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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创造了文学的不朽圣经《红楼梦》，使我赢得了对美的衷心信仰，并由此明白了该如何守护生命本真状态而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不但具有最精彩的审美形式，而且具有最深广的精神内涵。以往分析《红楼梦》的文字虽多，但从哲学上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却几乎没有。本文专门讲《红楼梦》的哲学，包括讲曹雪芹的哲学观与浸透于《红楼梦》文本中的哲学意蕴。 198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会议（此会由笔者主持），俞先生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红学近作《旧时月色》和《评〈好了歌〉》。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希望大家多从哲学、文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同年11月，他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邀请，又作了《索引派与自传说闲评》的演讲，再次主张研究《红楼梦》应着眼于它的文学与哲学方面。[注: 萧悄的《俞平伯传》(正题为《古槐树下的学者》)，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记载此事。俞平伯先生一辈子都在考证《红楼梦》，但他并不希望人们继续他的学术道路，而是表达了另一种期待，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期待。可是20年过去了，仍然看不到关于《红楼梦》哲学的专题研究论著。 在纪念活动之前80年，27岁的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并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在此。”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宇宙的，是指作品的无限自由时空，不是《桃花扇》那种现实的有限时空。相应的，便是《红楼梦》具有一个大于家园境界的宇宙境界。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哲学的也”，即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哲学。为什么？王国维虽然引用叔本华哲学来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与伦理意义，但没有直接说明、阐释《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他之后100年也没有人充分说明。事实上，《红楼梦》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性宝藏、文学宝藏，而且拥有最丰富的哲学宝藏、思想宝藏、精神宝藏。中国文化最精华的东西，中国文学、哲学最精彩的元素都蕴含在这部伟大的小说中。 哲学有理性哲学与悟性哲学之分。理性哲学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悟性哲学则是直观的，联想的，内觉的。《红楼梦》的哲学不是理性哲学，而是悟性哲学。这种哲学不是概念、范畴的运作，而是浸透在作品中的哲学意蕴。冯友兰先生到西方深造之后回头再治中国哲学，便在方法上从一变为二：正方法与负方法同时进行。所谓正方法，便是理性哲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所谓负方法，则是感悟与直观的方法。前者是西方哲学的长项，后者是中国哲学的长项。禅把直观、感悟的方法发展到极致。禅宗六祖慧能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方法，便是放下概念范畴直达事物核心的方法。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天才思想家，他给哲学、给思想展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无须逻辑、无须论证分析而思想的可能，这是另一种哲学方式得以实现的可能。作此划分后，可以说《红楼梦》的哲学不是理性哲学，而是悟性哲学。与此相关，笔者还想作另一种区分，提出另一种概念，这就是哲学家哲学和艺术家哲学的区分。哲学家哲学是抽象的、思辨的，与艺术实践是相脱离的；而艺术家哲学则是感性的、具体的，与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紧密相连的，甚至是直接由艺术实践呈现出来的。《红楼梦》哲学属于艺术家哲学。老子哲学与庄子哲学虽然精神指向相同，但哲学形态却有很大区别。老子是思辨性的“哲学家哲学”，庄子则是意象性的艺术家哲学。庄子的文章可称作散文，庄子也可视为大散文家，老子则不能，但谁也否认不了庄子又是哲学家。一般地说，艺术家哲学与悟性哲学家较为相近，但也不能说悟性哲学家就是艺术家哲学，例如慧能的哲学可界定为悟性哲学，却不可以说它是艺术家哲学，因为它固然可以影响作家的艺术实践，但本身却与艺术实践无关，其形态也没有任何文学艺术性。 《红楼梦》的哲学形态类似庄子，其巨大的哲学意蕴寓于精彩的文学形式与审美形式中，寓于丰富的寓言与意象中。所以既可称庄子是文学家，也可称庄子为哲学家，曹雪芹也是如此，两者兼得。但迄今为止，曹雪芹还没有庄子的幸运，即还没有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上有《红楼梦》的崇高位置，在哲学史上曹雪芹则一直是缺席者。 正因为《红楼梦》属于悟性哲学，属于艺术家哲学，所以它没有用思辨代替审美，没有以理性代替艺术，不像当今流行于西方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只有口号、主义、观念，却没有真艺术。