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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者，宝玉也。虽“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毕竟不过一“落草”之物，东方之玩偶尔。 《红楼梦》第三回王夫人对林黛玉言道：“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你三个姊妹倒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或是偶一顽笑，都有尽让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 今日因庙里还愿去了，尚未回来，晚间你看见便知了。你只以后不要睬他，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说贾宝玉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那是王夫人的矫情之词，贬损的背后扬溢着无限的宠爱。后人《西江月》二词道他，“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也似乎都没有说到要害之处。只因闲来重读挪威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倒觉得宝玉真乃“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家之玩偶，方拟出这样一个题目来。经将宝玉与娜拉仔细比对，竟发现他们二人在各自的家庭中虽然百般地宠爱，其不能自主以致于进而发展成“反叛”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固立此一说，虽难取信于人，但尽可能自圆其说罢。 易卜生虽晚出曹雪芹一个世纪，但其在欧洲话剧舞台上的影响力却是与“红学”不相上下的。尤其是1879年创作的《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对家庭的反叛与《红楼梦》贾宝玉对封建主义的反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所不同的是，出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易翁直截了当地把娜拉比作了傀儡，而曹公之意则是要读者自己去领会。“《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演讲）。她的丈夫总是称她为“我的小鸟”、“我的小松鼠”。事无巨细，一切只听命于丈夫，她甚至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信箱钥匙。为了拯救丈夫的生命，她伪造了父亲的签名，而她的丈夫却因此要与她离婚。因为丈夫看重的不是她对他的爱，而是他自己的名誉。后来债主自动撤回了对娜拉的诬告，这似乎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剧情并没有朝着人们愿望的方向发展，他们再也无法象从前那样过着安逸的生活。从这个事件中，娜拉彻底看穿了丈夫的虚情假意和狰狞可恶的面目，也明白了没有经济做基础，什么爱情、婚姻都是飘渺的、不稳固的。因此，她决定离开她的丈夫和儿女，离开这个玩偶之家。 娜拉成为丈夫的“傀儡”，固然有着经济上不自由的原故，“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这就要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鲁迅）。贾宝玉是个男人，但他同娜拉一样也是个傀儡，不仅是男人的傀儡，同时也是女人的傀儡。在学业上，他是道貌岸然的政老爷的傀儡；在婚姻上，他又是老太太和王夫人以及凤姐等“女人的傀儡”。娜拉的要求个性解放表现在家庭上，贾宝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则集中体现在爱情方面。爱谁不爱谁他作得了主，但娶谁不娶谁他是作不得主的。封建的婚姻要听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宝玉的婚姻还要服从于家庭的整体考虑。可是贾宝玉一心追求真爱，从不考量家族的现实利益。他爱林黛玉，因为林黛玉冰晶玉洁的思想品貌十分符合他爱情理想的最高境界；林黛玉的音容笑貌蕴孕了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女孩们与生俱来的那种能使他感动、使他亲密的主客观特质。他和林黛玉的相爱，是以含有丰富社会内涵和蔑视权贵的反叛精神为基础的。同时，这种自由爱情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又成为他逐步克服自身的劣性与弱点，日益发展他进步思想性格的主要支撑力量。这个以叛逆思想为内核的爱情，势必要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严酷挤压。按曹雪芹《红楼梦》既定的剧情安排，林黛玉将泪尽而逝，(第五回，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 也偿还得过他了。”)贾宝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娶薛宝钗为妻（金玉良缘说——宝玉含玉，宝钗佩金，宝宝最终结为夫妻）。薛宝钗的虚伪和婚后生活的乏味令宝玉绝望于彻底，最终走出这个成为他爱情桎梏的“顽偶之家”,回到渺茫的虚无之中（“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而娜拉也正是看穿了丈夫的虚伪才离家出走的。而娜拉的出走，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贾宝玉的出走，或许比娜拉还多一条路，那就是出家当和尚。 贾宝玉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厚望的继承人。所以他的言谈举止都必须符合封建大家庭掌门人的规矩。薛宝钗的一言一行又正好与这种“规矩”不谋而合。宝钗“谦谦君子”的个性造作自然使其成为贾府为宝玉婚配的首选。但宝主所倚重的正好与之相反，他十分反感为官作宰的仁途经济学问，也十分反感宝钗为他设定“仁途经济学问”之路。小说充分展现了他优越的物质生活环境和复杂的家庭矛盾及社会关系，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权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感到自己身为须眉而终生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生活在一起才感到清爽，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研读四书、五经之类的仁途学问，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那些老少爷们儿又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私塾的那一套教育模式，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近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母亲也不过是生他而矣，是奶娘和丫环从小把他带养成人。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环、姐妹，才是他生活的希翼所在。丫环们的真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低下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也警醒着他。