一是霜雪飘零之妇。 敦诚挽诗两稿，一云寡妇声泪，再曰新妇飘零。则此妇者何人？又何以称之为新妇？ 考“新妇”一词，盖有三义：古之新妇，即今“媳妇”（音近递变），如晋代羲献父子遗帖中犹存此义甚明。二即俗称侧室姬妾（姨娘、姨太太……）亦曰新妇（虽至年老亦不改此“新”字）。三则犹如今之所谓“新娘”，或新婚不久之妇女。然则敦诚究用何义？殊难确指。以情理推之，殆敦诚挽其故交，实无称其原配夫人为“新妇”之理，应指新近续弦，方合文例。 若然，则或与“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哭歌悲遇合”句中情事不无关涉。 60年代，张次溪先生见语：其师齐白石老人，喜读《石头》一记，留意雪芹遗闻轶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白石在西安，与诗人樊樊山晤会清淡；复及红楼雪芹之事，时有一满友人在座，因述所闻，据云：雪芹妻李氏，实其表妹，孀居无依，后与雪芹结樆，而婚后不甚久，雪芹又逝，飘零代人佣役以为生。此事张次溪所著《齐白石传》曾有记述，可以覆按。 再据徐恭时先生《曹雪芹传略》云：“笔者采访的传说中有谓雪芹后来结合的‘秦淮旧人’系李煦的孙女，李鼎之女，早年寄寓曹家，李家遭籍没，流落在外。……” “秦淮旧梦人犹在”、“废馆颓楼梦旧家”，此“人”此“家”此“梦”，当日诗人不可明言者，今日看来，诚已十分明晓，无待烦词，内中包括了《红楼梦》之“著书”与书中人物了。然则结合敦家诗句、齐翁传说、后来研考与“旧时真本”见者所记宝、湘二人经历苦难、沦为贱役以后重逢结为夫妇的情节记载，多面综观，则此“旧梦”中犹在之人，当即飘泊如落花飞絮的“新妇”，她与雪芹一生的“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真本《石头记》开卷交代宗旨之语，后为程高伪本删篡），就是构成了书中的兴衰荣辱之大局大纲的真实背景。 于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前章已然提过的脂砚批书时的异样语气，殊类女流的重要现象。再看《甲戌本》首回眉批一段―― 知眼泪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 然后至第一回方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处时，眉上又批云：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年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常）哭芹，泪亦待尽！……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生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幸（草书形讹）］，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此为乾隆三十九年（1774）雪芹卒后12年秋日重阳节前夕脂砚最后一次在书上记下痛语――无异绝命之辞！试看其语气何似？“还泪”之意可适用于何种伦理关系？“一芹一脂”、“余二人”语式含义何等亲密！若非夫妻之恩情蜜意，焉能出此亲昵而痛切之词？（谁敢保证不是同性恋？若梅子玉之于杜玉侬，不是同样吟出了断肠词么？哈哈，若水私加，聊资一笑）。 脂砚实为一女子，应即书中史湘云（“原型”）。齐白石所闻于某满族友人者，也证明书中“史侯”家即现实中李煦、李鼎家的推断。 由此可知，“湘云”乃李家遭祸后经历了难言的折磨屈辱，暗助雪芹著书。她身居“贱籍”，为世路所卑视，孀居后与雪芹旧缘不解，相互遥通声息或形迹往来，也大遭俗论的嘲骂（如“淫奔”等等之言）。最后芹、脂不顾非议，结为夫妇，隐迹山村，相依为命，以至于生离之后又逢死别。 此即“新妇飘零日岂瞑”、“泪迸荒天寡妇声”之情实，即敦家昆仲，亦不便言出之真正原由。 脂砚于批语中曾因英莲的命运而感叹“生不遇时，遇又非偶”。八个字道尽了她自己的身世。 （周汝昌《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369-371东方出版社1998年）。 在我心里已形成了一个定式：脂砚斋即史湘云，史湘云即脂砚斋。不仅脂砚斋由英莲之运命发出了“生不遇时，偶又非偶”的感叹，而且曹雪芹已经在英莲的精神世界里寄寓了深厚的飘零意识。香菱不仅是红楼中第一个薄命女，也是飘零文人的杰出代表，在文化上，她寄托着雪芹夫妇双重的感慨，激荡着古文人千余年的飘零意识。 香菱应该是受命运播弄的人。从她名字的变化，我们已可窥到她的苦难历程。