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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创作的书名叫做《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或《石头记》的这部作品，具有其他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小说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包括：特殊的书名、特殊的结构、特殊的内容、特殊的著书本意。撇开对程高修改本《红楼梦》的文学品读不谈，仅就对曹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或《石头记》的研究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做到承认并尊重曹著的特殊性，认真地虚心地学习、欣赏、认识、研究它的这个客观的特殊性，而是仅仅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或者是仅仅研究它的小说部分，放弃并否定其他部分的研究，如脂砚斋批语。1996年针对霍国玲的“石学”《红楼解梦》的130位专家学者的“共识”是这样，2005年针对刘心武“秦学”的专家学者冯其庸、李希凡等人的访谈录也是这样。近读陈独秀、王蒙的红学文章，也还是这样。 陈独秀首先把程高修改本《红楼梦》与曹雪芹的《石头记》区别开来，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他在一九二一年的“《红楼梦》新叙” 一文中明确申明：“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严格地说，《红楼梦》主要指程高修改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石头记》主要指曹雪芹的原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红楼梦》与《石头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系统，二者不是一个概念。把两个版本系统统称为《红楼梦》，属于概念不清的逻辑错误。但是陈独秀的这一个正确意见，并没有被红学界所接受。红学界至今还在概念不清的使用着同一个书名《红楼梦》，一会儿说通行本《红楼梦》，一会儿又说脂本《红楼梦》，实在是越说越糊涂。 陈独秀深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文史合一”特点。因其接受了西方文化，所以他开始推崇西洋小说，贬低中国小说。他说，“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 在这里，陈独秀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包括《石头记》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史合一”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中国古典文学所独有，“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究其原因，“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 。应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个特点，也是它的优点。不能说，西洋小说就好，中国小说就不好；“善述人情”的小说就好，“善述故事”的小说就不好；“小说家和历史家”分了工的就好，“没有分工”的就不好。正如陈独秀所说，“《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有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的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的《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在这里我们看到，陈独秀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推崇西洋小说，而贬低中国小说，把中国小说“文史合一”的特点和优点说成是“琐屑可厌”，“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中国小说有什么不好？中国小说既是小说，又是历史，读者可以通过读小说来读历史，寓教于乐，寓历史于小说之中，何乐而不为？我们不应该厚彼薄此，而应该为中国小说“文史合一”的独特性而深感自豪才是。 然而，陈独秀并没有号召大家去认真地虚心的观察、分析、认识、研究《石头记》的这个特殊性，而是话锋一转，说读者对善述故事的方面并不欢迎，“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它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根据读者的主观感觉，而不是根据作品的客观要求，于是，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做善述故事的小说”。“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甚至提出希望：“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1】 很显然，陈独秀属于小说评论派，主张对《石头记》的文学解读，反对索隐和考证。在这里，陈独秀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方面，它承认《石头记》的“文史合一”的特殊性， 即“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另一方面，它又主张“领略《石头记》应该领 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并反对考证派“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正好说明陈独秀不是从《石头记》的客观实际出发，没有尊重《石头记》的特殊性，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从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爱好出发，从文学理论和小说概念出发，只研究《石头记》的“善写人情”部分，不研究《石头记》的“善述故事”部分，把一部“文史合一”、“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的完整作品，肯定一半，否定一半；研究一半，放弃一半，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各取所需的做法，犯了非客观化非物质化非辩证化非全面化非整体化的错误。 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石头记》的“文史合一”与其他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史合一”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史合一”、“稗官野史”的特殊性，其文其史是重叠的、文史合一的，文即史、史即文。