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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学研究的心理定势 研究《红楼梦》，好比参加考试，交了试卷，却发现没有阅卷老师，成绩自然无从知道，于是人人以为考了好成绩，又人人都有点儿信心不足。人类对习以为常的事物，往往产生心理惰性，时间长了，就变成心理定势。《红楼梦》皇皇大著，高山仰止，笨鸟初涉红学，好比远离高山的小鸟，唯一的优势，就是得以冷眼远观，看清一些心理定势： 一、想当然认为《红楼梦》隐了他家事。 二、想当然认为贾宝玉原型对应曹雪芹。 三、发现对应不上，就杜撰二次中兴说。 四、二次中兴说被证非，就彻底否定《红楼梦》的自传性质。 这四个心理定势的演变，就是一部完整的主流红学进化史。第一阶段的主流，是他传说。清代的学者，囿于文人不自传、小说多野史的固有观念，《红楼梦》又全景式展现了贾府的阴暗面，第一个定势得以形成。第二阶段，胡适先生成功突破第一个定势，打开红学圣殿的大门后，却转手送出第二个定势，将红迷领入宝玉对应雪芹的偏殿。这一阶段的主流，是以雪芹对应宝玉为基础的高度自传说。第三阶段，随着新材料不断涌现，很多学者发现，曹頫任职江宁期间，日子过得紧巴巴，曹雪芹根本过不上宝玉式生活，这些学者面临艰难选择：向左走，坚持雪芹对应宝玉，曹家就必须二次中兴，让雪芹体会一把富贵生活；向右走，既然曹雪芹过不上宝玉式生活，就必须否定《红楼梦》的自传性。最终后者占了上风，虚构说成为主流。很可惜，我们忽略了一个铁的事实：曹家事和贾府事，从整体上多对应得上；按雪芹对应宝玉的标准，从个体上对应，则多半对应不上。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当然有很多硬伤。可是，正如技术精密的现代飞机制造师，无法超越卡特兄弟一样，胡适奠基新红学的丰功伟绩，后世学者也很难超越。批判胡适的时代，早已过去，有的学者，还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这样做和指责卡特技术粗糙，有什么区别！胡适的错误，不是不能碰，如果分析他的错误，能令红学有所寸近，这种分析，就很合理，也很应该。如果为批评而批评，恕笨鸟直言，则可以免矣。笨鸟现在做的，就是分析胡适的错误，目的是什么，读者诸君目光如炬，自可洞鉴。迩来细读《红楼梦考证》，着重于体察胡适赖以形成结论的逻辑推理，拭似如下： 1、清朝有不少文人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 2、雪芹出身于江宁织造曹家，而《红楼梦》中，有不少曹家家事的投射。 3、所以曹雪芹就是作者，《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 这个简单的逻辑，既清晰，又合理，为什么会带来近百年的纷份扰扰呢？原因就在于胡适偷换了概念，把曹寅家事偷换成曹家家事。更因为曹寅家事，本就包括在曹家家事中，所以很多学者，都忽略了这个偷换概念的行为。事实上，胡适考证出来的曹家家事，能投射到《红楼梦》前80回的，是且只是曹寅家事。有关追赔抄没的曹頫家事，正如胡适所言：“《红楼梦》虽没做完，但我们看了前80回，也就可以断定，贾家必致衰败，宝玉必致沦落”，是投射在80回以后的。基于此，笨鸟试着修正胡适的推论： 1、不少清朝文人认为，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 2、曹雪芹从未自认作者身份，只承认做了十年的责任编辑。 3、在文网森严牵连甚广的清朝，身份未暴露时，没有人会主动站出来说：“我不是作者，我只做了十年责任编辑”——此地无银，同样逃不了主犯的惩罚。 4、曹寅死于康熙51年，曹雪芹生于康熙54年，胡适考证的曹寅家事，不但不能增加曹雪芹对应贾宝玉的证力，恰恰相反，还削弱了曹雪芹对应贾宝玉的证力。 5、贾宝玉的原型，跨越曹寅和曹頫两个时代，主要是曹寅时代，不可能对应曹雪芹，却很可能如裕瑞所言，是雪芹叔辈，这是基于胡适的考证，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 上述四个心理定势，横向比较，自然是虚构说占了上风。纵向比较，则各领风骚数十年，谁也不比谁更强。由于他传说、自传说和二次中兴说，都可以归于本事说，所以纵观整个红学史，倒是本事说占绝对上风。撇开这些不谈，从《红楼梦》诞生之日起，有一个声音，贯穿了整个红学史，从未消失。这个声音，就是曹寅家事说。从脂砚斋开始，所有涉及“实文实事”的脂批，很多注明时间间隔的脂批，譬如“树倒猢狲散之语，今尤在耳，屈指35年矣”等等，均指向曹寅家事。对这些批语的分析，牵涉太广，限于篇幅，难以尽述，本文还是另辟蹊径，从一个美丽的误会说起吧。清代很多学者搞错辈份，认为雪芹是曹寅子，这个误会得以产生的前提，就是曹寅家事说——既然《红楼梦》隐了曹寅家事，曹雪芹又是作者，他当然就是曹寅子。这个误会，从雪芹的朋友开始，他们掌握情况多一点，误会较轻，只是误会曹雪芹随了曹寅任。譬如敦诚“扬州旧梦久已觉”句，就注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如果《红楼梦》是写二次中兴的曹家，敦诚生于雍正12年，在时间上离乾隆朝近，离康熙朝远，为什么不说更近的二次中兴，要说更远的扬州旧梦呢？敦诚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在空间上离北京近，离扬州远，为什么要舍近题远呢？古人留名，或因作官，或因诗文，曹頫为官13年，亦有诗文传世，算是小有名气，如果曹雪芹就是曹頫子，以敦诚和雪芹的关系，为什么不直言曹雪芹曾随父任呢？ 更何况，“扬州旧梦”本是曹寅诗谶，《不下带编》：“曹寅有句云：‘赚得红蕤刚半熟，不知残梦在扬州’，自谓平生称意之句。是岁兼巡淮鹾，遂逝于淮南使院，则诗谶也”，典出唐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和杜枚《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曹寅《即事》亦云：“二分明月扬州梦，一树垂杨四百桥”。反观曹頫，并无任职扬州的经历，“扬州旧梦”，是且只能是指曹寅旧事。收录曹天佑在案的《五庆堂曹氏宗谱》，始于雍正13年，成于乾隆9年，曹顒死后，曹頫是家主，如果曹霑是曹頫子，为什么未被收录呢？敦诚和雪芹关系极近，为什么连曹雪芹没赶上曹寅班车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释是，曹雪芹是曹顒子，只因曹顒是个悲剧人物，曹家对他讳莫如深，世上鲜有知者，再加上时过境迁四十年，就连敦诚、明义等，也不知道了。 明义说：“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可见也是支持曹寅家事说的。裕瑞说：“闻其所谓宝玉者，系指其叔辈某人”，不但支持曹寅家事说，还对准了辈份。裕瑞是最早指出脂砚斋和后40回伪续的人，也是唯一描述过曹雪芹外貌的人，他的前辈姻亲，便是与曹雪芹相交的明义兄弟。他的记载不被取信，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不符合某些观点罢了。有的学者承认，元春探春的生活原型，就是曹寅的两个女儿，却不承认曹寅家事说，殊不知古人最重伦理，错什么也不会错辈份，曹雪芹不可能把姑姑当作姐妹写。错误的对应，是逼着曹家集体乱伦，以爱红之名，行害红之实，天下最荒唐之事，莫过于此。 曹雪芹的朋友中，留下文字记录的，多支持曹寅家事说。稍后的学者，如袁枚、俞曲园等，由于缺少资讯，更把曹雪芹当作曹寅子。这样的学者太多了，今天的我们，对曹家家事的了解，远胜前人，当然可以指出他们的错误。问题在于，知其错不知其所以错，再进一步误解他们的错因，就三人成虎谬之千里了。最有意思的是，连胡适先生，最初也是支持曹寅家事说的，他后来改弦易辙，认定贾宝玉对应曹雪芹，用的考证材料也多是曹寅的——即使有少量曹頫的材料，也多凭脂批透露，出现在80回以后。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里吹嘘说：“打破了人们总以为曹雪芹所写繁华，乃是曹寅在时的盛况这一糊涂念头”，正正揭示了事情的真相，即前人皆以为《红楼梦》是写曹寅家事的。 