先从甄姓，乳名英莲；而后在薛家为妾，唤名为香菱；薛家娶夏金桂为媳妇，香菱遂改称秋菱；金桂势力消失，“香菱”的禁忌解除，“秋菱”扶为正室“香菱”；而最后，当甄士隐在急流津觉迷渡上向贾雨村宣告香菱的结局时，她又回到最初“英莲”的身份，依旧做她父亲在尘世中未了却的唯一受引度者――“小女英莲”。这一组峰回路转式的名份改称，又配合香菱形容的实质转换，遂使香菱成为《红楼梦》极少数兼具生理年龄蜕变与名份改换的人物。 我们还是看看她那飘零的一生吧。三岁以前，她一直浑然地安享襁褓中承平年光的独生女造型。这里作者为香菱安排了姑苏城这样一处“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诞生所在，又赐给她“性格贤淑，深明礼义”的母亲封氏；以及“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吟诗为乐，到是神仙一流人物”的父亲甄士隐，整个甄士家庭也是“本地推他为望族”的清白之家，而香菱自己更是“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这种迹象都提示我们香菱拥有一个极为清新可喜的本质，象曹氏笔下另外两个孤女黛玉、妙玉一样有着“娇生惯养”的血缘。继之一僧一道出现了，那僧癞头跣足，看到士隐抱着香菱便大哭起来。并且抛下一串“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的警语，僧道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神话色彩预言的惊习悲苦后果，到了“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薛）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便完全预言了这个女婴的未来命运。果真这阴暗晦气的预言应验了，香菱被拐走，甄士夫妇思女成疾，家宅又横遭祝融（火神）光顾。向来我们认为香菱绝对是一个完全无害的善良人物，然而毕竟还是在童稚无知的孩提时代累及双亲，这种无辜无奈的牵连成为很可以成为《红楼梦》里“莫名”悲剧的案语。 再获悉香菱音讯时，已经是七八年以后的事了。藉着应天府门子――当年葫芦庙沙弥的叙述，得以知晓香菱的下落。因着她“模样儿出脱的齐整”引起一桩命案，这是红颜丽容铸成另一个男子横死的不愉快结局。设若这其中没有拐子的贪心无信，没有“呆霸王”薛蟠一味跋扈强烈占有欲的劣性，则香菱的命运或者有了光明的转机；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看上了这英莲！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这个头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到是件善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想其为人，自然姬妄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这正是梦幻情缘，恰遇见一对薄命儿女！”情缘有不能聚合，是命定的捉弄；自尊降卑，又是拐子门子雨村这一干奸贼小人胡作乱为、没有德性操守所种的恶果；然而这些不幸为何又单单加诸于无辜的香菱身上？ 或许，这就是命吧。关于命，自会有许多高深者露出批判的锋芒，然而他们又何尝对无名的悲哀作出过真正的、不自己欺骗自己的思考呢？命运，是自然法则强加于人类的，而人类也在进行着抗争，鱼死网破在所不惜。然而，聪明的人儿想过没有――即使再强烈的抗争，也最终无济于事，因为时间会磨平一切。在命运面前，人们固然可以昂扬起悲剧精神，进行抗争，但这究竟有什么用？人说到底是无主的，飘零的，受命运播弄的，这固然消极，但谁又能否认事实的存在啊？ 香菱受命运播弄，使她成为飘零之人；又由于她师从林黛玉，激发了诗人的禀性、气质、灵气，而进入了大观园文人集团，成为右军第三梯队主将，代表一般意义上的飘零文人。我们可以从她那首“精诚所致，金石为开”的咏月诗中，找到激荡着的飘零意识。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 月之精华实在“波烟玉”三字。那纯净光华，自是月之自然，人不能改变，亦不能遮掩，因为月亮的形容永远那么好看，月光永远那么寒清，总是引起人们的飘零之感、思乡之情。李白在《子夜吴歌》中讲：“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一片砧敲千里白”，境界何等宏大，可“半轮鸡唱五更残”，又是多么的寒清。月光是无私的，她把清辉洒向人间，留下美好的意境，荡起无尽的情思，然而良夜苦短，曾使多少痴情的人们感叹“闰年闰月不闰夜”（引自《泣江亭》）啊。鸡唱五更，天将破晓，夜即逝去，而月也只有半轮了，如此能不令人倍感凄清么？月之凄清，正因人之凄清。