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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因原文太长，应作者要求，将原文链接地址张贴） http://qinggai.blog.hexun.com/19255850_d.html 一、版本学要点概述 在胡适先生的那个时代，对于抄本的认识，大体是这样：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到乾隆五十六年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甲本”）之间，是一个单线进化过程，抄本的演化过程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胡适先生描述为： 这一张《红楼梦》古本表可以使我们明白：从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曹雪芹还活着的时期，到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就是曹雪芹死后的第三十年，在这三十八、九年之中，《红楼梦》的本子经历了好几次重大的变化。 第一、乾隆甲戌（一七五四）本：止写定了十六回，虽然此本里已说，“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已有“十年辛苦不寻常”的诗句。 第二、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庚辰（二十五年，一七六零）之间，前八十回大致写成了。故有“庚辰秋月定本”的检定。现存的“庚辰本”最可以代表雪芹死之前的前八十回稿本没有经过别人整理添补的状态……（中略） 第三、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中略） 第四、从庚辰秋月到壬午除夕，止有两年半的光阴，在这一段时间里，雪芹（可能是因为儿子的病，可能是因为他的心思正用在试写八十回以后的书）好象没有在那大致写成的前八十回的稿本上用多大功夫，所以他死时前八十回的稿本还是象现存的庚辰本的残缺状态。……（中略） 第五、在雪芹死后第五年的二十几年之中，——大约从乾隆三十年丁亥（一七六七）以后，到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有两种大同而小异的《红楼梦》八十回稿本在北京少数人手里流传抄写：一种稿本流传在曹雪芹的亲属和朋友之间，大致保存曹雪芹死时的残缺情形，没有人敢作修补的工作，此种稿本最近于现有的庚辰本。另一种稿本流传到书坊庙市去了——“好事者每传钞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可]得数十金”，——就有人感觉到修残补缺的需要了……（中略） 第六、……（中略）高鹗续作后四十回合并前八十回，先抄成百二十回的“全部《红楼梦》”，可能在乾隆庚戍秋天已有一百二十回的钞本出卖了。到次年辛亥（一七九一）才有程伟元用木活字排印，是为程甲本。（下略）（引自胡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 胡适先生是《红楼梦》版本研究的第一人，他的成就和功绩，是非常巨大无可比拟的。因此，他的理论体系，一直影响了许多学者的思维,他的版本学认识体系，现在仍然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但同时，现在看来，他的版本学研究，尚处于发轫、原始阶段，他的研究方法明显存在一个问题：仅仅注重抄本之间的形式差异，不特注重抄本之间文字差异以及相互关系。 以后的许多学者，比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戴不凡、冯其庸等前辈的著作，对各个抄本进行了更细致入微的研究，他们开始注意版本文字的差异、脂批的演化、版本之间的逻辑关系、版本的文物特征等等。版本学在这个阶段有了明显的发展：胡适先生的许多观点被逐渐完善、修正甚至被推翻。当然，这一个时代的版本学者还不能将版本文字的差异运用逻辑关系来分析归纳。这个时期的版本学者，已经能够在浅表的层次上对《红楼梦》有初步的认识，摆脱了发轫、原始阶段，有了很璀璨的成就。 现代的版本学者，比如杨传镛、郑庆山、林冠夫、朱淡文、邓遂夫、刘世德等人的版本学著作，特别注重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相互逻辑关系，反映出来的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等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现代学者们开始不同程度地注意抄写过程文字差异对于版本源流的标示，以及在抄写过程中的拼配现象和混流现象。尽管版本大家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抄写链”的决定性作用，却已经运用文字演变的逻辑学分析，有人已经在感性上意识到“抄写链”的存在。现代版本学几近科学。 比如，郑先生苍山，提出了“立松轩本”假说；杨先生传镛提出的“己卯-庚辰本假说”；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了“己、庚、蒙、戚体系”与“辰、梦、舒、列、杨”两大体系的早期分流现象，并详细论述了这一现象。 比如，杨传镛提出“早期分流-合流”理论，其著作中对于不同抄本文字比较归纳之后，写到： 弄清楚了己卯、庚辰两本第一至五回的改文的不同性质之后，我们便可以作如下的推想：怡亲王所抄藏的，是一个有甲戌退变而成的“己卯-庚辰”本，可以暂称为“怡府本”往后，“怡府本”是分作两次，以两种心态传抄出去的。