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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拥挤的研红热潮。其中的红学史批评的活跃，也正是学术思想解放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包括红楼梦研究专门刊物和综合刊物上，登载了数量很大的各种红学史著述，培养出了一批红学史才，建设了一支特别研红队伍，这是红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与成绩。 毋庸讳言，目前的红学史批评的状况，和我们读者友朋对于红学及其红学史的助读需求之间，仍是有着未能尽如人意的距离与地方。假如从我们所花的人力、物力以至财力的角度来看，这个成绩，毫无疑问地，还不太令人赞不绝口。古人讲：“天下为公”。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红学，学术，呼唤、追求与致力于科学发展，拒绝、与回避所谓的红外线研究。数量而言，多则多矣；质量如何，大家心中有数。笔者在时常温习茅盾同志的著述《关于曹雪芹》（发表于1963年第12期《文艺报》）后，更加赞赏红学家俞平伯先生炉火纯青的学术反思：“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梦》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本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真正高水平的红学史书是少数，真正不象样、乱说的是少数。”现在的读者朋友，就不怎么地爱看理论批评文字，爱看红学史著述。这种状况，正说明红学史批评有待改观，需要加以提高，需要加强和发展科学的正确的正常的有说服力的红学史批评。人们也就不禁要问，为什么真正高水平的红学史著述不多呢？事出有因。恐怕，特别研红队伍的素质所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这里，就红学史坛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红学史研修与著述工作者所要求具备的素质，乃至某些红学史工作者的水平与责任心，浅谈刍荛之见——极深研几源修绠。 红学史坛，对于已然习惯以偏概全而不敏的我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对于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丰富度不够。具体的表现，有以下的几方面 ： 首先在总结红学遗产、研修著述红学起源和历史发展时，为数不多的同人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反映论作为工作的指导，进行研究和探讨。他们探讨起源，断章取义地迷信着、抱紧着历史上的一些学者们曾经的学说不放手，至于红学真正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历史土壤可以说置若罔闻。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这样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也阐述道：“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些论述昭示一个至为重要的道理，我们无论研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文化，决不能把它孤立出来而就事论事，必须同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这样的话，一方面注意到了它同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则不曾忽视学术文化本身的渊源和发展过程。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遵循这一精神，学界前辈们苦身戮力于各自领域，也就取得了丰硕成果，使得史学、文学、哲学等等都变成了有规律可言的学科。“以百家争鸣精神，争个水落石出，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这，是茅盾1963年的《纪念曹雪芹》里的文字。在红学史的研究领域里，一旦大力弘扬当年茅盾研究红学史这种研究精神，就蛮有希望达到更加理想的境界、科学发展的境界。 第二方面，有些个红学史新著述没有能够货真价实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我们学习这些红学史新著述，一无例外地标明“著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有些还甚而至于加上信手拈来的“实事求是”等等以此来表示贯彻执行之坚强决心。然而细看内容之后，方才知道著述事实并不是真的这样。许多红学史新著述，对于清朝晚期赵之谦、李慈铭，中华民国初期的红学，比如索隐派红学等等记载得非常简单粗糙。更有甚者，把索隐派红学说得一无是处。真个被俞平伯先生“说中预言了”——《红楼梦》是中国文坛的“梦魇”，却原来“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这样做，哪里体现得了“著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与 “实事求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恐怕有的作者连“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种哲学常识都可能有点儿懵懂吧，说得难听点。更何况，实事求是与述而不作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如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红学史著述，才是的的确确地合乎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为了把事情弄清楚，请读者朋友容宥笔者再赘录茅盾的一些文字。“我觉得，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学得好，就好像是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旅馆商标的大脑皮质上又加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标语。表面上看，有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经不起考验；一朝考验，标语后面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商标就会冒出来。如果是从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的缝隙里钻了出来，那就叫作露了马脚，那倒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最危险的，是顶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而冒出来，那就叫作挂羊头卖狗肉，自命马克思主义者，足以欺世盗名”。这个《良好的开端》，是在1954年下半年的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作协主席作的发言；而在新时期的1980年为祝贺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召开而作的七律颈联则曰：“百家红学见仁智，一代奇书讼伪真。”此中有真意，和而不同，科学发展。纵然时过境迁，还是有请咱读者朋友不惮其烦地回头再看看当年的《纪念曹雪芹》吧。“平心论之，索隐派着眼于探索《红楼梦》之政治、社会的意义，还是看对了的。”既非写而不详，亦非略而不写，恰恰相反，把索隐派红学写进去，还坚持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看待索隐派红学的，这就是廓然大公。 另外，红学史著述者，因为对于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史学理论基础度扎实不够，这样一来，也就不能把许多丰富的研红心得体会进一步升华而撰写成原本可以使得层次更为提高的著述。而要改变现状，自作主张，自然地，需要重视理论，尤其重视研究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著述研究，顾名思义，即应当努力不为研究对象的言行所感化或同化，而在自己所坚持认定的价值标准面前实现人人平等：一是从事实出发，任何先入为主的是非、好恶、优劣、主次观念都无条件地让位于事实；二是从历史条件出发，既不作超时空的道德苛求、能力苛求或漫天飞舞的无类比附，又不以简单的历史结局去推导复杂的历史过程，充当“胜利者的宣传”；三是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既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又不以任何个人与团体的好恶和利益为依归；四是从历史发展潮流出发，不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左右。尊重学术，尊重历史，尊重个性，顺其自然，顺理成章，让红学史著述成为应当著述成的那个红学史，也即生态红学史。红学史，与史学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