其实月从来都是月，无任何感情，只不过因为人们赋予她许多内涵，而成为人们感叹飘零、思乡怀乡的象征物罢了。或许，也正是由了这象征物的存在，人们幽幽的情思得以抒发。香菱是飘零文人，她有过江上飘泊的经历。“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往船，岸上又没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竞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诗，倒象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或许，正是由了这，香菱生发出了“绿蓑江上秋闻笛”吧。笛声清扬，故园渺渺，归思难收；妆楼顒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飘泊者，总想找到一种归宿；所以无论飘到哪儿，总在怀恋着一些东西，此大抵即是牵挂的远方吧。古人云：“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香菱也只有“红袖楼头夜倚栏”了。所谓不忍登高临远，怕的就是惹起平生心事，一场消黯，永日无言吧。飘零人世，居无定所，身无所属，寂寥孤苦，千古才子佳人为之一叹。香菱固为飘零文人，饱经忧患，但却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仿佛真的不关心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凄苦，所以也只能让人唏嘘几句了。香菱毕竟还是少女，璞玉无瑕，天真无邪，对着自己飘零的身世，不禁有了问一问嫦娥姐姐的妙想：“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香菱大抵以为月亮不能永团圆，是因了嫦娥姐姐的缘故。只要拉着嫦娥姐姐的手，摇一摇，撒一下娇，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当然也就不用作封锁上十年八年的准备了（暗用毛泽东之《别了，司徒雷登》语）。这自属幼稚，因为稍通文墨之人即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香菱的意识里，也未始没有激起这些东西，但人世的苦难与不幸强加在一个少女身上，确实很难让她理解的。在中秋夜，“月圆人不圆”，已经让人倍感凄清了，更何况月有阴晴圆缺的变化，人又飘泊异乡呢？少女的心思、少女的情怀，熔铸着文人的精神、文人的意识，不仅使人们耳目一新，更使人倍增惆怅；难道飘零异乡，寄形天地，是注定的么？难道异乡真的没有故乡好么？ 作为飘零文人的代表，香菱有着飘零的身世，并且把这身世的飘零熔铸到诗的境界里，抒发着那幽幽的情思，散发着那淡淡的芬芳。或许是小儿女情态，或许是向嫦娥姐姐撒娇，然而我们感到的往往是生命的苍凉。孩子永远是活泼天真的，但人世的风刀霜剑却并不是因为她们是孩子而放过，正如同“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那样。苦难与不幸，飘零与孤苦，正是把少女的天真无邪熔铸成文化精神、文化品格的载体。飘零意识，自是曹雪芹在自觉不自觉间注入的结果，不仅寄寓着个人的身世感慨，更承续着千余年的文人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飘零意识还在不断地激荡着，脂砚斋的感慨是明证，香菱作为《红楼梦》第一位薄命女地位在“红学界”的公认亦是明证。同时，后世的文人，因香菱之飘零而感慨，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为了香菱本身，而是为了自己之块垒。文人作为一个群体，仿佛有着共同的飘零命运，激荡着相通的飘零意识。香菱之文化价值、文人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有多大的成就，而在于成了飘零文人的代表，承续、激荡着千余年的文人精神。所以，从文人精神的角度展开论述，既不应为女性之特质所拘泥，亦不应为其天地过分狭小而局限。能大能小，能弱能强，能柔能刚正是千余年文人精神的魅力之所在。在文人精神领域，香菱是不应被遗忘的，相信其价值、其意义会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人在外飘泊久了，总会想家，投入父母的怀抱，感受家园的温暖和爱的温情，人的精神飘泊久了，总想找到归宿，寻找精神的故乡，生命的皈依，而这便是中华文化中的故园情结。就让我们再次走入《红楼梦》，走入香菱的精神世界，进行一番探索吧。 （四）故园情结 关于故乡、故园，仿佛并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说明。