先传抄出去的第一种形态，只删去了前九回的脂批；它的小说文本，还基本保持着“怡府本”的面貌，只是在以后的蕃衍过程中，增添了一些讹误夺衍和率改，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庚辰本”说庚辰本也出自怡王府，这是有证据的……（中略） 在“怡府本”的第一种形态被传抄出去以后，怡亲王府对自己所抄藏的本子，又作了一些歌功颂（德）和逃避时忌的点窜（如上例所举），但只改了五回就停止了。这之后，这个本子也被传抄出去了；这就是“怡府本”的第二种形态，亦即我们今天所指称的“己卯本”。这样一来，一同出自怡亲王府的己卯、庚辰两个本子就分流了。 然则，己卯、庚辰两本又是怎样从分流再重行会合的呢？ ……（中略）…… ……某个拥有分流了的己卯本和庚辰本的书商，为了牟取暴利，将行款格式相同的两个本子，同时都改了几个名字和一些语词。用以标榜他的《石头记》与众不同，以售其奸，这便是己卯、庚辰两本得以重新会合的契机。同时，由于书商的刁钻，他当然是知道在书中留下怡亲王府的“胎记”（即讳字）的“价值”的，所以，对这个“胎记”，在初期一定没有什么改动。倒是后来遇到了外行，有不少讳笔字就被发现并复原了。今天我们之所以看到有的讳字避、有的又不避，有的本子避讳字多些、有的又少些，那奥秘就在这里。 ——（《〈红楼梦〉版本辩源》38页到39页节选） 对于各个版本之间的渊源联系，杨先生写到： 根据对现存多种早期抄本的汇校结果，我曾提出过关于《红楼梦》版本渊源流变的总体看法，这就是：在乾隆甲戌年（1754）稍前，曹雪芹写完了《红楼梦》之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未能最终整理好全书。乾隆己卯年（1759）冬至庚辰年（1760）年秋，脂砚斋们在第四次“阅评”时，编定了“己卯-庚辰”本，以应付不断外来的借阅、传抄要求。因此，现今称为“甲戌本”的那个本子保藏起来了；流播在外的就只有“己卯-庚辰”本。“己卯-庚辰”本在播散的过程中，很快就分蘖成了两个支系：己庚蒙戚体系与梦舒库杨。比起己庚蒙戚一系来，梦舒库杨一系播散得更广泛些，被转展抄录的次数就更多些，于是源于这一支系的流亚、变种就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红楼梦〉版本辩源》66页节选） 此外，杨先生的遗著第123页有一个“本子流变的基本格式”图，形象地阐述了他对版本源流的基本思想。 现代版本学者如郑庆山、林冠夫等人，虽然与杨先生的版本学主张在观点、方法以及结论上不尽相同，但基本体系、路数和思维方式，有某种程度的接近，其特点是：注重抄本之间的文字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表达的各个抄本之间的潜在逻辑关系。此一点，是版本学理论的重大进步。 但是，这些学人并没有摆脱胡适、吴世昌、冯其庸等前辈一脉相传的思维模式和理论体系，这就使得这种理论体系有以下缺陷： 第一、大家都忽视了小说抄本形式流传的特点：在该过程中出现的版本文字差异，其中抄写因素所占权重，远远大于其他因素。各个抄本的演变过程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各个不同抄本的文字差异，极大程度上绝不是类似“印刷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那样：不是由某种突变形式的诸如删削、校改等过程形成，而是普通人在传抄过程中的错误积累。因而，大多数学者对于小说在若干年代整个传抄过程的厚积程度估计不足。 第二、抄本形成的年代早晚，不是构成抄本与作者手稿亲近程度的主要因素：大多数学者把“抄本与手稿类似程度”直接与“抄本形成的时代”挂钩，是完全错误的。笔者以前的文章里曾经论述过“逻辑时间”与“自然时间”两个概念的不一致性。 第三、几乎所有的前辈学者们都是遵循不很严密的逻辑法则思考问题的，而且分析版本现象时候，不使用数学概率论的方法对于版本现象的可能性作出充分的估量。 第四、当前依然存在的各种抄本，仅仅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众多抄本中的个例，不是特例。因而，任何一个抄本都存在着因为抄写原因所遗留的不同程度、不同历史积累的“抄写痕迹”，这是抄本的共性。也就是说，每一种抄本的现实状态（文字和文物形式），既包涵这个抄本形成时刻的“当时影响因素”，也包涵该抄本的所有上游的抄写因素。因此，需要文字信息的统计来说明问题。 第五、现代学者不注意每个抄本的文字偏差累计数值的大小，与抄本品质的函数关系. 产生以上种种思维缺陷，根本的原因，就是所有现代学者，对于“抄写链”认识不足。使得现代学者推导出来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 例如，郑先生、杨先生关于早期三个脂本关系的论述，是正确的，但具体形成年代、过程的描述，却并不正确，是很容易被质疑的： 1、既然作者在甲戌年（一七五四）稍前，曹雪芹就已经写完了《红楼梦》的手稿，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是直接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抄本，反而在5年的漫长岁月里，连续整里出另外两个半成品？学界的所有滔滔宏论都不能解释一个现象：甲戌、己卯年已经有抄本流传，那时侯作者尚健在，何以现代没有一个完璧？ 2、作者不断地将自己的没有署名的半成品向外部传抄扩散，他的动机是什么？《红楼梦》的创作，呕心呖血十年，作者用心之深，临摹之精微，显然命意在于传世留名，而不是叫小说以传抄形式流行，使自己成为一个无名氏。从《红楼梦》中对于朝政、风月等敏感话题的隐藏避讳程度，也可以知道作者绝对不会甘心使小说以抄本状态流传的。 3、按照学者们的“共识”结论，作者在他的晚年似乎有一个专门为他整理作品的小班子，以及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观众群体，这个群体中包含高度欣赏其作品的某些王公贵族，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这位伟大的天才贫困交加而死去呢？