方豪老先生考证《红楼梦》的西洋钟表后，作出推断：“《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不属于雍正、乾隆，而是康熙年间，可能是康熙初叶至中叶。”考证其它西洋物品后，又推断：“《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其年代应该是在曹寅接驾期间，和接驾的前后若干年。”壮哉方老，的是真言。为了寻找佐证，方老对康熙年间出入过江宁织造署的西洋传教士，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既查阅了法文耶稣会通讯集的记载，也查阅了《熙朝定案》、《康熙实录》和《东华录》的记载，还是没有找到曹寅直接接触传教士的证据，方老对此不无遗憾，可是他把中、法双方的记载，互相印证后，还是充满自信地宣布：“这件事实的重要，在于传教士参与接驾获得证实。本年固为毕、洪二人进入非曹寅的织造署，但此后的其他传教士，必定亦进入曹寅织造署，乃因此可确定为必然的事。”考证曹寅同洋人接触，最直接的途径，当然是《楝亭集》。曹寅《砚山歌》有句云：“泰西郭髯持赠我。”古称南海以西为西洋，而欧洲的位置，更在“极西”，故称为泰西，后用来泛指欧美各国。方以智《东西均》：“泰西之推有气映差，今夏则见河汉，冬则收，气浊之也。”昭连《啸亭杂录》：“自明中叶泰西人入中国，而算法、天文精於中土。”黄遵宪《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祇作寻常数圆缺。”瞿秋白《饿乡纪程》：“我却后悔不曾多受几年东方古文化国的社会教育，再到泰西去。”万历40年，有一本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讲授，徐光启整理的工程技术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和《农政全书》，书名就叫《泰西水法》。循方老所言，这位多须鬼佬，既然能赠曹寅以砚，曹寅当然可以收到，或者购买到别的西洋物品。 周汝昌老先生悟证曹宣，其功底之深厚，令人瞠目结舌，可惜他的大部分论断，都属于“梦想照进现实”。而方老的考证，虽朴实无华，却坚实无比。让我们记住搜罗红学资料的周汝昌同学，忘记悟证二次中兴的周汝昌大师，然后再把红学记忆，嫁接到方老的考证上吧。方老客死台湾，笨鸟想给他上一柱香，叩几个头，手书一纸《砚山歌》，也想在他坟前烧了，惜乎不得其便。笨鸟自幼听《外婆的澎湖湾》长大，闲来无事，也喜欢弹着吉它，浅吟低唱：“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两岸形势最严峻时，笨鸟的心，都是悬着的，“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这些诗一样的场景，万一打起来，还复存在吗？更重要的是，我外婆会受到伤害吗？我外婆笑着凿我一榧子，说你亲外婆在这哩，哪里又跑出一个外婆来？笨鸟受责后，牛心不改，兀自担心。时至今日，两岸关系好转，这种担心没有了，可笨鸟还是痴心妄想：如果我们都自认澎湖湾有个外婆，两岸的前景，会不会好一点呢？两岸之间，除了感情上的融合，还应该有文化融合，则其重要内容——虽已开启却未深入的两岸红学交流，为什么不肩负使命，首当其功呢？2010年，是方老诞辰100周年和30周年忌辰，两岸学者，理应联祭。广东贵为经济强省，却无红学会，不趁此机会，牵头成立粤港台红学联合会，更待何时？ 笨鸟接触红学，自《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始。受刘先生影响，笨鸟不但补看了《红楼梦》，还借阅了顺德图书馆的红学书籍。令笨鸟惊讶的是，刘先生的秦学体系，不但被批得体无完肤，还成了无法反驳的死证。看着偶像轰然倒塌，有的拥趸会盲目维护，有的人却急于知道真相。笨鸟属于后者，从此对“自传说”深恶痛绝，觉得鸡蛋好吃，用不着寻找下蛋的母鸡，《红楼梦》的文学性，才是最重要的。更进一步祸及考证派，觉得索隐真事，附会历史，固属无聊，字字爬梳，句句钩稽，戴着放大镜搜罗曹家家事，也完全没有必要。受这种情绪影响，笨鸟重读《红楼梦》时，每从字里行间，挖出一条曹寅时代的素材，笨鸟就浮一大白，问：“这可是乾隆朝事？”似乎刘先生就站在面前似的。随着曹寅的素材越挖越多，这样的诘问，笨鸟竟然问了上千次，问题来了，《红楼梦》中的曹寅家事，如果是一件几件，就是素材，多达几百上千件，还仅仅是素材吗？ 再检讨过去，却蓦然发现，原来考证研究和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考证派的学者，从来不否定《红楼梦》的文学性，相反，了解《红楼梦》的创作背景，对我们理解《红楼梦》的文学性，不是更有帮助吗？笨鸟受制于情绪，抵制考证派，究其原因，就在于“举世皆浊己独清”带来的优越感。这次检讨，让笨鸟渐趋平和，源于情绪，最终超越情绪，这就是笨鸟的涉红历程。等到平服心情，才发现自己反对的自传说，其实只是二次中兴说，并不代表真正的有限自传说。《红楼梦》中有曹寅素材，这是铁的事实，谁也无法否定，但它肯定不是纯粹的自传。曹公强调真事隐、假语存，何为隐？一缸米里藏一鸡蛋谓之隐，一缸米里藏一勺米，全是假事，岂能谓之隐？这说明真事肯定存在，但假事更多，每件事都找对应，每个人都找原型，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更遑论某年某日某人衔玉而诞、某年某日某人魂游太虚了。可是，竟然真有以此质笨鸟者，其言振振有词，似乎《红楼梦》隐了曹家家事，《红楼梦》就不是《红楼梦》了，笨鸟招架不住，只好落荒而逃。 拙文《红楼梦考源》，本是一连四篇，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脚泥”，没想到刚发一篇，就有网友猛赞：“你这篇文章，与刘同顺先生一篇文章，超越了胡适、周汝昌，将考证派的理论发挥到了一个极致的高峰，用青出于蓝胜于蓝来形容，毫不为过。你得出的结论，抹煞了主流红学的所有功绩，他们过往的一切考证，就全成了一文不名的过期朝报，他们因考证而获取的赫赫功名，也就值得人们去拷问了。因此，他们不会甘心，不会自动退出红学舞台，他们会像对待刘心武一样，采取群殴的战术的。这是本人对于笨鸟先生与刘先生的一点发自内心的忠告，不过我相信，凭你们的学力反围剿成功是没问题的。”这种夸奖，如果真心实意，就算言过其实，笨鸟出于天性，也会暗暗高兴。可惜他假得太离谱，几句话未完，其居心叵测，就暴露无遗。挑战主流红学，是某些人的骄傲，笨鸟并不打算享受这种“骄傲”。如果曹寅家事说能够成立，曹学、脂学和版本学的地位，不但不会降低，反会因为从背景材料转为本事材料，而变得更有活力。如果曹寅家事说能够成立，笨鸟只是在主流红学的基础上，往前迈了一小步，主流红学承认《红楼梦》中有曹寅素材，笨鸟却发现，这些素材未免太多，多到曹寅家事说足以成立了。 二次中兴说错了，不代表曹寅家事说也会错。过去对应错了，不代表下一个对应也会错。这个逻辑并不复杂，有些学者，不知是故意偷换概念，还是欠缺逻辑能力，竟看不到这一点。这个巨大的逻辑漏洞，偏偏能推动“虚构说”向前发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广大红迷的情绪。自传派无凭无据，只凭个人感悟，就命令曹家二次中兴，命令曹家参与政变，命令曹雪芹毒杀雍正，命令谁谁谁是谁谁谁的分身，这些胡言乱语疯言痴语，一为之尚可称奇，二为之令人生厌，三为之只有使红迷避而远之。而虚构说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否定自传说，曹学只是背景材料，支持自传说，曹学就是本事材料，如果自传说稍稍有点道理，以曹学为基础的主流红学，怎么会放弃它呢？壮士断腕令人敬，这就是虚构说“看上去很美”的真正原因。可是他们忘了，索隐派是被自传说证非的，既然虚构说要否定自传说，就得重新证非索隐派。虚构说学者不做这件事，是因为潜意识里抹不去索隐派已被证非的事实。有一次笨鸟和朋友闲聊，故意说：“红坛争论不休，回想起来，顺治小宛说还是有道理的。”这位朋友马上反驳：“有什么道理！