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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之繁荣昌盛，貌似已超乎诸显学之上，盖四野之内，文墨所及，莫不有以谈红为趣。只是目今对于《红楼梦》的理解益发莫衷一是，百家百言，见仁见智，似乎人人解的都对，人人解的又都不对。虽说学术贵在多歧，然而红学见解如此之繁杂，歧异如此之大，也实属古今罕见。按说理越辩越明，但红学似乎十分不同，长期的争鸣讨论，红学思想不仅未明，反而越来越混沌，其概念和范畴也日渐模糊起来，学界甚至迷失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向。这大概是人们多关注《红楼梦》小说故事而忽略了辨析学理的缘故罢。 一、成书背景与《红楼梦》隐真 清朝“文字狱”之严酷超过有史以来任何一代。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满清最后一统中国，可谓渔人得利。传统汉文化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尊儒重礼、忠君报国，崇尚“华夷之辨”，满清窃得天下，以“夷狄”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好似“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很多汉族士人抱有强烈坚定的民族意识和反清思想，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仍以各种形式在民间传流，并与以恢复明朝汉族政权为诉求的反清抗争联系密切。反清思想贯穿了整个大清的历史，从清初“明遗民”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天地会”“红花会”“义和团”再到清末邹容、孙中山，无不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志。雍正帝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在当时，这是一场深刻的民族文化、民族政治的斗争。 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汉民族意识和反清思想的传流，无疑是一种巨大威胁，本来做贼心虚，又兼其自身文化落后，对此十分畏惧。清初对汉族士人尚采取怀柔政策，分化拉拢，满清统治稳固后，真面目终于露出来，为了消解汉族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影响，巩固满清政权，清统治者不仅强制汉民剃发易服，移风易俗，还禁言禁说禁毁图书，发动“文字狱”，其主要目标就是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 清朝康熙（1661—1722年）时期，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其中震动奇大者是庄廷珑《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帝的“文字狱”有案可查者近20起，影响最大的是曾静吕留良案。“文字狱”到乾隆时已发展成病态的猜忌和恐惧，乾隆作大案130余起，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乾隆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 “文字狱”一时使民众噤若寒蝉，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以致文人“以文为戒”，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整个清前期，毁禁了很多有价值的著作，例如《国史纪闻》《五朝注略》《明史辑略》《明夷待访录》《有学集》《了凡纲鉴》《国书》《南山集》《维止集》《秋水集》《明史列传》，等等，甚至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政策而被禁毁。 “文字狱”以及毁禁图书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迟滞了中国的文化、科技进步，导致中国经济社会严重倒退，内囊里日渐倒下去，最后也埋葬了满清王朝自己。满清统治者不明白的是，激起汉民族反抗的，主要并不是异姓继统，甚至不是意识形态中的“夷夏之防”，而是满清自己实施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文化专制政策，是清廷自身的“无道”。 事实上，禁言禁说禁毁图书并不能完全禁绝文化思想的传流。文网之下，“干涉时世”的文学作品无法秉笔直书，就以委曲隐匿方式生存和流传——许多隐语和隐真文学出现了。 中国文学本有隐真和春秋笔法的传统。“隐”作为一种文体，在中国创生很早，《诗经·国风》所含最多；“隐”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文艺传统，《史记》即记载了很多以“隐语微言”讽喻政治的故事，例如淳于髡讽谏齐威王——“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答曰“此鸟不蜚则已，一蜚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是心有灵犀的智者之间的“隐语微言”；司马相如《子虚赋》也是著名的一篇“隐语微言”作品。