怎么解释作者晚年的悲惨境遇呢？ 4、怎样解释在甲戌、庚辰和靖本三个本子中，同时出现丁亥（一七六七）以后的大量的脂批呢？自然，许多学者都可以不负责任地说，那是因为当时的抄本仅仅在小范围传抄阅读，有许多抄本持有者在抄本开始传抄（一七五四甲戌？）十几年之内，陆续归纳了所有的其他抄本的批语。姑且不说这种归纳的必要性：收藏小说的读者们不去寻求小说的后几十回完璧，以满足他们渴望知道小说故事结局的好奇心，（就象我们现代读者一样）他们置短尾而不顾，反而孜孜不倦地到处搜寻各种时代的批语，不是很奇怪吗？——按照逻辑学来说最初的抄本如果是很少的数量，在日后出现的大量的抄本流传中不被湮没，而同时保留下来三种带丁亥批语的抄本，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这一点，我已经充分地论述过。 5、有一个浅显的道理从来没有人考虑过：既然大家因为现存“甲戌本”明显优于己、庚本，从而认定必定有一个“甲戌原本”，明显优于“己、庚原本”，那么，脂砚斋们有什么理由舍弃这么优秀的底本而故意制造出许多“次品”来给读者传阅呢？难道他们有“抄写癖好”闲来无事胡乱整理？我丝毫看不出那在“凡例”中小心翼翼说明不干涉朝政的凡例反而会给作者惹下祸端，非删除而后快。 作为一个普通的红学爱好者，我接触红学版本学日浅，之前在一个网络文章《红学版本逻辑导引》中，我试图使用统计数学的方法，对九种抄本的第十三回文字的偏差进行统计列表，并用集合逻辑的方法对于九种抄本的渊源关系。结果，与杨先生的遗著第123页那个“本子流变的基本格式”图，惊人地相似。杨先生在这之前已经逝世，笔者写文章之前并没有阅读到杨先生的这篇《〈红楼梦〉版本辩源》著作里的文章。这种殊途同归，说明杨先生通过文字逻辑认识到的版本之间的渊源关系，是非常精当的。但他对于早期三脂本的形成的论述，比如“己卯-庚辰”本的所谓“分——合”说法，却是非常幼稚的思维。 杨先生的版本学著作，是当前最严密最有功底的学术文章。杨先生本人，也是我最敬佩的学者之一。我深深惋惜无缘受教其坐下。但我本人作为后学晚辈者，在认真阅读了他的著作之后，认为他的认识体系，却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胡适、宽堂等先辈的旧说。和其他师长一样，仍然是运用“版本”的理论，来解释完全不同的文字流传形式：抄本现象。这是把一种严密的文字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一种非逻辑、不实际的体系中，得出结论自然有偏颇的成分。 在我最初接触版本学伊始，我的研究动机十分地简单，我当时是十分接受大部分专家都认同的观点的，这种观点的要点是： 历史上曾经有过甲戌本、庚辰本、蒙王本、甲辰本等现存抄本的所谓“底本”，这些“底本”按照时间的数轴依次演变。而保留到目前的这些现存抄本，是这些不同时代的“底本”的“过录本”。 ——这种观点由来以久，且根深蒂固，也一向为我本人所认可。我见到网络上许多如欧阳建等人的所谓“程前脂后”观点的文章，深觉其荒谬，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通过建立模型和统计数字，再经过严密的形式逻辑分析，来彻底推翻这些奇谈怪论，实证红学家的主流观点。 我的方法是成功的，我实证了“程前脂后”说的荒诞不经。然而，但最重要的不是对于“程前脂后”观点的批驳：我没有按照自己的期望来验证传统抄本学的正确性，相反发现了传统观念仍然存在的谬误。通过文字校核对比，我发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几乎所有的现存抄本之间的所有文字差异，都是由于抄写过程因素造成的。”——这个事实迫使我对于传统的版本学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和检讨。 通过大量的文字分析，在我的文章《红楼梦版本逻辑导引》、《新发现的卞藏本红楼梦辨识》、《情丐版本学阐述》、《早期三脂本辨源》等网络文章中陆续表达了我的一些学习心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于版本渊源的认识，逐渐地明晰起来。 我现在这样认为： 在乾隆甲戌（1754）之前某年，作者曹雪芹早已经完成了《红楼梦》小说的全部稿本创作，并把它交到脂砚斋手里，得到脂砚斋的赏鉴与批评。脂砚斋等人把自己的批评意见以眉批、行间缝夹批和回前、回后总评的方式，直接提在作者的手稿上面，以给作者修改、增删提供参考意见。作者根据批评家的意见对于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修改。修改完毕后的稿子再次交到批评家手里。批评家再次将批语以眉批、行间夹批和回前、回后总评的方式，直接提在作者的手稿上面。 这样的工作反复多次，直到乾隆甲戌（1754）年，作者修改出了一部基本完善的《红楼梦》稿本。因为这个本子写满了批语和作者的改笔，从甲戌（1754）年，批评家脂砚斋开始试图重新抄出一部规整的定稿，同时在这个定稿上，不仅用双行夹批的形式，保存了大部分旧的批语，同时重新增加了一些对于小说解读、赞誉性的批语。这就是“重评石头记”和“抄阅再评”的由来。然而这项工作并不很容易，从甲戌年开始，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丙子）五月七日，仅仅“对清”到第七十五回。因为其中有些局部的缺失，需要当时不在身边的曹雪芹修补，这项工作时断时续。一直到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小说由手稿抄写、整理成为定稿完毕，但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作者曹雪芹本人修补。 于是，仅仅对小说前四十回进行了装订。这四十回的小说定稿的装订格式，就是如现在的庚辰本、己卯本的样子：十册为一卷，每卷卷首有目录，目录写有“己卯冬月定本”字样。