看看贾府，再看看曹家，这都是对应得上的，关顺治小宛什么事？”这位朋友是支持虚构说的，老虎来了，扔了的猎枪，只好又捡回来，用完了再扔。笨鸟对此毫无办法，只有笑笑。 周汝昌不昌，霍国玲不灵，刘心武不武，土默热不热……自传说学者，都被证非了。成功带来喜悦，这种喜悦，被复制多次，更加深了虚构说的心理优势（其实何尝不是心理定势），深到足以令他们忘记一个事实：虚构说从来没有从逻辑上证非有限自传说，他们只是不断证明，每一个提出自传说的学者都错了。问题是，自周汝昌以降，几乎所有的自传说，都是二次中兴说的花样翻新。和当初的建设性相比，现在的主流红学，更象一名救火队员，忙着灭火，少了建设，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巨大的逻辑漏洞。 话说回来，时至今日，连最普通的红迷，也可以研究红学，就缘于主流红学，搭建了一个共享的服务平台。有的学者，站在台上不思感恩，却端着冲锋枪四处乱射，尽干拆台的事儿，还动不动就宣布主流红学全面破产，结果主流红学没有破产，他自己倒先破产了。更可笑是不思己过，一旦被缴了械，就患上臆想症，觉得受了打压，跟着陷入半疯狂状态，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且放一边，最要紧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让主流红学没好日子过。这些学者，自称受了压制，可是笨鸟眼中所见，却只有他们的咄咄逼人和极度专制，主流红学批评了，就冠以“围剿”的大帽子，主流红学不批评，就冠以“封杀”的大帽子——红学天下，宁有是理！笨鸟也颇读了一些受到“围剿”的“学术体系”，读后的感觉，正如曹操所言：“天下无我，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霸！”如果没有主流红学，不知几猿称霸，几猴称王，则今日红学，了无宁日矣。读者诸君但见“围剿”，却不想想，被“围剿”的，称得上“学说”吗？我们可以反权威，但是盲目反权威，视一切反权威者为勇士，就是一种社会性浮躁。某些精通社会心理学的反权威者，充分利用普罗大众同情弱者、反对权威的天然本能，挟持广大红迷情绪，强行推销荒诞学说，读者诸君，请戒之慎之。 红学的整体性浮躁，究其原因，就在于《红楼梦》的自传性质，连盲公都看得出来，虚构说彻底否定它，令人太不心服。可虚构说却认为，自然每一位自传说学者，都被打翻在地了，为什么还有人跳出来捣乱呢？因此双方各有道理，各执一词。笨鸟在此大声疾呼，双方各退一步，高度自传说学者，承认《红楼梦》的虚构成分，完全虚构说学者，承认《红楼梦》的自传成分，或称有限自传说，或称有限虚构说，一种观点，两种表述，只为照顾原有情绪，其实都是一回事儿。超越对立情绪，跳出迷人圈子，站在全新高度，则红学天下，为之一宽矣。此功若成，则红学幸甚，曹公幸甚，事关重大，笨鸟当然要重新检讨自己的倡议。第一个检讨，二说合流，是和稀泥拉郎配，为了和谐而和谐吗？当然不是，曹公强调“真事隐”，何为隐？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谓之隐，全是真事，全是假事，岂能谓之隐？高度自传说和完全虚构说，本来就是荒谬的，双方理应各退一步。第二个检讨，有限虚构说内部较为团结，有限自传说内部，却矛盾重重，很多观点，无法共生——这正是笨鸟反对二次中兴说和曹頫家事说的真正原因。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只为曹顒，沉吟至今，些许闲言碎语，就由它去吧。 红学研究中的心理定势，当然不止于此，笨鸟试着再举三例： 五、认定80回后贾府将迅速衰落。 六、认定贾宝玉反对“孔孟之道”。 七、认定脂砚斋是“主子”出身。 第五个心理定势，伴随了整个红学史。殊不知《红楼梦》的正文和脂批，有贾府将会衰落的预告，有此后文字不忍卒读的线索，就是没有贾府将迅速衰落的提示。“诸芳尽”和“贾府被抄”，是后文的重要内容，但细读文本和脂批，实在找不到两者同时发生，或者互为因果的证据。诸芳尽并不导致贾府被抄，贾府被抄也并不是诸芳尽的原因，相反倒有线索提示，两者在时间上是分离的，“此后文字不忍卒读”，是指前有诸芳渐尽，后有贾府被抄。《红楼梦》通部大书，能够证明贾府将迅速衰败的，似乎只有两处，一是元春的鞭炮之谜，一是甲戌本独有之文：“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可是贾府的富贵，连绵近百年，从元春封妃算起，已过四年，从元春省亲算起，也将三年，“乐”的时间，既然可以是三年，当然也可以十几年。“瞬息间”只是指由乐到悲转换之快，并不说明欢乐之短，同样的道理，鞭炮只能说明爆炸之快，不能说明存放时间之短。80回后贾府将迅速败落，似乎是拍拍脑袋就能得出的结论，很可惜，这个结论是错的。 曹公说：“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其离合悲欢，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是否可以理解为，虽然书中多有假事，涉及诸钗离合时，却是真写实传？第71回批：“一提甄家，盖真事欲显，假事将尽。”明确指出后文中真事成分会有所增加，而《红楼梦》的离合悲欢，多发生在后半部书，两相印证，此言不虚。第77回王夫人赶走晴雯后，命令宝玉：“暂且挨过今年，明年一并给我搬出去心净”，脂批：“此亦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曹寅《使院种竹》作于扬州，时在康熙48年春末，诗中有句云：“呼儿扫绿苔，随意列几凳”，可见康熙48年春，曹顒不但搬出西花园，更离开了江宁织造府，到了扬州，两相对看，若合符契。脂砚斋批：“对境悼颦儿”，可见二玉曾经分离，等宝玉回来的时候，黛玉已经去世，而曹顒的确于康熙48年送妹进京，黛玉氏（即黛玉原型）又的确存在于曹寅的诗集里，可见二玉分离亦是写实。第28回黛玉隔窗向宝玉说：“阿弥陀佛，赶你回来，我死了也罢了”，是作者惯用的谶语笔法，脂砚斋早知后文，她批：“何苦来，余不忍听”，原是有的放矢。基于此，笨鸟设想，80回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宝玉将送探春出嫁，一如曹顒送妹——正好落在康熙48年。而宝玉离开之前，很可能和黛玉“三月香巢已垒成”，却遭遇了“梁间燕子太无情”。宝玉一别经年，黛玉便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最终泪尽而亡。等宝玉赶回，“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只能“寒烟漠漠，对境悼颦儿”了。施瑮有句云：“廿年树倒西堂闭”，与大观园的“寒烟漠漠”，从时间、用途和结局上三相印证，都若合符契。值得一提的是，曹顒为了感情，竟然真的“父子不相顾”了。这首诗的解释，必须和曹顒的人生经历印证，甚至要和曹頔曹颀互相印证，限于篇幅，只能下文论证了。 80回后贾府并未迅速衰败，线索还有很多。巧姐的悲剧，在于以小姐之尊，嫁为农妇，我们虽然不能确定80回后，巧姐与板儿是定亲还是结婚，至少她已经可以纺线，说明年事已长，时间过去不少年。湘云的悲剧，在于“博得个才貌仙郎，终久是云散高唐”，湘云的婚事，前80回内八字刚划一撇，80回后故事还会继续发展，不可能草草收场。宝钗的悲剧，是最终为宝玉所弃。脂砚斋批：“当绣幕灯前，绿窗月下，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之说，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指宝钗、袭人）哉？看过后文方知矣”，可见宝玉婚后，至少过了一段惬意的生活。褒黛贬钗的读者，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判词上明明说：“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怎么可以翻案呢？殊不知美中不足的前提，是先处于美的状态，只是因为更怀念黛玉，才会觉得美中不足。