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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解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红学专著。作者是几个退休干部。他们坚持“老有所为”的精神，积20多年之辛苦，行文200多万字，破解了《红楼梦》这个百年之谜，创建了“解梦”理论，走出了一条崭新的“解梦之路”，并自成“解梦”一派。对待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存在争议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若要全盘否定它，甚至对它进行“围剿”和“封杀”，恐怕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了。本人也有一些不成熟看法，愿与同行商榷。 《红楼解梦》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包括立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论，而且包括“解梦派”与红学其他学派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当我考察这个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时候，我发现它们都经得起史料、时间和实践的检验，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一 、指导思想的客观真理性 《红楼解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即不受前人研究结论的束缚，不盲目崇拜领袖人物的某些具体判断，对多数红学家的某些“共识”不随波逐流，坚持一切从《红楼梦》“这一个”客观事物的具体的特殊的实际出发，进行独立思考，用科学的方法、严肃的态度、严谨的逻辑思维，去分析、去判断、去推理、去演义。对红学史和红学各派的评价，也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割断历史，不否定前人，在继承中发展，在坚持中创新，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首先，“解梦”作者解放思想，以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勇敢地闯入了本来就不该设置的红学“禁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信心，摘取了“禁果”，打开了“地狱之门”，拥有了一块新天地。他们不愧是解放思想的先锋！ 其次，“解梦”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研究成绩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全面突破，对整个红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对红学各派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各学派内部遗留的大量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问题，都给予了一一破解。 第三，“解梦”作者科学对待红学史，不做割断历史、否定前人的蠢事，而是在认真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们是继承和发展，是兼收并蓄，是集大成者。“解梦”理论既是200年来《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总结，又为今后《红楼梦》研究开辟了一条更加广阔的道路。这条“解梦”之路的基本走向：一是确定将“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作为研究对象；二是尽力挖掘与正视书中的大量“误谬”（脂砚斋语）或“谜”；三是以脂批为引导，解决这些“误谬”，在解决这些“误谬”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到小说背后所隐写的历史。这条崭新的“解梦”之路在研究方向、内证外证、对前人成果的评价、研究方法和学风问题等方面，都有不同于前人的特点，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越走越宽。 二 、 研究对象的客观真理性 研究对象问题是红学研究的首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以一百二十回《程高修改本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是“解梦”作者第一次提出了“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乃曹著之全璧”，“是红学第一层次的研究对象”的最新观点。这一对象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八十回本《石头记》正文；二是脂砚斋的全部评批；三是作品中的“误谬”。上述三部分内容“一字不能更，一语不能改”，共同组成研究对象。从而在研究对象上划清了“解梦派”与其他学派的界限。并且指出，程伟元、高鹗所续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删掉了全部脂批，修改了书中“误谬”，并后续了四十回，都是对研究对象的不尊重，是以主观意志去裁减客观研究对象的主观唯心主义做法，因而是不可取的。“解梦”理论坚持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一切从“这一个”研究对象的特殊实际出发，把曹著中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议的问题，都作为研究对象来严肃对待，认真研究。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保证了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进一步的研究证明，一百二十回高续本《红楼梦》是程伟元、高鹗于《石头记》问世以后的1791年，遵照乾隆与和?的旨意篡改的，乾隆、和? 是阉割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的罪魁祸首。他们妄图在两次“大兴文字狱”的运动中彻底销毁《石头记》，未达目的，则进行阉割的。 很显然，以一百二十回《程高修改本红楼梦》为研究对象是多么不妥当，其与“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有着天壤之别，其研究结果也绝对是截然不同。如果我们将二者作一比较，便十分清楚地看出其巨大的区别。 