小说的名字就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为后边部分有需要作者手订的文字，直到庚辰（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零）年秋月，第五册到第八册才由作者修订完毕，并装订出来，因为这时候已经到了庚辰秋，每册目录不好再写“己卯冬月定本”字样，就写为“庚辰秋月定本” 字样。 这时候，还有最后的部分，八十一回以后的内容，没有整理出来，或者虽然已经整理出来，因为没有得到作者的最后修补，而没有装订成册。这种情形从庚辰（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零）年秋月一直延续到壬午（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除夕作者去世，一年多的时间。 作者与批评家整理作品的目的，是拿出一个完善的本子，在得到外部支援的前提下出版发行，而且这项抄誊工作只能由身体孱弱多病的脂砚斋主人本人进行：原因是没有人能够看懂他那密密麻麻地写满批语、改笔而如同天书一样的底稿。这项工作本来就进行的很缓慢：脂砚斋要独立进行这项工作，他还要得到作者曹雪芹本人的各种协作，他们一丝不苟地工作，仅仅是要拿出一个精品。关键是无论是作者还是批评、整理的脂砚斋，都不可能以此为职业，他们为了生存，必须要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所以，这项工作必然很缓慢。 这里有一个提请大家注意的事情，这时候《红楼梦》只是一个无名文人的残缺的、稗类手稿，包括作者在内，世人没有人把它当成伟大的事业来以专业工作看待，只是作者的几个朋友业余关注而已。 然而，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除夕，作者突然意外病故，打乱了这项工作进程。到作者去世之后，这时候世间已经存在了一部完整的小说定稿，仅仅是八十回之前已经装订成册的部分尚有一些瑕疵，而八十一回之后的散状定稿还有大量缺陷需要补救。脂砚斋在壬午年写下许多新的批语，在充分抒发了他对于作者去世之后的悲痛和感慨之后不久，也相继撒手尘寰。小说的定稿转移到了署名畸笏叟的老人家手里。这位年事很高的老人家既没有能力把这部伟大作品刻版传世，也不放心把它移交给其他的朋辈妥善处置，除了把它放在匣子里收藏，就是把自己的悲愤发泄成批语写在书眉上。期间，开始的时候，他也曾经尝试把这个定稿拿给一二有权势、名望的“借阅者”，希望这个“寒影茫茫的宝刀”找到一个完美的出路。然而，这些可耻的“借阅者”并没有对它产生足够的兴趣或者发现他的价值。 那时候，大约应该还没有一个类似“红学会”这样的帮闲组织，来挖空心思地关心一个落拓酸刻文人，并竭力吹捧他在贫病交加而死之后，遗留下来的破蔽书稿。他们的类似出版局之类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也有太多的官僚的名著们（诸如《和青年谈谈理想道德》、《某局长与他的二奶的故事》等等，——哈哈）需要出版发行，没有办法。 《红楼梦》稿本在“被借阅”的过程中，没有装订的散态的后边的稿子，被某人无意中当成草纸，揩了他的宝贵的屁股。——《红楼梦》后边某些部分，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当时，在壬午到丁亥之间，五年间世界上只有一个小说的定稿。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小说丢失一部分内容之后，便无法复原这样一个事实。 在多次碰壁之后，那个独一无二的《红楼梦》稿本只好老老实实地回到畸笏的箱子里，这种孤苦伶仃、破蔽残缺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乾隆三十年丁亥（一七六七）以后的某年，我测度，《红楼梦》以抄本形式流传开始，当是在乾隆四十多年以后。 直到畸笏去世之后，《红楼梦》被闺阁传抄出来，才被世人得之。现在所有的抄本，都是这之后的产物。而各个现存抄本的巨大差别，都是因为抄写过程造就的状态：不同文化素质的人群，出于阅读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机缘下，在不同的抄写链条上，曾经有过数以万计的抄本，而我们现在手中依然存在的抄本，不过是这数以万计的抄本中极其普通的随机抽样而已。 也就是说，所有抄本的底本只有一个，不是“甲戌原本”，不是“己卯-庚辰”本，而是一个保留了从甲戌（一七五四）到乾隆三十年丁亥（一七六七）凡十三年批评修改、抄誊、修改和晚上的全部过程痕迹的唯一祖本。世界上所有版本形式的《红楼梦》小说，都是它的子孙。 比如现存的所谓甲戌本，凭什么说它的“底本产生于乾隆十九年甲戌”的本子呢？它与早期的抄本，比如现存“庚辰本”，主要的文物、文字区别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它比其他的版本多了开头的“凡例”部分。 2、多了“石头变美玉”的四百二十九字。 3、没有写有“庚辰秋月定本”或“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卷首目录页。 4、它的脂批条目数量密度、内容和抄写格式与 “庚辰本”略有不同。 5、正文部分文字与“庚辰本”各自有互相异、同的文字差异，它的文字错讹明显少于“庚辰本”。 6、其抄写、装帧款式与“庚辰本”不同。 7、它只有十六回。 8、首尾都是一个笔迹抄写。 我把《红楼梦》各个抄本的抄写链看作是一个“衍化树”型的结构，其中缘故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边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我们可以对于上述区别诸条给予合理的解释： 首先，抄本在传阅的过程中，开头的几页最容易被破损而丢失。在抄写链开始的时候，最初出现抄本流传的时候，抄本的数量一定很少。因为数量少，难以找到其他抄本校核：抄本传阅的时候，上游抄本出现的任何形式的错误，都将为下游抄本延续。