怀念失去的，不珍惜身边的，这正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玉逝金去后，宝玉是“怀金悼玉”，而不是“鄙金悼玉”，这是曹公明确指出的，岂能翻案？脂批“悬崖撒手”凡三，第一处批甄士隐出家：“走罢二字，真悬崖撒手，若个能行？”第二处批宝玉续《庄子》：“宝玉有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此玉一生偏僻处。”第三处批宝玉被魇将愈：“叹不得见玉兄悬崖撒手文字为恨。”只有一处和宝钗有关，怎能武断认为，令宝玉撒手的悬崖，就是宝钗？此其一。其二，即便这一处批语和宝钗有关，脂砚斋在这条批语前，连批：“宝玉恶劝，此是第一大病”、“宝玉重情不重礼，此是第二大病”、“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此是第三大病”，说明脂砚斋未认宝钗作悬崖。其三，宝钗是宝玉妻，既是“悬崖撒手”带来后果的承受者，又可能苦若相劝，请宝玉不要“撒手”，蒙府本第21回回前评：“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30回犹不见此之妙，此回‘妖嗔箴宝玉’，后文‘薛宝钗借词含讽谏’，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这才是三条“悬崖撒手”批中，有一条批宝钗的真正原因。 第20回脂砚斋批：“故袭人出嫁后云‘好歹留着麝月’，宝玉便依从此话，可见袭人出嫁，虽去实未去也。”历来学者，多以此斥袭人不贞，说她献身宝玉在前，抽身改嫁在后，是为不贞，乃为破鞋。殊不知袭人是签了卖身契的，按古时规矩，除非主子发放，无权自定去留，此其一。其二，袭人所嫁蒋玉函，是宝玉好友，品性相近，气味相投，据脂批透露，他还供奉过落难后的宝玉，畸笏叟亦批“蒋玉函侠文”，这样一个人物，岂会不知“朋友妻不可戏”的道理，和袭人发生私情？其三，未确立妾侍地位前，袭人已经不能随便见人，第51回胡庸医给晴雯看病，只能隔幔诊断，便是例证，她的妾侍地位被确定一半后，出府探母病时，也动用了很大阵仗，要周瑞家的“带一个媳妇和两个丫头小子，外头派四个跟车的”，共八个人跟着，也即是说，袭人和蒋玉函单独相见的机会不大，更不要说私通了。其四，袭人临走前频频叮嘱宝玉：“好歹留着麝月”，人虽去了，心还留着，怎会主动离开宝玉？其五，第76回尤氏说笑话，贾母没听几句就朦胧欲睡，第78回说：“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都是为贾母贾政将死伏笔。贾府规矩，长辈房中丫环，晚辈要尊重爱护，袭人本是贾母之婢，贾政又最守礼，既然宝玉可以自主安排袭人出嫁，贾母和贾政，就肯定去世了。这些情节，都耗时较长，也是贾府未立即衰败的例证。 有的学者一边支持黛玉自由恋爱，一边骂袭人“再醮”是破鞋，殊不知前一个标准是现代的、进步的，后一个标准是古代的、落后的，执法标准不同，袭人能和黛玉同场竞技吗？标准尚未统一，就品评红楼人物，把宝钗袭人推向黛玉晴雯的对立面，是不符合曹公原意的。袭人的判词：“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一个“枉”字，一个“空”字，明确指出错在宝玉，正因为如此，脂砚斋才会批：“骂死宝玉，却是自悔。”袭人的花名诗：“寻得桃源好避秦”，“寻”者，主动也，如前所述，袭人是主动不了的。这个主动者，只能是宝玉，宝玉既然决定“悬崖撒手”，当然要安排好袭人这个最亲近之人。蒋玉函是戏子优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最为低贱，和今天的明星完全不能相比，只有宝玉，才会超越世俗眼光，不以此为限，为袭人“寻得桃源好避秦”。反过来，如果说袭人贪恋虚荣，主动离开宝玉，又怎么会找一个低贱的戏子？又怎么会苦苦哀求宝玉留着麝月？曹公惯用以小见大因前见后之笔，第28回的茜香萝，是宝玉主动系在袭人身上的，则“寻得桃源好避秦”，当然也是宝玉一手安排的。 第六个心理定势，是宝玉反孔。第51回宝玉说：“松柏不敢比，连孔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见高雅。”第58回宝玉说：“纸钱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的遗训。”第71回宝玉说：“孔子桧，诸葛柏，都是堂堂正大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宝玉一再引述孔子的话，他当然不会反孔。第20回宝玉说：“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脂砚斋批：“听了这一个人之话，岂是呆子？由你自己说罢，我把你作极乘的人看。”第二回宝玉说：“这女儿两个字，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更加尊荣”，甲戌本批：“如何只有释、老二号为譬，略不敢及我先师儒圣等人？余则不敢以顽劣目之。”先师儒圣，自然包括孔子在内，在最了解曹公的脂砚斋眼中，宝玉是听孔子话和尊重孔子的，这和我们的固有观念，是多么的不同啊！由于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原因，我们总是站在主人公的立场上，入戏太深时，甚至会忘了心里的准则。我们为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倍感自豪，可读《红楼梦》时，却恨不得把所有孔庙拆了。有一位认定宝玉反孔的学者，看奥运开幕时却泪流满面，深深陶醉在《论语》元素里，笨鸟终于明白，他只有躲在《红楼梦》里，才敢反对孔子。 宝玉的核心思想，以自由恋爱、厌恶仕途和尊重女性为代表，那孔子会高举这三个代表伟大旗帜吗？我们知道，《诗经》中歌颂爱情的篇章很多，《国风》第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是千古传唱。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先从总体上肯定《诗经》。又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再从个体上肯定爱情，可见孔子是支持宝玉追求真爱的。而自由恋爱的基础，是把女性放在平等位置上，再展开追求，可见孔子也是尊重女性的。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意思是说，政治清明就出仕，社会黑暗就隐居不仕。又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意思是说，政治清明时，可以选择做官吃俸；政治黑暗时，做官吃俸就是可耻的。还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者，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者，耻也”，意思是说，政治黑暗时，别说做官了，就连拥有富贵都是可耻的。《红楼梦》所描写的社会，王熙凤贪，马道婆邪，赵姨娘恶，贾琏俗，贾珍淫，众婆愚，群奴刁，官场黑，没有护官符坐不稳官位，草菅人命者倒能升官，平安州并不平安，刚从孝慈县回来的人并不孝慈，贾瑞贾天祥并不祥瑞。社会这样黑暗，大部分文人还要通过科举入仕，宝玉当然要冠以“禄蠹”啦。所以宝玉耻于仕途，是以社会黑暗为隐性前提的。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宁武子在政治清明时聪明，在政治黑暗时装疯卖傻。宝玉“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正好与宁武子一脉相承。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宝玉有点特别，他隐于女儿之中，这当然也是由他的生活条件决定的。 