从作品结构看，前者是在所谓“未竟之作”（实际是全璧）上后续四十回，使之成为一部所谓“完整”的小说（是“假话”，“满纸荒唐言”，书中有“误谬”，与一般小说有区别）；而后者则是“八十回正文+脂批+书中误谬”乃曹著之全璧。 从作品内容看，前者是一部“删掉脂批、修改误谬、后续四十回”的堪称与中外古典文学名著相媲美的优秀小说（不完全一样）；后者是一个两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正面是为了隐写历史而虚构的一篇“假话”（即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因为书中“误谬”无法解释），而反面则是一部历史，一部清宫秘史。 从作品主线看，前者有宝黛爱情、四大家族衰亡史、叛逆与卫道的斗争等几种说法；后者是为竹香玉树碑立传，为女奴们唱赞歌。 从研究层面看，前者研究的只是小说，是表，是伪，是现象；而后者研究的则是小说背后隐写的历史，是里，是真，是本质。 研究对象的界定，具有全局性、本质性、纲领性的重大意义。它能起到提纲携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就象抓住了主要矛盾，牵住了牛鼻子，因而长期困扰红学界的那些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一系列问题便应刃而解了。 界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拨乱反正，彻底纠正长期以来以“一百二十回高续本《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错误，还曹雪芹原著以本来面貌。正如“解梦”作者霍国玲所说，“《石头记》作为一部小说，其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已被公认为堪称世界名著。然而对于作者来说，小说却只是《石头记》全部内涵的次要部分。当我们发现《石头记》背后又深隐了一部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的时候，《石头记》一书的意义和价值，便不能用评价一般小说的标准去评价了！即：它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瑰宝！” 三 、研究方法的客观真理性 《石头记》不仅是奇书，而且是谜书，是密电码。整部书是一个大谜，里面包含无数个小谜。如果我们只用一般的分析方法和普通的思维方式，无论如何是很难读懂它的。200多年以来，研究者如云，但无人解得此谜！有些研究者甚至连研究对象也没有搞清楚，更有“附会法”和“简单比附”这些现在看来非常幼稚的研究方法。“解梦”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具有很强的客观真理性，给了我们颇多的启示。 （一）坚持一切从《石头记》的特殊实际出发 人人都说从实际出发，但是一到实践当中，有些人就背离了这个原则，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道路。那么在红学研究中，怎样才算是从实际出发呢？“ “解梦”作者在红学研究过程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从实际出发”。 （1）他们 坚持从作者曹雪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个社会的特点出发，在“关于《石头记》的思想倾向性”和“曹雪芹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理想”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奴隶说”的观点。指出：《石头记》所写的主要内容是满族上层统治集团的生活，作者是站在奴隶--而且是年轻女性奴隶--的立场和角度去描写的。《石头记》是为奴隶们写出的赞美诗和辩护词；是一篇讨伐奴隶制度的檄文。同时指出，“农民说”、“市民说”和“传统说”尽管表面看来彼此对立，但从思想方法来看，却完全相同，即都没有从《石头记》这一特殊的“实际事物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市民说”和“农民说”都是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出发，各执一个片面；“传统说”则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这些都违背了“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因而犯了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在这一时期，乾隆大肆删削历史档案，大肆禁毁各种书籍，大搞精神禁锢，文网森严。曹雪芹代表了奴隶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曹雪芹要为奴隶们说话，又不敢明写其事，只好托言之小说，由此“解梦”作者坚定地认为，《石头记》是用托言喻事的影射手法写成的，其反面一定“隐有真事”，而且这事与曹家与作者与皇家都有直接关系。并且认为，不承认《石头记》反面有隐，便不是从实际出发。 （2） 他们坚持从作者曹雪芹所生活的家庭环境、本人经历及其思想感情出发，坚定地认为《石头记》中“隐”有曹雪芹的家事和自己的大恨大爱大悲大喜，并且认为这是曹雪芹之所以能在“茅掾蓬牖，瓦灶绳床”，“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窘况下“著书黄叶村”的巨大动力。曹雪芹之所以要“滴泪为水”、“研血成墨”哭成此书，其目的不是为了传一部小说留给后世，更不是为了传其他什么人的家事，而是要写一部书为自己、并为自己所恋之女子竹香玉立传。同时透过此书痛快淋漓地大骂雍正，并大揭清王朝之腐败和荒淫。不承认这一点，也便不是从实际出发。 （3） 他们坚持从《石头记》这一研究对象的整体实际出发，就是从曹著的《石头记》正文出发，从脂砚斋的评批出发，从书中“误谬”出发，从这三个组成部分有机构成的整体出发，从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出发。这种联系复杂而多变，是曹雪芹与脂砚斋精心设计和布置的。他二人共同建造了这座奇妙的迷宫魔殿和走出这座宫殿的机关暗道。相比之下，一百二十回《程高修改本红楼梦》删掉脂批，修改书中“误谬”，后续四十回，就不能算作从实际出发，只能说是从篡改者程伟元和高鹗及其背后指使者的主观愿望出发。 （4）他们坚持从《石头记》整个作品中的每一个具体细节出发。就是从每一个具体人物、每一个具体事件、每一个具体时间和地点、每一首诗词曲赋、乃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具体实际出发。“解梦”作者真正做到了“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紧紧围绕作品的主线和主题，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寻找一切蛛丝马迹，从细微处入手，寻找论证主题的一切证据。