所以《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丰富哲学内涵的伟大文学作品。 一、 《红楼梦》的哲学视角 探讨《红楼梦》哲学，首先应注意体现于全书的哲学视角，这是曹雪芹的宇宙观，也是哲学观。好的文学作品除了需要审美形式之外，还需要有思想，所以作品总是除了艺术性之外又带思想性。但是具有思想并不等于具有哲学。这里所不同的是思想不一定具备特别的视角，而哲学则一定具有某种视角，即某种特别的观照宇宙人生的方法。这种视角，带有独立价值，甚至带有思想所没有的永恒价值（思想一般只带有时代性、当下性）。没有视角，就没有哲学。视角一变，哲学的形态与内涵就跟着变。《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学杰作，可以说它很有思想（对科举的批判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及人性困境的思索），但不能说它很有哲学，因为整部作品并不具备哲学视角。《红楼梦》的哲学属性，首先是它具有自身的哲学视角。 无论是《红楼梦》的天眼、佛眼，还是庄子的道眼，都是比一般眼睛更高的宇宙眼睛。这种眼睛最大的特点是视野无限开阔，如同宇宙一样没有边界，不知边界。王国维的天才在于他发现《红楼梦》的语境乃是没有边界的宇宙语境，而《桃花扇》则是具有现实时限的家国历史语境。所以《红楼梦》中的生命（角色），其本质并非家国中人，而是宇宙中人。他（她）们并不以为自己此时此刻的生存之所就是故乡。《红楼梦》一开篇就重新定义故乡，嘲笑世俗的常人“反识他乡是故乡”。那么，他们的故乡在哪里？他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全然不可知。“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是《葬花词》中林黛玉的问题，也是曹雪芹笔下的无边语境。《红楼梦》第87回有一个重要细节，我们不妨重温一下： 惜春尚未答言，宝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两个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这是怎么说，进来也不言语，这么使促狭唬人。你多早晚进来的？”宝玉道：“我头里就进来了，看着你们两个争这个‘畸角儿’。”说着，一面与妙玉施礼，一面又笑问道：“妙公轻易不出禅关，今日何缘下凡一走？”妙玉听了，忽然把脸一红，也不答言，低了头自看那棋。宝玉自觉造次，连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头一件心是静的。静则灵，灵则慧。”宝玉尚未说完，只见妙玉微微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复又低下头去，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晕起来。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讪讪的旁边坐了。惜春还要下子，妙玉半日说道：“再下罢。”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问着宝玉道：“你从何处来？”宝玉巴不得这一声，好解释前头的话，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机锋？”转红了脸答应不出来。妙玉微微一笑，自和惜春说话。惜春也笑道：“二哥哥，这有什么难答的，你没的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这也值得把脸红了，见了生人似的。”妙玉听了这话，想起自家，心上一动，脸上一热，必然也是红的，倒觉不好意思起来。在大观眼睛之下，生命并非生灭于世间地图上的固定点，而是在大宇宙往往返返的自由点，不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生命正是具有这种神秘，这种无定与无常，才显得空旷广阔。 正因为具有大观视角，所以《红楼梦》才有许多独特的发现。贾宝玉发现世间有两种世界，一个是以男人为主体的泥浊世界；一个是以少女为主体的净水世界。他所努力的是站立在泥浊世界的彼岸，保持“玉”的灵性与真纯。贾宝玉的眼睛不是肉眼，而是天眼、道眼，所以他才能发现一个遍布整个人间而且就是你身边但肉眼看不见的诗意世界，这就是贵族少女和丫鬟们所构成的女儿国。在他的意识与潜意识里，这些诗意生命，正是世界的本体，历史的本体，其重要性连佛陀与元始天尊都难以企及。《红楼梦》之所以是伟大的悲剧，正因为它是诗意生命的挽歌，把最有价值的诗意生命毁减给人们看，便构成深刻的伤感主义悲剧。 也正因为《红楼梦》具有大观的眼睛，所以才能“由空见色”——用佛眼观照色世界，也才能看到色空：色世界的虚妄，色世界的荒诞。跛足道人的“好了歌”，是哲学歌，是荒诞歌。泥浊世界的主体（男人）都知道“神仙好”，但他们什么都放不下，主宰其生命的只有金钱、权位、美色等等。他们生活在泥浊之中而不自知，是因为他们只能以“差”观物，以功利的肉眼观物。与此不同，那些天眼道眼却发现你争我夺的“甚荒唐”。这就是说，由色生情，传情入色，产生悲剧；而因空见色，知色虚妄，则产生荒诞剧。而所谓的“因空见色”，便是用空眼即天眼、佛眼来观看花花世界。《红楼梦》看世界、看生命、看人生，全然不同凡俗，就仰仗于大观哲学眼睛。王国维虽然道破《红楼梦》是宇宙的、哲学的，却没有抓住这个宇宙视角，因此也没有发现《红楼梦》的荒诞意蕴，仅止于谈论悲剧，这不能不说是这位天才的局限。 关于大观眼睛，笔者在以往的文章中已经论述过。这里须作一个重要补充的是，《红楼梦》除了具有“大观”视角之外，还有一个读者也许尚未注意的“中观”视角。说没有佛教的东来，没有禅宗，就没有《红楼梦》。从哲学上说，就是《红楼梦》具有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中观视角。所谓中观视角，乃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学派——中观学派的一种哲学观。早在公元2-3世纪，佛教大师龙树及其弟子提婆就创立了中观学派，龙树自著《中论》阐释了中观学说。这一学说认为：万物“自性空”而又“假名有”，这两者是统一的。“自性空”就存在于“假名有”之中，两者相互依存，这种关系便是“中道”。