康熙把朱熹视为儒家集大成者，其御用学者说：“吾辈今日学问，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三代以上，折衷于孔孟；三代以下，折衷于程朱”，就连曹寅的好友熊赐履也说：“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志”，可是曹公偏偏借探春之口，说朱熹“虚比浮词，哪里都真有的”、“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明确指出程朱学说是“背孔孟之道”的。程朱学说中，存天理灭人欲一类的“虚比浮词”，不是孔子提出的，而是程朱杜撰的，这再一次证明，宝玉只反对程朱理学，不反对孔子。“禄蠹”们首先偷换概念，强把程朱理学，当作孔孟之道，然后再诬指宝玉不服从“孔孟之道”，把真正信服孔子的宝玉，视为异端邪说。越压制越反抗，这当然会产生反作用，加重宝玉的“叛逆”，如果我们也认为宝玉反孔，与“禄蠹”何异？宝玉一再强调：“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不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78回更明确指出：“自为古人也有杜撰的，也有误失之处，拘较不得许多”，可见宝玉的叛逆，只针对后人的杜撰，不针对孔子，我们只有把“禄蠹”们偷换的概念，再转换回来，才不会随意扩大打击面。 一个清朝少年，从《四书》中找到批驳程朱理学的证据，进而走向叛逆，这是有可能的，把他视为革命导师，就是浪漫的革命情怀在作怪了。宝玉在“表面尊孔子，实际反孔子”的年代，听孔子话谈恋爱，不赴科举不做官。他不知道国人最假，至今尤烈，说一套，做一套，汇聚成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宝玉没有顺从这股巨流，太过较真，注定要失败。曹公创作《红楼梦》的目的，是给后世的王孙公子作鉴，他对自家的衰败，不但不会鸣炮庆祝，相反还充满了伤感与怀念，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红楼梦》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而革命不过是一时的狂热，两者之间谁依附谁，这不是很清楚明白吗？ 宝玉“悬崖撒手”的原因，其实就在一个“悟”字。通部书中，和癞头和尚、跛足道士因缘际会的三个男子，甄士隐悟世，柳湘莲悟情，贾宝玉悟什么？第5回固然预示诸钗结局，更关系到曹公行文布局。有的人在某件事发生后，会惊觉这件事早就在梦境中出现过。这种现象，笨鸟无法解释，不过确实存在。甄士隐在梦中接近太虚幻境，醒来后，虽然“所梦之事，便忘了对半”，尤自能悟。宝玉梦入太虚幻境时，虽然阅历尚浅，对判词判曲，“竟尚未悟”，毕竟比甄士隐更进一步，暂时还记得梦的内容，醒后还能“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当然更能悟。随着诸钗渐尽，判词判曲中的预言，一个一个实现，终有一日，梦中的场景，会在宝玉脑海中重现，这时候，他悟不悟？“撒手”不“撒手”？ 曹公对此，是留有伏笔的。第17回大观园正殿牌坊下：“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一般，却一时想不起了。”脂砚斋批：“仍归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这个宝玉暂时想不起来的地方，就是太虚幻境，可是他终归会想起，要不然这一段描写，就失去了意义，这正是曹公惯用的掩映之笔，此一染也。第63回麝月抽中荼縻花，诗注“开到荼縻花事了”，“宝玉皱着眉忙将签藏了”，此二染也。第79回薛蟠准备娶妻，宝玉听见“吵嚷了半年”，和香菱聊这事时，本是嘻嘻哈哈的闲聊，数次提到“桂花夏家”后，宝玉忽然冷笑道：“只我听这话，不知怎么倒替你耽心虑后呢。”这时太虚梦境尚在潜意识，故宝玉忽然有担心，却不知担心从何而来，此三染无痕也。 第二回的宝玉，喜爱女子，厌恶科举仕途，第80回的宝玉，还是喜爱女子，厌恶科举仕途。这给读者错觉，似乎宝玉的性格，是一成不变的，很多学者甚至据此认为，宝玉生来就是革命者。其实宝玉的性格，是随着情节流动不断发展的，重点就体现在“悟”字上。以二玉为例，他们的感情，并非两小无猜，而是两小互猜，黛玉经常因为小事情产生猜忌，宝玉也经常莫名其妙令黛玉伤心，他们取得感情上的默契，是从第36回宝玉看到龄官贾蔷的小口角开始：“宝玉见了这般景况，不觉痴了，这才领会到“龄官划蔷”的深意。”痴了的宝玉，一定会思考，黛玉也和龄官一般口角，她是否象龄官一般深情呢？这一回叫“识分定情悟梨香院”，宝玉终于领悟到黛玉的深情。第36回，是宝玉情感发展的节点，遗憾的是，宝玉性格发展的节点，都在80回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对《红楼梦》的命意，不会误解这么多年。即便如此，这些性格发展的节点，在前80回还是留下了三处伏笔，也即宝玉的三个悖论。这些悖论，往往借人物对白予以揭示，第一个悖论，宝玉希望一辈子保护女儿，这个理想，当然无法实现。第71回：“宝玉笑道：‘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李纨等都笑道：‘这可又是胡说，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难道他姊妹们都不出门的？’”第二个悖论，宝玉厌恶女人，喜爱女儿，可是哪个女人，不是从女儿走过来的？哪个女儿，最后不会变成女人呢？第76回写道：“守园门的婆子听了，不禁好笑起来，因问道：‘这样说，凡女儿个个是好的了，女人个个是坏的了？’宝玉点头道：‘不错，不错！’婆子们笑道：‘还有一句话我们糊涂不解，倒要请问请问。’”这句话被人打断，没问出来，却不失为一个好伏笔，80回后的宝玉，一定会对这个悖论有所感悟。第三个悖论，宝玉厌恶仕途经济，希望保护众多女儿，可是终有一日，宝玉会四壁南墙，他会发现，没有他仕途经济，别说女儿的人权，连温饱权都无法保障。宝玉对这个悖论的感悟，脂砚斋有太多批语，笨鸟就不赘述了。 时间将会证明，成年后的宝玉，无法逃避家庭责任，他最喜爱的女儿，终究要出嫁，“情”各有分定，宝玉终究要避嫌，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的红尘体验，接近尾声了，他的理想只是一个美丽童话。从惹黛玉流泪，到金钏儿送命。从惹宝钗机带双敲，到晴雯命赴黄泉。以疼女儿之心，终致女儿不快，甚至灾难、丧命，宝玉一步步陷入自己的悖论之中。最厌仕途的宝玉，一旦进入仕途，必定被同僚看不起。碌碌无为的宝玉，一旦掌握经济，必定被老婆子们看不起。贾母贾政死后，宝玉身为荣国府第一顺位继承人，终有一日他会面对如此局面，而这些人本是他最看不起的啊。再加上“诸芳渐尽”，太虚判曲浮现于脑海，宝玉的“悟”字，终于写完了，他的人生，走到了尽头——这才是令宝玉撒手的悬崖。没有革命和政变，一切都是情节的自然流动，革命红学可以休矣。 无须讳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革命红学是存在的，现如今，革命红学的旗号是没人敢打了，可是它的影响遗毒至今。这很好理解，因为体制内官员有退休机制，有年轻化机制，而红学家没有退休机制，没有年轻化机制。到目前为止，掌握重要学术话事权、真正有号召力的红学家，还是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那批人。他们的学术日益精进，对《红楼梦》主题命意的理解，却沿袭了过去的观点。而新一代的学者，又是看他们的书长大的，革命红学的潜在影响，因此得以延续。周汝昌先生的大作《红楼梦新证》，总体成于解放前，所以见解还算清新：“若说他本意是要推翻那社会家庭制度，或者就要犯历史的错误了。曹雪芹不过如他自叙，满腔血泪，万分痛惜，如俗语所谓‘恨铁不成钢’，希望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还会好起来而已。”鲁迅先生被引为革命同志，就让我们看鲁迅是怎么说的吧：“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则仅乃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于自身，深所忏悔。”