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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回本《红楼梦》，写了贾家，又写甄家，真真假假，耐人寻味。现在我们知道，曹雪芹是“借甄家写曹家”，让曹家不至从此泯灭。否则这个“似有若无”的甄家，从文学的观点看来，全部都可以删除。所以不妨说，在《红楼梦》中，贾家是一个艺术大宝库，而甄家则是一座曹家小陵园。为了让后人发现这个陵园，曹雪芹设置了两个路标。 第一个路标设在第十六回，作者借赵嬷嬷之口说道：“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 第二个路标设在第七十五回，作者借尤氏之口说道：“昨日听见你爷说，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 因为在江南“接驾四次”而又被“抄家”的，千古以来就只有曹家，所以它不可能不被发现。1921年，胡适终于把陵园的大门打开，“无材补天”的曹雪芹，也就从此让曹家名扬天下。 “借甄家写曹家”是曹雪芹当初创作的一个意图，它是“内证”与“外证”的桥梁，是一个已被证实的红学假设。正如任何科学假设都会成为探索新知识的出发点一样，完全有理由相信，从这个假设出发作进一步推论，将会对曹雪芹的身世有更多的了解。确切地说，我们至少还可以知道，《红楼梦》的时序和曹雪芹的生年，并且可以将“生年”、“接驾”和“抄家”，统一在一个完整的时序中。
（一）《红楼梦》的时序
前八十回本《红楼梦》，应当说是有明确时序的。第一回说“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只不过是避讳之词，所以脂砚斋接着就说“大有考证”。现在的问题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把它考证出来。 大家知道，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第三回“黛玉进京”，第四回黛玉第二天看望李氏母子，所写的都在同一年冬天。这一年黛玉六岁，宝玉“七八岁”，贾蓉“今年才十六岁”，贾兰“今年方五岁”。按第三回所说，宝玉比黛玉“大一岁”，于是他这一年应该是七岁。另外，他当年在夏天的生日已过，不可能达到八岁，也只能按七岁计算。由此可知，黛玉、宝玉和贾蓉分别比贾兰大一岁、两岁和十一岁。第七十八回在本书最后一年，这一回题“姽婳诗”时，贾兰十三岁，因而黛玉十四岁，宝玉十五岁，贾蓉二十四岁。从第七十四回到第七十八回，时间均在本书最后一年八月中秋节前后，这时贾家已经知道“甄家抄家”后返回京城。所以只要把它与“曹家抄家”后于雍正六年返京对应起来，便可以断定，本书最后一年就是雍正六年。这样我们就定出了《红楼梦》的时序：宝玉从一岁到十五岁，就是从康熙五十三年到雍正六年。 首先核对一下，宝玉和相关人物在不同回目的年龄，是否具有一致性。先看康熙六十一年第六回“秋尽冬初”，“刘姥姥初进荣府”时，贾蓉“十七八岁”。对照上下文，应该是十八岁（表明他的生日应在“冬初”之后），于是这一年宝玉九岁。雍正二年第十三回冬天秦可卿死时，贾蓉在捐官履历上填写“二十岁”，所以宝玉是十一岁。再看康熙五十三年第一回，宝玉出世时英莲（香菱）“年方三岁”，香菱与宝钗、袭人、晴雯“同庚”，说明宝钗比宝玉大两岁。雍正四年第二十二回宝钗过“十五岁”生日，宝玉应是十三岁，在同年第二十五回确实写着：“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到雍正六年，宝钗和晴雯显然是十七岁，但第七十七回中秋过后，宝玉撰《芙蓉女儿诔》，却说晴雯死时“十有六载”。不过，如果认为晴雯的生日在死期之后，享年不到十七，只能按十六计算也是对的，因而宝钗在这一年仍然是十七岁，宝玉仍然是十五岁。 从总体看来，《红楼梦》的这个时序基本上是正确的，回目、年龄和年代都有着内在一致性。但在局部上，确实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错误。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造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作者故意把年代主线搞得模糊一些。 《红楼梦》一书，从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时间跨度共十四年。