用假有性空的道观点作为观察世间万物的视角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原则，就是“中观”。“中观”的核心意思是说，世间万物的空与有，无常与常，各是矛盾的一边，观照主体不应落入一边，偏执一方。这一中观学说后来与大乘如来藏、般若智慧，成为禅宗三大思想来源。慧能的“不二法门”，其源头之一便是“中观”视角。曹雪芹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便是打破两极对峙的中观视角。中观与大观相通，只有在大观的眼睛下，才有处理现实问题的中观态度。大乘佛教的中观方法以及把这一方法发展到极致的慧能不二法门，便成为《红楼梦》的哲学基点。 二、 《红楼梦》的哲学基石 有人说，庄即禅，禅即庄，确有共同之处，两者都讲整体相，不讲分别相、差别相。两者都讲破对立、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但仍然有区别。庄子在讲“齐物”论时具有相对主义的理性论证和思辨探讨，而禅只讲眼前的生活境遇。庄子还树立真人、至人、神人等理想人格，而禅则扬弃了一切偶像只求神秘性质的心灵体验。就是说，禅更为内心化、灵魂化。 作为主人公的贾宝玉，他的爱的法门（情感方式），正是不二法门。这个法门泛化到大自然、大宇宙便是王国维所说的宇宙境界。不仅以情为本体，而且把情推向宇宙以至形成天人合一的情感宇宙化。这确实是《红楼梦》情感描述的一种巨大特色。《红楼梦》中有两个大观园，一个是地上贾府里的大观园，一个是宇宙太虚幻境中的大观园。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正册、又副册，其中的女子既是天上的女神，又是地上的女子。所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情爱便成了天国之恋，而不仅是地上之恋。 作为贾府“无事忙”的“快乐王子”，贾宝玉的释迦秉性除了上述的“情不情”之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他的尊卑不二分，彻底打破人际关系中的分别相。他是个贵族子弟，是贾府里的“主子”。但他却无贵族相，主子相，少爷相，公子相。他明明是个“主子”，却偏偏把自己定位为“侍者”——“神瑛侍者”。所谓侍者，便是奴仆。在贾宝玉心灵里，没有主子跟奴仆的分别，而这种分别恰是等级社会里最重大最根本的分别，连这种分别都打破了，还有什么分别不能打破。打破这种分别要战胜多少偏见？要放下多少理念？要有多大的情怀？但这一切对于贾宝玉来说，都是自然的、平常的。他以平常之心穿越了等级社会最森严的城墙，做出常人俗人难以置信的行为。这正是黑暗社会里伟大的人格光明。 正因为这种尊卑不分的不二法门，宝玉的情性才上升为灵性，也可以说才上升为神性。贾宝玉所以会发现一个比帝王将相干净得多的奴婢世界，就是心灵中的不二法门在起作用。他写出感天动地的《芙蓉女儿诔》，把一个女奴当作天使来歌颂，呈现出超等级、超势利的最高的美，其诗的心灵基石也正是打破尊卑之分的不二哲学。笔者在前不久发表的《论〈红楼梦〉之永恒价值》一文曾说明，作为贵族文学，《红楼梦》具有贵族的精神气质，却完全没有贵族的特权意识［2］。尼采在定义贵族与贵族精神时，把人区分为上等人与下等人，把道德相应地区分为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主张向下等人与奴隶道德宣战，蔑视弱者，蔑视拥抱弱者的基督。而《红楼梦》则完全不是这样，它不仅有贵族精神，而且有基督的大慈悲精神。它在“身为下贱”的下等人身上发现“心比天高”的无尽之美，因此他不是向下等人宣战，而是向蕴藏于下等人身心中的大真大善顶礼膜拜。他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有高精神，又有低姿态。这种人类文学中最伟大的灵魂亮光，恰恰发源于不二法门。 在笔者以前发表的“评红”文字中，曾特别注意鲁迅关于《红楼梦》艺术成就的见解。鲁迅说，《红楼梦》没有把好人写的绝对好，把坏人写的绝对坏，从而打破了我国传统小说的写法与格局。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论断，过去我在阐释这一论断时只是说明这是“性格真实”的艺术成就，今天却格外分明地看到，《红楼梦》这一成就，也是来自禅宗的不二哲学。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其人物的命运才有多重的暗示，才不是一种命运暗示一种道德原则。《红楼梦》中的两个女主角虽然有冲突，但这不是善恶之争、好坏之争。从精神上说，一者投射重生命、重自然、重自由的文化（林黛玉）；一者投射重秩序、重伦理、重教化的文化（薛宝钗）。两者都具有充分的理由。因此我把它视为曹雪芹灵魂的悖论。从艺术上看，林、薛是两种不同美的类型，尽管薛宝钗世故一些，世俗一些，但仍不失为美。这种“钗黛合一”的“兼美”现象，也是“不二法门”的哲学思路。 三、 《红楼梦》的哲学问题 那么，在大观视角下，浸透于《红楼梦》全书的基本哲学问题是什么呢？ 任何一种哲学都有它提出的基本问题。在《红楼梦》评论的小史上，意志论（叔本华）的基本问题是决定世界与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唯物论（延伸为阶级论时代论）的基本问题是物质与精神何为第一性的问题。把这种哲学基本问题推入《红楼梦》，前者便导致王国维关于意志——欲望——痛苦——悲剧——解脱的阐释；后者则导致大陆红学论者关于从封建阶级主导的时代走向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所决定的两种冲突（封建与反封建）的阐释。《红楼梦》是文学作品，它没有先验的哲学框架，但是，只要深切地领悟其哲学意蕴，就会发现，他的基本问题乃是存在论的问题。《红楼梦》甲戌本一开篇，就有一个大哉问： 浮生着甚苦奔忙? 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 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 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浮生着甚苦奔忙?”即人的一生辛辛苦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即人为什么活着？为谁活？怎样活？活着的意义在哪里？这正是存在论的根本问题。