宋元明清几代，“隐语微言”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文学技巧，成为小说家和诗人常用的艺术手法；社会上还发展出了很多“徽宗语”（宋徽宗被金俘虏，在北国与同囚的钦宗、臣仆等以切音拼字交谈，使金人无从知道交谈内容。后来人们把隐语、暗语和切口等称为“徽宗语”）。明清易代后，一些文人画景寓情，寄物托志，以隐语表达其故国之思，如彭士望《湖上独眺》“湖水尚如昨，楼台望已稀。可怜相识燕，犹向旧家飞”；文人间常以隐语进行交流，例如以“日”或“日”的意象作为朱明王朝的代称，钱谦益“风烟极目无金虎”，“金虎”意“日”（与“玉羊”指“月亮”相对），即暗指朱明；再如屈大均《灵谷探梅》“见说钟山麓，当年万树斜。谁将辽海雪，来折汉陵花”，其中“钟山”“汉陵”亦指代故明；另外以“红”影射朱明，也很常见。社会上的隐语尤其多，如反清组织“天地会”，有“添弟会”等多个化名，组织内多以“徽宗语”联络和交流。一些具有影射意味的大型文艺作品相继出现和流传，如《杨家将》《说岳》以及《长生殿》《桃花扇》，再如清前期的《儒林外史》、晚期的《孽海花》。 在此政治大背景和文化环境中，产生“假语村言”“真事隐去”的隐真文学《红楼梦》也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上为明朝官员，被后金(清)俘虏，成为满人的“包衣”（即家奴），后来因军功获得升迁，直至曹雪芹曾祖、祖父出任“江南织造”，也曾显贵一时。曹雪芹祖父曹寅，号荔轩，与明遗民有很广很深的交往，并保护照顾过很多明遗民，如杜濬、杜岕、钱澄之，而遗民名士顾景星就是曹寅的舅舅，故明宗室朱赤霞是曹寅幕府。曹氏所接触的明遗民，对其思想的影响可能相当深刻。杜岕给曹寅的长诗说“彼乃闻道人，所友非佻达。又有魏陈思，肃诏苦行役”，又说“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以陈思王曹植的“臣汉”之心比作曹寅的“臣汉”之心，表露了曹寅内心最为隐秘的价值取向。曹寅也留了些半遮半掩的类似“红楼体”的诗词，例如“千花一笑总成空”，“瑛盘托出绛宫珠”，“娲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砻用不得”，还有一首《咏红述事》说“相思南国满，拟化赤城仙”，句句暗用红色典故,亦深含意蕴。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曹家被抄，曹雪芹流落北京。 从建安曹氏一脉、北宋曹彬以来的诗礼簪缨士大夫家族沦为夷狄包衣奴才，暗藏于曹氏内心深处的“臣汉”之心，后人设身处地应该是可以约略感受到的。至若后来亡国之恨、丧家之痛、离乱之苦、失志之悲，集与曹雪芹一身，亦可大胆猜测，曹氏对满清政权的本质认识更深怨意更浓，其家世传统中潜在的明遗民意识，已经变为真正的明遗民思想。 文学作品是主观意识的产物，主观意识是对客观环境的反映，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前有历史渊源和国变的背景，后有家世剧变和坎坷的身世经历，曹氏的思想感情必然受到极大的震荡，然而特殊的外部环境又使其不得发泄，郁结于内心，“终日游于离恨天之外”；而作为一个文人，“秉正邪二赋”而来、才学性情堪似阮藉、嵇康、王羲之、顾恺之、陶潜，只有文学创作能为他提供一个发泄出口，提供一种寄托——这大概就有了《红楼梦》的基本创作动机；同时，“隐语微言”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家学渊薮，又提供了创作方法和思想源泉，所有这些构成了《红楼梦》创作的基础背景和条件，乃使作者秉承古人“采薇之志”，甘贫守洁，以“鹡鸰之悲、棠棣之微”，著书立说，一方面疏解内心痛苦，另方面或欲以学术事功振济天下，最终成就隐真文学《红楼梦》问世传奇。 二、红学源起 由于极其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也因为作者的学问见识与笔力功夫远远超过一般小说家，作为隐真文学，《红楼梦》隐藏至深又极其巧妙，隐寓深度超过古今任何一部经史子集，隐寓的巧妙也大大超过当时《杨家将》《说岳》以及《长生殿》《桃花扇》等小说戏曲“皮里阳秋”“含沙射影”的水平，隐真技术远远超过《儒林外史》《孽海花》等简单换个人名换个地名的水平，实现了小说的虚构性和历史的实录性紧密结合交融渗透——使人听到点弦音，循音而抓却又抓不到什么实质，更兼作品的主旨立意远远在其他各种文学小说之上，因此也就超出了普通文学方法所能解读的范畴，传统解经的“春秋大法”亦已无能为力，人们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发展出了更特殊的解读方法，形成了专门解读《红楼梦》的学问——红学。 历史上，红学这个概念生成后，很长时间里没有人认真进行厘定，人们多以为红学始自清代文人戏谑之辞，盖未知有《红楼梦》现，必有红学发生之客观必然性，亦未细思红学与其他文艺作品研究之本质区别。1944年，杨夷发表《红学重提》提出了“什么是‘红学’”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关于《红楼梦》背景的研究，历来称之‘红学’”。