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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怀古意识与恋旧情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们翻开《三国演义》，首先读到的便是明代杨慎在卷首所题的这首《临江仙》。如果说这首词把我们带入了历史的时空，让我们阅历沧桑，那么真正触动人心的不是历史却是人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不正是生命的觉醒，人生的喟叹么？消极也罢，积极也罢，圣人的哲思，永恒的命题，谁又能回避？古来万事东流水，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飞逝，却不能伸手遮挽；人生无常，惟有青山依旧，绿水悠悠。难道历史永远是老人？为什么惯看秋月春风的，总是白发渔樵；活泼天真的，总是小儿无赖。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不正是《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么？历史的因果循环，文学的空灵境界，就这样完美统一了。难道真正感动我们的就这些么？其实，此词的好处在于激发了我们心底的怀古意识，从而置身于风烟缭绕的历史中。 人是现在的，是未来的，但更是历史的，在中国文学中，咏史怀古之叹不绝于耳，稽古拟古之作中层出不穷，纵观中国文学史，复古文学思潮波澜不息，含旧情绪历久弥存。从《诗经》中开始激荡的经验式怀古浪花，若“我心忧伤，念昔先人”（《小雅·小宛》）“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荡》），到春秋诸子百家的“述而不作”“法先王”；从儒家文化对历史传统的重视到屈赋中称赞先人，赞美前代；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到阮籍咏怀诗中的“感往悼来，怀古伤今”；从韩愈、柳宗元“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到许浑、李商隐、杜牧无可如何的悲叹（若许浑《金陵怀古》“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从陈与义的“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到高启的“岂惟世少看花人，从来此地无花看”；从《桃花扇》之“金粉未消亡，留得六朝香”，到《青楼梦》之“芳春欲癯千年绿，夕阳犹剩六朝红”。以怀古主题发展的粗线条勾勒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怀古意识的存在。怀古意识根基于我们民族重经验、重历史的文化心理氛围，并企图以历史为价值尺度权威性地对现实文化现象作出主体自身的判断。怀古意识与怀古主题之形成不可分离。它经由《诗经》中朴素的血缘亲族感，诸子散文中引古证今的现实感，屈赋怀古述古的历史使命感与人生忧患感的发展、整合，终于形成了以亲古恋旧、厚古薄今为标识的怀古意识。当怀古意识成为心理定势后，便打入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潜意识层，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激荡、回应。在魏晋怀古高峰期，怀古密切关注现实，“借史事以咏已之怀抱”，相应地怀古意识表现出了悲凉慷慨的特点；怀古气氛浓厚的中晚唐，对咏史怀古进行了深沉的理性思考，试图总结历史的某种必然规律，因而怀古意识带有一定的理性精神，又由于唐祚将倾，怀古意识带有了苍凉色彩；宋元时，怀古多在民族情绪的支配下，或慷慨激昂，或恨恨不平，或消沉萎靡，或冷淡冷漠，相应地怀古意识与民族忧患意识融为一体。明清时，以《红楼梦》出现为标志，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衰落，相应地怀古意识带有空前的感伤色彩。（参考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辽宁出版社1990年，104-128。） 我们不应忽视，怀古意识在历史长河的激荡中，始终与恋旧情怀相联系。一切文化之出发点，是感性的人生；一切文化的探索，都是为了接近甚至达到理性的人生；而一切文化的归宿却都是积淀着理性的感性人生。怀古，大而言之，是为了现实，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文化，所谓“思今怀近忆，望古怀远思；怀古复怀今，长怀终无极”。小而言之，是为了个体，为了人生，为了精神的家园，为了心灵的故乡，所谓“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其实，对人生逝水年华的怅叹，对往昔美好的追忆，对永恒瞬间的怀恋，即恋旧情怀，是怀古意识的出发点。完成对恋旧情怀的内在超越，由之形成的怀古意识便与历史的沧桑、时代的变迁、世事的无常、现实的无奈、未来的希望溶为一体，而具有时空的超越感，悲天悯人，力图改革现实，继承文化精神的责任感，亦可能具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唐·陈子昂）的历史孤独感，“是非成败转头空”（明·杨慎）的历史梦幻感……。由历史的怅叹，也很容易回到对人生的关注，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唐·罗隐），所谓“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元·白朴）如果古文人精神的家园，心灵的归宿在故乡，那么故乡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种象征，而在我们的感觉中却成了笼着轻纱般薄雾的梦的影子。然而曾经的陶醉，又怎会忘记？于是，人心恋旧，企盼着一种人生的回归，一种生命的皈依。叶落归根，埋骨家乡，正是这种恋旧情怀的发展。