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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郑振铎先生收藏的一种《红楼梦》旧时抄本，只残存了第23、24两回，世称郑藏本。此本有一种十分突兀的文字现象，即在其23回中出现了不同于任何其他《红楼梦》传世抄本的歧异人名：贾芹之母诸抄本均作“周氏”，唯独此本作“袁氏”；诸抄本中的“贾蔷”在此本独作“贾義”不说，诸抄本中多次出现的“贾珍”在此本23回中也有一次独作“贾義”。另有宝玉房里的一个丫头“檀云”，此本作“红檀”。而“红檀”这个名字，除了郑藏本外，在另外一个珍贵的《红楼梦》传世抄本列藏本（列藏本早在18世纪初即流入俄国，与世隔绝，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这个本子现藏列宁格勒今称圣彼得堡，世称列藏本）中亦作“红檀”。 “红檀”这个名字使郑藏本与列藏本发生关联，其遥相呼应之势足以说明郑藏本其出有自，来历不弱。而这个本子第23回屡次出现歧异人名这种非同寻常的独特现象，长期以来使《红楼梦》研究者对这个残抄本不敢小觑。红学走到今天，郑藏本上“袁氏”、“贾義”的存在，一直没有找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又无法绕过去，因此为《红楼梦》成书与版本研究增添了难以逾越的额外的困扰。出于各自感性认识的不同，红学界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研究取向：相信“袁氏”、“贾義”与“红檀”一样出自曹雪芹之手的学者，倾向于认定郑藏本其底本文字很早且极有价值，是来源于曹雪芹很早很早的一部手稿，起码是不会晚于甚至早于曾经胡适先生收藏过的甲戌本文字；而轻视“袁氏”、“贾義”的学者，不相信“袁氏”、“贾義”出自曹雪芹之手而是“后来的妄人妄改”，从而推断郑藏本远离雪芹原稿是过录本再过录本一再过录的再再过录本，而在其再再过录的过程中，有“妄人妄改”改得面目全非不足为奇，这一派研究者由“红檀”的存在而推断郑藏本文字很晚，起码是晚于列藏本文字。并且，持不同观点的双方为了支持各自的论断，各自不约而同从搜寻郑藏本中除“袁氏”、“贾義”及“红檀”之外的大量普通异文异字并考察其“优劣”出发，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多方位论证，双方都是比对郑藏本上出现的普通异文异字的“优劣”而定其流变的“早晚”，研究方法相同，论据相同，然而双方得出的结论却迥然相反，迄今为止两种意见依然互相对立，无法调和。 真相湮没于历史尘烟之中，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偶然的机会去重新发现。 《红楼梦》各抄本异文异字的形成有历史的成因，看似毫无道理其实有内在的机理，郑藏本也未必例外。下面让我们重新看看郑藏本异文“袁氏”、“贾義”的形成机理在何处。 我看《红楼梦》各抄本时有一个感觉：除了抄手抄写时看底本看走了眼，造成相当数量的形讹外，各抄本普遍存在的许多同音白字，是抄手误听误抄造成。 贾芹之母周氏作“袁氏” 《红楼梦》各传世抄本在第23回叙述一位不起眼的妇人时，都作“贾芹之母周氏”，唯有郑藏本是例外另作“贾芹之母袁氏”。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一致认为，平白无故一个妇人的姓氏，无论是“周”是“袁”，仿佛也不甚差别，而“周”和“袁”二字其字形实在是相差太大，亦不可能是形讹或音讹，于是学者们归纳“袁氏”的出现或是作者曹雪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曾经改过此妇姓氏，更糟的或是“后来的妄人妄改”，是书商或别的什么人故意以异字标榜《红楼梦》以欺世，“妄改”不需要理由。 我在我红学实践中任何时候不轻易认可“妄人”与“妄改”之说，我相信今传《红楼梦》各早期抄本在抄成过程中没有“妄人”染指，参与抄写的人他们或有疏忽，或有纰漏，但是他们没有主观的故意要站在《红楼梦》曹雪芹文字的对立面。 试把“贾芹之母周氏”用毛笔竖起来写，把“周氏”二字写紧密些，再紧密些！紧密到一定程度时，“周”字里头的“吉”就变成了“袁”字的上部，而紧跟的“氏”字末笔钩挑不够明显时，登时变成了“袁”字的下部！ 