文字一旦丢失之后，自难增补，这是一种种经常发生的现象。当抄本流行一定时间的时候，抄本数量有一定数量流传，抄写者发觉底本开头有破损，就会借到其他的抄本补全，而所有抄本的开头几页甚至几回，注定要脱离该抄本的源流系统：每一个抄本的开头部分，极大可能不属于这个抄本主体部分所在的版本序列，而是抄写年代流行数量最大的那个版本所在的序列：道理很简单：每一个年代流行数量最多的抄本，必定是抄写链最长的抄本。比如卞藏本开头就失去了一部分目录。比如庚辰本、己卯本开头几回都属于其他版本序列，与正文主体版本序列明显不一致。这种现象有两点痕迹证明它的存在： 第一、各个抄本的回首标题差异很大而且不遵守主体文字所在的抄本序列。这是因为在所有传抄序数多的抄本的抄写链上，必然曾经发生过破损开头的例子。当开头丢失的时候，最先丢失的恰恰就是小说的目录。而这时候抄写者一般有三种选择： 1、有可能根据每回题目补抄。 2、如果正好其中个别卷册被别人借阅不在手里的时候，大约会根据内容自拟回目。 3、如果缺失的内容比较多，涉及正文，而不单单是目录，抄写者必然借其他流行抄本补抄。 ——这样三种选择，对于任何一个抄本，可能都会在它的抄写链上不同程度地交替出现。于是，各抄本的回目关系，要出现混杂，与正文的抄写序列不同。越是抄写链长度比较长的，越容易出现回目离奇怪异。比如舒序本就出现了卷首总回目与正文回目不一致的许多条例，此为显例。 第二、现存甲戌本开头的状态，其实是没有可比参照本的：己卯本已经丢失了第一回前半部，且第一卷诸回有多次拼凑的痕迹，版本序列与杨本等接近，明显与主体部分不一致。而庚辰本的开始许多回内容也是拼凑的，完全不能代表某梯次上游本的主体状态。现存甲戌本开头的状态不同，其实是与晚期抄本在比较。 说甲戌本的“完全，实际“参照物”不是“早期抄本”，而是抄写链条很长的“晚期抄本”。“开头的‘凡例’，部分有无”以及“‘石头变美玉’的四百二十九字”就属于此例。比较的、作为“参照物”的其他抄本很可能大家“血缘”比较接近，这些“近亲”的共同上游抄本，丢失了相应的内容，道理很简单：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凡例”本身就是可有可无的赘物，“‘石头变美玉’的四百二十九字”的一整叶丢失，丝毫不影响读者对于小说故事的阅读成色，于是，就类似生物界的“选择”一样，在一定的抄写链上，丢失了这两方面内容。现存“甲戌本”在早期滞留在某一个收藏者受里，没有参与传抄和流行，直到因此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抄写链依然比较短，就保存了开头这两种特征。现存“甲戌本”在早期以“私藏本”的面目出现，但后期也曾经过一定量的抄写链，是众多“孪生兄弟”中的一个。这一点，容后详悉。 其次，许多迹象表明，所有抄本的共同祖本的装帧体例应该是接近现存的己卯本、庚辰本接近：大体十回一册。不知道是否有人探讨过此事：不仅是己、庚本，就连杨、戚、辰等抄本都依然保持着这种体例。这种多回厚册的装帧方式，优点是不容易在传阅过程中整卷地丢失。这特别适合早期抄写状态：早期抄本数量很少，丢失以后难以找其他抄本补齐。但有一个缺点，就是每一册携带不方便，太厚。现存己、庚本的抄写链明显比甲戌本长，但他们都是“批量制造”的，成书时间未必比甲戌本晚。也因为它“批量生产”，犹如同一个车床加工的零部件，都是一种包装格式，它保存找最原始的版式，包括那个卷首分目录等，都是延续了祖本的原样。而现存甲戌本虽然抄写链短，它的诞生年代未必很早，也不是“批量加工”的，应该属于读者自己抄阅、单线递进的抄写模式。于是，它改成了四回一册的装帧方法。这种变化的结果，使得前四册写有“己卯冬月定本”、后四册写有“庚辰秋月定本”以及“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卷首目录页，变成了废纸而删弃。 而其他抄本也因为流传抄写缘故，现存的己卯本仅仅保存了第三册回首目录写有“己卯冬月定本”一页，脱失后册目录的“庚辰秋月本”字样。庚辰本恰恰相反，脱失或者删去第三册回首目录“己卯冬月定本”几个字。我臆测：己卯本、庚辰本、己卯本丢失的三回又两个半回，以及北师大本子，都是大约在乾隆四十年代末叶某作坊批量抄写的产物。而他们的祖本，可能是乾隆四十年代前期一个传抄的过录本。是否与怡王府有关系，不能肯定。 关于各个抄本批语与正文的文字两者在各个抄本的差别，我们下面会详细讨论。 二、抄本的历史上流传的数量评估 我的版本学说体系是建立在之前所有前辈学者的版本学成就基础之上的，但我对版本源流演化的认识观点，与学界的固有思维模式差异很大。许多阅读过我文章的朋友，这样诘问我：
“你的观点蛮新奇的，我无法判断你说的对还是错。但有一点我不能同意：在文盲占大多数的封建社会，有多少人会喜欢《红楼梦》这样的高雅文学，并不断去抄写它呢？你的学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大数量的抄本，现存各个抄本都是这些抄本之中的普通式样，被随机保存下来的。假如历史上并没有那么大量的抄本数量，每个现存的抄本就不会有你所说的那样长的‘抄写链’；于是，抄写错讹痕迹是抄本异流的唯一原因这个前提就失去了支撑点。这个问题你必须说清楚原委，否则，你的学说没有依据。你认为历史上出现过数以万计的抄本，我觉得连几十本恐怕都成问题。” 那么，历史上曾经有多少个抄本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呢？ 这个问题我在电话里直接问过我最尊敬的两个人：抚琴居K先生和学界德高望重的C前辈。两人的答案居然出奇地接近，他们都这样回答我： “那谁能说的清楚，那个年代又没有留下统计数字。数以万计恐怕不好说，但数以千计或许还是有的吧？——我不是专门研究版本学的，难说呀。”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抄本数量，确实不好说。我在版本大家著述中也只看到过已故的杨传镛前辈这样表述： 不难想象，当乾隆年间《红楼梦》以抄本流传起，一直往后，其数量一定是很可观的，应以千万计。时至今日，已发现的只有11种，真应了“存什一于千百”这句老话。