虽然故乡早已不是儿时的故乡，乡亲亦不是曾经的乡亲，然而恋旧情怀却使人们对故乡、乡亲由衷的亲近，“狐死首丘”，“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大抵如是。《庄子·齐物论》中曾对生死作了貌似达观的感慨：“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耶！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意思是：我怎么知道贪生不是迷惑呢？我又怎么知道厌恶死亡不是像自幼流落他乡而不知返回故乡呢？我怎么知道那些死去的人不会后悔当初的求生呢？这段话可能达观，但给我们带来的还是生命的思考，或许，这里正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恋旧情怀。人们愿意埋骨于故乡，埋骨于生我养我的地方，这是人生的归宿，亦是恋旧情怀的归宿。所以老人大多靠过去活着，也死在对过去的回忆中；而很少人死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如果我们的民族精神太重视过去，太重视往昔，那么就让我们指向遥远的未来吧。如果此岸世界在过去与现在，那么彼岸世界就在未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不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孔子在“礼崩乐坏”的不理想情况下，对未来“天下为公”的憧憬，这种致思方向非常好。在我们时代里，如果要憧憬，如果要希望，如果要理想，那自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理想。彼岸世界永远不会那么遥远，在“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的豪言壮语声中，共产主义之花将如同美丽的卡秋莎开遍天涯。 我们民族的怀古意识与恋旧情怀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基于崇古念旧的民族文化心理。首先，大陆性文化及其主要方式，思维习惯让人偏重于既往。其次，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及其严酷政治气候下的“文字狱”，令人在动口下笔时虑及后果，为了免遭谪放之苦、斧铖之灾，中国古文人不得不有意识地避免触君王之“逆鳞”，用借古讽今、迂回巧妙的手法来托诗以怨。其三，务实尚圆、贵古贱今的民族心理趋向，亦成为怀古意识与恋旧情怀的内在推动力。（参考王立著），由了这，中国古文化过分迷恋、执著于既往，中国古文人不仅仅痴迷于国家、民族、时代的历史，也频频反顾个体人生的历史行迹。这自是怀古意识与恋旧情怀的不好。然而，我们民族不乏理性的精神，章学诚即对怀古主题及怀古意识作了较为客观的审视：“所谓好古者，非谓好古之必胜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道理讲通并不难，但怀古意识与恋旧情怀已溶入我们民族的情感，弥漫于中国古文人的潜意识层，这不是主体清醒意识到并能自觉克服的。无论怀古意识中以古为高为美，以古为鉴为戒，都脱不开传统观念价值取向的因循性。或许，中国古文人真的背负着民族精神的阴影，在怀古意识与恋旧情怀下，他们的致思方向永远在尧舜时代，文武成康之际，他们由衷赞美的永远是黄土垄头的枯骨。如果密切关注现实，我们或者还能原谅他们。然以历史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不知时异世移，不正是守株待兔么？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当历史的经验成为现实的包袱，成为继续前进的阻障，难道不值得人们反思么？我们抛弃了没落文化的载体，却没能抛弃其精神内核，这非常不利于传统文化的新生。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老古董从阴冷、潮湿的古墓中搬出来，晒晒太阳，一切都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而文化精神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早已不是语言所能表达、文字所能记录的；一脉相承的东西，往往体现在普通的生活中，譬如走亲访友、婚迎嫁娶、买卖交换、风俗习惯等等。理性在情感面前是脆弱的，言说在生活面前是无力的。怀古的阴影，依然背负在我们民族身上，古装戏的风起云涌即是明征；而恋旧情怀，要求家园的温暖、爱的温情，呼唤人类生命本体的回归。我们盼望着有始有终，如果没有结果，把致思的方向放在遥远的未来，在理性上可以认同，在情感上却不由自主的排拒。如果需要时间，那就让时间改变一切吧，但我们永远不能放弃自身的反省。希望总是有的。 在明清之季，文学上出现了浓厚的感伤主义，很大程度上即是由了怀古意识与恋旧情怀的惯性作用。如果说那个时代具有深刻根基的感伤主义在《红楼梦》中得到升华，那么这种升华也只是加重了那种感伤，加重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绝望，而不是完成内在超越，找到一种新生。《红楼梦》的致思方向是过去与现实；于过去，她总结了封建社会的文化，造成了一山更比一山高的峥嵘气象；于现实，她以实现主义态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及精神，预示了几千年传统文化所不可避免的衰落命运。而对未来，她并没抱有真正的信心，文化没落了，家庭没落了，人生空幻了，一切都是一场大梦，唯恨梦醒太匆匆尔。明了《红楼梦》的致思方向，我们就无法低估怀古意识与恋旧情怀，这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激荡的文化精神，对曹雪芹，对《红楼梦》的影响。流血的伤口，锥心的痛，别人不明，自己又岂会不知？对于优秀的中国古文人来说，不仅能承担个体穷困潦倒、孤独寂寞、凄惨悲凉，更能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承担群体、社会的苦难与不幸，承担文化的悲凉与衰飒。