比如《水浒》、《金瓶梅》之类。而《石头记》则不同，脂砚斋批语说，“此书正反皆有喻也”。说八十回小说的正面如《水浒》、《金瓶梅》一样，是“文史合一”，是“稗官野史”，是“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我们不仅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更“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石头记》的反面还有一层“喻”。这层“喻”是隐写的真实的历史，即所谓“真事隐”。“真事隐”的概念不容偷换！即作者和批者一再申明的“托言将真事隐去也”。这个隐写的真实历史是由脂批和八十回正文共同完成的。这一层反面之“喻”的特点是，文是文，史是史，文与史是分离的、平行的、并列的，就像《风月宝鉴》一样，正面是文、是小说、是“荒唐言”、“假语存”，背面是史、是“真事隐”、是“为闺阁昭传”。正面的“文”，包括脂砚斋批语和八十回正文。只有把脂批与八十回正文结合起来，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再三再四、以至不计其数”的研究之后，才能看到背面的“史”。《石头记》的这个特殊性惟《石头记》所独有，惟曹雪芹所独创。宁国府正面写的是国公之家，反面隐写的是清皇宫，有九座门庭、汉满两种祭祖方式、吉林岁贡租单为证，而不是隐写曹雪芹的家世。宁国府的老爷子贾敬（第三代）、宁国府的当家人贾珍、宁国府的贾蓉（第五代）身上隐写着清王朝（第三代，也是第五代皇帝）雍正帝，有雍正帝的十五个特征为证。【2】所以，陈独秀把《石头记》与《水浒》、《金瓶梅》相提并论，说它们“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是不恰当的。 王蒙也是主张对《红楼梦》（概念不清！实际是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进行文学解读的。他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红学研究的态势是繁荣与混乱共存”。针对“混乱”，主要是针对红学考证和索隐，他说，“最好的文学被非文学化了，最好的技巧被无技巧化了，最好的描写刻划被非描写非刻划化了反而实录化了，最好的创作被非创作化了。”在这里，王蒙把《石头记》定位为“最好的文学”、“最好的技巧”、“最好的描写刻划”、“最好的创作”，而《石头记》的“与众不同”、“善述故事”、“为闺阁昭传”的著书本意的特殊性却被王蒙回避了。 王蒙也承认《石头记》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他说，“在中国，《红楼梦》这部书有点与众不同，你说它是小说，但是它引起的争论、兴趣、考据、猜测、推理更像是一个大的历史公案、探案”。《石头记》的“有点与众不同”，其实就是说它不像一部纯粹的小说，不像一部本来意义上的小说，不太符合小说创作的规范，与其他小说有所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像陈独秀说的“文史合一”，“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就是在《石头记》的半部正面小说和脂批之背后还隐写了一部完整的历史。 《石头记》最大的一个特殊性就是它的作品结构：脂砚斋批语+八十回正文。王蒙对脂砚斋批语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他说，“‘脂砚斋’这个似乎对文学知之甚少对曹家知之甚多的刻舟求剑的自封的老大，偏偏插上一杠子，变成了事实上的‘红学祖师爷’。……这对小说写作人来说也确实是一大灾难。这是命定的小说的‘扫帚星’……”。【3】对一部完整的作品，肯定一半，否定一半，研究一半，放弃一半，这是不是把最好的客观性非客观性化了，把最好的物质性非物质性化了，把最好的完整性非完整性化了，把最好的联系性非联系性化了、把最好的辩证法非辩证法化了？ 王蒙虽然承认《石头记》“有点与众不同”，算是承认它的特殊性吧，但是他也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这个“与众不同”到底是什么，而是站在文学作品、小说的角度，站在“小说写作人”的角度，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与众不同”的两部分——“脂批”与“八十回正文”绝对对立起来，并完全否定了脂砚斋批语！而且使用了“老大”、“祖师爷”、“大灾难”、“扫帚星”这样一些讽刺、挖苦、贬低、侮辱的字眼。一些人试图对《石头记》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进行了一些探索式的研究和尝试，却被王蒙说成是“它引起的争论、兴趣、考据、猜测、推理更像是一个大的历史公案、探案”。 曹雪芹作品《石头记》的特殊性到底是什么？作品的特殊形式——脂砚斋批语+八十回正文。作品的特殊内容，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研究曹雪芹的作品《石头记》，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不应该由研究者或叫认识主体的个人兴趣爱好的主观意愿来决定，而应该由研究对象或叫认识客体的客观实在性来决定。《石头记》是什么就研究什么，里面有什么就研究什么；是文学就研究文学，是历史就研究历史；有人情就研究人情，有故事就研究故事，有脂批就研究脂批，有八十回小说就研究它的八十回小说。既然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文史合一”的特点，我们就应该研究它的这个特点。既然《石头记》“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既然它像《风月宝鉴》那样具有正反、真假两面，我们就应该研究它的这个“两种本领”，研究它的这个“真假两面”，这才叫做“实事求是”，这才叫做“唯物论”。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必须承认曹著的特殊性，必须尊重曹著的特殊性，必须认真地虚心的学习、欣赏、认识、研究它的这个客观的特殊性，而不应该主观的、片面的、孤立的、割裂的、简单的、草率的用文学理论、小说概念、纯文学的标准来剪裁它、衡量它、评判它、批评它、贬低它、甚至侮辱它、诽谤它、声讨它。 我真的被弄糊涂了。我们的专家学者、红学大师、著名作家，明明知道《石头记》有自己的特殊性，明明知道《石头记》“与众不同”，“文史合一”，“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明明知道《石头记》中有“真事隐”；明明知道《风月宝鉴》有正反、真假两面， 却偏偏视而不见、掩耳盗铃、盲人摸象、顾此失彼，一律采取回避态度，偏偏硬是把《石头记》往纯文学作品、纯粹小说一类上拉扯、钩挂、挂靠、粘贴，非要把它看做、“当作”文学作品、小说的一般、共性、普遍性来研究，而且还要竭力地反对、否定、贬低、甚至围剿、封杀、群殴其他人对《石头记》特殊性的探索性研究和尝试，究竟是何道理？ 刘振兴2011年9月4日星期日于新疆伊宁市 注： 【1】《红楼研究》2011年第一期第一页陈独秀“《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 【2】霍国玲《红楼解梦》第二集第47页“宁国府实隐清皇宫” 【3】《曹雪芹研究》访谈与思考《王蒙的红楼梦》2011年第一缉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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