由于传播链条失去了绝大部分的环节，要一一弄清楚各本畸变的原委，是很困难的，有一些问题的解决，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得其大概。 （——《红楼梦版本辨源》184页） 杨先生遗著中判断 “其数量一定是很可观的，应以千万计”，是依据他几十年来刻苦钻研《红楼梦》抄本文字深湛厚积的心得。但真正说服对此涉及不深的普通读者，恐怕大部分普通红学爱好者难以接受。我们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从历史文献的归纳和分析入手。 与这个观点不同的一些网友，比如抚琴居论坛的寻梦园老师，列举一则文献反驳我的观点： 陈镛《樗散轩丛谈》（嘉庆九年青霞斋刊本）中记载： 《牡丹亭》杜丽娘死于梦，《疗妒羹》小青死于妒，二者不外乎情，然皆切己之事也。昨晤江宁桂愚泉力劝勿看《红楼梦》。余询其故。因述常州臧镛堂言，邑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瞑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寝食并废，匝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又言，某姓一女子亦看《红楼梦》呕血而死。余曰：此可云隔靴瘙痒，替人耽忧者也。然《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囊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借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耳。 （引自《红楼梦书录(一粟编)》） 陈镛说的意思是“巨家闻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囊时见者绝少。” 如果不加分析就相信他的这则笔记，似乎给我们大家造成一个印象:在抄本付刻之前，《红楼梦》的抄本流传数量绝少，是偶然的机会才由“苏大司寇”家中抄写出来。 但是，显然，他的描述直接与程甲本和程乙本的序文描述的事实相悖，也与众多同时代人的记载相抵触。《樗散轩丛谈》的流传数量自当很少，这个陈镛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生平没有其他重要著作，从《樗散轩丛谈》孤本所能了解的仅仅为： 陈镛，清江苏吴江人，字兰冈，生卒不详，著《樗散轩丛谈》十卷，他记有乾隆四十四年暑月晋京，一住“几二十年”。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授官宣平县尉，次年春自京赴任。在京有表兄、内兄。陈曾在京充任‘四库全书》缮校等。 最主要的是，他的文字写于嘉庆初年，初刊于嘉庆九年青霞斋刊本，距离他说《红楼梦》的付刻已经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他的描述没有任何其他资料佐证。所以，现代学者中除了周汝昌先生间接地引述他的话佐证自己的观点之外，学界绝少有人拿他的话当真事情看待。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把他这段记述红楼梦的资料，直接斥为“稗贩资料”： ……这些稗贩材料来看，则倪鸿、平步青、邹瞍都看见过《樗散轩丛谈》，并不是什么“珍秘材料”。有些人就是束书不观，不深入调查研究，人云亦云；即此《樗散轩丛谈》谈《红楼梦》一事，就提供一个很要紧的线索的何年从苏大司寇家传出来的问题，惜乎，谈《红楼梦》流传的，都从这些稗贩的材料知道在乾隆某年而已。现将这项材料公之于世…… 我本人对这个《樗散轩丛谈》这段话本来没有当回事，但是抚琴论坛的网友如此看中，我也只好来申述一番。 事实上，仅仅从《樗散轩丛谈》这段话本身看，确属于“稗贩资料”。因为，他在这段话里表述的事件不仅真假混淆，而且几乎大都是道听途说。我们把他这段话逐字逐句分析，他表达的内容层次分别分析如下： 1、《红楼梦》有害无益；有传闻两则，例证《红楼梦》害死了两个人。 2、《红楼梦》的写作时间、作者都不知道，“或言是康熙间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 3、“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囊时（什么时候？上文的“康熙间”还是泛泛地说刊行之前？——丐按）见者绝少。” 4、“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借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 5、今（嘉庆初年）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 6、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 7、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 8、近闻更有《续红楼梦》，未寓目，亦想当然耳。 从上边几层意思来看，《樗散轩丛谈》的作者，连首次刊行程甲本的文萃书屋的名字和刊者名字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红楼梦》原八十回的作者；更不知道后四十回的续书者，直接把他称为“好事者”。可见，此人不是周春、裕瑞这样的《红楼梦》研究者，甚至对于《红楼梦》没有好感，不仅当时走红《红楼梦》的续书“未寓目”，甚至连《红楼梦》原本也只是“目击”过抄本，未必真正阅读过。逻辑上说，如果对于一个名满天下的刊本，叙述者不知道作者名字，把刊行的文萃书屋仅仅说成“琉璃厂书坊”，不知道续书人高鹗的名字和刊行者程伟元的名字——所有在嘉庆年间天下皆知的事情他都不知道，那么他述说的刊本来自于“苏大司寇”家这样的隐秘事件，不是“道听途说”又是什么呢？ 