诚哉斯言，可为笨鸟一证乎？ 笨鸟见过一幅漫画，几句简单旁白，却足以涵盖一个完整的叛逆人生： ——5~~10岁：“爸爸什么都懂！” ——10~15岁：“爸爸也有不懂的地方！” ——15~20岁：“这也管，那也管，烦死啦！” ——20~30岁：“偏要和你对着干！” ——30~40岁：“爸爸说的，也有道理！” ——40~50岁：“这事得听爸爸的！” ——50岁以上：“爸爸走了！永远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很多人，要等到自己饱偿子女拖累后，才能够体会父母当年的心痛，要在“子欲养而亲不在”时，才觉得后悔莫及。这是每一个叛逆者，被注定了的人生轮回。解放后有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反出家庭，背叛父亲，奔向革命，这些人有没有忏悔，只要问问大导演陈凯歌就知道了。从来忏悔多自辩，不因革命始著书。《红楼梦》是经历世态炎凉的曹公，向自己的叛逆青春投去的最后一瞥，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有苦涩，也有甜蜜，有忏悔，亦有坚持。他的文字太优美了，描写太逼真了，以致读者物我两忘，如香入芝兰之室，如酒泻清流之溪，心中只有少年宝玉，而无老年曹公矣。脂批：“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喝醒天下父母之痴心”、“写尽天下疼女儿的神理”、“几千斤力量写此一笔”、“四字（指孽根祸胎）是作者痛哭、四字是血泪盈面，不得已无可奈何而下”、“儿女累心，我欲代伊哭诉一回愁苦”、“父母为子弟处每每如此”、“父母之恩，昊天罔极”、“祖宗为子孙之心细到如此，余为天下痴心祖宗为子孙谋千年业者痛哭”、“写尽慈母苦心”、“我为创家立业者一哭”、“处处点父母痴心子孙不肖，此书是自愧而成”，皆是曹公深自忏悔的铁证，岂容翻案。青春期的特点，是拥有时嫌其长，失去时惜其短，曹公以晚年之世故，写少年之天真，既有对少年时期“不肖种种、于国于家无望”的痛悔，又有“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无奈和忏悔，倾诉无门，这才一字化一血珠，成就千古一红。返回到人生和人性的层面，再来研究《红楼梦》，岂不比阶级革命反封建，更具有普世价值，更有核心意义吗？ 第七个定势是关于脂砚斋的。二次中兴说认定脂砚斋就是湘云氏，殊不知湘云称黛玉为姊，至少要比宝玉小两岁，按二次中兴说的书史互证法，己卯年湘云氏34岁，甲戌年湘云氏才28岁，岂能自称“老货”？笨鸟对脂砚斋的考证，先从袁枚开始。袁枚说：“当时红楼中某校书尤艳”，很多学者把“校书”，误作“女校书”，加上袁枚引明义《题黛玉诗》于后，这些学者便认定，袁枚误把黛玉作女伎，根本没看过《红楼梦》。袁枚的疏误自有公论，但一错非致全错，女校书之误，原是我们的，不关袁枚事。 我们知道，女校书的确可以代指女伎，唐朝名伎薛俦，素有文采，时人呼为女校书，王建题薛涛句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王祖望《钱尚书牧斋手迹跋》：“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何光远《鉴戒录》：“蜀人称营妓为女校书”，皆可为证。可是“校书”一词，能作女伎解吗？笨鸟无文，无法考证，可曹寅有诗句《九夏将残扬州书院校书偶题》，题中已经带写校书事，其《雨寒书院小酌》注云：“予带织使校书”，其《南辕杂诗》有句云：“御史行中老校书”，《饮樁下》有句云：“待饮秋储酒，乘闲夜校书”，皆自述“兼校扬州书局”事，可见校书一词，自有本义，用不着另寻它义。曹寅《题徐文长墨芭蕉图》有句云：“丹黄横扫八十一”，胡绍棠先生注：“丹黄，点校书籍用，旧时校书，用朱笔书写，如误，则用雌黄涂抹”，《红楼梦》中，没有哪位人物是校书，现实中倒有一个，即脂砚斋。脂砚斋正是用朱笔校书的，两相对看，若合符契，袁枚所谓校书，很可能是批脂砚斋而言。我们理解袁枚文意时，犯了断句的错误，袁枚说“当时红楼中某校书尤艳”时，句意已完，其引用明义二诗，是另起文意了。 可是我们对校书的误解，并非空穴来风。戚序本第18回回前评：“黛林宝薛传佳句，豪宴仙缘留趣名。为剪荷包绾两意，屈从优女结三生。”剪荷包自是黛玉常事，木石前缘又始于三生石畔，出句与对句，皆涉及黛玉，黛玉又是公认的红楼靓女，怪不得袁枚说“某校书尤艳”时，我们会顺势三级跳，先从校书跳到女校书，再从女校书跳到黛玉。可是二玉悲剧收场，根本没有结为三生，更何况批书人既熟悉红楼情节，当然不会误黛玉为优女。第18回出场的十二个优女中，点出名字者，唯有龄官一人，“优女”只能是指龄官。《豪宴》和《仙缘》，皆龄官之戏，颔联和颈联，皆前叙黛玉后述龄官，“屈从优女结三生”，当然是指贾蔷龄官事。关于这一点，《也谈脂砚是谁》一文有详细论述，此略。 周汝昌先生指湘为脂，笨鸟不敢苟同，不过脂砚斋确是女性。第八回宝钗拧黛玉一把，脂砚斋批：“我也欲拧”，语近调笑，曹公的男性亲人，不会这样批。同回批晴雯：“娇憨活现，余双圈不及”，曹公的男性亲人，不会和晴雯互比，更不会甘拜下风，说自己“双圈不及”。第19回批：“可怜可怜，我也要哭”，第26回批：“我也要恼”，都是女性口吻。第26回批：“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干脆直承女性身份。脂砚斋既貌比钗颦，袁枚把她划为偶像派，当然没错。袁枚乃当朝名士，既与明义有交，又认为自家随园是大观园原型，笨鸟疑他不仅看过《红楼梦》，而且还是看的脂批本——正因袁枚看了“将余比作钗颦”的脂批，才会在“校书尤艳”句后，引述明义题黛玉宝钗诗。不过话说回来，袁枚所说校书，虽为女性，还是不能作“女校书”解释，这是名词解释的基本常识，不应出错。再回头看袁枚的话：“当时红楼中某校书尤艳”，《红楼梦》本是小说，书中人物已成经典，无所谓当时不当时，更何况红楼并无校书，袁枚所指，只能是生活原型。考虑到袁枚和明义有交，明义和雪芹有交，明义的堂外甥裕瑞，又是明确指出脂砚斋的第一人，袁枚“校书尤艳”云云，就应该其来有自不无所本，当然是指红楼某人的生活原型脂砚斋啦。 对“将余比作钗颦”的分析，其实还可以更深入，甚至可以据此推断，脂砚斋不是湘云的原型。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湘云的容貌性格，与钗黛相比有强烈反差，不具备被比作钗颦的条件。其次，湘云和钗黛相比，论外貌不相仲伯，论才气不相上下，论灵气差相仿佛，论英气勃发更胜几筹——退一步讲，就算稍有不如，也绝对是同级别的人物，将她比作钗颦，忽略她的独特个性，不是赞她，而是贬她，如果脂砚斋是史湘云的生活原型，她不生气已属万幸，又怎么会沾沾自喜“余何幸焉”？所以说，只要稍微了解女性心理，就不会错把脂砚作湘云，既然如此，脂砚斋到底是哪位红楼人物的生活原型呢？ 如前所述，脂砚斋首先是位女性。其次，脂砚斋对应的红楼人物，应从整体上低于宝钗黛玉，很可能是副册或又副册人物。其三，古人最重伦理，曹公赞脂砚斋堪比钗颦时，她羞人答答，柔情蜜意，可见不是曹公长辈，而是平辈。其四，脂砚斋对曹公的生活细节了如指掌。第三回黛玉入荣国府，有三四个丫环争着打起帘笼，脂砚斋批：“真有是事，真有是事”。第八回贾母问李嬷嬷，众人不敢直说家去了，脂砚斋批：“有是事，大有是事”。第20回李嬷嬷责怪宝玉：“你只护着那狐狸，哪里认得我了，叫我问谁去？谁不帮着你呢”，脂砚斋既批：“真有是语”，又批：“真有是事”。这些批语都有很强的现场感，多年前的生活细事，重见于《红楼梦》中，其又惊又喜的表情，如现眼前。类似的批语还有很多，所批的细事，多发生在宝玉房中。我们以往认为，最了解宝玉细事的人，是父母叔舅，殊不知宝玉不是住商品房，而是住独立别墅，这些人的住房，离宝玉二三里地，远着呢，最了解宝玉细事的，只能是怡红婢女。第七回宝玉吩咐丫环去看宝钗，说：“论理我该亲自来，就说才从学时来，也着了些凉”，脂砚斋批：“余观才从学里来几句，忽追思昔日形景可叹。想纨绔小儿自开口云学里，亦如世人开口便云有些小事，然何尝真有事哉？”可见宝玉这句借口，亦是脂砚斋熟悉的昔日情景。熟知少儿心理者，都可以想象，以曹家的礼仪，少年曹公当着长辈面撒谎不大可能，当着贴身丫环面撒谎却有可能。 