火一样的煎熬，铸就了《红楼梦》；千余年的古文化，铸就了大观园文人集团；千余年古文化之必然没落，决定了大观园文人集团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如果我们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又不甘于现实的寂寞无奈，那也只能迷恋于过去，执着于既往了。或许，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本身就是这样；可能，他会随时加入新的成份。但当年的情景，记忆的轮廓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红楼梦》是恋旧情怀的结晶。当然，更具有时空穿透力的，还是浓厚的怀古意识。作为一个文人，曹雪芹早已将怀古意识注入了《红楼梦》，注入了大观园文人集团。从林黛玉的《五美吟》、贾宝玉的《姽婳将军词》《芙蓉女儿诔》，都可以找到怀古意识的存在。但是，曹雪芹真正的寄寓不在她们身上。因为，她们的致思方向并未放在过去，而是执著于现实，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走投无路，厌世解脱；或甘为鱼肉，尝尽悲凉。而唯有第三梯队右军主将薛宝琴，把致思方向真正放在了过去，怀恋着文化遗迹，怀恋着红楼人生。 她在作怀古诗时，讲道：“我从小走的地方的古迹不少。我今拣尽了十个地方的古迹，作了十首怀古的诗。诗虽粗鄙，却怀往事，又暗隐俗物十件……” 关于薛宝琴的十首怀古绝句，自是红学家们密切关注的。薛宝琴夸耀自己从小随父行商，足迹广，见闻多，当然可信。至于那十处古迹是否亲见，并不重要，信口胡谄无妨。如果定要亲见，才可作诗，那也真是矫揉造作、胶柱鼓瑟了。况且，在我之感觉中，宝琴本是“梦里真真语真幻”人物，若刻意求实，反不好了。那么《怀古绝句》出现在《红楼梦》，其真正意义、价值何在？是为了制春灯谜么？当然是。如果不是为了制春灯谜，《怀古绝句》根本就不会出来。是为了预示人物的悲剧命运么？也是的。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已开了先例，但那是对号入座式的。而到了宝琴的《怀古绝句》，大多是替他人作嫁衣裳。蔡义江先生在《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中，讲：“十首绝句，其实就是《红楼梦》的‘录鬼薄’，是已死和将死的大观园儿女的哀歌。——这就是真正的‘谜底’，”名曰“‘怀古’”，实则悼今，说是‘灯谜’，其实就是人生之‘谜’。”“录鬼薄”的说法，我不能一概同意，因为各有各的悲剧，未必一定要死，才能显示悲剧之大，悲剧精神之彻底，活死人的悲苦往往大于“香魂一缕随风散”的。但蔡义江先生对各首诗的分析非常独道，吾拟借花献佛，以加深我之论述，当然，他说过，“《怀古绝句》不是真正的咏怀诗，它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某些评论，并不一定代表作者或小说人物的历史观，如果硬从这方面加以论述，将是勉强的。”殊不知，勉强中自有不勉强者在，这即是旁门左道与名门正派的区别。如果硬讲作者抑或小说人物的历史观自然勉强，但文学毕竟不是历史，浓郁、感伤之情难道定要用天衣无缝的观点来表达么？况“情之所至，理之所无”，怀古意识作为民族精神积淀的产物，弥漫于人们尤其是古文人的潜意识层，其发挥、张扬，并不需要严谨的理性思考，而在感性作品中经常有意无意间流露。我想这就是可以从怀古绝句中，分析曹雪芹注入薛宝琴精神世界中怀古意识的合理性。 赤壁怀古（孟兰会所焚之泛船）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 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 凭吊一场战争，只为战死沙场的人们，固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然以作诗而论，却落入了俗套。怀赤壁战争者，多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若杜牧之“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讥周郎战胜于赤壁，不过得天时、地利，其实本无才，以此发自己空有定国安邦之才，而不为人主所用的牢骚。苏轼之“大江东去”，则怀想先人之功业，追怀风流之遗韵，发人生如梦之感慨。大浪可以淘尽无数英雄，却淘不尽沉埋赤壁的无限英魂，如果别人刻意求新，自己以俗套出之，反为新意，中国古诗就是这样难以捉摸。宝琴这首虽是俗套，却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即沉痛的感伤主义，同时悲秋意识与怀古意识弥漫其中。所谓惨痛者，所谓空幻者，所谓衰飒者，所谓感伤者，早已把人们由赤壁的战火，英雄的名姓，阴森凄惨的悲风，不得归宿的英魂，带回了欢声笑语的大观园。在兴致勃勃，有说有笑制灯谜的热闹中，发此不祥之音，意竟何在？其颓丧，显而易见，为何热闹中无一人注意。或许，此即戚廖生所谓“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两牍”，“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如此，没人注意，反比有人注意好。况，此本以曹兵一败涂地，来隐喻贾府之没落。怀古与伤今是统一的。赤壁之英魂，日日夜夜游荡于滚滚东逝的长江水中，却无声无息；大观园之芳魂，年年岁岁哭泣于悲凉之雾中，却无人听闻。一首赤壁怀古，弥漫着“万艳同杯（悲）”“千红一窟”的悲凉与衰飒，激荡起了潜意层中的悲秋意识与怀古意识。当悲凉气氛笼罩下来后，便由整体走向个体，唱出了人物命运的悲歌。 交趾怀古（喇叭） 铜铸金镛振纪纲，声传海外播戎羌。 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 交趾：公元前3世纪末，南越赵佗侵占瓯貉后所置的郡。公元前111年后受汉统治。3世纪后，辖境逐渐缩小。公元589年废。东汉光武帝时，交趾人民起义。得到附近各郡的响应，占六十五城。公元42年，刘秀派马援率兵八千合交趾兵共二万余人进行镇压。之后马援便在交趾立两根铜柱为标志，作为汉朝的边界。蔡义江先生分析说：《交趾怀古》是讲贾元春的。头四个字，脂本一律作“铜铸金镛”，这肯定是原文。……因为作者用“金镛”是为了隐指宫闱。