比如，“解梦”作者从《石头记》正面文字中的“悼红轩”、“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诗词小说中大量使用了“红”、“竹”、“香”、“玉”等字，揭示出作品是为了悼念作者曹雪芹所恋女子竹香玉、小名红玉而作；从“玄”、“弘”、“桥”三个字各少写一笔中，解出“玄”讳玄烨，“弘”讳弘历，“桥”讳曹雪芹之生母--康熙帝之第16位公主桥；从“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中看出贾元春的真实身份是假贵妃、真皇后竹香玉。“解梦”作者还从脂砚斋的评批中解出：小说中所有的情案皆“二玉二人也”，即曹雪芹与竹香玉二人；小说中所有的孽案都是指雍正与竹香玉二人 ；金陵十二钗、正副再副均隐写竹香玉一人；并揭示出了曹雪芹著书的各种奇法、秘法，等等。 （5） 他们坚持从曹著中所设置的为了解开这些谜底所需要的已知条件出发，认为，作者在作品中设局布谜的同时，也为解开这些大大小小的谜设置了已知条件。解谜者必须从作品中找出这些已知条件来，并加以科学地分析、推导、论证，方可解开此谜。而任何企图从作品以外寻找已知条件来解谜者，便不是从实际出发，其推导出的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比如，曹雪芹的生辰问题，“才五七”的问题，“百金”问题等。 （6） 他们坚持从清宫档案和其他史料的具体实际出发，认为，曹家的史料、竹香玉皇后的史料都被乾隆从历史档案中删除掉了，曹雪芹的诗词书稿也被乾隆查禁、销毁了。尽管如此，但是，在历史档案中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总会留下空白。“解梦”作者坚持从不多的史料出发，与自己从《石头记》中解出的答案两相对照：以档案中的“有”去验证答案中的“有”，以答案中的“有”去填补历史档案中的“无”。比如，史料记载，从雍正九年到十三年后宫无主，而在雍正服丹药致死时，身边却有两位皇太后。作者从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皇妃行乐图》中考证出图中人物是竹香玉，该图应叫《香玉皇后行乐图》。竹香玉就是那位被乾隆皇帝从皇宫秘档中删掉的那位后宫之主--皇后，而《香玉皇后行乐图》则是最好的史证。 （二）、坚持用全面的历史的辨证的联系的方法分析问题 《红楼解梦》坚持用全面的辨证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曹雪芹及其《石头记》，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简单化地分析问题。 （1）、 用全面的观点分析问题.全面分析曹雪芹的家世和个人经历，全面分析曹雪芹的著作，全面分析曹雪芹和曹著中的每一个问题。 比如, “解梦”作者在“曹雪芹的卒年和墓地”的研究中，全面的比较分析了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看哪家的意见更具合理性，博采众长；全面分析研究了曹雪芹朋友的有关诗句，正确理解其中关于曹雪芹卒年和墓地的确切含义，结合曹雪芹病重期间和死亡之前的家庭状况，进行理智的推理判断；反对那种仅仅依据一首诗的“诗题下注有‘甲申’二字”，或者一条眉批中有“壬午除夕，甲午八月”等文字，或者一个未经验证真伪的“墓石”，就轻率地简单地片面地下结论或改变自己原有意见的做法。 关 关于“曹雪芹香山故居”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全面分析的特点，作者从十三个方面详细论证了“北京香山正白旗村39号宅院确应是曹雪芹故居”，同时指出，对此持否定看法的错误在于认识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作者举例说明：题壁诗与房主人的关系有四种可能，一是房主人自写自题，二是房主人朋友所作所题，三是房主人录自他人作品，四是房主人朋友录自他人作品。而否定此宅为“曹雪芹故居”者，对此仅作了一项考证，“即：这些诗文录自《西湖志》、《六如居士全集》、《东周列国志》等书，而非曹雪芹所作，于是便下结论：题壁诗与曹雪芹无关，此宅与曹雪芹无关。”显然，这种考证方法过于简单，考虑欠周全。而解梦作者的分析则比较全面客观。 在对<红楼梦>其他问题的研究上,作者同样坚持了全面分析的方法,在此不作一一例举. （2）、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 1、 研究《红楼梦》这一历史现象，就必须从这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及其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出发去研究。 研究曹雪芹这个大文豪、大诗人何以只留下一部被篡改了的《红楼梦》？他的其他作品哪里去了呢？ 研究曹雪芹的家族何以在历史档案中没有多少记载？他家可是皇亲国戚啊！ 研究《石头记》，就要研究曹雪芹何以能创作出如此奇妙的艺术佳作，如此奇妙的写作方法，如此奇妙的文字结构，如此奇妙的“一喉二歌”的内容？研究曹雪芹的思想倾向何以为奴隶们唱赞歌？他是在怎样的具体生活环境的熏陶下产生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 2、历史地看待康雍乾时期的历史档案资料。清宫历史档案是遵照最高权力的旨意修订的，是经过最高权力的审查通过的，其内容是绝对维护皇权尊严和皇家利益的。凡是有损于皇权尊严和皇家利益的史料，即使是皇后、皇妃、王爷，也必从史料中删除掉而后快。所以，我们如何对待史料，也应有一个科学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历史档案中有的东西，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历史档案中没有的东西，不等于历史上不存在这个东西，很可能是被史家删除掉了。正确的态度就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从历史档案出发，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研究，从历史档案中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历史的本来面貌。 3、把《石头记》当做史料来研究。曹雪芹家族是皇亲国戚，《石头记》反面隐写了一部清宫秘史；其正面小说也反映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现实，有人说它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毛泽东也曾说过要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解梦”作者认为《石头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一、从作品的正面看，《石头记》似是一部小说，基本符合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具有一切古典小说的共性和普遍性。所以，毛泽东说它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我们学习、了解、研究康乾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一部难得的教科书。