这首诗的第一句话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大哲学问题。如果说，第一句话还曾在许多人心中盘旋过，那么，第二句则是《红楼梦》自己的哲学语言。《红楼梦》第26回由小丫鬟小红首先说出“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连个丫鬟都有禅思哲理），而这正是曹雪芹独特的哲学提问：既然所有的豪华宴席，终究要散场，终究要成为过眼烟云，终究要如幻梦一场，总之，终究要化为尘埃，为什么浮生还要那么忙碌地追求，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曹雪芹不仅面对“席必散”，而且面对人必死。“风月宝鉴”这一面是色，是美女，而那一面是空，是骷髅。不管你有多少权势财势，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豪门贵胄，你终究要变成一具骷髅，终究要面对死亡。色没有实在性，骷髅却绝对真实。妙玉曾对邢岫烟（岫烟虽不是重要角色，却是妙玉十年的老邻居，妙玉又教过她认字，有半师之份）说，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都没有好诗，只有范成大的两句可算好诗，这两句是：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第63回） 所谓铁门槛，就是铁皮包着的华贵门槛，这是世家豪族权贵的象征。所谓土馒头，就是坟墓，就是埋葬尸骨的土丘。正像最终要面对骷髅一样，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这个土馒头，即面对这个无可逃遁的死亡。《红楼梦》的基本哲学问题正是必死的事实之后该如何生的问题。换句话说，活在世上该为最后这个“无”的必然做好何种准备的问题。曹雪芹的哲学观不是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而是海德格尔的“未知死，焉知生”。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充分敞开它的意义。加缪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杀问题，明知终有一死，为什么此时此刻不自杀，为什么还要活？曹雪芹面对“土馒头”，面对死亡所提出的“浮生着甚苦奔忙”的问题正是海德格尔的问题、加缪的问题，即存在论的根本问题。 妙玉对死亡的必然如此觉悟，贾宝玉何尝不是这样。当他听到林黛玉《葬花词》中“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和“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一下子恸倒在山坡上，怀里兜着的花散了一地。受到这么激烈的震撼，显然是非常在乎“一朝将亡”的无可避免。可见，死亡在他面前具有强大的锋芒。如果他相信灵魂可以升天而进入永恒的天堂（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他相信“生死同状”，人死后可以进入大自然的不减系统（如庄子），如果他真相信人生一场不过是轮回链中的一环（如佛教徒），那他应该不会听到死亡消息就如此悲恸。显然，他还有对于不落不亡的期待，还希望自己和林黛玉活着。这也透露，一个心爱的有情人活着，便是意义。人是相关的，与心爱者同在人间，就会产生意义感。这种“情”的理由正是活着的理由，正是“在此”值得珍惜、值得延伸的理由。“三春过后诸芳尽”，到了所爱女子都散尽亡尽的时候，死的理由便压倒活着的理由，由此出家做和尚可以理解，即便死也可以理解。统观《红楼梦》，可以看到曹雪芹具有海德格尔式的很强的死亡意识，但他不像海德格尔那样，既然意识到死的必然，那么“此在”于此时此刻就有生的设计，就该努力行动，就该扬弃“烦”与“畏”而行动：先行到死亡中的行动。然而，曹雪芹却有另一大哲学思路与后来者海德格尔相通，这就是既然在最终要“散”、要“了”、要“死”，就应当选择避开“与他人共在”的非本真、非本己的存在方式，选择一种与常人、众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便是拒绝把自己只有一回的生命交付共在的群体，拒绝让自己的身体、灵魂、语言、行为进入群体秩序的编排，包括“家与国”的编排。宝玉所以“于国于家无望”[注: 《红楼梦》第3回用《西江月》二词批评贾宝玉，第二首词曰：“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就因为他具有这种柔性的却是强大的拒绝力量。这一重要哲学意蕴，还可以做另一种表述，即曹雪芹意识到了“了”（死）的必然后，对于活着时什么才是“好”（生的意义）只交给自己来评判和女儿国的恋人们来评判，不是交给释迦牟尼与元始天尊评判（见第2回，曹雪芹让宝玉表达了这一价值位置：“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两个宝号还更尊贵无对的呢”），也不是交给孔夫子的道德法庭去评判，最后这一层，只要看看《红楼梦》中对“文死谏”、“武死战”等忠臣烈士的嘲讽就可了解。既然不是把生的价值交给他者去裁决而是由自己来决定，那么曹雪芹就让贾宝玉选择了一种守持真情真性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一种荷尔德林式的诗意栖居的方式：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曹雪芹比荷尔德林年长50岁左右，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两个分别位于东方与西方的天才都是大诗人与大思想者，尽管宇宙观有很大的差异：一个（荷）崇仰上帝，信奉神，充满承担苦难之心；一个（曹）没有上帝，没有神像崇拜，但也有大慈悲之心，但都追求诗意栖居和澄明之境，都追求守护生命的本真本然状态，荷尔德林的本真状态紧连着神性本源，曹雪芹的本真状态则更多的是“无识无知”的生命自然状态，即赤子状态，这是婴儿般的存在方式，老子所呼唤的那种至真至柔至朴的状态。 因此，展示在《红楼梦》世界中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为论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它称为贾宝玉方式和甄宝玉方式。