其五，脂砚斋批语，有时会暗透婢女身份。第8回批晴雯：“娇憨活现，余双圈不及”，曹家的主子，岂会和丫环互比，还说自己“双圈不及”？第19回袭人对宝玉说：“再耐烦一年，明年就赎我出去”，脂批：“即余今日犹难为情，况当日之宝玉哉”，贾府素来善待下人，“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样尊重的”，作丫环的说出这等无情话语，脂砚斋身为同侪，当然觉得难为情。正因为如此，当脂砚斋了解袭人用心，看到袭人哭闹后，她才会批：“我也要哭”，身份相同感受相同，所以要和袭人同哭，蒙古王府本批：“同心同志，更觉幸遇”，直截了当指出了这点。第20回袭人道：“要为这些事生气，这屋里一刻站不得”，脂批：“实言，非谬语也”，亦是感同身受之言。李嬷嬷骂袭人：“一心只想装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我，听你们的话”，脂批：“看这几句话把批书人吓杀了，幸有此二句，不然石兄袭卿扫地矣”，如果脂砚斋是曹公的叔舅，或者湘云氏，都不会被李嬷嬷“吓杀”，只有怡红婢女，因为与袭人地位相近，被李嬷嬷包括在“你们”之内，要承担连带责任，才会被“吓杀”。李嬷嬷又说：“好不好拉出去配一个小子”，脂批：“虽写得酷肖，然唐突我袭卿，实难为情”，说这话的是奶妈，只有怡红婢女，才会感同身受，觉得难为情。李嬷嬷还说：“叫我问谁去，谁不帮着你呢，谁不是袭人拉下马的”，脂砚斋除了批“真有是语”、“真有是事”外，还批：“冤枉，冤哉”，很明显，这个情节也是实文实事，而最有资格替袭人喊冤的，当然是怡红婢女。 其六，怡红婢女中，能长随宝玉者唯有麝月。第20回脂砚斋批：“袭人出嫁后，宝钗身边还有一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弊等患，方不负宝钗之为人。”曹家的善长仁翁，不会代麝月自谦，写出这样的批语。畸笏叟有条批语：“麝月闲闲无语，令余鼻酸，正所谓对景伤情。”令畸笏叟感动的事太多了，这段批语，不象批麝月，倒象批麝月氏（即麝月的生活原型，因佚名，故称），其时脂砚斋过世不久，畸笏叟故有是批。第20回写道：“宝玉听了这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脂砚斋批：“岂敢”，不象作批，倒象现场作答。同回袭人对宝玉说：“伏侍得好，是分内应当的”，脂批：“这却是真心话”，这样的批语，由麝月氏写来最为合适，曹家的善长仁翁，既不会这样想，也不会这样批。第一回顽石口称：“弟子蠢物”，脂批：“岂敢岂敢”，顽石自称：“质虽粗蠢性却稍通”，脂批：“岂敢岂敢”，固然带有玩笑口吻，亦是妾侍身份的下意识反映。 其七，麝月虽是丫环，未可小觑。第51回麝月既不知道钱柜在哪，取出银后又不会看戥子星儿，可见不惯俗务。从个性上讲，她就象吉诺比利，马刺队的最佳第六人，是典型的微波炉性格，平时不显山露水，一旦需要，即可派上用场。怡红院每有外敌入侵，晴雯只知道急，只知道怒，这时袭人就会请麝月：“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吓他两句”，麝月出场，往往三言两语搞掂，获得压倒性胜利，笨鸟每读此等文字，总觉得心胸大快，要拍案大喊一声：“好麝月”。分析到这里，我们会发现，麝月容貌固然姣好，稳重负责堪比宝钗，牙尖嘴利不下黛玉，与钗颦相比身份偏低，就宝玉而言接触更密，的是脂砚斋的最佳人选。畸笏叟等诸公在前，脂砚斋说“余比钗颦”，当可取信。 其八，麝月的地位，还有上升空间。第63回占花名，麝月占到荼縻花，题曰：“韶华胜极”，诗曰：“开到荼縻花事了”，苏轼诗云：“荼縻不争春，寂寞开最晚”，任拙庵诗云：“一年春事到荼縻”，宝玉看了麝月的花名后，皱着眉把签藏了，不是因为签不好，而是因为此签暗示，麝月繁花似锦时，别的花却要败了。《博雅》云：“荼，僭也”；扬子《方言》云：“荼，借也”，王淇《春暮游小园》云：“一从梅粉退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縻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以花喻女子，说梅花落了，海棠又开，这位才卸妆，那位又抹红，当然有僭替之意。我们知道，袭人去后，麝月确实替了袭人的位置，可仅仅和赵姨娘一样，算得上“韶华胜极”吗？有古本说宝玉悬崖撒手后，宝钗难产而死，这种说法虽然无法证实，可金钗雪里埋，宝钗是进了薄命司的，麝月有可能代宝钗照顾孩子，她的地位有上升空间。现实生活中，麝月氏还可能是曹雪芹或者棠村的生母，奴才出身却做了主子——至少算半个主子，这才叫“韶华胜极”。“天棘”一名本出佛家，杜甫《巳上人茅斋》有“天棘梦青丝”句，本是为僧而赋，罗大经《鹤林玉露》和叶石林《过庭录》均认为“此出佛节”。麝月是宝玉的妾侍，她的谶语，既隐指她的的前途，又暗示宝玉将会出家做和尚，戚蓼生赞曹公一手二牍一声两歌，所言自是不虚。第20回宝玉说：“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脂砚斋批：“听了这一个人之话，岂是呆子？由你自己说罢，我把你作极乘的人看”，完全口头化的语言中，充满了柔情蜜意，这时的脂砚斋，已经进入了《红楼梦》的虚拟世界，恍惚中看见曹公从书中走出，情不自禁地向心上人儿喁喁私语倾诉衷肠。 其九，脂砚斋的传统。第八回回后诗：“早知日后闲争气，岂肯今朝错读书”，脂批：“余则谓读书正为争气，但此争气与彼争气不同”，诗中所谓闲争气，是指宝玉秦钟和金荣争气，脂砚斋所谓争气，却是指读书考取功名。同回秦业“恭恭敬敬封了24两贽见礼”，脂批：“是特为近日守钱虏而不使子弟读书之辈一大哭”。第22回批：“余云恐他二人（指二玉）一悟则无妙文可看，然欲为开我怀，为醒我目，却愿他二人永堕迷津，生出孽障，余心甚不公矣。世云损人利己者，余此愿是矣”，很明显，脂砚斋认为二玉情事，不过是“永堕迷津，生出孽障”而已。第27回庚辰本眉批：“奸邪婢（指小红）岂是怡红应答者，故即逐之”，署年己卯冬夜，可见是脂砚斋之批，畸笏叟说“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己卯年脂砚斋有没有看完全书另议，至少这条批语透露了脂砚斋的风格，红玉并无过错，脂砚斋却有是批，也许是身份相同，价值取向却不同的缘故吧。脂砚斋很尊敬黛玉晴雯，可是把宝钗袭人看得更高，第25回宝玉有心接近红玉，又怕袭人寒心，脂批：“是宝玉心中想，不是袭人拈酸”，其担心袭人受误解、忠于袭人之心，一至如斯。第八回批：“足见晴卿不及袭卿远矣，余谓晴有林风，袭乃钗副，真真不错”，更是直接亮出观点。第12回批：“王夫人之慈若是”，第33回王夫人舍身保护宝玉，又批：“未丧母者来细玩，既丧母者来痛哭”，对王夫人的尊敬，不言自明。 其十，脂砚斋的文化水平。贾府丫环中，鸳鸯是有文化的，不但能提牙牌令，还替王夫人接令。麝月有无文化，书中没有直写，不过她身为怡红婢女，位清而闲，学习条件是有的。近年来，不断有人质疑脂砚斋的文字功底，如果脂砚斋就是麝月氏，以她的特殊身份，半路学文，也许看过女四书类启蒙读物和一些闲情小说，却不可能接受严格的文学训练，和那些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的科举仕子，根本没法比，她只能接受质疑。 其十一，脂砚斋的南方口音。第24回批：“阿经过否？”《辞海》：“阿，吴方言，作语助。”《孽海花》：“耐阿急弗急？”《官场现形记》：“太太阿曾同来？”脂砚斋能看出“吴新登”谐“无星戥”，“戴良”谐“大量”，“钱华”谐“钱开花”，也是因为她的南方口音。 其十二，庚辰本第22回朱笔眉批：“凤姐点戏，脂砚斋执笔事，今知者聊聊矣，不怨乎。”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凤姐点戏的故事情节，是脂砚斋创作的，笨鸟对此不敢苟同，这条批语后有畸笏叟批语：“前批知者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这不痛杀。”这两条批语告诉我们：一、“前批知者寥寥”时，至少雪芹、脂砚、杏斋和畸笏叟是在生的，“今知者寥寥”，足证知者原本不寥寥，远在四人以上。二、曹公作书时，需要安静的环境，就算他一时兴起，让脂砚斋代笔，悼红轩也不是大秀场，旁边围着大群观众轰然叫好。