从这个角度评价《红楼梦》，说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二、从作品的反面看，《石头记》又是一部隐写的历史，基本符合历史写作的一般规律，具有一切史料的共性和普遍性，即：“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实录其事”。但是在写史的方法和技巧上，又与其它史料不同，而是在一篇“假话”、“空虚幻设的荒唐言”的掩护下隐写的，因而具有与其它史料完全不同的特殊性。《石头记》记录的是曹家和皇家的家事，是在曹雪芹、竹香玉、雍正、乾隆几个人之间发生的几件重大历史事件。其史料价值则具有特殊性和个性的一面。 4、“解梦”作者用历史的观点对待红学史和历史上产生的各种学派。第一次提出“正确认识索隐派”的问题，对“考证派自传说”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红楼梦》的自传性不容怀疑，全盘否定“索隐派”和“考证派”是错误的。“评论派”对《程高修改本红楼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不仅“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思想价值、艺术成就、语言特点等各个方面”，而且“在搜集、整理、研究、出版《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历史资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对《红楼梦》版本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其对正面小说的认识是全面的和深刻的；但是，他们在批判“索隐派”和“自传说”的研究方法和所得结论均存在错误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红楼梦》中无谜可猜，无隐可索，最后形成了可怕的“禁区”，使研究者不敢再涉足于《红楼梦》中之所隐，这是绝对错误的。 （3） 用辨证的方法分析问题 曹雪芹是一个大哲学家，其作品《石头记》中充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其作品结构、作品内容、写作方法，都充满了辨证思想。在《石头记》原文中，有许多地方还直接论及辨证法，如第三十一回史湘云与丫鬟翠缕议论“阴阳”一段即是。脂砚斋也在批语中揭示了其辨证思想，并指出：“史公用意，非念死书之子所知。”这就是说，《石头记》很深奥，其辩证法运用的得心应手，灵活多变，十分巧妙。诸如“念死书之子”、“腐儒”、“痴弟子”之类人，不懂得辩证法怎能读得懂它？ “解梦”作者面对的是一部充满唯物辨证思维的文学巨著，若不具有过硬的高人一筹的辨证逻辑思辩能力是很难取得如此巨大成果的。同样，“解梦”作者在他们已经出版的前六集共计70多篇论文中，偏偏都充满着唯物辨证的思想，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光辉。 1、抓住了作品的主要矛盾。作者在“反照‘风月宝鉴’”一文中论述了《石头记》一书的主线，主线就是主要矛盾。主线是全书的总纲，抓住了总纲，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纲举目张”了。“解梦”作者认为，多数研究者只从作品正面探讨作品主线，这种认识如果说是正面小说的主线，则是正确的；如果说是《石头记》的主线，则是错误的。因为正面小说只是《石头记》的现象，背面隐写的历史才是《石头记》的本质。只有反映作品本质的主线，才是《石头记》的主线。那就是“隐入小说中的这段历史，便是此书的主题思想，是此书的核心，是此书的灵魂。而其余种种，均将服从于、服务于这个主线。而组成这部历史的，有爱情有政治；有曹家的衰亡过程，又有叛逆与反叛逆的斗争。因此，只有反照《风月宝鉴》，才能够牢牢抓住《石头记》的主线”。 2、认清了作品的现象和本质。《石头记》是一个两面皆可昭人的《风月宝鉴》，正面是美女，反面是骷髅；正面是类似一般的古典小说，是“假话”、“荒唐言”；反面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正面是“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的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而反面则是刀光剑影、血泪交加、触目惊心的残酷斗争。正面只是现象，反面才是本质；正面的小说是服从于、服务于反面历史的，是为了隐写这段历史而蒙蔽当权者的一篇空虚幻设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反面是为竹香玉皇后树碑立传，为女奴们唱的赞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者在写作《红楼梦》时，无论是在生活素材的取舍上，还是在故事情节的编排设计上，无论是在各类人物的摹写刻画上，还是在词汇的调遣运用上，在诗词曲赋的穿插配置上，均服从于记载这段历史的需要”。（本书第一卷第48页） 《石头记》一书的本质和现象，在书名中也有反映：《石头记》意思是为竹香玉树碑立传，是本质；《红楼梦》意思是后宫中一个女子的故事，也是说的本质；《金陵十二钗》意为金陵十二个女子的故事，是现象；《情僧录》意为作者自己写传，也是本质；只有《风月宝鉴》全面反映了作品的本来面貌，指作品有正反两面，正面是现象，反面是本质。脂砚斋说：“只有看反面，方是会看”。告诉读者，反面才是作品的本质。 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告诉我们，要通过实践，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解梦”作者紧紧抓住这个本质，不受假的正面小说现象的干扰，学会了反照《风月宝鉴》，提炼出隐于书中的历史，真正识破了这个百年未宣的哑谜。 3、分清了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石头记》是以看似未竞之作问世的，实则曹著之全璧。在“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即曹著之全璧”一文中，“解梦”作者详细地论述了《石头记》的形式和内容，指出：（一）《石头记》一书的形式奇--从表面看，作者留给我们的是一部有头无尾的小说，而实际上却是一部十分完整的小说。只不过作者将八十回之后的小说故事，设法（以脂批和诗词曲赋的形式）隐入前八十回中去了。（二）《石头记》一书的内容奇--作者利用一部小说，掩盖了一部历史。 这种奇特的结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风月宝鉴》正反皆可照人。脂砚斋说是“此书正反皆有喻也”；用历史上曾经看懂了此书的读者戚蓼生的话说是“一声也而二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矣”。由此可见，无论是作者、还是批者、以至读者，都说此书包含双重内容。这就是“解梦”作者所揭示出的《石头记》一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奇妙而独特的和谐和统一。 