因为她不仅作为物质的实体而存在，更作为情感的、精神的实体而存在。什么是故乡？什么是故国？故乡就等同于故园么？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仿佛故乡更大一些，故园小一些，故园是故乡的家园。然而这一切是无必要深究的，在我潜意识里，终于把故乡等同了故园。所以我把此节的标题定为故园情结，当然说故乡情结也无不可。 人们都爱讲：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诚然不错的，我们的早年大都生活在故乡，留恋故乡的风景，陶醉故乡的山水，培育故乡的情感。说到底，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的童心，大抵都是在故乡培育的。热爱山水，热爱自然，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天真无邪，清透如玉的千古童心，在早年生活的地方得到了培育、保持，成为心底永远磨不去的情感烙印，而那美好的一切将伴随人的一生。所以，故乡之可爱；因为不仅那里有草木山水，父母伙伴，更因为有的是童心中的草木山水，父母伙伴。童年的时候，我们看故乡的天空是瓦蓝瓦蓝的；可现在，回到故乡却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我们固然可以说，大气污染了，瓦蓝的天空消逝在人类记忆中了，但是，天空依旧瓦蓝，你敢保证看到的天空还是儿时的那种瓦蓝么？不，一切都不是，因为已失去了那双天真的眼睛。人们对故乡的怀恋，也可以说故园情结，很大程度上是对童心的一种依恋，一种向往。早年在故乡的真实生活，仿佛已经并不重要。而最好的却是记忆中的、理想中的，因为那是情感积淀的产物。只有着对故乡、对童心的不断怀恋，原本很平常的生活，在记忆中已经成了美好好象征，而这往往可以蔚藉现实中的苦痛。 我们既说称故乡为故乡，那就不是家乡。故乡情结是怀古意识与恋旧情怀的产物。在我们民族，尤其是文人中间，人心是怀古与恋旧的。由之，人们把美好、快乐寄托在了逝水年华中，而不是那遥遥不可期的憧憬里。重过去，轻未来，固然体现着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些不好，但毕竟产生了故园情结。故园情结之形成，从个体来讲，大抵应该离开故乡，作为人世的飘泊者而存在。在上一层中，我所论述的飘零意识，即是在人世的飘泊中产生的。居无定所，人海飘泊，无所凭借，无所皈依，若枯草，若断茎，若孤雁，若飞蓬，若陌上尘，这正是人生如寄的明证了。人本寄形于天地间，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到了生命尽头，随便找一个地方倒下就算了。这是一种达观么？在这里，有着生命的苍凉与无奈，谁不想有所皈依，谁不想找到精神的家园。然而，找不到却是大多人的现实，于是有了愤激，于是有了自暴自弃，在愤激中自暴自弃，在自暴自弃中愤激，如此良可悲也。可以说，故园情结是飘零意识的辅依。如果没有飘零，如果不离故乡，也可能产生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但是远没有离开后，所产生的感情深。事非经过不知难，或许这也正是海外游子思乡之情特别浓的缘由吧。 人们的故园情结，不仅是对故园的依恋，更有人之一生的回归。所谓叶落归根，是自然之理。人在年老时，回到故乡，走一走，看一看，找回儿时的梦幻，找回千古童心，找回浓浓的故乡情，也是人之常情了。而埋骨于故乡，则是故园情结的升华，即生死之情。西方美学家桑塔耶那在其《美感》一书中指出：“假如人间没有死亡这回事，假如死亡不以痛苦的逼迫烦扰我们的思想，我们就永远不会要求艺术来缓和它、崇敬它，用美丽的形式来表现它，用蔚藉的联想来围绕它。艺术并不想追求凄恻的、悲壮的、滑稽的东西：是生活强迫我们注意这些主题，而且招来艺术为它们服务，使得我们在静观人生难免忧患之时至少尽可能忍受下去”。正因为有了死亡，一切变得重要起来，于是有了对人类，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具有震撼力的生死之情。日本东京学者今道友信先生讲，爱从正义的终结处走来，把人类引向死亡。对故乡的爱，对故乡的皈依，随着时间的流逝，情感的积淀，不断加深，而逐渐上升为人类本体的某种东西，即对生死的反思。人们生在故乡，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培育了千古童心，对个体来讲，是真正生命的开端；对文人来讲，往往是文化生命的肇始。尔后离开家乡，飘泊人世，激荡起了潜意识层中的飘零意识。如果开始还有建功立业展雄才的豪情壮志，那么随着飘泊的持久，穷愁困苦的加深，逐渐变得不习惯、不适应，而终于困倦，需要一种永恒的皈依，而这皈依，即是故乡。