后有周汝昌老师将红学范畴进一步界定为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由于主流红学历百余年也没有找到正确的解读道路，没能拿出足够的证据、令人信服地完整解释《红楼梦》，故有学者主张红学应“回归”文学性研究。 我们考察，红学萌于清代，成于民初。根据畸笏叟等人的早期附批注释以及周春、戚蓼生等人著述和《清稗类钞》等资料分析，清朝的《红楼梦》研究多把红学类同于“治经”，寻找作者命意，听弦外之音，大抵归为索隐，例如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认为《红楼梦》隐事是“张侯世家”，贾瑞影射洪承畴等等；尽管彼时的大多数索隐因惧文网之祸而往往仅以小道消息形式传播，但却是民初索隐红学繁荣发展的基础；纯文学评点赏析不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我们反思，红学肇始，非为其他，终究是因为《红楼梦》“真事隐去”之故。 中国的传统阅读中本就有强大的“尚史”观念。“尚史”并非来自于读者天生的“历史癖”和他们不自觉的深求寓意的习惯，而是根源于作书人的“尚史”传统——“文以载道”，以《春秋》为代表，绝多作品确实笔法含蓄，于文字之间寓有深意。阅读中的“尚史”观念是中国文化传统养成以及作者读者二三千年长期互动的结果。而红学之于《红楼梦》本事的追索研究，其实并非完全源于我国文艺研究中的“尚史”观念以及红学家的“历史癖”，而是根源于原著者对作书方法的说明和对阅读旨趣的指示，即作者申明其“真事隐去”。 “真事隐去”是曹雪芹于《红楼梦》开篇即明确布告的，后文中又多次精心说明和提示——例如在“贾瑞之死”故事中，要求“只照他（《风月宝鉴》）的背面”，看正面是死路一条——因此，作者对读者的阅读方法和阅读旨趣是有具体要求和规定动作的。“真事隐去”是开展《红楼梦》研讨的基础和出发点，素来作为红学的基本信仰。可以说没有“真事隐去”就不会有如此头绪万千穿插复杂的《红楼梦》，没有“真事隐去”也不会有后来经久不衰的红学。 三、红学的概念与本旨 故事是用来表达思想立意的，“真事隐去”，也就意味着作者的思想立意被隐去了，那么就只有找到“真事”方可能找到作者立意本旨，从而才能真正做到“解其中味”——此为红学之初衷。事实上，作为主流红学,在先的索隐派和后来的考证派，都是根据原著者对作书方法的说明和对阅读旨趣的指示，为追索《红楼梦》“真事”以解其中“真味”而来——所谓的索隐派与考证派，在工作性质上并无差别，都是对“真事”进行索隐以试图找到《红楼梦》立意所在。纵然胡适回避“索隐”二字，标榜自己“科学考证”，骂索隐是“猜笨谜”、蔡元培是“笨伯”，但他的“大胆假设”也仍然是承认《红楼梦》“隐有真事”，他的“小心求证”本质上就是“索隐”，只不过是把“明珠世家”“张侯世家”“顺治本纪”“康熙本纪”搞成“曹先生世家”，把蔡元培他们搞的“国史索隐”“野史索隐”“皇家秘史索隐”变成了“自叙传说”——请注意，胡适的“自叙传说”是实录意义上的，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所谓“曹贾互证”，本质上就是“曹雪芹家史索隐”。 事实上，《红楼梦》索隐和考证是一个对立统一，索隐是主要方面，先有索隐后才有考证，索隐是考证的前提，考证是对索隐内容的考证，是为索隐服务的，没有索隐也就不会有考证，胡适或有意或无意回避了这个辩证矛盾。 从古至今，积百余年，主流红学家们极尽全力搜求《红楼梦》相关资料，展开或国史索隐或野史索隐或秘史索隐或家史索隐，且不论其用以解释《红楼梦》有无道理，其终极目标皆在于理解作者真实立意，基本目标是还原《红楼梦》本事，基本手段是在《红楼梦》文本中，按作者提示追踪蹑迹，大胆假设历史人物事件与《红楼梦》表面人物故事的对应关系，附会并考而证之。索隐派、考证派学术概念的变换，并没有改变其工作的根本性质，只不过是换了个索隐思路，在追索目标和工作方法的选择上有所侧重而已——索隐派注重于索解微言大义，史家眼光更足；考证派侧重作者身世背景，文人气质更多些。 剖去现象观其本质，会发现，“红学”事实上是一个经过了语言简化的概念名称，这一名称的母体即肇始意义的红学应该表述为“《红楼梦》索解学”，其主要工作是从索隐开始的，本质上也就是“《红楼梦》索隐学”，本义在于指称“许多人追索本事解释《红楼梦》”这一特殊学术现象，本质意义在于标明“索解《红楼梦》”这一相别于其他学术研究的特殊内容特殊目的特殊手段，“索解”的实质含义是“索隐并考证以还原本事以便正确解释作者真实立意”——即原初的红学，是以索隐、考证、解析等为主要方法解读《红楼梦》的一个特殊学术系统，其本旨在于找到隐去的“真事”进而读懂作者真实立意。其他阅读旨趣——例如完全基于表面文章的纯文学评点、小说探佚以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山水园林饮食服饰等等等的研究，大抵泛流于文人雅兴之间，停留在赏析吟咏层面，本不属于原初红学的范畴,那是普通文学或文化学范畴，其归为红学,乃是红学概念之延伸和泛化,是红学本旨的衍生品,是“衍生红学”。 四、红学的性质 所谓“学”，乃是指分门别类的有系统的知识，或曰知识系统。学术门类或说一个独立知识系统的形成往往奠基于相对独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其必须建立在相应的哲学基础之上。治红学，必须首先确立对红学本身的科学的认识论，以便确切认识红学到底是干什么的，该怎样干，直至最终正确认识解读《红楼梦》的方法，厘正解读方向，促进学术进步，最终实现红学可以发掘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而不致使红学研究退变为原始的混乱的文人游戏。 