《石头记》一书的形式和内容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作品的结构形式来讲，八十回本《石头记》小说+脂批+书中“误谬”，是《石头记》的总形式，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正面小说的内容，一个是反面历史的内容；而从作品的本质内容，即反面所隐历史来讲，作品的总体结构和正面虚构的小说又都成了形式。这就是说，作为小说的《石头记》，它既是作品八十回本结构形式的内容，又是掩盖反面所隐历史本质内容的形式，具有双重属性。这就是《石头记》的形式和内容的辨证统一关系。 4、搞清了作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解梦”作者从《石头记》的特殊性出发 ，正确处理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澄清了红学界中的一些模糊认识。 在本书第二集“大观园实隐圆明园-探寻大观园之隐的立论基础”一文中，针对当时红学界一些文学理论工作者对大观园坐实圆明园的非议，“解梦”作者曾就中国古典文学特殊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本书第三集《前言》“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有自己的特殊的创作规律的理论”中，作者对一般文学的普遍性，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西方文学、中国近代文学的区别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西方文艺理论只能作为对该书进行研究时的参考，而决不能作为依据，用来束缚自己的研究。‘解梦派’把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殊性，尤其是《红楼梦》的特殊性，作为自己的一条重要研究原则。” 在本书第五集“《红楼梦》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体系”一文中，作者又详细阐述了《石头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指出，西方文学的基础是写“人”，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是写“事”和“史”，不宜将西方文学理论套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石头记》是中国古典文学高度发展的结晶，是由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粹孕育而成的奇书。它的成就已经达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顶峰。 归纳上述论著，其主要观点是： A、《石头记》、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作为文学作品，其创作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作为伟大现实主义文学名著，《石头记》与世界上诸多现实主义名著之间具有相同之处，其内容描写的都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石头记》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西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普遍性，即共性的一面。 B、《石头记》这一部作品当然也有其与中国其他古典文学作品、与西方文学作品相区别的特殊性，即个性。这是《石头记》之所以是《石头记》，而不是别的什么作品的“质”的规定性。只强调《石头记》的普遍性，而否定《石头记》的特殊性，是片面的和形而上学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C、《石头记》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一、目的不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严格地说，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篇类似小说的“荒唐言”，其目的不是为了传小说之意，而是为了隐写一段历史。其二、结构不同。它是由《石头记》正文、脂砚斋评批、书中“误谬”三部分组成，而《石头记》正文看似未竟之作、实则“全璧”的小说。这是任何其他古今中外小说所没有的，唯《石头记》所独有。其三、内容不同。《石头记》又叫《风月宝鉴》，正反皆可照人，正反皆有喻，正面是空虚幻设的一篇“假话”，反面是一部历史。其四、笔法不同。一般浪漫文学的夸张是允许的，也是一种普遍的夸张笔法。而《石头记》则是貌似夸张的写实文学，在夸张文学背后隐写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事实。 5、“解梦”理论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解梦”理论实现了对《石头记》的“全面突破”，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辨证统一。说偶然，是指作者均是业余研究者，且无一人是学文史的；说必然，是指作者具备了实现突破的必要条件，以及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200年的红学史所积累的研究成果为“解梦”作者的“全面突破”提供了理论准备，打下了宽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而“解梦”作者正是适应了这个历史的需要，充分利用前人研究的历史资料和最新成果，进行了新的思索和新的开拓。 （4）、用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 《石头记》是一部奇书。它奇就奇在书中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异常复杂，变换莫侧，一环套一环，恰如连环锁，令人眼花缭乱！解书人必须学会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察和认识其中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联系，找出各种联系的纽带，然后再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打开这个连环锁，解出其中之隐秘，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性。“解梦”作者正是在这方面做了大胆尝试，因而取得了重大突破。 首先，他们把《红楼梦》看作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这个系统包括“八十回本《石头记》”正文、脂砚斋评批、书中“误谬”三个组成部分。