它是按照人物的年龄顺序去写的，可称为相对时序，从红楼元年到红楼十五年。通过“借甄家写曹家”，把朝代确定出来，相对时序就成为绝对时序，从康熙五十三年到雍正六年。现在要验证一下，这个绝对时序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作者当初的意图。好在曹雪芹当初考虑得很周到，他不但让我们利用“甄家抄家”，去确定绝对时序，还让我们利用“甄家接驾”，来验证这个绝对时序。 雍正二年（红楼十一年）第十六回，凤姐说道：“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康熙六次南巡的年代分别为：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按凤姐说话时的雍正二年向前推算，她所说的“早生三十年”，是康熙三十三年，刚好是二十八年和三十八年的平均值；“早生二十年”，是康熙四十三年，也刚好是四十二年和四十四年的平均值。所以凤姐所说的“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指的正好是“康熙南巡”，而赵嬷嬷所说的江南甄家“接驾四次”，指的也正好是曹家“接驾四次”。就是说，“甄家接驾和抄家”与“曹家接驾和抄家”，不但事实相同，而且时间也相同。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当年胡适的结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脂砚斋说“朝代年纪”“大有考证”，说明在他的心目中，《红楼梦》确实有一个绝对时序。雍正二年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写凤姐代理宁国府时发现五件事，紧接着脂砚斋就写下了一条甲戌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令余悲痛血泪盈面。”甲戌年为乾隆十九年（1754），“三十年前”指的正是雍正二年（1724），可见在时序问题上，脂砚斋与曹雪芹是一致的。 时序和地点相结合，就构成时空舞台，两个时空舞台有着不同含义。贾家舞台在北京荣宁二府，用来演出作者创作的一幕幕人生戏剧，其中所用的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生活素材，甚至可以包括康雍乾三朝。但它们一经转化为艺术，已是面目全非，所以对贾家这个艺术大宝库而言，绝对时序是不重要的，它属于一个更大的时代。甄家舞台在金陵“体仁院”（不妨把它读作“体会曹寅的衙院”），它是一座曹家小陵园，用来陈列作者几条最主要身世资料，其中包括“接驾”、“抄家”、“生年”等等。所以对于甄家而言，绝对时序就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在绝对时序中，作者赋予它的特殊历史使命，才会显露出来。在“生年”问题上，对绝对时序抱不信任态度，只信“外证”，不信“内证”，从方法论来看并不可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寻求曹雪芹生年的“外证”，现在几乎让人绝望，但只要我们用正确的科学方法，严密的逻辑思维进行推论，就可以通过“内证”把它确定下来。
（二）曹雪芹的生年
单从直觉去看就有理由猜测，贾宝玉的生年生日与作者有关。其一是第一回贾宝玉出世，书中特意安排一个“甄士隐”作为见证人，而按照脂批，他就是“真事隐”；其二是书中众多重要人物，都有明确生日，唯独主角没有，显然是作者有意避讳。但要让猜测成为证据，首先就要确定，甄贾宝玉的生年生日是否一致。 雍正五年（红楼十四年）夏天，书中用第六十二回和第六十三回篇幅，详细写贾宝玉十四岁生日。在此之前，同年孟春第五十六回，作者又以不寻常的安排，对甄宝玉作不寻常的描写。不但写出甄贾宝玉样貌完全相同，性情完全相同，还让他们在梦中相见，最后又由袭人点明，他们是一对镜像人。这一切都分明向读者暗示，这两人只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就在同一回，却说甄宝玉“今年十三岁”。这大概又是作者故用“狡猾”之笔，画出“烟云模糊处”。对此周汝昌说：“按甄贾全同，足见宝玉此时尚只十三四，当年十四而仍云‘十三’者，盖因新年甫换，去年岁数一时口中难改也。”也就是说，只要当年生日一到，甄贾宝玉两人仍然都是十四岁。搞清作者的真意所在，就可以把“借甄家写曹家”，进一步推广到“借甄宝玉生年写曹雪芹生年”。而这种推广，正是所有科学都要采用的方法。