红学的发生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红学之所以成为“学”，不是根由《红楼梦》故事的可读性、吸引人或因其中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山水园林饮食服饰等等包罗万象，而是因为《红楼梦》“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即红学是基于《红楼梦》“隐真文学”这一特殊性质发生发展的。《红楼梦》“真事隐去”，这一特殊性，决定了红学有其特殊的研究目标、研究手段，亦即以索隐、考证、解析等方法寻找《红楼梦》本事，寻找立意，并解释其艺术手法。因此，红学研究有其特殊的文艺观和方法论——这一特殊的文艺观和方法论大约可以简言之“隐真文学”“背面解读”。 红学的特殊性，主要是相对于文学，特别是相对于“《红楼梦》文学研究”而言的。《红楼梦》将历史实录隐在文学小说里，巧妙融合文学的虚构性和史学的实录性，是内有“实录”之心、外以文学之貌的“混血儿”，这种特殊性，决定解读方法的特殊性，即必须借鉴和引入史学研究方法来解读文学作品——她既不是单纯的史学，也不是单纯的文学，她是红学。 例如解读“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折故事，首先要通过解析其艺术手法，通过分析、推理、判断，意会各种事物的意思指向： 葫芦庙——以“庙堂”与“皇家”等义象征明朝；甄士隐家居于庙堂之侧，象征老百姓；拐子则指明朝的乱臣，拐走甄英莲，即言百姓流离失所；庙中沙弥，即明朝臣子，指蓟辽总兵官吴三桂，明朝灭亡，他降了清军，当了汉奸走狗，即成为官府门子，后来门子被远远充发，指吴三桂在云南受封平西王。冯渊，谐音“逢冤”者，演李自成，盖“冯”姓从“闯”字化来；薛蟠，演清政府，形象代表为多尔衮；蟠者，龙也，又是番、虫二字组合，乃含“番虫成龙”“夷狄乱华”之意；贾雨村，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或大约指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明朝故官大臣变节仕清者；护官符的“四大家族”分别指清政府四大军事支柱：汉八旗、蒙八旗、绿营、满八旗；作者对所谓“四大家族”的小字注释，是很重要的索隐提示。 其次要通过索隐，梳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脉络，再通过历史考证，得出可以丝丝入扣的索解结论： 本来大明上下安居乐业，可后来朝纲不振，政府衰微，内忧外患（祸起），民不聊生（英莲丢了）；不想庙堂又起了大祸（火，兵火），庙堂覆灭，更连累百姓流离失所。李自成夺得政权（花了点小本钱），当了老百姓的主子，本以为可以安生过活了，没想到又来了野蛮落后的清军（本钱更多势更大，兵多将广），还有一个汉奸吴三桂助纣为虐，打败李自成，夺得了对老百姓的统治权。再后，明朝的高官大臣，以最著名学问家钱谦益等为代表，被清廷威胁利诱，也学吴三桂纷纷投降，又反过来作神弄鬼帮助清朝统治者“正名”欺瞒天下。皇权战争使生灵涂炭，谁最遭殃呢？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真应怜”（甄英莲）啊！ ——因此，解读《红楼梦》的方法，与阅读其他文学小说的普通正面读法是有本质区别的，必须实施“背面解读”，必须通过索隐、考证、解析，贯通文学、史学、哲学方法，通过“意会”作者，才能读懂作者的真实立意，领会其所要传达的主旨思想。 区别于一般文学小说的品读研究，通过索隐考证解析对《红楼梦》这一“隐真文学”进行“背面解读”，是一种“治学释史解经”式的研究——我们看到，作为主流红学，无论索隐派还是考证派，开展的主要都是“治学释史解经”工作。正是这种特殊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以及索隐考证解析工作的“治学释史解经”性，使《红楼梦》研究具备了“学”的性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实践着《红楼梦》研究特有的“隐真文学”“背面解读”的文艺观和方法论，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术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学术范畴，最终使红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学术门类。特有的文艺观和方法论体系，以及“治学释史解经”式的索解研究实践是红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独立学术门类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条件。 尽管红学也是文学艺术研究的一种，但普通的文学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红楼梦》研究。文学方法重于评点赏析，与“治学释史解经”式的索解研究是有根本区别的。