他俩相逢时，产生存在方式的冲突，在甄宝玉看来，贾宝玉的方式是“错误”的，他希望贾宝玉能“浪子回头”，所以对之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弟少时也曾深恶那些旧套陈言，只是一年长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懒于酬应，委弟接待。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便是著书立说，无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也不致辜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所以把少时那些迂想痴情渐渐的淘汰了些。”（第115回）甄宝玉这一席对贾宝玉的忠告，在世俗社会的眼里，属于天经地义。他要贾宝玉显亲扬名，言忠言孝，立功立德，走投亲扬名之路，认为年少时代的那种天真无争态乃是“迂想痴情”，万万要不得。而贾宝玉呢？他觉得甄宝玉所讲的是一派酸论，对他来说，恰恰要保持年少时的本真本然，拒绝走入功名泥浊世界，才是此在的澄明之路。贾宝玉与甄宝玉的冲突，正是《红楼梦》的哲学问题：既然人生那么短暂，人必有一死，那么，该选择哪一种活法，是如甄宝玉那样，按照势利社会所规定的路向行走，生命受“显亲扬名”理念的主宰与编排，还是选择贾宝玉的活法，按其生命的本真本然与天地万物相契相容，拒绝进入常人俗人追逐的人生框架？对于这个问题，曹雪芹以他整部小说做了回答，这就是甄不是真，甄宝玉的生活不是诗意的生活；而贾不是假，惟有贾宝玉才是诗意的存在。所以曹雪芹让贾宝玉回避进入任何权利框架而生活在大观园的诗国中。这个诗国，其公民都是净水世界的主体。这是建构在泥浊世界彼岸的另一个国度，是曹雪芹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因为诗人只有情性，没有理性。贾宝玉所以追逐这个诗国而且深深敬爱诗国中的首席诗人林黛玉，就因为林黛玉从来不劝他走甄宝玉的那种仕途经济的道路。大观园里的诗国，作为曹雪芹的乌托邦，是《红楼梦》中几个基本大梦之一。照理说，人间当是一个能够让诗意生命自由存在的诗国，但是恰恰相反，诗国只是一种梦。现实世界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名利场，是一个诗意生命无法生存的荒诞国。所以首席诗人林黛玉最后连诗稿也焚毁了。诗意生命一个一个毁减，最后诗国惟一男性的贾宝玉也出家远走。曹雪芹与荷尔德林一样，希望诗意地栖息于地球之上，并设计了让诗意生命立足的诗国，但是最终又了解，这诗国不过是浮生一梦，太虚一境。 看透人必死、席必散、色必空、好必了之后，此在的出路何在？出了这一哲学难题之外，曹雪芹的另一个哲学焦虑是在破对待、泯主客、万物一府、阴阳无分之后怎么办？“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既然打破一切是非、真假、善恶等世俗判断，既然一切界限都打破了，那么，为什么还要为“美”的毁减而伤感？而“恸倒”？为什么放不下那些诗意女子，缅怀歌哭闺阁中的历历诸人？为什么不为薛蟠、贾环等最后如何死亡而操心？正如“空”后是否还得“有”的难题?这个难题是破了一切“对待”之后是否还有最后一种对待是需要持守的？也就是说，倘若世界真是以虚无为本体，一切色相都是幻想，那么，连林黛玉至善至真至美的生命情感存在也不真实吗？是不是也要像消泯一切是非、善恶界限一样最后也消泯美丑界限。不二法门到了这里是否还有效？曹雪芹在此问题前面显然是有徘徊、有彷徨、有焦虑的。所以他一方面是那样喜欢庄子，不断地阅读《南华经》，另一方面却对庄子也做出调侃和质疑。最明显的是第21回所描写的宝玉与袭人口角之后，于“闷闷”之中读了《南华经》，看到《外篇•月去箧》，其文曰： 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宝玉读后，意气洋洋，趁着酒兴，提笔絮叨：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笔者的阅读心得与刘小枫先生的心得不同。我恰恰读出曹雪芹在续篇中对庄子的调侃与提问，这就是：你在泯灭生死、主客体等界限乃至主张“绝圣弃智”的时候，总不能也泯灭美丑界限，总不能也“绝林弃薛”、“焚花散麝”吧？林黛玉读了之后也只是轻轻地回了一绝，取笑宝玉“丑语怪他人”（第21回），并不是真的生气，她知道宝玉在说些什么。曹雪芹在这里采取把“齐物”推向极端也推向荒谬的文本策略，从而肯定美丑二分的最后界限（否定“美恶相类”）。而这正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最后立场：在消解了一切世俗判断之后还留下审美判断。没有这一判断，文学也就没有立足之地。其实，庄子、禅宗也守住了审美这一边界，只是没有做出告白而已。无论是庄禅还是曹雪芹，他们都从一切现实关系和现实概念中抽离出来，然后对世界万般采取审美的态度，不作是非判断者，只作美的观照者和呈现者。这不是对世界的冷漠，而是对世界的冷观。 四、 《红楼梦》的哲学境界 笔者曾说，贾宝玉修的是爱的法门，林黛玉修的是智慧的法门，因此最高的哲学境界总是由林黛玉来呈现的。小说中有那么多诗词，诗国也进行过那么多次诗的比赛，但写得最好的诗总是属于林黛玉。林黛玉无愧是诗国中的第一诗人。她的诗所以最好，是因为境界最高。就长诗而言，《红楼梦》中写得最精彩的是林黛玉的《葬花词》和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两者都是挽歌，都写得极为动人，但就其境界而言，《芙蓉女儿诔》在悲情之中还有许多感愤与微词，还有许多对恶的斥责与怒气，而《葬花词》则完全扬弃世间之情，不仅写出一般挽歌的凄美之境，而且从孤寒进入空寂。“无尽头，何处有香丘”的空寂之境，才是最高的美学境界。贾宝玉和林黛玉最深的对话常常借助禅语，这种明心见性而又有扑朔迷离恋情爱语，不是一般的情感交流，而是灵魂共振。在对话中，林黛玉总是引导贾宝玉的灵魂往上飞升，而贾宝玉也知道，这个林妹妹正是引导自己前行的女神。用他的话说：“我虽丈六金身，还借你一茎所化。”（第91回）此处贾宝玉把自己比做佛，把林黛玉比做莲，佛由莲花化生。《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空寂之境是比神境更高的莲境。为了更具体地了解这一论点，不妨把第91回林贾谈禅的细节重读一遍： 只见宝玉把眉一皱， 把脚一跺道：“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怖，颠倒，梦想，更有许多缠碍。 ——才刚我说的都是顽话，你不过是看见姨妈没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宝姐姐身上去？ 姨妈过来原为他的官司事情心绪不宁，那里还来应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乱想，钻入魔道里去了。”宝玉豁然开朗，笑道：“很是，很是。你的性灵比我竟强远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语，我实在对不上来。我虽丈六金身，还借你一茎所化。”黛玉乘此机会说道：“我便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宝玉盘着腿，合着手，闭着眼，嘘着嘴道：“讲来。”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 莫向春风舞鹧鸪。”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宝玉道：“有如三宝。”黛玉低头不语。 宝玉讲的三宝，是一般佛家所讲的“佛”、“法”、“僧”三宝，而禅宗特别是慧能的特殊贡献，是由外转内，把外三宝变成内三宝，把佛转为“觉”，把法转为“正”，把僧转为“净”，即把佛事三宝变成“自性三宝”。林、贾的谈禅作偈，也都是内心对语，属于灵魂最深处的问答。贾宝玉在这次禅对中对着林黛玉确认：“你的性灵比我竟强远了。”还承认两人在禅语对话中，自己被林黛玉的问题所困，“答不上来”。的确，林黛玉的提问总是在帮助贾宝玉开窍起悟。林黛玉和贾宝玉最重要的一次禅语对话在第22回中，这是《红楼梦》全书哲学境界最集中的表现。此次禅思发生于贾宝玉和姐妹们听了禅曲之后，宝玉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诗意所动，不禁大哭起来，遂提笔立占一偈：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后担心别人不解，又作一支《寄生草》放在偈后。词曰：“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疑凭来去。茫茫看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林黛玉读了贾宝玉的禅偈与词注，觉得境界不够高，便补了8个字：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这真是画龙点睛的大手笔。这8个字才是《红楼梦》的精神内核和最高哲学境界，也是曹雪芹这部巨著的第一“文眼”。《红楼梦》的哲学重心是“无”的哲学，不是“有”的哲学，在这里也得到最简明的体现。 贾宝玉的禅偈，意识是说，大家彼此都想得到对方情感的印证而生烦恼，看来只有到情意没绝无法再做验证时，才能算得上情爱的彻悟，到了万境归空，放下一切验证的念头，才是真正的立足之境。他恐怕别人不解，所作的词注也是在说，你我相互依存，没有我就没有你，根本无须什么证明，真情自在心里，根本无须分析，也无须标榜什么悲喜疏密。贾宝玉的禅偈已看透了常人对于情感的疏密是非纠缠，拒绝被世俗的感念所主宰，达到了空境。而林黛玉则进一步把空境彻底化，告诉贾宝玉：连空境不执著，连空境不空境都不去分别，即根本不要陷入情感“有”、“无”的争论纠缠，把人为设置的争论平台也拆除，抵达“空空”境界，那才算是真的干净。林黛玉在铺下这8字之前，就提问贾宝玉： 黛玉便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三人拍手笑道：“这样钝愚，还参禅呢。” 林黛玉的问题是你内心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何处？存在的力度来自哪里？贾宝玉回答不出来。林黛玉便用这8个字提示他：你到人间来去一回，只是个过客，不要反认他乡是故乡，不要以为你暂时的栖居地是你的存在之境，不要以为你放下情感的是非纠缠就会赢得自由，也不要以为你在理念上达到空境就得自由，所有这一切，都是妄念。你到了人间，就注定要经历这些情感的纠缠和烦恼，只有回到“无”的本体，你真正的故乡，而在暂时路过的他乡真“无所在”（什么也不执著），“质本洁来还洁去”，才能彻底摆脱人间的一切欲念和一切占有之心，才算干净。林黛玉之境，与“空空道人”这个名字的隐喻内涵正好相通。如果说，贾宝玉只达了空境，那么，林黛玉则抵达了空空境。空是否定，空空是否定之否定。正如无是否定，无无是否定之否定。无无是无的彻底化，又是经过无的洗礼之后的存有。庄子讲无，但他又说“无无才是至境”。《南华经•知北游》这样写道： 光耀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耀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杳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 在庄子看来，通过“无无”而抵达的“无有”，这才是最高的哲学境界。他借光耀而自白：我能抵达“无”的境界，但不能抵达“无无”的境界，等到了无，却又未免于有。这种在有无中扑朔迷离、生成幻化的混沌状态，派生出宇宙的万千奇妙景象。讲到这里笔者想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补充说“无立足境，是方干净”，这一境界是很难企及的。这种无立足境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乃是不立足于任何现成的概念、范畴、主义之中，即拒绝外界提供的各种角色规定而完全回到自身。就是说，当外部的一切精神范畴（精神支撑点）都被悬隔之后，最后只剩下自性中的一个支撑点，一切都求诸自己那含有佛性的干净之心，一切都仰仗于自性的开掘，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只能立足于自己人格基因的山顶上。因此，可以把“无立足境，是方干净”视为曹雪芹对个体人格理想的一种向往，一种彻底的依靠自身力量攀登人格巅峰的梦想。正是这8个字，曹雪芹把慧能的自性本体论推向极致。 笔者陆续写作的《红楼梦》悟语中曾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段悟语，想说明两点。