嘉庆初年，记述许多《红楼梦》几近家喻户晓，必定有许多人关心《红楼梦》的作者和是书的流行源头，因而有许多街头巷议，许多荒诞不经的传闻，比如“世祖故事”、“纳兰家事”、“明珠家事”、“和珅进呈”……等等，这些传言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把《红楼梦》和某一个名人拉扯上关系。他所谓的“苏大司寇”，就是和珅的死党、和珅弟弟和琳的儿女亲家苏凌阿。〈清史稿〉记载： 苏凌阿，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年繙译举人。自内阁中书累迁江西广饶九南道。左迁。五十年，自吏部员外郎超擢，历兵、工、户三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出为两江总督。嘉庆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和珅诛，休致，守护裕陵。卒。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名满天下的无耻官僚，又刚好在嘉庆初年与著名的和珅同时倒台，容易让老百姓在闲谈中给《红楼梦》这本佚名秘迹的“才子书”找到一个着落。而厌恶《红楼梦》的腐朽官僚吴江陈镛、江宁桂愚泉有可能就是这些毫无可信度的传言的制造、传播者，他们把《红楼梦》与和珅、苏凌阿之流硬扯上关系，引起人们对小说产生厌恶感。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则记述从另一个方面记录的信息，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首先，吴江陈镛见过八十回抄本，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排印出版的程甲本诞生之前，《红楼梦》小说仅仅以八十回手抄本形式流传。其次，在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东观阁刻本诞生的同时，也就是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东观阁出版重刻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之前，《红楼梦》小说确实影响已经很大，所谓“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当时，因为程甲本、程乙本的数量有限，那时侯媒体力量也远远不如现代快捷，说明小说确实是主要以手抄本《红楼梦》来流传的数量应该很大，否则对于普通人的影响力就没有这么大。这两点，与当时许多资料的叙述是完全吻合的。假如在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排印出版的程甲本诞生之前，抄本果然是“见者绝少”，仅仅凭借数量有限的木刻活字《红楼梦》程本，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恐怕难以使《红楼梦》的影响能力，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另外，即使在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东观阁出版重刻本之后，应该仍然有大量的八十回手抄本《红楼梦》在不同地域流传。现今发现的许多依据一百二十回本的刻本抄写的《红楼梦》抄本说明，手抄本《红楼梦》有一定的价格优势。 关于《红楼梦》在乾隆年间以抄本形式的传播状态，历史上有许多记载，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排印出版的程甲本高鹗和程伟元的序文为： 程伟元的序文：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只八十卷，殊非全本…… 许多人以程序中有“原目一百二十卷”，所说的《红楼梦》刻本底稿后四十回在故纸堆里、鼓担上搜罗得，故判断他说的话并非真话。这一点，应该辨证地看：一方面，因为他要读者相信，他的后四十回就是原著，这样小说的刻本更容易为读者接受；而且，他到底是“经人补缀和在故纸堆里、鼓担上搜罗得”这一点很难实证，所以他可以编造故事可以自圆。但另一方面，我们却难以否定上边所说的《红楼梦》“不胫而走”的事实。他面对的是同时代的《红楼梦》读者，《红楼梦》抄本的流传状态和市场价格，都是可以考证的，因此他不仅没有说谎的动机，也没有必要性。 再看高鹗的序文： 予闻《红楼梦》脍灸人口者，几二十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 高鹗说《红楼梦》脍灸人口几二十余年，可以从友人处借观，足见《红楼梦》抄本的数量规模有一定的规模。 程高的描述，同时代人有许多条记载佐证： 周春题：“海昌黍谷居士周春松蔼甫著”稿本，乾隆五十九（1794）年自序： 乾隆庚戌（1790）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十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1792）冬知吴门坊间已经开雕矣。 西清《桦叶述闻》： 《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 乾隆六十年，海宁人俞思谦，字秉渊作《红楼梦歌》，收入缪艮《文章游戏初编》（序于嘉庆八年）中，评曰： 《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竖皆知。潜山集古句歌咏其事，词意包举… 郝懿行在《曬书堂笔录》中记述： 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今二十余来，此本亦无矣。