完全把《红楼梦》当成虚构性的文学小说在表面故事上开展纯文学性研究，例如关注人物形象、品谈人物性格、分析人事关系以及探讨故事情节，具有一般性而不具有特殊性，其与《西游记》文学、《水浒传》文学乃至任何一部小说的文学性研究目的方式方法没有实质差异，不具有独有的、特殊的文艺观和方法论，这种研究并不能赋予《红楼梦》研究以“学”的性质，不具备使《红楼梦》研究发展为一门系统知识或知识系统的条件，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范畴。同时，对《红楼梦》进行纯文学性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有限，也决定了其不可能成就并长期支撑起一个独立学术门类。 基于《红楼梦》的隐真性发生了红学，那么其他隐真文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学术研究门类？这主要因为其他的隐真文学隐的不够深，文章不够妙，立意不够高，内涵不够广，一读就懂了，不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学术方法和论证过程，客观上不需要专门的系统知识和知识系统来对“真事”进行索隐研究和思想立意的深入解读——这也同时说明，并不是每一个文学作品的研究都可以形成独立学术门类或知识系统。 五、《红楼梦》文学性研究的定位 由于《红楼梦》“真事”隐藏至深又极其巧妙，以大清文网之细密严酷都没有抓到他的蛛丝马迹，这也使得红学的索解道路极为艰涩，学界多年辛苦却仍然无法找到《红楼梦》本事并落实其立意所在。而世人又喜看适趣闲文，不爱看理治之书，导致浮在浅处以普通文学或文化学方法解读《红楼梦》的“衍生红学”趁机大行其道，以致现实中的红学越来越偏离其本旨，甚至抛弃了红学基本的文艺观和方法论。“衍生红学”的流行,使人们产生错觉,以为那些《红楼梦》普通文学或文化学就是红学，以为讲些宝黛爱情悲喜、王熙凤持家治人、秦可卿扒灰养汉或者背诵些诗词歌赋就是红学——而事实上，还原后的红学概念乃是“《红楼梦》索解学”，并不是泛泛的所有的“研讨《红楼梦》的学问(冯其庸)”，更不是对《红楼梦》正面故事的普通文学性研究，甚至本不包括普通文学性研究。把《红楼梦》当成爱情小说或人情小说进行品读，事实上与红学肇始无关，与红学原初的概念无关，与追索《红楼梦》本事及作者立意本旨无关，不具备特殊适用于《红楼梦》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从本质上来讲，不能因为其也在“研讨《红楼梦》”，就不辨所以而泛泛归之为红学。当前现实中的红学范畴，乃是“《红楼梦》索解学”经过语言简化后又经 过概念泛化形成的。根据红学表象所理解的“泛红学”或“《红楼梦》文学”，与肇始意义上的“红学”概念和本旨是有实质距离的，与红学本具有的文艺观、方法论是有本质差别的。 在红学领域，“《红楼梦》索解学”一直占主导地位，文学性研究处于从属地位——这是由《红楼梦》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回归”普通文学性研究的主张，是要把《红楼梦》完全当成爱情小说或人情小说进行品读，认为“文学性研究才是正宗红学（王蒙）”，事实上就是把处于从属地位的非主要矛盾人为提升为主要矛盾，违背了事物矛盾规律，否定重点论搞形而上学，主次不分，本质与现象不分。主张“回归”文学性研究，是搭便车的要当司机，喧宾夺主——周汝昌老师对此提出过批评，他认为小说“评”家不是“学”（红学）家，甚至一度主张要把文学性研究开除出红学。“把文学性研究开除出红学”，这当然有些偏激，不过也反映出当前红学研究中的学术方向跑偏和学术方法滥用的问题。 把文学性研究纳入红学范畴，对全面理解《红楼梦》当然有帮助，但文学性研究亦应遵守红学规范，以《红楼梦》索解学为前提，以索解立意为宗旨，不能逸出太远才好，否则只对表面故事的“假语村言”开展普通文学性研究，而不解其“假”在何处，亦不知其“真”隐何方，不追索作者立意何在，即便把《红楼梦》倒背如流，看的仍必是海市蜃楼云山雾罩不知所之，其阅读旨趣也必然是浮浅而有限的。 曹雪芹在“贾天祥正照风月鉴”故事中已经明确告诫读者，“只照他的背面”，“照正面”是死路一条，可见在表面上的文学读法及对那些红男绿女的文艺故事的嗜好与迷恋，是没有得到作者认可的——即便这样读《红楼梦》的人很多很多，但却违背了作者的初衷。如果对作者的这个写作初衷及《红楼梦》的隐真性视而不见，研读《红楼梦》就有掩耳盗铃之嫌了。有些研究虽然也看到些《红楼梦》警世、醒世等寓意，但仅看其表不求其里，把作者立意和隐真艺术的副产品当成正宗来研究，其实也没有逃出市井人情小说的研究套路，也不能逃脱掩耳盗铃的嫌疑。 尽管《红楼梦》是主观意识的产物，但作为研究客体，研读中必须充分尊重其作为物质存在的客观性，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尊重原著者的意志，充分尊重作者用以体现其意志的文本内容，而不是唯心主义地认为“我认为《红楼梦》是什么她就可以是什么”，，睁着眼睛指鹿为马，或者认为我们自己尚不能认识及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不存在或没有更高更深层次。 至于脱离中国文化情境与思维逻辑，找西方文艺理论来附会《红楼梦》——如王国维的“美学”、胡适的“自然主义”，削足以适履；又或脱离原著之历史时代大背景，从当代小说家角度用现代文艺理论观点阐释《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买椟还珠，也都不是科学的思考方法。