汉代张衡《东京赋》中说：“宫悬金镛”。南齐武帝置金钟于景阳宫，令宫人闻钟声而起来梳妆。要宫妃黎明即起，就是为了“振纪纲”。总之，首句与元春“册子”中所说的“榴花开处照宫闱”用意相同。“声传海外”句与她所作灯谜中说爆竹如雷，震得人恐妖魔惧一样，都喻进封贵妃时的显赫声势。马援正受皇帝的恩遇而忽然病死于远征途中，这也可以说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望家乡，路远山高”。但由于元春之死详情莫知，诗末句的隐义，也就难以索解了。对于这种分析，我是不能同意的。私以为，此首是讲探春的。首句讲马援破羌兵，振兴国家力量，整顿法纪王纲，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与宫女早起梳头，根本就无法联系。但我们却可由治国来反观理家。欲改革贾府弊端，造成中兴气象的，自是政治文人的代表贾探春。对于这样的政治文人，曹雪芹给她安排的命运并不坏，即远嫁藩国，成为海外王妃，所以讲“声传海外博戎羌”。并且此首怀古诗即为了预示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探春之不甘落寞之改革之忧患并未给贾府带来中兴，但曹雪芹不会忘记她的努力，她的功劳，所以讲“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如果说马援指探春，那么“子房（张良）就是秦可卿了”。曹雪芹给探春较高的评价，也是为了胸中块垒，因为在野派潜意识里是相通的。 钟山怀古（傀儡） 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诏出凡尘。 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 钟山即今南京市东北的紫金山。宋代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刘宋］文帝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至齐周顒亦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假日）则归。后顒出为海盐令，孔稚珪作《北山移文》以讥之。”诗即怀此事。周颙当是以清高自居的人物，想来已无名利之心，可是好好的做了海盐令，就被孔稚珪作《北山移文》嘲笑、挖苦，甚至要让花草树木“鸣鼓击之”了。其实，世俗的种种牵挂，无须在意；别人评说、嘲笑，那是别人的事。被评论者总不能靠别人的指手划脚活着吧。蔡义江先生讲此诗说李纨，大抵没错。她青春丧偶，心如“槁木死灰”，外界之事，“一概无见无闻”，所以说她不曾为“名利”所系。她后来“被诏出凡尘”，“戴珠冠，披风袄”，这完全是因为她儿子贾兰“爵禄高登”的缘故，并非自己不愿当“稻香老农”。所以说“牵连大抵难休绝”。至于他人被嘲笑，在她的“册子”中也早有判词，所谓“枉与他人作笑谈”是也。蔡先生的分析，为论述李纨的文化魅力开辟了一条道路。隐逸文化、自甘落寞意识、神圣的道德光环、所标榜的“文采风流”使她无愧于大观园文人集团的主脑。在中国文化的星空中，她永远是一颗亮丽的星。 （为保留资料起见，以下各首基本按蔡义江先生的分析。《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250-265）。 淮阴怀古（兔）（马桶） 壮士须防恶犬欺，三齐位定盖棺时。 寄言世俗休轻鄙，一饭之恩死也知。 《淮阴怀古》是说王熙凤的。“壮士须防恶犬欺”，“恶犬”也许是指贾琏。眼前，他怕凤姐，将来凤姐反被他所欺，终至遭休弃，回娘家，“哭向金陵事更哀”。或者，这一句是隐其被人告发，以至获罪坐牢也难说。脂评曾把第二十一回“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与后半部佚稿中“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一回加以对比，叹息说：“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他日之身微运骞，展眼何如彼耶？人世之变迁如此，光阴倏尔如此。”王熙凤独操大权，主持荣国府，协理宁国府，以及包揽外界诉讼、放债等事的“三齐位”，既“定”于秦可卿“盖棺”之时，同时，这也正是决“定”她将来下场的时刻。她日后获罪坐牢、执帚扫雪，被夫所弃，短命而死，正是她自食恶果。对“弄权铁槛寺”，贪赃害人一节，脂评就指出“如何消徼，造业者不知，自有知者”。“知其平生之作为，回首时无怪乎其惨痛之态”。蒯通预言过韩信的下场，秦可卿托梦凤姐要她为自己留后路。他们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诗的后两句，则是说刘姥姥报她“一饭之恩”。当初刘姥姥来贾府伸手告贷，虽得了凤姐二十两银子，却受尽了“轻鄙”。谁料到后来全凭刘姥姥，才把凤姐的女儿巧姐从火炕里给救了出来哩。（由此思及巧姐之命运，方信“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真千古至言也）。 广陵怀古（柳絮） 蝉噪鸦栖转眼过，隋堤风景近如何？ 只缘占得风流号，惹出纷纷口舌多。 《广陵怀古》是说晴雯的。前两句写欢乐宴游生活的短暂。怡红院“粉垣环护，绿柳周垂”，通往柳叶渚，还有一条柳堤，正好用“隋堤”作比。宝玉、晴雯“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奇”，所以说“转眼过”。晴雯的“册子”说她是“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诗后两句所说亦即此意。（此隋炀帝比附晴雯，我总隐隐觉得不妥。晴雯之风流又岂是隋炀帝寻花问柳之风流？况隋炀帝之骂名是应该的，而晴雯呢？《芙蓉女儿诔》中对其文化魅力有高度赞扬：“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或许，蔡先生比附勉强，或许此诗另有所指，但总不至于是灯姑娘吧）。 桃叶渡怀古（团扇） 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 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 桃叶渡在今南京市秦淮河与青溪合流处。