（引自一粟〈红楼梦卷〉） 舒敦： 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以忠勇公家为近是。（舒敦《批本随园诗话》引自一粟〈红楼梦卷〉） 需要说明的是，《红楼梦》在刊印之前，文人墨客对于明间流传的人情小说题咏记述自然多有顾虑，在当时的社会，一本风月小说没有经过刊印、发行就等于没有经过官方认可，属于不合法、没有过“明路”，一般仕大夫不敢公开承认阅读过，更不用说评论、记载和描述。有永忠《吊曹雪芹三绝句》中的弘旿眉批为证： 此三章诗妙极。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弘旿所说的“碍语”，到未必一定是政治避讳。对于有一定身份的官场宿宦或者有些名望的文人墨客，承认自己阅读了有风月描写的传抄小说，是干碍前程名誉的事情。犹如现代的作家、文学家三十年前不会评论抄本《少女的心》、《梅花党》、《第二次握手》意思差不多。所以，《红楼梦》在木刻刊印本程甲本、程乙本之前，学人记述的痕迹，远远不能表达它在民间社会传抄的数量。 程高本刊印期间，在乾嘉之间的大量笔记、文体叙述之盛，足见当时《红楼梦》流行是很繁盛的。裕瑞著于乾隆、嘉庆年间的《枣窗闲笔》中论及《红楼梦》的续书，有八种之多。足见《红楼梦》之盛：如果原抄本《红楼梦》不是非常广泛地流传，单凭数量不多的刻本程高本是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续书的。而且，这一阶段还有大量的歌咏《红楼梦》的歌词，和根据《红楼梦》小说改变的各种戏剧、曲艺、传奇和杂艺等，绚烂可观： 万荣恩有《醒石缘》红楼梦剧本，存嘉庆八年青心书屋刊本六册，上有嘉庆五年车氏序（引自一粟〈红楼梦卷〉）。 嘉庆四年己未（1799年）有泰州人仲振奎（字云涧）绿云红雨山房刊本《红楼梦》传奇。嘉庆三年自序称：“壬子（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末，卧疾都门，得《红楼梦》于枕上读之……丁巳嘉庆二年秋病，百余日始能扶杖而起，珠编玉籍，概封尘网，而又孤闷无聊，遂以歌曲自娱，凡四十日而成此。”（引自一粟〈红楼梦卷〉）。 嘉庆八年世恩堂刊本《味雪楼诗草》中载宋鸣琼撰《题红楼梦》诗集。宋卒于嘉庆七年。桃园予者作“小百尺楼小品”，（有乾隆五十九年之序），其中有“鸾坡居士红楼梦词”，嘉庆十五年吴云题曰：“二十年来，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仆心弗善也。唯阅至……”（引自一粟〈红楼梦卷〉）。 《红楼梦竹枝词》，嘉庆二十二年刊本，有作者硕亭嘉庆十九年自序，有诗曰：“作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与神仙；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引自一粟〈红楼梦卷〉）。 清代《红楼梦》曲艺繁盛，光是流传下来的各种抄本的大鼓、莲花落、八角鼓、牌子曲、赶板、杂曲、坠子、秦腔……等不下过百种之多，虽然大部分没有纪年，但应该有许多是属于乾隆末、嘉庆初年的作品。如有嘉庆九年序的《白雪遗音》里就有马头调《红楼梦》。（见一粟〈红楼梦书录〉）说明《红楼梦》在民间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力。现在已经发现的诸多文献中记载各种早期《红楼梦》、《石头记》抄本，接近四十余种别，（见一粟〈红楼梦书录〉）。足见抄本阵容之强大。 乾隆甲辰本《红楼梦》里有一段话： “……说梦者谁？或言彼，或言此。既云梦者，宜乎留有余而不尽……” 我们可以推测：既然乾隆程高本刊印之前普通人能够互相讨论作者是谁，语义自然说明《红楼梦》已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传阅，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少数人的手里。 另外，乾隆己酉的舒元炜序中也曾经提到： “……于是摇毫掷简，口诵手批。就现在之五十三篇，特加讐校；借邻家之二十七卷，合付抄胥。”（舒序本《红楼梦》卷首） 乾隆年间程高本刊印之前的抄本数量，自然不会象东观阁刻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发行之后的数量那么庞大，自然更不能和王希廉本《红楼梦》、三家评本《红楼梦》、《增评绣像金玉缘》等比肩，但说它的数量规模已经达到向“邻家”、“朋友”借阅的程度，乾隆年间的抄本数量“数以万计”，也不是空中楼阁。抄本经历了两百多年的风霜零落，遗留下来的数量仍有十余种之多，远多于遗留下来的木刻刊印本程甲本、程乙本数量，也是一个可靠的旁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许多红学爱好者都知道，影印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81年第一次印刷，1985年第二次印刷，分精装、平装两种。这两种书许多资深红学迷都有，但在社会上并不十分常见，起码远远没有达到你能向邻居借阅的程度，根本无法与红研所《红楼梦》的印刷数量相比，更不用说与五七、五九版人文本。它的数量应该不及红研所本的五十分之一，也不会超过五七、五九版人文本三百分之一，这个影印本的数量，对于普通读者是很罕见的：如果向邻人借阅，恐怕不能直接借阅到。完全可以用“见者绝少”四个字来描述。但实际上，在1985年第二次印刷本上，标注的平装印数是：25，001~32，600册。影印己卯本数量达到数万，大约是一般读者想象不到的吧？ 其实，现存十余种抄本《红楼梦》之间的文字差异，所表达出来的抄本的抄写链痕迹，是历史上各种抄本数量巨大的最有力的佐证。只要认真研究一下版本文字差异，就能够定性地判断抄本的历史数量，无需作无谓的争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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