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这是作者自己隐秘写下来的生年，称为曹雪芹自己的生年“甲午”说。按照脂砚斋的“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可知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1763年2月12日），于是推得亨年四十九岁零八个月左右（详见下文的生日推断），这与张宜泉的“年未五旬而卒”，可以说是完全吻合。应当指出，“年未五旬”是一个严格表述，它只能是“年未五十”，所以亨年“四十九”，因为用约数来为死者“盖棺定论”，于理不合。 曹雪芹的“生年”、脂砚斋的“卒年”、张宜泉的“亨年”，三者本来是相互独立的，但一经组合起来，却构成了一个完美整体，“内证”和“外证”都统一起来，三者可以互证，所以不再是孤证。实际上，只要从卒年“壬午除夕”和亨年“年未五旬”出发，就可以推出生年“甲午”。因此，“借甄家写曹家”的假说，现在又一次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它经受了“生年”、“接驾”和“抄家”三大事实检验，由此足以表明，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科学假说，实际是曹雪芹当初创作的一个意图。 由于曹雪芹的生卒亨年，对《红楼梦》关系重大，所以有必要从本文的观点出发，对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作简要评述，以便对这一问题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1）生年“乙未”和卒年“壬午”说 此说认为，曹雪芹是曹顒的遗腹子曹天祐，按照曹頫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呈送康熙的奏摺，他应当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这可称为生年“乙未”说。再按卒年“壬午除夕”，就推出亨年“四十八”。此说不能成立有二，其一是亨年“四十八”与亨年“年未五旬”，实际并不一致；其二是曹天祐不可能是曹雪芹，这可以从第一回脂批看出：“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显然，曹天祐既是遗腹子，就不会有这个弟弟。 （2）卒年“癸未”和亨年“四十九”说 此说认为曹雪芹的生父，并不是曹顒，而是曹頫。以卒年和亨年立论，可推出生年 “乙未”，与上说相同。如果认为甄贾宝玉年龄相差一年，此说与本文的时序是相容的，但如上所述，这决不会是曹雪芹的原意。 之所以提出卒年“癸未除夕”说，主要是发现敦敏的《小诗代简寄雪芹》和敦诚的《挽曹雪芹》，与卒年“壬午除夕”存在着矛盾。又看到卒年脂批的批年是“甲午”，与“壬午”相距十二年，于是就断定，脂批把卒年“癸未”误记为“壬午”。但据靖藏本《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残页，证实“甲午八日泪笔”应为“甲申八月泪笔”，所谓“误记”已无根据。况且，像脂砚斋这样的文字工作者，无疑是会把曹雪芹的卒年记录下来的。至于以敦氏兄弟有关几首诗，来怀疑卒年“壬午除夕”，这至少是以偏概全，因为有其它可能性当初并未考虑到。事实上，由以下从争论中概括出来的一组最可能发生的事件表明，它们是完全可以与敦氏兄弟的几首诗相容的。 曹雪芹的死因，是壬午除夕“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一病无医竟负君”一句，清楚表明，从病到死,敦氏兄弟都不知道。雪芹死后不久，那个“新妇”可能就把他草草埋葬，死在西山，葬在西山。直到敦敏写《小诗代简》，他们兄弟两人都不知道死讯，这个“简”当然也没有寄到。实际上，在“上巳前三日”的聚会中，敦敏记下了七个人名，并无曹雪芹，而此后亦确无他尚在人世的任何证据。大约在甲申年初，亲友们才将曹雪芹进行重葬，由西山改葬到通州曹家祖坟，并且举行了重葬仪式。就在重葬之后，敦诚一改再改，一连写了三首《挽曹雪芹》，而在这一年八月，脂砚斋也写下了他著名的卒年脂批： 改正个别错字和批年后，这个脂批有如一篇精简悼词，意思连贯，一气呵成，完全看不出标点有何不妥。前一个“成”字，无论怎样标点，都有只能作“写出”，后一个“成”字才作“写完”，并没有什么“语无伦次”。提出要把它重新标点，取消其卒年证据资格，那是暴殄天物。