这似乎是一个闪念。袁”字的机理想必就是这样在抄手抄写时，不知是抄手本人还是为抄手读稿的人，他对《红楼梦》底稿上竖行手写的“贾芹之母周氏”匆匆一瞥，瞥来了“袁”字，然后是抄手匆匆落笔抄写，使《红楼梦》某一个抄本横空出世了一个“袁氏”！这个抄本跨越历史长河，就是今天依然存世的郑藏本。 有疑问说“袁”字这样捏造起来罢了，既然“氏”字成了“袁”的下半部了，那“袁氏”之“氏”不就又不知哪里再来一个“氏”了？我想乾隆时代的抄手没有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时那种宽裕的端详时间与良好的崇敬《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心情，抄本抄写是匆促的，抄书者只是简单而被动的抄手，他对《红楼梦》文本对错根本就不做任何判断，对《红楼梦》和曹雪芹没有感情，他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一堆文字赶快抄完交差。“袁氏”之讹是抄写过程的匆促与疏忽，不是故意有意。 因此我们首先洗出了曹雪芹，“袁氏”确实不是曹雪芹文笔，而由“周氏”讹误为“袁氏”的成因，就不能说没有雪芹该其承担的责任：如果他底稿上的字没这么行草，字距没这么近，如果抄手抄写时看仔细了再抄，如果文字指导很负责任，如果抄本抄好之后校对时仔细些…… 我们确实苛责古人了。不过我们可以用这个闪念验证郑藏本其他歧异人名。 有了从“周氏”竖写衍化出来“袁氏”的初步经验，郑藏本上“贾義”的来历也可以追溯，这个方法需要经过一而二、二而三的检验，经不起检验时“袁氏”这个孤证也不好独自成立。 贾蔷作“贾義” 郑藏本第23回中“贾義”因为前后两次出现对照其他抄本是不同的两个人物“贾蔷”和“贾珍”，因此这个“贾義”的情况比“袁氏”的情况还要复杂。 《红楼梦》其他抄本中管理着梨香院龄官等十二小官的是“贾蔷”，而郑藏本第23回这个“贾蔷”独作“贾義”——“因贾義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为什么郑藏本在此处非要异于诸本？小旦龄官与贾蔷的恋爱是《红楼梦》中宝黛关系较为重要的陪衬故事，龄官曾于蔷薇架下划“蔷”，这“蔷”就是贾蔷，他是贾家“草”字辈子弟，而这个“義”字，即非“草”字辈，又非“玉”字辈，也不可能是“蔷”字形讹音讹，凭空哪来呢？ 郑藏本第23回到此还不止！接下来这第二个“贾義”——“因此贾義又将贾菖、贾菱唤来监工”。而这个唤贾菖、贾菱来监工的人在其他抄本和印本中都是“贾珍”！——“因此贾珍又将贾菖、贾菱唤来监工”。怎么会又来“贾義”呢？ 郑藏本两个“贾義”搅在一起，牵涉书中角色行为，研究起来困难是很大的。我们不妨先把“贾義”一个一个来。 我们只对比诸抄本和郑藏本关于“贾蔷”成“贾義”的这句话： 诸抄本： “因贾蔷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 郑藏本： “因贾義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 端详一阵，和“袁氏”来历相似的结果立即浮现出来了！那“贾義”之“义”立即就从“因贾蔷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这一句中的“又”字衍化形讹音讹出来了！ 这不再是闪念是灵机加经验了。郑藏本这个“義”字就是这样在抄手抄写时，为他读稿的人对底稿上竖行手写的“因贾蔷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这一句话匆匆一瞥，从“又”字瞥出来了“义”字，然后匆匆一读“贾义”，抄手听音而匆匆落笔抄成“贾義”，他读稿时把“蔷”字漏掉了不说，他还把“又”字匆匆间认成“义”字了！他这一疏忽不要紧，使《红楼梦》某一个抄本横空出世了第一个“贾義”！这个抄本残存的两回在20世纪凑巧被郑振铎先生巧遇，而这句话在这个抄本上就成了：“因贾義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注意郑藏本这句话里独独完全没有了“又”字。 贾珍作“贾義” 再接着往下看郑藏本上有权利唤人过来监工的那第二个“贾義”， 其他抄本均作“因此贾珍又将贾菖、贾菱唤来监工”，同样的“又”字迷魂阵又出现了！ 