第一，佛讲去四相，已是空，连佛相也放下，这乃是空空。这一层是空的彻底化。第二，把一切相都看穿看透彻，曹雪芹并没有陷入虚无，他发现一种最干净、最美丽的“有”，这是无中有，无后有，也正是另一意义的空空。《红楼梦》除了说“假作真时真亦假”，还说“无为有处有还无”，进入了最深的真正的哲学问题：看透一切都是虚幻之后，人生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曹雪芹虽然没有用文字语言回答，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即创作实践做了回答，这种行为语言，包含着巨大的哲学意蕴。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这部经典极品，所持的正是“空空”、“无无”的最高哲学境界。《红楼梦》作为一部卓绝千古的艺术大自在，正是永恒不灭的大有，但它的产生，却是经历过一个空的升华，经历了一个对色的穿越与看透。关于这一点，我们再回头重温禅境三层面的比喻，并作一点与本题相关的阐释。在禅的眼睛之下，第一景：山是山，水是水；第二景：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第三景：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此喻放入《红楼梦》语境，第一景：色是色，相是相；第二景则是空，即看透了色的虚幻——色不是色，相不是相。人们所追逐的色相，不过是一种幻影。第三景便是“空空”，即穿越了遮蔽之后，所见的山和水，是另一番山和水，不是原先俗眼肉眼里的山与水，而是天眼道眼里的山与水。这是经过空的洗礼之后的“有”，并非原先追逐的“有”。 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质疑立功立德立言的仕途经济之路，批判争名夺利之徒，续书延伸他的思想，让甄、贾宝玉相逢并让甄宝玉发了一通“立德立言”的酸论，可见曹雪芹对“立言”是看得多么透。但是，正是这个看得最清透的曹雪芹，在东方，为中国也为世界立了一部千古不朽的大言，如山岳星辰永恒地立于天地浩瀚之中。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功名利禄之徒的所谓功、德、言，不过是色与相，他们不仅没有看透，而且为之争得头破血流。而曹雪芹却悟到这功、德、言的虚幻，看穿它不过是些梦幻泡影。《红楼梦》正是看透“言”之后所立的“大言”，看透“有”之后所创的“大有”，于是，他的性情之言便于功名之言天差地别，自创伟大的美学境界。这正是高度充盈的空，也正是真正空的充盈。《红楼梦》的最高哲学境界，既呈现于作品的诗词与禅语中，也呈现于曹雪芹伟大精神创造行为的语言中。 五、 哲学的兼容与哲学大自在 《红楼梦》是悟性哲学，是艺术家哲学，除了这一哲学特色之外，如果从哲学的内涵上来说，《红楼梦》又有自身的哲学主体特色。这一特色可以说，它是一种以禅为主轴的兼容中国各家哲学的跨哲学。它兼收各家，又有别于各家，是一个哲学大自在。 因为《红楼梦》具有巨大的文学内涵，因此用单一流行的文学概念甚至大文学“主义”都无法涵盖它。例如说，很难用单一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伤感主义”来概括它和描述它。说它是现实主义并没有错，它确实非常写实，不仅是一般写实，而且是“追踪蹑迹”，极为逼真，一丝不苟。《红楼梦》一开篇就说“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他写这些亲自见过的“当日所有女子”，以她们为生活原型，对她们“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所以鲁迅说它“因为写实，转成新鲜”。巨著所呈现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细节，其同时代的作家和之后的作家没有一个可以企及。但它又不仅写实，又明明是超现实。大荒山，无稽崖，赤瑕宫，通灵宝玉，太虚幻境，空空道人，哪样属于现实主义？这明明是大浪漫，是上天下地、天人合一、情感宇宙化的大浪漫（不是《牡丹亭》、《西厢记》式的情爱小浪漫，更不是才子佳人式的老套小夜曲）。然而，把《红楼梦》界定为浪漫主义又不准确，因为它的天马行空完全是现实的折射，何妨还有上述的对现实的忠实描写。用单一的现实主义与单一的浪漫主义不足以概说，那么，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说法去描述是否就妥当呢？也不妥当。因为除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方法之外，《红楼梦》又有接近现代意识的荒诞内涵。它不仅是大悲剧，而且是荒诞剧。它既写出现实的悲情，又写出现实的不可理喻。与文学的情况相似，《红楼梦》由于它的巨大的哲学内涵和自成一大家的哲学特色，因此很难用释、易、庄、禅、儒的任何一家中国哲学来概述。如果说佛为弃世、厌世、救世，庄为避世、遁世，禅为观世、觉世，儒为入世、济世，那么可以说，《红楼梦》哲学是一个弃世、厌世、避世、遁世、观世、觉世、恋世、济世等各种哲学观的大张力场。 《红楼梦》的主要哲学精神是看破红尘的色空观念。儒、道、释三家，曹雪芹哲学观的重心在于释，尤其是禅宗。而对于儒则有许多嘲讽。但能否就做出本质化判断，说《红楼梦》是绝对反孔反儒反封建，恐怕不能。《红楼梦》确实有非儒倾向，第5回让警幻仙子教示贾宝玉应当改悔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是一个象征性的反讽隐喻。之后，贯穿于《红楼梦》全书的确有一种对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济世主旨的质疑，也确实与儒家的重伦理、重秩序的思想基调格格不入，因此，其主人公贾宝玉对一切关于走仕途经济之路的劝诫才深恶痛绝。但是，浸透于《红楼梦》之中的大情感，即那种对情的执著，对丧失美好生命的大悲哀与大痛苦，却不是庄，不是禅，而是儒。前边的文字已说过，基督教有天堂的慰藉，死亡便失去锋芒；佛教看破红尘，死亡也失去锋芒；庄子鼓吹破对待，齐生死，认定“万物一府”、“生死同状”，死亡更是失去锋芒，难怪妻子死了他要鼓盆而歌。惟独儒重情感，重今生今世，坚信亲人死亡之后再也难以相见相逢，因此他们感到死的真实，死的沉重，为亲者的死亡而悲伤。中国的挽歌特别发达，就因为有儒家的影响在。