此时的故乡，固有物质的载体，若某地，但更重要的却是那种久经飘泊的精神皈依。在少年、青年甚至中年看来，故乡往往如同家园，是避风港，是老妈妈；可在老年看来，故乡则成了一座山，一湾水，一抔土，一片叶，一行泪。因为老年意味着人生的深秋，在衰飒中，要用生命对自然作最后一次拥抱。所以，无论怎样，人的灵魂是向着故乡的，“狐死首丘”，“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都诉说着同样的道理。 故园情结并没有也不应该诉诸理性，因为它是情感的东西，有着复杂性。从根本上讲，人们都是热爱故乡，怀恋故国的。故乡的好坏，无论现在、过去、未来，无论现实、理想，都揪着故乡人的心，有良知者纵使没有太多实际行动，也保留了最后一份情感体验。鲁迅那首诗，还是抄下来吧。“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寓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鲁迅是爱故乡的，也是爱国的，因为祖国与故乡在人们的情感体验中是同构的。但是在鲁迅所处的时代，故园如同祖国，却是风雨如磐，黯淡无光，国无宁日，民无宁日。相应地，其故园情结在爱中加入了恨，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也。只有这种爱中的恨，恨中的爱，才更能体现故园之情的深厚。 故园情结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潜意识层中，具有跨越千年的时空穿透力，影响着一代代的人们。但其体现最明显的，好像还在文人层这里。中国文学史上的思乡主题即是明证。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好了，好了，别背了。只要明了故园情结一直贯穿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足够了。 我们说曹雪芹也是有故园情结的，并且将这种情结寄寓在了《红楼梦》中，寄寓在了大观园文人集团里。曹雪芹的真实故乡在哪儿，仿佛并不重要，而关键的却是其精神故乡――大观园。他所创造的以大观园文人集团为中心的文化境界，并没有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有着涵盖文化中国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中国当是曹雪芹最终的故乡。但是由于若水的眼睛还必须死死盯住《红楼梦》，论述的重心始终在大观园文人集团。 曹雪芹精神故乡的寄寓，确在飘零文人香菱这里。香菱那飘泊的身世，飘零的精神，必要要求一种归宿，一种皈依。虽然人世的苦难与不幸，险恶与狡诈，都过早地强加在了无知少女的身上，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忘掉一切，忘掉是非善恶，忘掉父母，但在她幼小心灵里永远磨不去对童年的记忆，对故乡的记忆。正因了记忆之不可磨灭，皈依之必需，苦难之不可避免，那深深地故园情结一直萦绕在心头。那么香菱的故乡在哪儿呢？是苏州么？从地理上讲，那自然极是。可在苏州，还能找到甄家么？一场大火过后，只有断壁颓垣，父母家人也郁移居它处了。故园大多是一种情感实体，但也必须有物质载体啊？如果香菱的故乡真的在苏州，那么即使香魂回到那里，不也是没有皈依的孤魂野鬼么？那香菱的故乡究竟在哪里呢？ 私以为，其故乡就是大观园。她能够以贵族的血缘，师从林黛玉，进入诗的王国，成为文人集团的一名成员，已在文化精神上提升了自身，而不再为高层次的文化境界排拒，具有了文化上独挡一面的力量。正是由了其文化精神中的故园情结，使大观园文人集团与文化中国融为一体，也在深层里增强了《红楼梦》的文化力量。基于此，香菱对故乡的寻找，实际应该抹上文化的口红，即不再是“常回家看看”之类的，而是对精神故乡的寻找。而她的精神故乡，如同文人集团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是大观园及其文化境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上苍无疑给苦命的香菱开了一个玩笑，大类“睫在目前常不见，道非身外复何求”。然而，稍一思考，即知这里面大有问题。香菱进入诗的境界，实则为精神故乡的寻找架起了一座架梁；最重要，仿佛并不是结果，而是寻求本身。而这种寻求，也就无所谓玩笑了，因为那确实能化解许多苦痛。史迁讲人穷则返本，诚哉是言。香菱是《红楼梦》中第一个薄命女，也是被摧残至死的女子。在生命的尽头，她呼唤的，或许是爹娘；她难忘的，或许是诗歌中凄苦的境界。她的判词讲：“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香菱在文化上具有一股奇特的馨香，且有着暗香疏影的特质，这自是其好处。