从脂砚斋认为“朝代年纪”“大有考证”看来，他对曹雪芹把生年写在书上，应当是心领神会的，所以才在此把卒年补上，为曹雪芹一生画上一个句号。 （3）卒年“癸未除夕”和享年“四十”说 此说亦认为曹雪芹的生父是曹頫，从享年和卒年立论出发，就推出生年为雍正二年（甲辰，1724），可称为生年“甲辰”说。由于此说认为，曹雪芹与甄贾宝玉生年相同，所以也就推出绝对时序从雍正二年到乾隆三年。 先看一下这个绝对时序，是否与曹雪芹的原意相符。从第七十四回到第七十八回，时序应在乾隆三年八月，写金陵甄家抄家后回京。但金陵曹家被抄家后回京，根本不可能在乾隆三年，所以“甄家抄家”与“曹家抄家”，是毫不相干的。第十六回，时序应在雍正十二年，凤姐说若“早生二三十年”，就可以看到“当年太祖仿舜巡”。早生二十年，是康熙五十三年，但这时康熙南巡早就结束，所以“甄家接驾”与“曹家接驾”，也是毫不相干的。可见这样的绝对时序，完全与事实不符。卒年和享年都有错了，生年和时序也只能跟着错。 敦诚的享年“四十”与张宜泉的享年“年未五旬”，都是十分明确的。胡适等人企图在二者之间寻求折中，必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用约数来为死者定寿数，有违常理。不过查阅敦氏兄弟有关的诗句可以发现，他们在曹雪芹年龄的问题上，并无一个统一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混乱。这些诗句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是“四十年华付杳冥”，说明抄家时，曹雪芹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其二是“秦淮旧梦人犹在”、“扬州旧梦久已觉”和“秦淮风月忆繁华”等等，说明抄家时，曹雪芹已经步入少年时代，否则这些“秦淮旧梦”云云，就毫无意义；其三是附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可见曹雪芹的生年，至少应在康熙五十一年之前，说明抄家时，曹雪芹已经是个青年人了。 红学没有任何理由，从这些充满自相矛盾的说法中，就选出一个亨年“四十”来作为立论根据，因为这是违反科学原则的。如果以正常逻辑去推论，并不排除在右翼宗学结识时，曹雪芹已将自己的年龄，向敦氏兄弟小报了九岁，于是才出现“四十年华付杳冥”这样的误会。之所以会这样，一个可能是他们属于忘年之交，另一个可能是敦氏兄弟为皇室宗亲。至于“秦淮旧梦”之类的诗句，因为是平时闲谈中自然流露的反映，所以反而更具真实性。如果按照生年“甲午”说，曹雪芹在雍正六年返京时已十五岁，那么这一类诗句就变得合情合理，它们与享年“四十九”的矛盾自然也可以消除。 上文已说过，只要从卒年“壬午除夕”和亨年“年未五旬”出发，就可以推出生年“康熙五十三年”。如果说，由两个“卒年”和两个“亨年”，可以推出四个“生年”，则“康熙五十三年”这一生年，其可能性就占了四分之一。那为什么这一生年却一直处于红学的视野之外呢？其深层次的原因，显然是与对曹頫生年所作的估计，有着密关切关系。因为曹雪芹的父亲，既然不是曹顒，就应该是曹頫。如果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三年，那曹頫在康熙五十四年上任前一年就当父亲，他是否有资格就成为疑问。有人确实是按“黄口无知”的字面意义，把他说成是个“孩子”的。 首先要指出，曹頫的父亲曹荃（曹宣），在当曹顺父亲之时，只有十七岁。所以只要曹頫任职时有十八岁，亦即生于康熙三十七年，他就有资格当曹雪芹的父亲。 其次要指出，曹頫任职时至少有十八岁，因为无论康熙怎么对曹家格外施恩，也不至于把一个“孩子”，捧上江宁织造宝座。有两份谢恩奏摺，有助于我们对此作出正确判断。 曹顒《康熙五十二年江宁织造曹顒奏谢继承父职摺》：“窃奴才包衣下贱，年幼无知，荷蒙万岁旷典殊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继承父职。”
（三）曹雪芹的生日