尽管其中一些学说旁征博引，仿佛句句在理，挟洋自重，宛然另成一家，但追踪至根本，其阐释出来的精神内涵可能与《红楼梦》真实意蕴和价值观完全脱节，可能与原作者所思所想风马牛不相及，其所欣赏的文学艺术价值可能与《红楼梦》真正使用着的艺术手法毫无关联。这种仅从自己主观意愿和知识范畴出发所做的解读，大概多由师承所致，又或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事实上在红学研究中特别是在企图读懂原著的研究中并不可取。 “解铃还须系铃者”。《红楼梦》既然是中国文化土壤滋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一朵奇葩，那么要欣赏她理解她，首先必须尊重中国自己的文化，尊重原著的时空背景，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基本思维逻辑，尊重《红楼梦》的特殊性，才不至于走偏，才能逐步接近原作者立意本旨。即便与西方文艺进行比较和交流，也须基于特定历史时空背景和《红楼梦》“隐真文学”特性以及在理解作者真实立意的基础上展开才有实质意义。《红楼梦》是隐真文学，故事中极多的谐音、谐义、隐喻、寓言、隐语、暗语甚至切口，“私掖偷携”着大量关键信息，隐藏着作者的真实立意，这些“隐真”的东西只有通过深入的中文阅读才有可能确切领会和理解，对《红楼梦》进行影视戏曲等文艺形式改编以及其他语种的翻译都不能完全复制、再现原著者所要传达的真实信息——在此意义上，《红楼梦》是“中文只读版本”，这一点也是必须要注意的。《红楼梦》的隐真性，决定了其解读过程是需要准确的“中文翻译”的，在“中文翻译”尚未做出的情境下，就搞外文翻译，其实也是很盲目的。 六、当代“新红学”的问题 胡适开创的“新红学”在《红楼梦》背景研究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周汝昌老师将红学范畴界定为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即所谓“新红学”四大支柱，也给红学研究带来了很多新成果。但“新红学”是以信仰胡适“自叙传说”为基础的。胡适的“自叙传说”本质是“曹雪芹家史索隐”，而“家史索隐”在索解方向上是根本错误的——这已经被胡适自己开创的考证派深入广泛的考据所证实。基础既已推翻，那么“新红学”及其四大支柱就站不住脚了。 “自叙传说”被证伪后，有学者发明“后自叙传说”，提出“《红楼梦》是以曹氏家世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企图模糊《红楼梦》索隐研究、考证研究与文学性研究的界限，为已经倾颓的“新红学”继续寻找支撑，但实质上其出发前即已否定“曹贾互证”，进而否定了“真事隐去”这一红学基本前提，其立足点比之胡适的“自叙传说”更不牢靠。 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自叙传说”和“后自叙传说”将文学故事探佚以及曹雪芹、脂砚斋等人身份身世考察当成主要工作，却忽视了对《红楼梦》文本的深入解读，不肯认真追索与研讨《红楼梦》主旨立意，其伪科学性及文学气质干扰了红学界的史学与哲学视野——缺乏史学和哲学视野是“新红学”花了近百年时间没能读懂《红楼梦》的根本原因。如今版本研究已近山穷水尽，曹学已经考证到曹氏祖上若干代，脂砚斋研究已经“进行到底”，而探佚早就无边无际了，可是作者的立意在哪里？却仍然糊涂着。 对版本源流、著书年月、作者是谁等等的考证，是必要做的，《红楼梦》文学和文化学也是应该研究的，但这些并不是红学本旨工作，更不是全部红学，这些红学现象，最多只能说是红学的一部分。没有义理，独讲考据，是构不成完整学术体系的，而在学术体系中，义理乃为首要。红学需要研究的最主要最根本问题是：《红楼梦》的立意是什么，为什么作者这样立意，其有哪些现实意义，又及如何认识其艺术手法的特殊性；或者说，《红楼梦》究竟隐去了什么，为什么隐去，是怎样隐去的，其历史意义和启示在哪里。丢却义理，只搞考据，或者跑到后文去研究辞章，甚至在红楼内外搜罗些艳情故事或自编些野史小说出来研究，说明红学已经严重偏离本旨了。 把主要研究萎缩在作者的身份身世上，或仅关心《红楼梦》正面故事，研究人物形象人物关系，遗弃“真事隐去”这一红学前提，避谈《风月宝鉴》之背面立意，这是非常危险的，做出来的学术成果，可能根本是反红学的，离《红楼梦》作者的思想核心、立意本旨越去越远，离红学的初衷越去越远。如果学界仍然坚持在“新红学”的狭窄范畴开展考证，或在正面辞章故事研究的错误方向上继续工作下去，虽则表面“蓊蔚洇润”，内囊里实心虚气短，只会在“深有万丈遥亘千里”的“迷津”中滑向《红楼梦》“黑溪”的深渊，正如俞平伯前辈反省的那样，“红学愈昌，红楼愈隐”。 忘记了目标的学术，找不到方向的学术，搞不清概念的学术，以及放不开心胸思想的学术，必成无源之水，学将不学了。 其实仅就现存无争议的版本、无争议的史料，研究立意也已经足够。事实上，《红楼梦》只需读三回：第一回、第二回、第四回，立意也就看到了，其艺术手法也基本明了了。 七、回归索隐 对于《红楼梦》成书背景的考察，对红学概念的反思和对红学方向的反省，使我们不得不回到红学的肇源上，即《红楼梦》“假语村言”“真事隐去”。《红楼梦》是一部运用特殊的隐曲方法写成的书，因此只有运用特殊的读书方法才能读懂。曹雪芹曾借空空道人与石头的对话表明：《红楼梦》不是风月笔墨，不是才子佳人小说，也不是作者为了传几首诗而作，更非野史及给人“把此一玩”“以便省些寿命筋力”者；“大旨谈情”，说明其故事情节具有虚构性；“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确定此书的客观实录性，即“真事”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只是被作者以虚构故事隐去；“毫不干涉时世”，便是“此地无银”式的告白了——倘作爱情小说又何须“真事隐去”、何须“此地无银”？