但生活本身仿佛并不看重人的好处，而且是将苦难与不幸无情地加在无辜少女身上。这其间小人的挑拔，拐子的利欲熏心，豪强的仗势欺人，仿佛都是外在的东西，并不起决定作用。那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我们无以名之，所以说是莫名的悲哀，悲剧中的悲剧。我们强以名之，则是命运。难道真的是命么？仿佛任何哲学都没有做出真正明确的回答，而人类的最高智慧，往往教导人们怎么做。可对于苦命的香菱，无知的少女，她又该怎么做啊？“自从两地生孤木”，在强权与暴政的虐待下，她也只能“香魂返故乡”了。可故乡却是断壁残垣，她会绝望的。回来吧，伊人哟。回到大观园吧，回到真正的精神故乡吧，那才是你的归宿啊。 是的，香菱的精神故乡在大观园，这也是其故园情结的体现；同时这种故园情结也在不断地升华，而与文化中国熔为一体。这正是曹雪芹的力量，这正是精神寄寓的力量。《断肠集》（朱淑真）连着香菱的凄苦命运，连着香菱的精神故乡，更连着文化中国。然而香菱的形象是全面的，下面将在末代儿女情中审视她。 （五）可是诗人多薄命 就中沦落不过君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鸟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李白这首诗自是极好了，好在哪儿，说不出。总之是撩人心绪，动人情怀，久难平静。秋风清，秋月明，足见秋之凄凉、寒清；而落叶之聚散，寒鸟之栖惊，正如同人之聚散。黛玉曾有喜散不喜聚之论，她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故人以为喜之时，她反以为悲。要以惊心而论，恐怕还是离散，正因了离散，于是有了潇湘馆的凄风苦雨，有了剖心铭骨的相思。这自是以黛玉而论，而她的私淑弟子、飘零文人的代表香菱，恐怕亦有类似的心绪。然而“相思相见知何日”呢？也只有诉诸朦胧而又凄迷的梦幻了。梦醒时分，往往凄凉多于欢喜，惊心多于平静。唉，“此时此夜难为情”啊。难为情，正是我对香菱的感觉。在人世的飘零里，在身份的不断转换里，她确实很难为情的。 她的混沌未开的童稚时代，即被拐子从父母的呵护下拐走，得不到应有的爱怜和家园的温暖。她没有得到父母之情，相应地也无法付出对父母直接的爱情，这是一层难为情。然而，她对父母是有真实感情的，人穷则返本，而这本正是赐给我们以血肉筋骨的父母啊。于是在幼小的心灵里时时会浮现出父母的幻影，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支柱。如此可见，香菱对父母之情，说难为，又要为，为来为去，只有一次次恶梦及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苍凉慨叹罢了。 她与冯渊的情缘难聚，是难为情。而她之于薛蟠同样的难为情。薛蟠倚仗豪奴把香菱从冯渊手中夺走，纳为小妾，便开始了他们的情感历程。薛蟠之人品，固为人所不齿，但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的过程中，却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他与香菱才是最合适的。香菱温柔乐观、宽容大度，正能包容薛蟠，实现一种个性互补，而有可能过一种平安喜乐的生活。但薛蟠在娶妻之后，慑于河东狮子吼，事事委曲求全，没有主见，处处被动，又无识人之明，于是香菱成了斗争的牺牲品，“美香菱屈招贪夫棒”，即是明证。在电视剧中，香菱大抵在此逝去，想来极合曹雪芹的本意，这就是“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吧。香菱之情，既未施之于冯渊，亦未得到薛蟠的珍惜，终于屈死在贪夫棒下。或许，这就是难为情的悲苦吧。 在末代儿女情中，难为情闪耀着光辉，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而这，主要体在香菱与宝玉之间那微妙的感情里。在“呆香菱情解石榴裙”这回中，香菱与荳官等在园里兜着坐在花草堆里斗草，斗到后来“夫妻蕙”时，居然斗起嘴来，当然是善意的玩笑，结果两人在打骂间却是把香菱石榴红绫的裙子给积雨湿溅着了，宝玉见着了，自然说出一番体贴的话语，后来设法向袭人借了一条，解决香菱不大不小的尴尬。整个过程写得极生动极美丽，香菱活泼与广结善缘的素馨自此流溢出来。