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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先生对“什么是红学”有一种独特的观点，他认为：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又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 “红学是解决别的问题的”，主要包括曹学、脂学、探佚学、版本学等文本本身研究以外的内容?［1］ 周先生的这些说法颇费思索也颇觉奇怪。周先生在这里提出了“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和“红学”、“一般小说学”等概念及其不同，提出了关于“红学”的定义和范围问题。周先生这里所谈的“红学”和“一般小说学”，实际上应是指红楼梦研究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所以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哲学角度加以辨析。周先生实际上是认为，红学只是指红楼梦研究中的特殊性内容，而不包括其普遍性内容。但是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特殊性和普遍性，任何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辨证统一。那末是否也可以说，任何小说学都不包括有关思想性艺术性等一般小说学的内容，研究任何小说的学问都不一定是这个小说学。另外，特殊性和普遍性是可以割裂开来的吗？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也即是个性和共性、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2］共性不能否定个性；个性中也必然包含着共性，个性也不能否定和排斥共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2] 举例来说，白马、黑马、千里马等都是个别和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它们都是既有自己的个性，又有一般马的共性，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也是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个别不等于一般，但也不能用一般来否定个别，从而导致“白马非马”的错误。假如离开了一切个别具体的马，那一般抽象的马在哪里呢？另一方面也不能用个别来否定一般，用个性来排斥共性。导致白马不从属于一般马，白马学不包含一般马学的错误。那完全不存在一般共性的个别马、特殊马又在那里呢？ 《红楼梦》确实有其独特性，而且不惟《红楼梦》，任何小说都有其特殊性，但是它再特殊，也仍然属于小说的范畴。红楼梦研究再独特，它也必然要包含一般小说研究的普遍性的内容。它也必然既包括特殊性的研究，也包括普遍性的研究，而且要从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联系上进行分析研究。特殊性不能成为否定普遍性的理由，特殊性也是与普遍性相联系的。怎么能说“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并不是（不属于）红学研究的范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又不一定都是红学”？而且事实上，哪里有这种既与《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无关，又与文本本身研究无关的红学文章呢？ 事实上，不管红楼梦研究再怎么独特，归根结底它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仍应该是文本本身研究和思想性艺术性研究。所谓的曹学、脂学、版本学等也完全是为文本本身研究和思想性艺术性研究服务的。正如张庆善先生所说的：“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 难道不是为了更好、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 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 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 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 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 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 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 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 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3] 周先生在这里完全是把本来很简单很明了的问题反而复杂化混乱化了。其实所谓红学就是红楼梦研究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简称而已，中国其所以只有红学而没有三国学、西游学等，也只是因为《红楼梦》的影响特别巨大且红学一语又较简明而已。 周先生在后面又说：“我不是说用红学研究就完全取代了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前面的四个方面其实也包括着《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但是，也不能认为一讲《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就是红学。如研究《红楼梦》的艺术，只有对《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加以揭示和讨论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红学艺术论。（例如高鹗和戚蓼生的评论的优劣不同）”[1] 首先这里并不是说部分取代就对了，而是压根就不是取代不取代的问题，《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研究本来就完全属于红学研究范畴。第二，周先生这里似犯了逻辑混乱错误：用艺术分析的正确与否的问题去论证艺术分析是否属于红学范畴的问题。 周先生在另一篇呼吁《还‘红学’以‘学’》的文章中又说：“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过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这学，也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这里周先生似乎又把红学的范围大大的放大了。或许，周先生这里是想说《红楼梦》的价值问题吧，但即便如此，也是否有必要给《红楼梦》再贴上一个“中华文化之学”“中华大文化小说”，“新国学”等标签呢？ 周先生还有所谓红学内学、外学之说，并说：“我出于对研究《红楼梦》本身的学者们的尊重，后退几步，把我搞的曹学归入外学，作了违心之论。我的本意实在却是，曹学岂但不是外学，而且是最要紧的内学。说的更明白点，曹学是红学的核心。”又说：“一谈曹学，鄙人的大名就跟着了。说我搞的是曹学，我感到很荣幸，也非常光荣，既没有意见，更没有情绪，一点儿也没有。”[1]在另外的地方又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 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 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3]我们再联系《还“红学”以“学”》一文的中心意思。周先生有关“红学”的这些说法的核心似乎是：一是周先生才是真正红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二是曹学和自传说才是红学的“正宗”。 俞平伯先生曾有感：“红学愈昌，红楼愈隐。”——诚斯言矣！ 对周汝昌《什么是红学》的批评，八十年代就有了。但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又重谈周先生这个观点，而且通过中央电视台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这场争论也并不是单纯的概念名词之争，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正如张庆善先生所指出的：“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3]我想不惟如此，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法中，是否也反映出与学术态度、逻辑方法、哲学思想等有关的问题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尽量避免主观随意性和个人考虑，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师来说，此点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周汝昌：什么是红学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 [2] 毛泽东：矛盾论 [3] 张庆善：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丛书写的“代序” 原载：投稿 原载：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