但作者未能明传其人，未能明达其意，却以风月笔墨，云山雾罩大讲家庭琐碎、艳冶故事，乃是要求读者在“大旨谈情”之时、“假语村言”之外、“真事隐去”之间进行解读，只有索解出隐去的“真事”，方能明白作者立意本旨——因此，“回归索隐”才是今后红学主要的工作方向。索隐是《红楼梦》研究的基础工作，是红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法，无论红学的大树长到多高生出多少枝枝杈杈，根子依然在于索隐，惟正确索隐方能解读文本，惟正确索隐方有正确考证之可能，惟正确索隐方有可能理解作者的真实立意。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要不要索隐”的问题，而是“如何索隐”的问题。 再次强调说明的是，百多年来，作为主流红学，无论索隐派还是考证派，都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或藏有历史的谜语来读的，索隐和考证的工作性质没有什么区别，蔡元培也作考证，胡适也索隐。即便胡适批判蔡元培，事实上也仅是批判蔡元培索隐方向和索隐出来的东西有问题；我们今天对胡适红学的检讨，也主要是针对胡适“家史索隐”的方向错误进行验证和批判。总结来说，新旧红学多年的探索，尽管很不成功，但仅是索解技术出了问题，索隐方向上有错误，使得索隐出来的史事不能丝丝入扣准确解释《红楼梦》文本，并不说明以索隐来解读《红楼梦》的方法是错误的。个人操作的索隐出现的技术问题具有或然性，这与研读者的心性思想、知识背景、经历见识、领悟能力以及掌握的史料有关，不能因此而否定红学的普遍原理。而当成爱情小说或人情小说，在正面进行普通纯文学性解读，则肯定是错的（具有必然性），这类的阅读旨趣，尽管吸引了很多人，但都不是原著者所期待的，也不是红学探索的根本问题，其对红学前途的支撑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红学家不应把这类旨趣作为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对红学研究者的工作要求毕竟不应等同于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要等待红学家的研究结果来提升认识的。 八、索解《红楼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红楼梦》，本立意于传承国家信史（明清“史记”）与民族文化（即中华之“道”），其“实录”的历史大致相当于《国史纪闻》《五朝注略》《明史辑略》《南山集》等清代禁书的记载；思想立场大致相当于《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事实上，《红楼梦》与宋末元初著名诗人郑思肖记述南宋爱国将士抗元事迹和其对故国河山怀念之情的《心史》很是相通，只不过郑思肖把他的《心史》藏在了水井之底，而曹雪芹把“心史”藏在了市井之小说中。（或者有一天我们能在曹家发现其真正的《红楼梦》本事记述，才能使人完全相信《红楼梦》乃是曹雪芹的“井底心史”——但这已经是考古家的事，并不关乎红学了。） 对《红楼梦》进行历史索隐解读，首先须从作者的思想根源上着手，在原著的时空背景中“读书识事、致知格物、悟道参玄”，研究明清历史，研究明清季的社会思想状况，研究明清时期社会发展状态，然后站在作者立场上看待历史观察社会，进而在《红楼梦》文本中进行国史索隐、文化传承研究和哲学思想索隐。 《红楼梦》是在满清统治逐渐稳固，血痕渐渐淡去，白骨渐被遗忘，人们逐渐习惯于剃发、左衽，科举与“四书”教育逐渐起效，精神束缚越收越紧，一些士人把当禄蠹、作满清奴才认为一种荣耀，民众日渐麻醉、被关进一个黑屋子将要闷死的时候，一个清醒的人悲怆的呐喊，其所传“真事”正是那些血痕与白骨，他在试图唤起民族的历史记忆，唤醒行将在梦中死去的人们，试图拯救昏睡了的民族和可能消亡的文化。虽然很多人听不懂他在喊什么，露出了各种各样的表情，但只要稍通一点《红楼梦》的读者一般都能在他呐喊的行状中，感受到他的愤怒与悲怆。《红楼梦》的思想立意以及一些表现手法，实质上倒是与后来的鲁迅《狂人日记》很有些相通。但《红楼梦》既不能像《史记》一样秉笔直书，也不能像《狂人日记》一样嚎呼呐喊，他是在无奈中将“真事”隐去，以隐语来传递思想的。 应当着重提醒的是：其一，《红楼梦》有隐，但不是每一个字都得“背面解读”，不是每一个故事都要索隐、都要考证，而是需领悟“假语”，辨析“真事”，按照作者提示在文本中搜寻线索，捉精择要地开展索解工作；其二，《红楼梦》索隐必须在史实中“追踪蹑迹”，要经得起考证推敲，其“事体情理”必须与原著文本丝丝入扣，而不是在那些野史、家史或清宫秘史上自作文章，自编小说，穿凿附会；其三，甄（真）宝玉大约确是作者自叙传，是可以做点家史索隐的——但并没有太多实质寓意；而贾（假）宝玉以及黛钗等人只是作者幻形入书，并不是可以开展索隐的历史人物。