而最后“香菱见宝玉蹲在地下，将方才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挖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菱蕙安放上；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作者一度将宝玉的痴情温柔体贴，藉著掩埋的动作表露出来，这是一段极为动人的尾声，在结束时仍有峭折的转变： 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崇崇的，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着，方起身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开。二人已走了数步，香菱复转身回来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话说，扎煞着两只泥手，笑嘻嘻的转来，问：“作什么？”香菱红了脸，只管笑，嘴里却要说什么，又说不出口来。因那边的小丫头臻儿走来说：“二姑娘等你说话呢，”香菱脸又一红，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哥说，就完了”。说毕，即转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是我疯了，往虎口里探头儿去呢！” 就单单一句红着脸吞出的“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哥说”，还是泄露香菱天真无机外壳里包容了一颗顾虑牵挂的爱心，饱蓄一个宿命柔顺女子素朴的热爱，特别是中国传统女性出嫁从夫无悔的认定。 我们知道，宝玉对众芳有博爱的思想，然香菱之难为情，亦使宝玉对她难为情了，在薛蟠娶夏金桂前，当香菱向宝玉报告这桩喜讯时，却全然是孩童好热闹迎新客的一片喜悦的好兴致。她兴兴头头，絮絮叼叼地说了一大串，知道夏金桂“在家里也读书写字”便满心企盼“我也巴不得早些娶过来，又添了一个做诗的人了。”倒是宝玉冷笑道：“虽如此说，但只我倒替你担心虑后呢！”香菱不解：“这是什么话？我不懂了。”俟宝玉说出她的隐忧。“这又有什么不懂的？只怕再有个人来，薛大哥就不疼你了。”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这是怎么说！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并且“一面说，一面转身走了”。正邪两赋的人才，在《红楼梦》中自是极好了，但在现实中，却不免碰得满鼻子灰。宝玉是深于情者，对女孩儿家的心事体悟是相当深的，对其前途也是有忧虑的，然而当她这种眷顾之情施之于香菱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难为情，难为情，宝玉又能奈何啊？所以，他也只能让香菱在《紫凌洲歌》的余韵中逝去了。“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就让她去吧。在她香魂返故乡时，或许也只有宝玉为她洒下一抔至情之泪吧。唉，“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哭断肠人”。 难为情，对香菱来讲是自然的，对宝玉来讲，却是尴尬的。或自然，或尴尬，对香菱的命运，仿佛并没有什么影响。难为情作为末代儿女情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有着她的意义，她的价值。因为，她可以让正邪两赋的人才内省；她仿佛告诉正邪两赋的人才，并不是所有的女子都接受那种博爱的思想，那种博爱的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宝玉在难为情这一层面已经损兵折将了。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宝玉的真心真意、至情至性，但我们也不会盲目地去认同他正邪两赋个性的一切。 香菱作为少女，其意义价值并不大，只是大观园群芳谱里一个小小的音符罢了。但是作为大观园文人集团的成员，作为飘零文人的代表，那暗香疏影的诗人特质、古雅的美学精神、飘零意识以及故园情结，使她大成为大观园文人集团星空中一颗亮丽的星，与“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薛宝琴交相辉映，具有空前的文化魅力，尽而护住了大观园文人集团军群的侧翼，为闪击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我的感觉中，她仿佛永远作为一个飘泊者存在，她那飘意意识，她那故园情结，始终萦绕在还未完全泯灭情感者的心中。 诗云： 浅渠得引潇湘水， 痴女吟成夜月魂。 可是诗人多薄命， 就中沦落不过君。 辛若水 2000年12月28日于冷月斋 原载：投稿 原载：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