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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不少人参加《红楼梦》研究，笔者没有研究，只是喜欢读，经常关注专家们对红学研究的动态。读到不少对《红楼梦》研究现状的议论，褒贬之分歧极大。说好的，似乎是红学研究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红学的春天已经来临；说坏的，又认为红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仿佛红学的末日已经来到了。最近，笔者无意中发现一条规律：凡是进入到红学界来的人，大多认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研究办法，声称：只有他们读懂了《红楼梦》这部小说。又宣称：想要把红学深入下去，惟有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红楼梦》研究才有可能深入下去。此前，看到的霍氏《红楼解梦》是如此，倡导《太极红楼梦》的王氏亦是如此，还有一些其他见解的倡导者也莫不如此。 红学研究果真无路可走，进入“死胡同”了吗？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的回答是：非然。他说：“这其实是杞人忧天。关于《红楼梦》的事实还原领域的研究，是一种常规性的研究，如果有新的材料出现，这一类研究将会有明显的进展。”此言甚是。 从这几年来看，研究成果是很大的。以往，《红楼梦》排印本，都用经后人作了较大删改的“程本”，用接近原著的“脂本”文字的只有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且流传不广。如今出版社不断出版加之媒体不断的绍介，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条件。研究专著、论文的出版和发表，数量之多，更是惊人。仅工具书一项，就有多种，其中搜罗最广、内容最丰富的《红楼梦大辞典》可作代表。《红楼梦学刊》自1979年创刊，已满100期。中央电视台10频道开展“百家讲坛”论红；4频道又推出10集“红楼情”，都有很高的收视率；互联网上谈红，更是热火朝天，群众基础日益坚实。 再说，《红楼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也是十分明显的。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以及相关的建筑学、园林学、医药学、管理学、娱乐文化、饮食文化等等方面，都有文章。讨论作者祖籍、家世生平、成书过程和脂评整理的著述，也多不胜举。《红楼梦》意义阐释方向将是如何？这却不是《红楼梦》本身所能决定的。意义阐述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视界融合，《红楼梦》的意义永远处于等待阐释的状态之中，它等待着另一个视界的出现。红学研究中出现了不同流派，所代表的是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立场： 有红学评点派。此派以评点方式对红楼梦的写作特点、艺术成就进行评说。初期评点派多用评语方式和批语方式进行评说，用语简洁，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后期则多用分析式与解析式进行长篇大论的评析。 有红学索隐派。初期索隐派认定红楼梦是写明珠家事，也有认为是写反清之事。后期索隐派对红楼梦写作主旨进行武断性的猜测。 有实证研究派（新红学派），此派以史料为依据，对红楼梦作者、写作背景进行考证和研究，在学术上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 有新红学修正派。实证研究派有不少失误，往往以偏概全。为改这一困境，新红学修正派在考证研究上坚持多重证据法，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说，作全方位考察，修正新红学派的错误观点，将红学研究重新引向正途。 仅此一端，足见红学研究天地广。所以，陈教授说：“我们可以预料的则是，《红楼梦》的意义阐释所等待的将是未来时代的主潮。时代主潮永远引导着《红楼梦》意义阐释的方向。《红楼梦》意义阐释的命运永远掌握在时代主潮的手中。” 日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维昭的新著《红学通史》(上下两册，一百余万字）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新天地。《红学通史》具有如下显明的特点： 其一，贵在通识。《通史》体大虑周，深涵汪茫。全书分四编：１７５４至１９０１年的红学、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４９年的红学、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的红学、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３年的红学。每一编又分若干章节。所论所述代表了作者对红学研究历史整体系统把握方面的才学。以往只取个别侧面而失却整体关照，或对一些重大问题语焉不详，而《通史》则对此均有系统详尽的阐述。 书中对红学研究中未经注意或注意不够，而作者注意了，对不少空白大体作了填补。通识者，全面见解之谓也，这包括纵与横，内与外，中与洋，都能力求通达。换言之，全书从“纵”的方面看，它以自“红学”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作为考察对象；从“横”的方面看，它把每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及海外的《红楼梦》研究现象纳入视野。可以说：网罗无遗了。一部红学通史，就应当把有关红学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纂史者的视野。它不是“百科全书”，也不是“红学论著总目提要”。《红学通史》更凸现了对于《红楼梦》研究现象之通观，不仅对研究现象作了整体考察，对红学发展的内在律动更是宏观把握。