这不仅仅因为宝黛钗等人在很多故事中不见身影，而是来自原作者多处的提醒提示，例如作词说“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深入辨析《红楼梦》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第四回有“历史实录”，而第三回“黛玉进府”故事就是虚构的文学小说——于《红楼梦》艺术手法来讲，类似于“黛玉进府”那样的故事非常重要，但于作者真实命意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读——这一点作者也是有明确提示的：作者诗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用谐音谐意手法，传达的信息是“作品上（座上）记载纪念朱氏（朱记-珠玑）怀念故明（昭日月），当前（堂前）富贵豪奢的场面和故事仅是迷惑人的（黼黻焕烟霞）”，所谓的“东安郡王穆莳手书”不过是作者表达对读者“懂俺（东安）某诗（穆莳）”进而“懂俺此书”的期待，是作者与“个中人”以隐语交流的一种方式。 红男绿女无非镜中之幻缘，是真正虚构的文学小说故事，与“实录”的历史“真事”并无太大关系，乃作者“真事隐去”以避文网之障眼法耳。宝黛钗也并非《红楼梦》作者着力刻画的主角或典型，其在《红楼梦》中的主要作用，一是串联故事情节以撮成“适趣闲文”，再是借其诗词歌赋、闺阁琐事隐曲表达历史怀思和文化情感。 ——可能在那些坚决认为《红楼梦》是虚构的爱情文学或人情小说的研究者看来，这一认识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但对于那些致力于“治学释史解经”、试图真正读懂《红楼梦》的红学者来说，注意到原著的这些提醒提示至为关键，它是渡过《红楼梦》“黑溪”迷津的“木筏”。一些红学前辈的索隐之所以误入“张侯世家”“顺治董萼妃故事”以及“曹雪芹家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类提示。蔡元培先生认为《红楼梦》“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尽管先生对《红楼梦》本旨立意的这种理解要比某些学者深刻得多准确得多，但就是由于他误把宝玉黛玉当成主角并对非实录的、虚构的“宝黛爱情故事”进行了索隐，导致其学说禁不起考证推敲，结果连带其对《红楼梦》立意的正确理解都被某些学者一起抨击为“牵强附会”“不堪一击”；胡适的“自叙传说”也是由于把宝黛当成主角，在家史中进行索隐、考证，开展类似于所谓的“爱情故事主线”的解读，最终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今天若仍对宝黛钗进行历史索隐，即陷前人窠臼，重蹈覆辙，欲解红楼而不可得也。关于故事提示和宝黛角色等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专文中详加讨论。 结语 《红楼梦》，成书于大清文网之下，其所载“真事”皆为彼时禁忌而不可言传者，因此隐得比较深——以大清文网之密尚没能抓住他的半点痕迹，自然，我们来抓他的痕迹也会极困难。又且，世人喜看适趣闲文，不爱看理治之书，这是通例。老曹于不得已中将理治之书，幻化作适趣闲文，已经很难，如今欲将这穿插复杂有如乱麻的“适趣闲文”还原为“理治之书”则更难。《红楼梦》同时使用了虚构与实录两种手法，而且将实录隐去了真面目，使得史笔与文笔错综交融，真假参杂，虚实并驾，“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很多故事命意仅能意会而难以口传，往往是个中人会心一笑，局外者如捧天书，即便解释出来，也不太容易让人理解，要找到确凿的证据落实任何一个有关其“真事”或真实立意的解读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才需要红学，也因此红学的前路仍将充满艰辛。本文还没有深入细致讨论索隐和考证方法的具体运用以及历史故事的具体解读、虚构故事的具体辨析，仅就红学本身的源流和发展做了一点思考，论述并不够学术，也不够规范，更不够详尽，本意也是抛砖引玉，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索，一起来寻找方向和解读方法，以期逐步解懂红楼，接近作者立意本旨。最后，以一首《读红小诗》结束此文罢： 真事隐去无端的， 假语村言梦中来。 但曾用心听芹意， 何须楼外久徘徊。 参考资料 黄裳《笔祸史谈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 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谢国桢《南明史略》，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蔡元培王国维鲁迅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肖前主编《哲学原理》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张洪波《<红楼梦>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王蒙《活说红楼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冯其庸 李广柏《红楼梦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白盾 汪大白《红楼争鸣二百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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