桃叶是晋代王献的妾，曾渡河与献之分别，献之在渡口作《桃叶歌》相赠，桃叶作《团扇歌》以答。后人就叫这渡口为桃叶渡。《桃叶渡怀古》是说贾迎春的。“衰草闲花映浅池”的景象，第七十九回已经写到：迎春被接出大观园后，“宝玉天天到紫凌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荇香菱，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宝玉感伤之余，口吟一诗，也是以“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起头的。“桃枝桃叶”本是同根，恰好喻迎春与宝玉的姐弟关系。（意境固有仿佛之处，但硬讲此诗隐喻迎春，终属牵强。） 青冢怀古（墨斗）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 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 （昭君之故事不录）《青冢怀古》是说香菱的。这个因“酿成干血之症”而“病入膏盲”的女子，她的“册子”上所画的“一方池沼，其中水涸泥干”的图景与本诗首句所写相合。香菱永别故乡亲人，身世寂寞孤凄，这就是第二句所寓的意思。“汉家制度”的“汉”，在这里作“汉子”，即“丈夫”解的（荒谬）。薛蟠为人横暴，却怕“河东狮吼”，被悍妇夏金柱捏在手里，由她说了算。这样的家庭关系，在封建时代，尤其显得“堪叹”。“呆霸王”是草包，是不成材的“樗栎”，他连好坏也分不清，屈从金桂，虐待香菱，在作者看来，真该永远受人们的嘲笑。 马嵬怀古（杨妃冠子白芍药） 寂寞脂痕渍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 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衾尚有香。 此首是说秦可卿的。前两句写她“淫丧天香楼”，悬梁自尽。书中曾说她“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所以用“温柔”二字，后两句说的就是贾宝玉在她房中做“神游太虚事”。 蒲东寺怀古（红天灯） 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起彼同行。 此首讲金钏儿。“身轻骨贱”之语，不能认真看作严词谴责。作者崇《西厢记》，故不会贬红娘。因诗拟宝琴，并给大家传阅，倘不轻责几句，则有失闺阁小姐身份。就是书中写金钏儿，也还得说些王夫人“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等一类仿佛是卫道的话。“私掖偷携”是说宝玉与金钏儿私下拉拉扯扯，二十三、三十回皆有描写。被称为“宽仁慈厚”的王夫人虽然能一把掌打得金钏儿“半边脸火热”，并逼她走上绝路，但这又怎能改变宝玉对她的亲近态度呢？书中写金钏儿与宝玉的关系是有隐笔的。这从第四十三回“不了情撮土为香”宝玉偷偷祭奠她时，见水仙庵洛神像而掉泪，并说洛神原是“曹子建的谎话”，“却合我的心事”等描写可以看出。 梅花观怀古（纨扇） 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 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梅花观怀古》是说林黛玉的。杜丽娘受封建礼数压迫，爱情理想未实现，抑郁而死。在这一点上，与林黛玉很象。但“画婵娟”在这里却是脂评所谓“画中爱宠”的意思，亦即成了“镜中花”“水中月”，说贾宝玉的愿望，终于成了“画饼”。黛玉不能象丽娘那样死而复生，所以诗的第三句用否定语气说不能“团圆”。至于黛玉之死，或上吊，或跳水，或被逼，我们大可不必理会。作为理想意义的文人，作为曹雪芹的第一化身，她的死亡不是无谓的，亦不是被动的。她的死亡，代表着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死亡，亦代表着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永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是她本身走向新生的必由之径，而这又以她载体的消亡为代价。或许，林黛玉之死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即证明了这一点。她的精神洁癖，她的文人骨气，使她的死亡由人们理解中的被动走向了自身内在的主动，使她的悲剧精神由外在苦难与不幸的抗争、反叛转化为内在的超越。所以她的死亡，是精神之死，是精神之自杀，是精神之永生。如果瞬间成为永恒，惨死成为万幸，幻灭成为愉悦，那需要无知者的凭吊么？“败叶萧萧，寒烟漠漠”，亦无非如此。而“一别西风又一年”，则为空幻，为梦幻，悲剧之精神已消解，内在之价值已沦丧，所以还是忘却的好吧。在我的感觉中，此诗大抵与林黛玉无干，反与薛宝琴有密切的联系。因为此诗，以回忆者而论，充满着恋旧情怀；以艺术人格而论，则满是空灵之气。“团圆”之不可能，大抵即是宝琴“偏是离人恨重”之意。 我之所谓“借花”并不老实，吹掉了几朵，实在不好意思，但“献佛”却必须独出机杼，不能雷同。如果要分析薛宝琴精神世界里的怀古意识，不妨看看其所择地方的特点，从整体讲，怀古的地点北至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南至交趾，场面可谓不小。各地或发生过重大事件，或有英雄之遗迹，或风月繁华，遗韵独存，或黑水茫茫，悲风呜咽……。以时间而论，历两汉、三国、六朝、隋、唐、宋，基本涵盖了以前的历史。时空结合，往往构成了怀古诗作内在情感网络。“每个故国亡君、旧朝胜址，前代名贤，逝去往事，都带有各自辛酸又发人深省的历史与文化内蕴。可见怀古并非原封不动地再现史实，而是在主体价值系统中取其所需，回忆的同时呈现着希望与期待。怀古的核心是记忆，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在创作主体这里是复现经其筛选重塑的历史，在接受主体那里是根据文字代码转译重现心中的‘历史’，均非历史之本来面目，而带有经主体现实感中介加工过的明显烙印。”（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辽宁出版社，120页）。