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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读者看来，甄仕隐在《红楼梦》中只是个概念、象征：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其实，甄仕隐极具个性，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人生苦难史。 甄仕隐禀性恬淡，属于常见的乡绅雅士，且古道热肠，乐善好施。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甄仕隐的人生轨迹应该是好人一生平安。也许，居住的地方风水有问题，姑苏城阊门内“十里街”（势利街）、“仁清巷”（人情巷），邻近有个“葫芦庙”（糊涂庙）；人际环境更是糟糕透顶，老丈人叫“封肃”（风俗），唯一的女儿取名“英莲”（应怜），雇的家人“霍启”是名至实归的“祸起”。这些冤孽尚不足惧，要命的是结交了一个“严老爷”，资助了时代精英“贾雨村”。 “严老爷”何许人也？语焉不详，反正来头不小，“忽家人飞报”，可见其威风阵势。对这一情节，脂砚斋批注：“炎也。炎既来，火将至矣”。果然，到了元宵节，家人霍启抱着英莲看社火，不小心将英莲丢了，知道闯了大祸，自己也连夜逃走了。剩下甄仕隐老两口叫天不应，哭地不灵。人对灾难的承受力是有弹性的，时间会抹平伤口，但上天似乎要将恶人做到底，连让甄仕隐添平伤口的机会都不给，三月中旬，葫芦庙“炸供”失火，将一条街烧得一干二净，甄仕隐家成了瓦砾场。带着家人逃到乡下，又遇到水旱连年，兵灾贼乱，只有折变地产投奔老丈人家。这个叫封肃的老丈人与范进中举中的胡屠户是一丘之貉，一个是前倨后恭，一个是前恭后倨。先是将女婿剩余的银子钱半哄半赚，实在榨不出油水了，就将女婿当作出气筒。可怜甄仕隐穷途落魄不算，还要受老丈人的窝囊气，一个深明大义、品行端正的读书人，竟然下场如此不堪，不由人心生长叹，原来，当时的风俗（封肃）、人情（仁清）就是这样，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是逆向淘汰，是非颠倒。而且，《红楼梦》中，这种人性扭曲、人情薄如纸的现象很普遍，贾芸就遇到这样一个舅舅“卜世仁”（不是人）。“卜世人”算是个小业主，开着个香料铺子，家道应该很殷实。贾芸要打点贾莲、王熙凤两口子，承包工程，赚点管理费，想着从舅舅那里赊欠点现成的。没承想，物件没到手，反遭到舅舅的一顿抢白、数落，讥贬贾芸不知好歹，没有算计，对靠歪门邪道发迹的贾芹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见客不杀鸡，留人不下米，在吃饭问题上，两口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让贾芸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一幕，似曾相识，当铺的柜台让少年鲁迅刻骨铭心，穷人家的孩子似乎都有类似的人生履历。在这里，我们感受不到人性的温暖，领略不出亲情的温情脉脉，道德的樊篱已经百孔千疮，专制统治与经济的畸形繁荣联姻，在不断地挤压小人物的生存空间，将维系伦理关系的最后一根纽带彻底斩断，迫使人们在维上与维利的道路上，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生活，给年轻的贾芸上了一堂生动的启蒙课，好在爱情挽救了他，帮助他保存了人性的最后一点良知。相反，贾雨村就“进化”成了十足的冷血动物，寡廉鲜耻的政治流氓。曹雪芹之所以将甄仕隐与贾雨村这两类不同的生物放在一个槽头来喂养，放在一块调色板上去涂抹，既出于小说家敷衍故事、编织经纬的本能，更在于他敏感地觉察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逆向发展，文明进程的无序甚至倒退。甄仕隐，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的价值元素都占全了。他对贾雨村可谓恩重如山，对淹蹇、困境中的贾雨村慷慨解囊，完全出于“君子以成人之美”，不含任何杂念。而在贾雨村看来，甄仕隐简直就是冤大头！这是他好运气的开端：他遇到傻子了。“玉在匵中求善价”，贾雨村的人生底色就是投机商。果然，刚踏上仕途，就露出贪酷的本色，被革职。按说，“翻了大筋斗”之后，他应该有所悔悟，但贾雨村就是贾雨村，好比让赌徒金盆洗手，比登天还难。别看他革职后“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其实是在寻觅翻本的机会，图谋东山再起。一个被皇帝亲手革职的人要想再入仕途，胜出的概率比中头彩还要低。但他有狐狸一样敏锐的嗅觉，狼一样的韧劲，蛇蝎般的无孔不入，终于缠到贾府这棵大树。此时的贾雨村，已经历炼成贪腐、狡诈、伪善、冷酷、卑鄙五毒俱全的人物，集中表现在“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节。在报恩与政治利益两种选择面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挤出人性中的最后一滴血，血管里充盈的只剩下毒液，人性良知对他的约束力已经为零。如此，甄仕隐——仁义礼智信的悲剧已经成为宿命，并且具有遗传性，英莲接过苦难的接力棒，变成了“香菱”，将苦难进行到底！ 那么，甄仕隐的结局呢？唱着《好了歌》、追寻一僧一道的甄仕隐，只是曹雪芹挂出的幌子，真正的甄仕隐在《红楼梦》第二回就又出场了，变成了扬州郊外智通寺中那个正在煮粥的龙钟老僧。如此，曹雪芹将这两股刚放出的绳索又搓揉到一起，甄仕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仍在提醒贾雨村：“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贾雨村想跟他搭话，他答非所问，其实是不想说了。由是，我仿佛看见，曹雪芹瘦弱的身影，穿过历史的残台断瓦、荒冢颓垣，飘然而至，诡秘地笑着说：“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八十回以后的事，还有写下去的必要吗？我也懒得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