现在来进一步确定曹雪芹的生日。第一回写灵通宝玉投胎，只是说在“炎夏永昼”。雍正五年用了两回篇幅（六十二和六十三回），写宝玉十四岁生日，但具体日期，依然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不过，曹雪芹却留下了一条线索：就是要我们用倒推法去确定这一生日。也就是说，我们要从第六十六回“谁知八月内湘莲方进了京”这句话开始，倒推到第六十二回夏天某月某日宝玉生日为止，要求中间发生的事情，在时序上不应存在矛盾。需要指出的是，必须把第六十四回林黛玉“七月瓜果之节”这一情节排除在外，因为它明显与上下文存在矛盾。在下边的叙述中，我们用括号把结果填上去。 第六十二回宝玉十四岁生日（四月中旬某日）。第六十三回生日第二天，贾敬“殡天了”。贾珍等回京，“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四月底上下）。第六十四回贾珍等回来后，“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五月初四）。治丧期间，贾琏与贾珍父子合谋他和尤二姐的婚事。“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遂择了初三（六月初三）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过门。”第六十五回贾琏完婚后，“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八月初三）。第六十六回贾琏听说要叫他去平安州，“不过三五日就起身（八月初六或初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八月下旬）。”贾琏中途遇到柳湘莲，并约好返京日期。到去完平安州再回京后，“谁知八月内（八月底）湘莲方进了京”。 根据上述时序分析，甄贾宝玉和曹雪芹的生日，可以合理地认为，大约在四月十三、十四和十五之间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四月十四，考虑到四月共有29日、五月共有30日，那就可以推出：贾敬的“死亡日”是四月十五，贾珍等人的“回家日”是五月初一，贾敬的“治丧日”是五月初四，贾琏的“成亲日”是六月初三，“治丧日”和“成亲日”相隔29日。对于这29日，曹雪芹似乎又有另一种说法，第六十八回王熙凤说：“…亲大爷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这个礼我竟不知道。” 有人由此得到一个简单的生日推断法：（1）贾琏的“成亲日”是六月初三；（2）“才五七”的开始日是贾敬的“死亡日”；（3）“才五七”就是“才到五七”，亦即“死亡日”后29日。于是从贾琏的“成亲日”往前推29日，便得到贾敬的“死亡日”是五月初四，曹雪芹的生日是五月初三。但这种脱离时序分析的推断，终究是站不住脚的，只要把结论放回到时序中一检验，矛盾就暴露出来。因为从贾敬的“死亡日”到贾珍等人的“回家日”，相距要半个月。如果“死亡日”是五月初四，那“回家日”就是五月十九，再往后推29日，“成亲日”就变成七月初八。如此重复推断，还要陷于无休止的循环。 曹雪芹大概是怕后人会被“七月瓜果之节”之类搞糊涂，所以又专门补充一个“才五七”说，以便让人在作出时序推断之后，可以进行验证。其实，只要把“才五七”的开始日定为贾敬的“治丧日”，这个验证便大功告成，时序与“才五七”说就统一了起来。要知道，作者写的不是一个普通治丧，而是一个特殊治丧，所以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普通的治丧，死亡日和治丧日相同，“才五七”的开始日也相同；但贾敬的治丧，死亡日和治丧日并不相同，两者至少要差半个月。 实际上，所有四月二十六日及其以后的“生日”说，都不可能是正确的。第二十七回写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其中宝玉与探春闲话时笑道：“你提起鞋来，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见了老爷，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作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三个字，我就回说是前儿我生日，是舅母给的。”现在看来，这个“前儿”，大约是之前十二日左右。但真有人不管这段话，认定这一回所写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就是贾宝玉和曹雪芹的十三岁生日。 最后确定曹雪芹的生日是：康熙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1714年5月27日）左右。加上“左右”两个字，表示前后可能有一日的不确定性，这虽然有点遗憾，但也只好实话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