以常理而论，当是如此。然而薛宝琴的怀古诗具有特殊性。一则本身包含着谜语；二则预示着红楼人物的悲剧命运。十首怀古诗，带有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这是时代的烙印。所谓“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所谓“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给我们欲哭无泪，欲诉无声，在茫茫天地间找不到归宿，在悲风凄雾中辨不清方向的历史孤独感。无限愁苦，无限孤独，无限伤感，正是薛宝琴怀古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许，她本身不知道，这些怀古诗预示着大观园姐妹们的命运；然而，她已在不自觉中感受到了那种氛围。怀古伤今者，很少是自觉的；而自觉的怀古伤今者，往往带有理性色彩，使其诗作失去了感染力。悲凉是感伤主义的结果，衰飒则是悲秋意识的产物。虽然在怀古诗中，衰飒之气并不浓重，但悲秋意识与感伤主义在深层次精神领域是相通的。此即怀古意识的第二个特点。同时，薛宝琴的怀古诗中体现着空灵人格。“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此即有历史空幻之感。以学术而论，自是谬极；以歌诗而论，却深得三昧。如果怀古诗中充盈着空灵之气，把历史时空定位在一点，极力渲染那一点的美好、辉煌，末了却以往事如烟、旧迹难寻来收束，自会激发人们心底的生命意识，或感到无可如何的惆怅，或领悟生命之真谛。如果说我欣赏怀古诗中的空灵之美，那也带着淡淡的忧愁，淡淡的哀伤，说不出的惆怅。而这些诗中的佼佼当是高启《姑苏台杂咏》中的一首： 吴王在日百花开，画船载乐洲边来。吴王去后百花落，歌吹无闻洲寂寞。花开花落年年春，前后看花应几人。但见枝枝映流水，不知片片堕行尘。年年风雨荒台畔，日暮黄鹂肠欲断。岂惟世少看花人，从来此地无花看。 人言：高启有太白遗风，自然极是。如果反复吟咏“岂惟世少看花人，从来此地无花看”，果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或惆怅，或欣喜，或哀伤，或感悟，无穷之意尽在言外，若与“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相发明，固有许多相似性。如果历史的时空化作了生命的永恒，那么就能超越人世的无常，眼观鼻，鼻观心，从而洞澈宇宙、生命之本相。历史永远不是历史，历史是过去的生命，现在的生命，未来的生命，更是永恒的生命。如果历史永存，我们的生命常青，那么怀古已没有任何意义。只要有生命，她就不会万古长存，因为永恒是一个凝固的点。正因了这个点，生命有了自觉，有了怀恋，有了期待，怀古亦成为可能。如果一个人，能在生命的历程中凝固一个点，那么他是幸福的，如果一个人，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凝固一个点，那么他是伟大的。怀古就是为了重现那一个点，空灵中荡漾着诗意，伤感中自觉着生命。无论未来怎样，无论道路在何方，我们的心灵已在那种主观重现中得到了暂时的休憩，空前的陶醉。弥漫于中国古文人潜意识层中的怀古意识，就是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精灵。理智上，可以自觉到那一切的不好；情感上，却不由自主的靠拢。或许，正是由了怀古意识，由了怀古意识的感伤化，由了怀古意识与悲秋意识的内在融合，由了怀古意识与空灵人格的完美统一，由了怀古意识与生命意识深层次的激荡。薛宝琴具有了空前的文化魅力。作为第三梯队右军主将，她确实深得第一梯队文化魅力的精魂，并在整体上超越了她们。在《红楼梦》中，愈美好的，愈面临着摧残，愈挣扎于悲苦。就让我们重新深入薛宝琴的精神世界，审视一下曹雪芹所注入的文化没落意识吧。至于恋旧情怀则在末代儿女情中加深论述。 （四）文化没落意识 周汝昌先生是红学界的泰斗，在那一圈子里，自是人人佩服的，不过树大招风也未可知。老先生搞了一辈子红学，最终把角度放在了传统文化上，并提出了文化小说这一新鲜说法，自是极高明的正途。他在《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前所题的那首《鹧鸪天》就大有道理，不妨录下： 晋代风规启令名，邺中才调领芳馨。惊鸿赋罢微波远，叹凤歌成至圣轻。 人解味，玉通灵。一编红绪几多情。诗心史笔都参遍，认取中华文曲星。 中国文人所津津乐道的莫如魏晋风流，那是起点，也是高峰，虽然它积淀的文化品格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激荡、回应，但在《红楼梦》中却走向了生活化、感伤化，而最终汇入了末世的萧萧余韵。邺中才调，当是才高八斗的曹子建了，不过说曹雪芹也无妨，因为“文采风流”本不特指某人。如果乌鸦觉得自己叫声好听，大可自许嘛。说“邺中才调领芳馨”，表明老先生深明“文人”中“文男”与“文女”之别，其实二者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明了此点，当可悟透“男相”，“女相”不过尔尔，真正高深的却是南海观世音菩萨之“非男女相”，而他以女身出现，那又另当别论了。“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自是《洛神赋》中极好的句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楚狂人那“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狂歌，也不见得能使“至圣轻”，因为圣人不像英雄那样“天高悬日月”，他是“地厚载山河”。楚狂人再狂，大约也只能站在地上高歌。由此，不免想到五四时，一些大学者至死不批孔，想来他们深明自己站在大地上。或许，我们已真到了尊孔不足以骗取人心，批孔不足以伪装革命的时代。闲话休题。 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审视《红楼梦》，新是极新，只不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所以周老先生所云：“……要讲清《红楼梦》，非从文化史与国民性的大角度大层次去深入检讨不可”，大抵只是说说而已，抑或是殷切期望吧。