研究中着眼于系统的整体，着眼于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着眼于《石头记》三部分与清史资料之间的外部联系，坚持“四位一体”的整体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对《石头记》做出整体的、系统的判断和评价。这就是： 1、《石头记》是一部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书、谜书、密电码。 2、《石头记》的结构是以一部貌似未竟之作实则“曹著全璧”的“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问世的。 3、《石头记》的内容有正反两面，正面是一部堪与世界古典名著相媲美的优秀古典小说，反面隐写了一部历史，一部清宫秘史。 4、《石头记》的主线不是正面小说中的宝黛爱情、四大家族衰亡史、叛逆与卫道的斗争，而是隐入小说反面的那段历史。 5、《石头记》的写作目的有三：一是隐写一部历史，为竺香玉写传，为自己写传，揭开雍正暴亡之谜。二是大骂雍正和清王朝，揭露其政治腐败、生活糜烂，预示出清王朝日益没落的前景。三是指奸责佞，贬恶诛邪。 6、《石头记》的思想倾向性是“站在奴隶阶级立场上反对带有浓厚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的大奴隶主阶级、大封建主阶级的具有双重性质的最高统治者。”“是为奴隶们写出的赞美诗和辩护词，是一篇讨伐奴隶制度的檄文”。（见本书第四集第280页） 7、《红楼解梦》的研究方向是“追索出隐于书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揭开这个二百年来未宣的哑谜，让读者能够享受一睹书中隐秘之快”。其研究方法是运用唯物辨证法进行分析、考证、推理、索隐。（见本书第一集第23页） 其次，深入研究《石头记》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解梦”作者深入到《石头记》内部探索出曹雪芹的写作奇法、秘法，揭示出了深隐于《石头记》中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找到了《石头记》的写作规律，得出了符合曹雪芹写书宗旨的正确结论。试举几例如下： 1、揭示出曹雪芹在《石头记》中所使用的神奇的分身法和合身法。 《石头记》正面小说中总共描写人物几百人，叙述事件几十件，时间跨度40余年，其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变化多样，看似混乱，实则有序。“解梦”作者沿着脂批指引的方向，从正面小说与脂批的联系中，从人物与人物的联系中，从人物与事件的联系中，从作品与史料的联系中，“追踪蹑迹”，分析推理，步步深入，解出了书中之分身法和合身法。（见本书第一集第167页和第四集第291页） 所谓分身法，“是将被隐写历史人物的身姿、容貌、才华、性格、年龄、籍贯、不同时期的身份、地位以及不同阶段的生活经历，分别写在一群小说人物身上，并用各种手段将这群分身相互勾挂绾系，从而建立起他们之间某种内在的联系”。由此得知，小说中的几百个人物实际隐写了历史上的数人数事而已。 所谓合身法或合写法，是曹雪芹创造的“一笔多用”的写作方法，作者力图在《石头记》中，使某个小说人物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事件中来隐写不同的历史人物。在《石头记》中，有21个小说人物身上都分别合写了历史上的数人。 第六集中的“情缘和孽缘”也是一种合写法。曹雪芹把自己与竺香玉的情缘分别写在了小说中的23个爱情故事之中，《石头记》中所有的情案，所隐写的都是曹雪芹与竺香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的爱恋活动，每个情案都隐记着曹雪芹和竺香玉恋情的一个侧面或一个局部，综合起来便是他们一生的恋情。曹雪芹把雍正与竺香玉的孽缘也分别写在了十几个孽情故事之中，这些孽情故事从不同侧面隐写了雍正与香玉婚姻的不合理。 曹雪芹与脂砚斋创造了分身法和合身法，“解梦”作者通过分析各种联系揭示出这一秘法，是他们对红学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他们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解读《石头记》的一次大胆的成功的尝试。 2、破译了《石头记》中看似混乱的纪年之谜。 “解梦”作者首先从曹雪芹著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写作态度中断定，《石头记》中“时序与年龄上的混乱”绝对不是由于作者的偶尔疏忽造成的。继而从脂批“年表如此写，亦妙”中看出“作者在构制全书时胸中是有一个年表作骨架的”。然后又发现了史湘云牙牌令中的一句令词“双悬日月照乾坤”，典出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从而解出了《红楼梦》在纪年上使用了两种并行的纪年方式：一是雍正纪年，一是曹氏纪年。同时搞清了两种纪年方式的意义和作用：“用曹氏纪年来叙述故事是为了说明此书具有自传性质，即作者所描述的一切都是他亲见亲闻和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之事。而使用雍正纪年是为了说明作者与他所爱恋的香玉的身世遭遇所经历的确切年代”。 3、推导出了《石头记》作者曹雪芹的生辰。 “解梦”作者在“曹雪芹生辰考”一文中，首先从红学界关于《石头记》是否带有自传性的问题出发，联系作者在作品中的公开申明：经一番梦幻之后，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目的有二：一是为了不使那些“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的女子“泯灭”而润笔著书，为其“昭传”；二是将自己“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劝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这种经历“敷演出来”。又联系脂批云：“因为传他，并可传我”。因而肯定了《石头记》的自传性质。进而从史料记载中查出曹天佑乃曹?的遗腹子，从小说中关于甄、贾宝玉的关系，曹天佑与贾宝玉的关系，曹天佑与吴天佑的关系，曹雪芹与曹天佑的关系中考证推测出曹天佑就是曹雪芹，曹雪芹的生日隐写在贾宝玉的生日之中。然后从小说对宝玉生日的隐写中一步步推算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1715年6月4日）。这是“解梦”作者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认识分析问题的一个典型的成功事例。作者从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与偶然联系、主要联系与次要联系、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的考察中，经过科学分析，逻辑推导，终于在“梦幻”般的“云雾”中理出了深埋于《石头记》中的作者曹雪芹的生辰。 （三） “解梦”理论是对《石头记》认识上的重大“飞跃” 贯穿红学研究始终的也有一条主线，即主要矛盾：这就是承认不承认作品背后隐有真事，是“有隐”和“无隐”之争，是这一个主要矛盾推动着红学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最早的“评点派”，因为处在认识的初级阶段，只在小说层面评评点点，认识事物的表面和现象，还没有触及到事物的本质。 旧红学“索隐派”较之“评点派”在认识上有了深化，已经触及到事物的本质了。但由于其研究方法不科学，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新红学“考证派自传说”在批评旧红学错误时，提出了“作者自传说”，这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向真理又靠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犯了与旧红学派同样的错误--简单比附，因而未能得出正确结论。 如果继续沿着这条索隐之路走下去，肯定能够取得成功。但是遗憾的是，在批判新旧红学的错误时，完全扭转了研究方向，彻底否定了反面“有隐”，并设置了“禁区”，使人们再也不敢涉足这个领域，使研究工作又回到了评点派的阶段 ，只研究正面小说，于是产生了“评论派”。 是“解梦派”解放思想，勇闯禁区，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认识上的重大“飞跃”。 综观200年红学研究的历史，人们对《石头记》的认识也不是直线的，也是近似于一串圆圈。评点派---索隐考证派---评论派；索隐考证派---评论派---解梦派；这是两个近似的圆圈，两个近似的螺旋曲线，两次向旧东西的回复，两次否定之否定，两次都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评论派对评点派，是在小说层面上的重复；解梦派对索隐考证派，是在隐写历史层面上的重复；而每一次重复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评论派”在批判前者错误时，是抛弃而不是扬弃，是全盘否定而不是辨证否定；“解梦派”对“评论派”的批评则是辨证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这就恰好完成了一个认识论上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近似的“圆圈”。这个过程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解梦派说成是索隐派，可以称他们是新红学索隐派或科学索隐派，因为他们与旧红学索隐派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质变，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已经进到了一个更高级的程度。 红学界的争论与斗争，就是紧紧围绕“有隐”还是“无隐”展开的。争论与斗争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正是这种矛盾和斗争推动了红学事业的发展。红学研究的历史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规律。 四、“解梦”理论经得起史料检验，其结论具有客观真理性 “解梦”理论对《石头记》的认识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但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解梦”作者也表示，他们的理论愿意接受反复检验，指出：“一种观点能否站得住脚，不仅仅要看它论述得是否合乎实际，还要看它是否经得住反复检验，甚至要看它能否以得出的结论去检验其他资料的正误。因此，对一个论点，仅仅提出和进行了论证还不够，若想使其圆满，还须经过验证。”我认为，“解梦”理论经得起史料、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其结论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紫军先生在1996年答张书才先生的“平议”和答《红楼梦学刊》的两篇文章中（本书第三集第575、605页），对这个问题已有过详细论述，下面予以补充说明。 “解梦”理论到底有没有客观的真理性？只有用事实来回答。 （一） 宁国府实隐清皇宫。作者从宁国府有九重门这一实际出发展开论述，认为宁国府隐写了清皇宫，其依据是“君门九重”的典制，因为任何王府都不可能有九重门，只有清皇宫才有资格独享九重门。在论述中他们绘制了一幅《宁国府九座门庭与清皇宫九座建筑对照图》，并进行了详细说明，明眼人一看便知，简直一模一样！这就是真理的客观性和唯一性。同样，宁国府除夕祭祖方式和乌进孝的一纸租单也是同一个道理。 （二） 大观园实隐圆明园。作者在论述中抓住曹雪芹对大观园的描写，与圆明园的基本情况和四十景图进行一一对照，发现竟有如此多方面的相似和一致之处，于是得出结论：大观园实隐圆明园。同时，作者在“红楼圆明隐秘”一文的第三部分“对大观园实隐写着圆明园的验证”中以“贾政等人初游大观园的路线去游览圆明园”，“以凤姐等人抄检大观园的路线游览圆明园”加以验证，其结果竟是惊人的一致！特别是对史料中有矛盾的地方以《红楼梦》所述进行检验，竟是那样的完全吻合，实在令人叹服！如史料《清代中叶北京西郊（玉泉、万泉水系）园林分布示意图》和《圆明园四十景位置图》在水汇集到“长春仙馆”后是否有一条水道流出园外问题上有所区别，经《红楼梦》验证后，可以判定：《水系图》所绘更准确，更合乎道理。而《位置图》上却没有绘出此河道。由此可见，《红楼梦》背面在如实地记载历史方面是多么细致、准确（见《红楼圆明隐秘》第四十四页）！ （三） 贾敬、薛蟠、贾雨村实隐雍正。作者在“贾敬探源”一文中列举了贾敬与雍正在十一个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薛蟠浅析”一文中列举了十条理由，在薛蟠之死的问题上也找出三条理由来隐骂雍正；在“雨村其人”一文中找出十一个问题，剖析雨村的特点，与雍正相对照；如若将三人的情况加在一起，便是三十二条。即是说，作者把雍正的三十二个方面的特征分别隐写在了贾敬、薛蟠、贾雨村三个小说人物身上，这三个人均为雍正在小说中的分身。所有这些，如果不是在贾敬、薛蟠、贾雨村三人身上隐写了雍正，又该做何解释呢？用“偶然巧合”、“人物原型”、“文学夸张”等词语来解释，均难以自圆其说。 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作品中的人物应该是现实生活中同类人物的集合体，或以一个现实人物为原型，然后集中许多人的特征为一身，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是，象《石头记》中的几个小说人物却是以同一个历史人物为原型，而且写的那么具体、详细，这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的。用一般文学理论绝难解释清楚！只有象“解梦”作者那样，从小说反面看问题，这几个小说人物隐写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就是说把雍正一人的特征分别写在多个小说人物身上，这才能够解释得通。 （四） 秦可卿隐写竹香玉皇后。从秦可卿的居室摆设、日常用品和死后所用棺木来看，秦可卿不可能是王府家的儿媳妇身份，其真实身份应该是皇后竹香玉，因为只有皇后才能够享有那种特权，只有皇后的生活才那样豪华、奢侈。这也是真理的唯一性。 （五） 贾元春的真实身份是皇后。从贵妃贾元春省亲时的仪仗中所用“曲柄七凤黄金伞”便可看出，贾元春是个假贵妃、真皇后，因为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享用“曲柄七凤黄金伞”，而皇贵妃、皇妃只能用“红缎七凤曲柄伞”。这可是《雍正会典》中明文规定的呀！ （六） 皇上封赠“百金”给曹家，是曹家出了一个竹香玉皇后。据《大清会典》中载，册封皇后，由内务府备赐后父母黄金百两，银五千两。《石头记》中，以元春赏贾府一百两黄金，迎春嫁给孙绍祖是由于贾赦用了孙家五千两银子，甄家丫鬟娇杏嫁给贾雨村后，得了雨村封赠的“百金”，暗喻雍正封香玉为皇后时，曹家得到了皇上封赠的黄金百两。为了进一步向读者暗示元春的皇后身份，作者又借贾蓉之口说出：“你们（乌进孝）山坳海沿子上的人哪里知道这道理。娘娘（指皇后）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个心他也不能作主。……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这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七） 从《石头记》中解出曹雪芹的生辰和其父其母的生年和卒年，验证了作品的两面性和自传性。“解梦”作者于1982年就论证出了《石头记》的自传性和曹雪芹的生辰，又于1992年、2002年再论、三论曹雪芹的生辰，对他们的论证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得出的结论进行了验证，对其他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指正。1997年论证出曹雪芹之父“曹?生于康熙三十三年，康熙五十四年病死于北京”。紧接着于1999年和2001年又论证出“曹雪芹的母亲马氏是康熙的十六公主”，“马氏公主名叫‘桥’”，“桥公主生于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病逝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所有这些都充分的验证了《石头记》的两面性和作者的自传性。 （八） “颠倒相酬法”验证了《石头记》反面“有隐”。“颠倒相酬法”是《石头记》的主要隐写方法之一，曹公有意把正面小说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年龄、性别、情感、文字等打乱颠倒，完全是为了隐写历史的需要。由曹公首创的、脂砚斋在批语中暗示的、“解梦”作者揭示并论证的“颠倒相酬法”进一步印证了《石头记》反面的确“隐有真事”。因为“有隐”，才会有“颠倒”一说，是小说与历史的颠倒；“无隐”就不需要“颠倒”，小说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年龄、性别等是什么就是什么，古今中外小说均无“颠倒”一说，唯《石头记》所独有。所以，曹雪芹才把《石头记》叫做“满纸荒唐言”，因为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评论派”把它看作纯粹小说，显然是不妥的。《脂批中的两首佚诗》和《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属于文字顺序上的颠倒相酬，从表面文字的角度上看是绝对无法理解的，只有从隐写历史的角度理解，才有实际意义。这也是对《石头记》反面有隐的有力印证。两首佚诗，文字错乱不可读，朱一玄先生的校勘仍使人不解其味，而霍国玲的校勘却比红学专家们技高一筹。 曹雪芹是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人，《石头记》是一部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书、谜书。我们不应该只用一般人的心态来对待它，不应该用传统的思维方法来阅读它、研究它，而必须用特殊的心态和方法在弄懂作者的奇法、秘法的基础上，才能解开作品的真缔！当有人用特殊的心态和特殊的方法解开这个大谜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用一般人的心态和传统的思维方法来对待它，更不应该用错误的态度对待它（置之不理或全盘否定），也必须弄清楚他们是怎样解开这个大谜的。在没有弄清楚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石头记》，《石头记》是怎么样一部书，“解梦”作者是通过什么样的道路，用什么样的方法读懂这部书的时候，甚至连“解梦”的作品都没有看完，其基本观点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就主观的、盲目的、草率的、片面的（不是主要观点，而是枝节问题）批评一通。这种态度实在要不得！“百金”问题和“才五七”问题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有人说，“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你不能不尊重作者的劳动”。我们先撇下“解梦”理论是否正确暂且不予讨论，仅凭这四位并非红学专家的业余研究工作者，不顾年事已高（三位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位也已年过半百），历经20余载，行文250多万字，专心致志著书立说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尊重吗？他们锲而不舍、迎难而上、追求真理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我认为，《红楼解梦》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特别观注和研究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也需要下功夫去研究它。 “解梦”理论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要想全盘否定它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难道一句“走火入魔”、“异端邪说”就能否定了的吗？妄图不费力气的写几篇不象样子的短文，避重就轻的寥寥数语就能批倒它，恐怕也是痴人说梦！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从哲学上说，不正视这一现象，就不是唯物主义！全盘否定“解梦”理论，便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从政治和道德上说，这是别有用心！ 刘振兴2005年10月5日于新疆伊宁市 注：此文被用作《红楼解梦》第六集序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