诸抄本： “因此贾珍又将贾菖、贾菱唤来监工” 郑藏本： “因此贾義又将贾菖、贾菱唤来监工” 郑藏本同样是抄写时的疏忽，抄手漏掉了“珍”字不说，“又”字又一次被看成了“义”字，而“义”字被抄手写成了正体“義”字。 贾蔷、贾珍是叔侄辈两个人，唤人监工的此“贾義”的确也不可能是先一个管唱戏的彼“贾義”了！郑藏本上凭空里掉下来的前后两个“贾義”的确也不是一个人！这另外的一个“贾義”形成似乎还是这样在抄手抄写时，为他读稿的人对底稿上竖行手写的“因此贾珍又将贾菖、贾菱唤来监工”这一句话匆匆一瞥，丢掉了“珍”字，瞥来了“义”字，然后匆匆一读又一个“贾义”，抄手又一次听音而匆匆落笔抄写成“贾義”，从而使《红楼梦》某一个抄本横空出世了两个“贾義”！读稿的人把关键的“贾珍”之“珍”字漏掉不说，他把“又”字又一次认成“义”了！而抄手也不客气，两抄抄成了相同的“贾義”。这句话在郑藏本上就成了：“因此贾義又将贾菖、贾菱唤来监工”，这句话里虽然保留了“又”字，想必和“袁氏”还保有“氏”字一个道理。 这看上去是辅助抄手抄写时读稿的人疏忽了，也有可能是抄手独自抄写时匆匆间抬头看低头写犯疏忽了，他也许还有好意把底稿上他以为是俗笔的“义”字写成正体“義”字，无论哪一步疏忽是抄本抄写环节的疏忽该没错，这的确不是曹雪芹文笔了！挑挑骨头怪也只怪他把“又”字行草体写得看上去有点像“义”字了！ 而列藏本和郑藏本所共有的“红檀”，是作者创写《红楼梦》命名“檀云”这个名字时反复推敲与“炼字”的结果，底稿上的两个名字一个是原名，另一个是改名，“红檀”、“檀云”原地旁改，双双并列。 细检《红楼梦》各传世抄本，其实不仅仅是郑藏本，差不多所有的抄本都存在抄写过程中的讹错夺漏，没有恶意，不是故意，不是“妄人妄改”。例如： 甲戌本： 曹操、恒（应为桓）温、安禄山、秦桧等。 皆不得不免（应为勉）强支持者也。 庚辰本： 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报（应为投）他岳丈家去。 不知有何衬（应为祸）事。 梦至一处，不便（应为辨）是何方向。 戚序本： 再将吴（应为吾）妹一人字可卿者，许配与汝。 舒序本： 偶因一着借（应为错），便为人上人。 甲辰本： 青硬（应为埂）峰下。 凤姐听说把头一梗，把快（应为筷）子一放。 回家与母亲商意（应为议），登时雇了一个脚驴。 这类看字走眼与听音而讹而造成的抄写失误在每一个早期抄本中都存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讹错现象，与版本演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们的古代汉语书写格式与现在不同，汉字书写都是自左至右自上而下排列，历史上因为自上而下竖行排列亦曾引起过文本文字的讹误。古《战国策》有《触龙言说赵太后》一篇，在后来不断的历史文本传承中，这篇文章的标题把“言”字丢失了，渐渐地演变成我们今天通行的《触龙说赵太后》。学者们考察“言”字的丢失过程发现，是后来《战国策》的传本把《触龍言说赵太后》的“龍言”讹作了“讋”字，系竖行排列误合了“龍”字与其下之“言”字为一，《古文观止》正文随之亦误作“讋”，“触龍”因讹逐渐变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触讋”，“言”字不再独立存在了。司马迁的《史记》作“触龍”，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亦作“触龍”，两相印证可以矫正“讋”字之讹。这个因误而生的“讋”字随《触讋说赵太后》慢慢返真为“龍”，又到“龙”，到今天这篇文章就回归成《触龙说赵太后》。这个“讋”字的讹衍与“言”字丢失，确实是由我们古代汉字的竖排习惯造成。 我们的红学研究对于解释不了的文字现象，容易归结为“妄人妄改”，从而怀疑古今太多涉红人士的人格人品，从最普通的抄手，到脂砚斋，到作者曹雪芹。郑藏本“袁氏”讹误的出现，与《触龙说赵太后》一样，与我们古代汉语竖行书写的习惯有关。关于郑藏本中歧异出来的“袁氏”、“贾義”，盼望红学界来一次有效整合，凝聚一次共识，排除这个本子带给《红楼梦》成书与版本研究的长期困扰。 （舒汉锋博士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简介： 萧凤芝，《红楼梦》研究者，出版有红学专著《红楼梦究源》、章回小说《五杨清平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