还是先从他的《＜红楼梦＞——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中以已之意抄一些支言片语： 《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 近年来，流行着一种说法：从清末以来，汉学中出现了三大显学：一曰“甲骨学”，二曰“敦煌学”，三曰“红学”。……“甲骨学”，其所代表的是夏商盛世的古文古史的文化之学。“敦煌学”，其所代表的是大唐盛世的艺术哲学的文化之学。而“红学”，它所代表的则是清代康乾盛世的思潮世运的文化之学。我们中华的灿烂的传统文化，分为上述三大阶段地反映为三大显学，倒实在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伟大景观。思之绎之，岂不饶有意味？ 虽然雪芹像是只写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离合悲欢，却实际是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 中华民族面对的“世变”是“日亟”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光彩与境界，都是不应也不会亡失的。——它就铸就在《红楼梦》里。这正有点儿像东坡所说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逝者未尝往也”。 ……所以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重人、爱人、唯人为中心思想的书。它是我们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以小说的通俗形式，向最广大的人间世众生说法。他有悲天悯人的心境，但并无“救世主”的气味。他如同屈大夫，感叹众芳芜秽之可悲可痛，但他没有那种孤芳自赏，唯我独醒的自我意识。所以我认为雪芹的精神境界更为崇高伟大。 好了，就抄这些吧。从整体上，我赞同周汝昌先生的观点。因为他是“堂堂之师，正正之旗”，用兵不是讲“以正合，以奇胜”么？唯有自身立于不败之地，方能以旁门左道（奇）制胜。我一直在探讨曹雪芹的伟大性，《红楼梦》的伟大性，仿佛以往的论述并未抓住要害。或许，其伟大性在于制造了红学界，制造了一批自以为比曹雪芹更伟大的红学家。把《红楼梦》当作一本“文化小说”自然极好，但曹雪芹对所根植的传统文化持何态度，她在《红楼梦》中所反映的传统文化处于什么状态？诚然，传统文化在他笔下确实呈现了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确实有一山更比一山高的峥嵘气象，但在大观园时代，封建统治已是回光返照，相应地根植于那个时代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没落。在传统文化魅力充分展示，大观园群英荟萃，欢歌笑语，猜枚行令等一切风流雅事之上，不正笼罩着那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喟叹么？在这里，不正反映着一种文化没落意识么？或许，有人讲，《红楼梦》中不是有理想的文化品格，理想的人生境界么？古文人多少年孜孜以求而不得的，在《红楼梦》中不是得到了体现么？难道一切美好，一切新生都没落么？私以为，一种文化的没落，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玉石俱焚。如果没落的走向没落，新生的走向新生，那在整体上已不是文化的没落，而是新生了。或许，陶醉于《红楼梦》的人们陶醉得太深了，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他们痛切地悲悼着新生的毁灭，他们将一切罪责推给了末世，然而却忽视了传统文化本身的没落。他们忽视了传统文化在《红楼梦》之前处于什么状态，之后处于什么状态，而只迷恋其中。殊不知，《红楼梦》正是传统文化的回光返照，如同受重伤已奄奄一息的斗士集中全身的力气向对手发出最后一击，在那一击的辉煌中，我们陶醉，我们赞叹，但是我们却能明显感受到那斗士将要走完生命的历程。当然，斗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但他本身确实要死了。曹雪芹秉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个人独特的生活道路相结合，创作了《红楼梦》，但已基本耗尽了传统文化的能量，所以我讲《红楼梦》诞生之日，即是传统文化衰落之时。基于此，说曹雪芹是封建末世最后一个天才也不为过。当然，我们的时代承继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承继着《红楼梦》的精神，但那载体呢？谁爱整天之乎者也的，谁乐意翻《红楼梦》？如果要我讲，《红楼梦》是文化小说不错，但还应加“没落”二字，即“文化没落小说”。同时，整体的没落并不影响新生的探寻；新生的毁灭，也并不能使那种探寻止步。我极欲论证的“大观园文人集团说”，亦从文化层展开，但我更重视中国古文人这一落寞群体，重视文人精神，与周汝昌先生之所谓“文化小说”，之所重视的人文精神，自有根本的不同。我毕竟是旁门左道，且满脸稚气，尚把《红楼梦》当作小儿书来读，这是许多人不屑为之的。 我在整体的论述中，一直重视文化没落意识，这有两个基点，一是大观园时代传统文化的回光返照；二是我们时代对传统文化及其载体的排拒。林黛玉之感伤主义、人生空幻意识，反映着文化的没落；薛宝钗与林黛玉共同树立的两座隐忍丰碑，委身于荒烟蔓草间，反映着文化的没落；魏晋风度在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文化品格，钟情于史湘云，并让她通过一段诗情画意的文人生活，任自然的表现它，任自然的发展它，任自然的结束它，反映着文化的没落；政治文人贾探春改革失败，带着沉重的忧患随风逝去，也反映着文化的没落；积弱文人贾迎春之游离之退避之冷漠之沉沦，更反映着文化的没落。但那时，为什么没有展开文化没落意识呢？ 私以为曹雪芹既然将一切奉献了古文人这一落寞群体，古文化这一衰落体系，那么他必然会在大观园文人集团中单独地赋予一个人空前的文化魅力，提升她的文化品格，并在深层次的精神领域注入文化没落意识。