如果说，贾宝玉是百分百的禅，百分百的庄，他会对秦可卿之死、晴雯之死、鸳鸯之死，如此悲伤，如此痛哭吗？恐怕不会，因为贾宝玉在意识形态上虽然非儒，但在深层文化心理上还是儒，至少是还有他自身未能察觉到的儒的潜意识。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红楼梦》与儒家的关系，这里不妨借用一下李泽厚先生关于儒家双重结构的学理。他在《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一文中把儒家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他说： ……所谓儒家的“表层”的结构，指的是孔门学说和自秦汉以来的儒家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等等。它表现为社会文化现象，基本是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或知识／权力系统。所谓“深层”结构，则是“百姓日月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想定势、情感取向；它并不能纯是理性的，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情绪、欲望，却与理性相交绕纠缠的复合物，基本是以情-理为主干的感性形态的个体心理结构。这个所谓“情理结构”的复合物，是欲望、情感与理性（理智）处在某种结构的复杂关系中。它不只是由理性及理智去控制、主宰、引导、支配情欲，如希腊哲学所主张；而更重要的是所谓“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及理性、理智与情感的交融、贯通、统一。我以为，这就是由儒学所建造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只是一种理论学说，而已成为实践的现实存在。［3］ 以儒家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一视角来观看《红楼梦》，就会发现，贾宝玉对儒家的表层结构，即儒的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意识形态等等，确实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这套体系、秩序、意识形态所派生出来的知识者的仕途经济之路和变形变态的谋取功名利禄之思，更是深恶痛绝。在这个层面上，说贾宝玉以至说《红楼梦》反儒，是完全正确的。贾宝玉在这个层面上与儒家毫不含糊的决裂，并成为儒的“槛外人”即异端，是“红楼梦”的精神主旨之一，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在儒家的深层上，即儒对人际温馨、日常情感、世事沧桑的注重以及赋予人和宇宙以巨大情感色彩的文化心理特征，却也进入贾宝玉的生命与日常生活之中，进入伦理态度中。最明显不过是这个嘲讽儒家立功立德的贾宝玉，在实际上却又是一个孝子，一个对父母十分敬畏和尊重的孝子。在他身上，有深厚的血缘伦理，不仅有父子、母子亲情，而且有深厚的兄弟亲情、姐妹亲情。他被父亲打得皮破血流，伤筋动骨（贾政对他下“死笞楚”），竟然没有一句怨言，更谈不上记仇。打了之后，他照样敬重父亲，其父在面前如此，不在面前也如此。第52回，写他出门去舅父王子滕家，由李贵、周瑞等10个仆人前呼后拥着出府。出门有两条路，一条从贾政书房经过，当时贾政出差在外，并不在家，但宝玉坚持路过书房时一定要下马。周瑞对他说“老爷不在，书房天天锁着的，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笑着回答：“虽锁着，也要下来的。”第54回，写荣国府元宵庆家宴，贾珍、贾琏奉杯奉壶按序在贾母面前跪下，而平时最受宠爱的宝玉也连忙跪下。史湘云悄悄推他取笑道：“你这会又帮着跪下作什么，有这样，你也去斟一巡酒岂不好？”贾宝玉悄笑道：“再等一会子再斟去。”史湘云的意思是说，像你这么得宠的人根本用不着多此一举，但宝玉还是觉得爱归爱，礼归礼，还得遵循大家的礼仪。贾宝玉这一跪拜行为语言，说明他的情感态度还是尊儒的，或者说其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和情感取向，还是属于儒家的。贾宝玉对待其他亲者与兄弟姐妹的态度，包括薛蟠这个呆霸王，也是充满亲情，甚至对连仇视他的赵姨娘，他也从未说过她一句坏话。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到，贾宝玉既是“情不情”，又是十足的“亲亲”，儒的“亲亲”哲学和以情感为本体的伦理态度也进入他的生命深处。《红楼梦》之所以感人，正是它看破色相之后仍有大缅怀，大忧伤，大眼泪，即放弃一切身外的追求，但仍有“情谊”的大执著，不仅有爱情的执著，还有亲情的执著。因此，笼统地说《红楼梦》反对儒家道德和反对儒家哲学，就显得过于简单了。至于说贾宝玉是“反封建”，那更是“本质化”了。曹雪芹对儒的态度非单一化，对庄对佛的态度也不是简单化。他对佛并不迷信，所以才有“女儿两字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两宝号更尊荣”的思想，才有笔下人物宝钗的调侃：“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第26回）。贾宝玉不断打破我执、法执，但始终有一副菩萨心肠。曹雪芹对道教道家也有表层深层之分，他调侃贾敬的炼丹术，但又认同庄子的破对待、任逍遥的哲学。虽是认同也有区别，如前边所讲的贾宝玉对庄子《月去箧》篇的质疑，便是一例。临末还想说，《红楼梦》的罪感与佛释是有区别的。基督有罪感，特别是有原罪感，而佛则没有。佛家认定世界的虚无虚幻，人生没有实在性，因此，人生下来便会产生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是错误感，并非罪感。而曹雪芹却不仅有虚无感，而且有罪感，有负债感，有忏悔意识。关于这点，林岗与我合著的《罪与文学》已有专章分析，此处不再重述［4］。这里只是想说明，曹雪芹的哲学乃是独一无二的仅属于他名字的哲学。 《红楼梦》非常伟大，不仅其文学内涵说不尽，而且其哲学内涵也说不尽。仅就这部小说与中国哲学各流派的既吸收又超越的关系，就有开掘不尽的意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