三、凤姐点戏的正文：“然后便命凤姐点，凤姐亦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贾母果真又喜欢”，这样小小一段，并无出色之处，如果也拿出来献宝卖弄，未免小觑了脂砚斋。四、这段文字另有批语：“写得周到，想得奇趣，实是必真有之”，是双行批，当为脂砚斋所批，难道脂砚斋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成？五、脂砚斋明明说“实是必真有之”，可见是有事件原型的。六、点戏固然可以看戏牌，可凤姐不识字，还是要令人代笔，再说了，以凤姐之性格为人，就算识字，也有可能命人代写。七、此回听戏是在贾母内院，按贾府规矩，长辈在场时，凤姐只有敬陪末座的份，没有劳烦亲戚的理，指湘为脂命湘代笔的说法，实谬。八、和“凤姐点戏”这段文字，只隔了短短六个字：“后便命黛玉点”，又有批语：“先让凤姐点者，是非待凤姐先而后玉也。盖亦素喜凤嘲笑得趣之故，今故命彼点，彼亦自知，并不推让，承命一点，便合其意。此篇是贾母取乐，非礼筵大典，故如此写”，如谓脂砚斋执笔创作“凤姐点戏”，其自写自批已奇，自批自赞更奇，正文短而批语长尤奇，一段短文两条长批，就更是奇上加奇！九、此回宝玉尚未迁入大观园，住在贾母院内，贾母宴客，麝月适逢其会，执笔替凤姐点戏，正当其时。纠缠于细节，老认为脂砚斋是为己而怨，“知者”不断死亡，每死一个，脂砚斋就掰着手指感叹，知道自己执笔的人，又少了一个，不怨乎？这根本不符合脂砚斋的淳厚个性，所以脂砚斋之怨，是为知情者逝世而怨，“凤姐点戏，脂砚斋执笔”，不是指脂砚斋参与了创作，而是指麝月替凤姐执笔点戏。从大处着眼，来分析这条批语，就不会一叶障目，犯这样的错误。据笨鸟假设，凤姐点戏的事件原型发生在康熙45年，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到了乾隆中期，知道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少，脂砚斋感伤同侪之逝，才发出了“今知者寥寥，不怨乎”的感叹。 笨鸟的脂砚斋研究，是建立在曹寅家事说基础上的，脱离这个基础，上述研究不复存在。也即是说，笨鸟认为，脂砚斋就是曹顒的妾侍麝月氏。我们知道，曹家被抄后，蒙恩谕留有蒜市口十七间半房屋和家仆三对，大家想想，曹家会留下谁？毫无疑问，曹顒和曹頔的通房大丫头，肯定会在其中，对应在《红楼梦》中，就是麝月和平儿。凤姐走后，平儿坐了半个主位，袭人走后，麝月坐了袭人位，宝钗进了薄命司后，麝月也应该有半个主位。这两人身份虽低，却能独当一面，未可小觑，对应在现实中，麝月氏很可能就是曹雪芹生母，最不济也抚养了曹雪芹长大，劳苦功高，曹家要留下三对家仆，不留她们俩，更欲留谁？笨鸟不厌其烦地讨论这个问题，就因为庚辰本的批书人，除麝月氏和曹頫外，还有曹頔和他的妾侍，对应分明，铁证如山，限于篇幅，且看下文分解。 也有读者说，脂砚斋的批语，明显有男性口吻，怎能认定脂砚斋就是女性呢？笨鸟的回答是，因为他们例举的批语，本来就不是脂砚斋的，而是畸笏叟等诸公的。这些批语的考证，涉及到曹頔曹頫的晚年生活，枝蔓太多，容后再述。这里只简单说明一点，畸者，数之零余也，笏者，品官所执手板也，叟者，老头也，按字面意思理解，畸笏叟就是被罢了官的老头。我们知道，最早的批书人，都是曹公至亲好友，这一点很重要，意味着只有曹頫最适合做畸笏叟——第二人以此自称，就是当着秃头说灯炮，故意刺激曹頫。 脂砚斋是谁，是红学四大谜团之一，以往侧重于此，却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所在。第一个问题，脂砚斋明明用了《石头记》这个本名，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三脂本，都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麝月氏的身份地位，她能拥有《石头记》的冠名权吗？第二个问题，脂砚斋的批语，多和《红楼梦》的主旨相“抵触”，不但不叛逆，还相当传统，其时曹雪芹尚在人世，为什么袖手旁观，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个问题被欧阳健先生紧紧揪住，用以质伪脂砚斋，很多学者对此无法解释，只好避而不答。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无须回答，因为《红楼梦》本来不是革命小说，不是给封建大家族的战斗檄文，而是为“后世王孙公子作鉴”的忏悔小说。更何况，麝月氏既是袭人之副，写出这样的批语，又有什么出奇？欧阳先生的问题，好比矮人国出来的小矮人，见到正常人就问：“你怎么这么高呢？”我们之所以回答不了，是因为我们也是小矮人，本身就有相同的疑问，仅此而已。 第三个问题，假设麝月氏和曹顒差不多年纪，到乾隆24年己卯年，已经70高龄了，还抄得了己卯本吗？就算抄得了，还能用几个月时间，接着抄完庚辰本吗？第四个问题，既然有己卯冬月定本，为什么“己卯冬” 的24条批语，会批在庚辰本上？难道她奋笔疾抄庚辰本之余，尚有暇批阅己卯本？己卯本和庚辰本，都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字样，如果两个底本都是脂砚斋抄的，这条记载本身就互相矛盾，脂砚斋当然不会未读先抄，甲戌年开抄前，她至少有一次阅读，甲戌年抄写算作二阅，丙子年对清三阅，抄写己卯本算作四阅，己卯冬月批书五阅，抄写庚辰本六阅——其它姑且不计，脂砚斋抄写庚辰本时，应该记作“脂砚斋凡六阅评过”才对，为什么和己卯本一样，记作“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呢？笨鸟还偏偏认为，“脂砚斋凡四阅评过”，是正确而且合理的，这是为什么？第五个问题，泛指的脂批中，男性口吻明显多过女性口吻，这些批书人是谁？ 第六个问题，蒙古王府本有位批书人，也很了解曹公细事，把“不肖种种大承挞笞”一文，批为：“一激再激，实文实事”，对贾政毫无怨言，这位批书人，又会是谁？第七个问题，香港红学家梅节老先生，认为把《红楼梦》版本划分为《红楼梦》和《石头记》两个系统，比以脂本为标准的传统划分法更为合理。我们知道，《石头记》的最早版本，已经注明了《红楼梦》总名，脂砚斋的批语中，也多次出现《红楼梦》书名，明义看过的《红楼梦》，亦是很早的版本，冯其庸先生甚至认为，时间早在乾隆19年甲戌年。笨鸟是支持梅老观点的，认为《红楼梦》系统版本，虽迟于未分章回的原本《石头记》，却早于脂砚斋抄阅再评的《石头记》。笨鸟甚至认为，《红楼梦》版本，是在外流传本，而《石头记》版本，却属于私人典藏，没有大范围传抄——甲戌本庚辰本在家人手中，己卯本戚序本在至友手中，蒙古王府本在至亲手中。这个观点，有证据支持吗？ 第八个问题，既然宝玉只能对应曹顒，则“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云云，就是指乾隆9年到乾隆19年期间（或稍前），曹雪芹在曹顒隐居的悼红轩中（这也有据可查，下文详），披阅增删未分章回的原本《石头记》。而“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却是指曹顒在悼红轩著书十年，此十年非彼十年，是雍正6年至乾隆9年间的某个十年。可曹顒明明死于康熙54年，能死过翻生吗？第九个问题，曹公春秋笔法虽多，让石头说话，却是最严重的腹诽。《左传·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晋候问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石头本来不会说话，政乱民怨时，就有人借石头说话，不管《石头记》本名，是不是化用其意，最起码要避嫌。我们知道，古时士子为了科举中式，四书五经都能倒背如流，“石言于晋”的典故，当然不会不知道，“诸公”弃用《石头记》本名，是有道理的，可脂砚斋为什么要恢复它呢？就算她不熟四书五经，不知道这个典故，一心想帮情郎恢复本名，诸公能听之任之吗？ 欲知笨鸟如何解答，且听下文分解。 原载：投稿 原载：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