如果空灵人格最易感叹历史的梦幻，怀旧意识最易止住前进的步伐，那么文化没落意识将把一切推向深渊。薛宝琴在《红楼梦》中的地位非常特殊，无可替代，她深得第一梯队的文化精魂，自然更得其文化没落意识的精魂。或许，她在大观园文人集团中起着百川汇海的作用。或许，在没落中，也真形成了“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文化高峰。从“闲庭曲槛无余雪，流水空山有落霞”，到“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使我感到的不仅仅是繁华的易逝，更有文化的没落。十首怀古诗，更加深了我这种感觉。沉痛的感伤主义，浓厚的怀古意识，不正标识着文化的没落么？大凡一种文化，只靠记忆，只靠怀恋，来延续生命，那么她离颓运已不远了。巴金在《忆》中讲道：“的确我的过去象一个可怖的阴影压在我的灵魂上。我的记忆象一根铁链绊住我的脚，我屡屡鼓起勇气迈着大步往前面跑时，它总是抓住我，使我退缩，使我迟疑，使我留恋，使我忧郁……”我在薛宝琴的诗中，也隐隐感到了这样一种可怖的阴影，不仅仅是过去的，更有文化没落的阴影。我不知道，感觉是否可靠，我不知道如此玲珑剔透、天真可爱的人儿，会背负如此可怖的阴影。是不是我的感觉错了？但，又是不是曹雪芹真的把内心深处的隐痛寄寓在了薛宝琴身上？没落的泉，汇成了流，流到山涧，流到小溪，流到大江大河，流到大海岛国，流到薛宝琴临风陨泪、对月伤怀、追恋往昔的地方。或许，这一切都是真的。正是由此，本文的论述正象题目所讲的“梦里真真语真幻”，过于重视四面八方的策应，而未使薛宝琴的形象明晰起来。还是走入末代儿女情吧，我不愿看到过去的阴影，文化没落的阴影。 （五）伤心今古终摇落 想象何人返自崖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 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 薛宝琴说自己八岁时曾跟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见到一个真真国里的很漂亮的女孩子，十五岁，会讲“五经”，能做中国诗词。这首五律，据宝琴说就是那位“外国美人”做的。无论“真真假假”，还是“假假真真”，我们都不妨信她。这首诗未必是宝琴自己作的，但与她的命运定有干系。 薛宝琴是贾府的亲戚，在大观园得到了姐妹们无私的眷顾，产生了很深的友谊。史湘云的口直心快，林黛玉的赤诚相待，在她心底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大观园的生活，对文人集团的每个人来说，都是美好的。如果悲剧不可避免，人生将如飘转的飞蓬，四海飘泊，那么美好将成为永恒的记忆，心底的烙印。在那个时代里，她的生活在少女中是最幸福的，她们的悲凉能够自觉，她们的情思能够抒发。如果天地灵秀只钟于女儿，那么文化的芬芳将使她们与诗情画意的大观园溶为一体。天真浪漫，真诚可爱，童稚无猜，这是童话的世界，更是中国文化的至高境界。为了纯真的友谊，为了末代儿女情，曹雪芹付出了一生的辛血，中国传统文化耗尽了最后的能量。为什么文化的至高境界，只钟情于活泼天真的孩子，而不眷顾白发苍苍的老翁？为什么至高的文化境界，总要靠中老年创造，而很少把智慧的灵光给予孩子？无忧无虑的时代，伴随着人类的童心；如同潺潺的流水，看着河边的野花。水，慢慢地流向远方；花，因风起舞，与蝶相戏。这样的世界为白发苍苍的老翁所向往，因为人总想回家，回到心灵的故乡，回到心灵的童年，这永远是美好的期盼。可孩子的快乐、忧伤却往往为人们忽视，当人们意识到时，一切都太晚了。美好的一切，成了记忆的影子，天真的孩子伸出手抓呀抓呀，可总是抓不到，曹雪芹却抓到了。《红楼梦》之成功，或许在于人类回归童心的需要与孩子天真的完美统一。童年快乐的孩子，如果要面临不幸，要面临悲苦，那么回忆将是最好的解脱。薛宝琴作为大观园里即将面临悲苦的少女，果然选择了记忆。她的恋旧情怀虽然与那带着阴影的怀古意识与文化没落意识相联系，但毕竟有她的好处。所谓陶醉，所谓承担苦难，超越不幸，在那个时代里，是基本的要求。如果生命不能维持，一切将无从谈起。 是的，薛宝琴已经许给梅翰林家做媳妇，对于少女来讲，应该是一种归宿。难道她也是“不在梅边在柳边”么？难道她所爱非所所嫁，所嫁非所爱么？我们不知道，但却明了她的结局并不好。“闲庭曲槛无余雪”，是的，大观园呆不长，薛宝琴和姐姐都会搬走的。“流水空山”也就是真真国女儿诗中讲的“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的水国，而“落霞”当为“落霞与孤骛齐飞”，宝琴也将如同真真国女儿一样，独处海岛如孤飞之野骛。 到这里，我们不妨重读一下那首真真国女儿诗。昨日的红楼生活已成为梦境，可怜自己憔悴流落于云雾山岚笼罩着的海岛水国。天上的月，又何曾知道今古？古时的月，今天的月又有什么分别？月本无情，人却有情，而这情却由了时间的流逝，命运的坎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时间的情感化，由了人们心底的生命意识。唯有美好易逝，一切随风，万物众生才有情，才有情的深浅。恋旧情怀是末代儿女情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本身也是伤感的，找不到归宿的。大观园里的生活已成往事，往事如烟，又去哪儿寻觅啊？“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北朝庾信《枯树赋》），所谓关心者，是汉南春历历么？是亦不是。因为“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芳草天涯却依然寄托着无尽的情思。所谓怀恋者，自是大观园里的生活，姐妹间的纯真友谊。我曾讲过，一切文化都以人生为起点，亦以人生为归宿；同样地，薛宝琴之空灵人格、充实人格、怀古意识、文化没落意识，最给都归结为人生的恋旧情怀。而这归结，却带着无限的陶醉，无限的欣喜，无限的惆怅…… 诗云：不是仙家是谢家，红云朵朵竟奢华。 轻歌缓缓融香雪，曼舞翩翩醉落霞。 暮霭渐觉月色淡，夜风只解群花发。 伤心今古终摇落，想象何人返自崖。 辛若水 二OOO年九月二十八日于冷月斋（原载中国艺术批评） 原载：投稿（原载——中国艺术批评） 原载：投稿（原载——中国艺术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