在贾宝玉的情感世界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个层面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聪明和愚蠢，纯真和腐朽，洁净和污浊，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爱憎分明的感情倾向。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鲁迅）。令宝玉梦醒的是包括晴雯在内一个个离他而去的丫环，令娜拉梦醒的是她为洗刷清白的女友。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目的是为了给丈夫海尔茂治病。丈夫了解事情真象后,不仅不为之感动，反而怒斥妻子下贱无耻。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假惺惺的笑脸。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于是愤然出走。 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玩偶之家》虽然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但并没有找到，实际上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固然是“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局限性使然，也同样是易卜生世界观的局限性使然。“写作，既是坐下来判断自己”，易卜生在自己的作品扉页上写下了这句话。这位北欧文化巨人，以深刻的哲学思想、丰富的人生内涵，反映了挪威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话剧中的娜拉，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影响的产物，或者说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妇女从经济方面要求解放、在受教育和立法上争取权利、博得与男性平等的美好愿望。易卜生曾说过，“艺术家用生命铸造生命,用灵魂锻造灵魂,当他完成一件作品后,便把一部分生命留在原作里,成为可以感知的活体”。既是“可以感知的活体”，就必然有他的局限性，娜拉能够勇敢地走出这个“玩偶之家”，在其所追求的个性解放上已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跃。 贾宝玉的性格发展同样也经历了痛苦而艰难的转变。他的叛逆性格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了的，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最初，他不过是被女娲氏弃在青埂峰下的一块“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的“顽石”，能大能小、可佩可拿。和尚茫茫大士、道士渺渺真人见其可爱，遂送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旅、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去安生乐业”。他“投胎”在罪恶腐朽的深宅大院里，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贵族纨绔的恶劣习气，但同时也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宝玉和凤姐遭马道婆魇魔法，几近一命呜呼。百般医治祈祷，问卜求神，总无效验。正闹的天翻地覆，没个开交，只闻得隐隐的木鱼声响，念了一句：“南无解冤孽菩萨。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颠倾，或逢凶险，或中邪祟者，我们善能医治。”贾政听了这话言道：“倒有两个人中邪，不知你们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现有希世奇珍，如何还问我们有符水？”贾政听这话有意思，心中便动了，因说道：“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上面说能除邪祟，谁知竟不灵验。”那僧道：“长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故不灵验了。你今且取他出来，待我们持颂持颂，只怕就好了。” 贾政听说，便向宝玉项上取下那玉来递与他二人。那和尚接了过来，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满日，若似弹指！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念毕，又摩弄一回，说了些疯话，递与贾政道：“此物已灵，不可亵渎，悬于卧室上槛，将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内，除亲身妻母外，不可使阴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后，包管身安病退，复旧如初”。至晚间他二人竟渐渐醒来，说腹中饥饿。贾母，王夫人如得了珍宝一般，旋熬了米汤与他二人吃了，精神渐长，邪祟稍退，一家子才把心放下来。经过这次魔乱，宝玉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慢慢减少了，他的叛逆思想性格也渐渐地趋于成熟。从此他对两性关系逐渐表现出严肃态度，对自己所处的家族尔虞我诈、争利争宠更觉得污秽不堪，从内心深处生出几多反感和厌恶。 宝玉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个人的意志自由行事。在他看来，人的区别主要在于真假、善恶和美丑，而不在于贵贱与贫寒。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他说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憎恶贾氏家族的奢侈和淫秽，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意趣相投的人物，尽管他们出身寒门，地位低微。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的生活道路。这在实质上就是公然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否定。对于封建礼教，除晨昏定省之外，他尽力逃避参加士大夫的交际和应酬；对封建士子的功名利禄、封妻荫子,十分厌恶,全然否定。他只企求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斗草簪花、低吟浅唱、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贾宝玉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因受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现实生活的根本出路，他想要挣脱贵族社会的羁绊，却又离不开贵族家庭的呵护。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日常生活所依赖的；他所极力反对的，也正是他身体力行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最后只能回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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