正如黄霖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假如将有关《红学梦》的文献研究视之为繁琐无用之学而摒之于门外，固然不妥；但反过来惟将文献研究认作是正宗的学问，也明显不通”，“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兼收并蓄、熔为一炉的策略，这是一种编史者应有的气度，这也才使他有可能走上编写一部通史的通途”。《红楼梦》研究之所以能形成为一门学问——红学，并非人之所为，而是自然形成。这有诸多因素。这不仅因为《红楼梦》自身的文化包容量大，文化底蕴深，还因为《红楼梦》有许许多多难解的谜团，因此，对《红楼梦》的研究需要多层面、多方位进行，而且对它的研究需要有最先进的学术手段。红学研究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研究与学术研究。 其二，贵在清晰。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清晰的。李贽有言：“治史在清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红楼梦》凭着电视、电影、戏剧、音乐，甚至舞蹈而逐渐推广开来，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就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制作的、由王扶林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吧，至今还时时在电视台播放，一支王立平创作的《枉凝眉》经典曲子，听得多少人如痴似醉！后人对某段历史，有时又感觉不清，这往往同撰史者的史识有关，特别是没有把握好历史的阶段性。如何处理历史连贯性与历史阶段性的关系，这是棘手的问题，又是关键之所在。历史阶段的划分要有划分的依据。学术史既有自身内部的问题史，也与时代学术思潮乃至哲学思潮、文化思潮息息相关。划分阶段的标准究竟是以学术史内部的问题史为依据，还是以时代的文化思潮、哲学思潮、学术思潮的变化为依据？《红学通史》采用两者兼顾的方式，以学术思潮、文学思潮、文化思潮乃至政治思潮的嬗变为依据，以问题、方法、类型、思潮为中心，对于每一个分问题都给予一种历史的纵深研究，展示其整个发展过程。这种撰述方式有利于纵深地揭示红学史发展的轨迹，从而避免停留在“总目提要”式或“辞典”式的内容提要简介上。 作者把《红楼梦》的批评与研究分为四个阶段。每个时段，有其时段的烙印。第一个阶段是从１７５４年至１９０１年，这一时期的红学主要是历史本事提示或考证、《红楼梦》文本的鉴赏。第二阶段是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４９年。这是现代红学的开端。第三阶段自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现实主义文艺观念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红楼梦》批评与研究的最高标准。然而现实主义在美学上蕴含着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立场。社会政治批评的弊端是，它往往容易走向庸俗社会学。第四阶段自１９７８年至现在，以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它开启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红楼梦》的意义诠释领域与海外红学合流而相呼应，从而进入了一个更加彻底的多元化时代。本书着眼于学术进程，着眼于每一版本的出现对其时和其后的《红楼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又将此分为六个时期。其历史的阶段划分，脉络清晰，自成一说，反映了历史之连续性的演进过程。红学研究之发展流程，确实如百川入海，能容乃大，正由于此，描述、梳理这一流程，要有丰厚的功底并费极大的精力。作者通过“纵横交错”的描述体系，给读者以整体景观的感觉。不仅时代背景清晰，而且每一时期的红学研究的学术思维的产生、深化与变异也明晰。 其三，贵在“率真”。全书以目录显示纲领，以解说阐明要旨，以史料为主要内容，秉笔直书。虽然以史料为主，但它不是史料长编，也不是史料汇编，全书有目录作统率，有说明阐述要义。材料观点浑然一体，尤其是诸多材料都显示出自身的生命力和作为反映红学研究历史基本面貌的魅力。尽管某些观点和评说，可以表示不同的见解和认识，但是这部通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上的参考价值，尤其时下在史料受到忽略的情况下，这种重史料的治学风气值得提倡。作者从实际出发去阐释，不因为遇亲而谀而歌、遇疏而略而贬，做到这一点，着实不容易。黄霖教授对此作了评说：“维昭在当前的红学界，还只能说是晚辈后生，一部通史中，涉及到的名家前辈知多少，有的还是老虎屁股不好碰的，他都能坚持直道，该褒的褒，该贬的贬，该详的详，该略的略，该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率真，就是对客观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是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看法，不隐瞒，不回避。这是治史之德。在第四编中有多节进行“红学反思”，其中有“红学三十年的反思”，下笔畅言。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实际上是“整理国故派”的一个分枝。胡适在“五四”前是“整理国故”的倡导者，在五四后又是新红学的开山人，他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治学观，不失为学人治学的金玉良言。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其实是从他的老师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中引申而来的。这种实证研究法有其局限性，但也有其科学理性的优点。胡适用这一方法研究《水浒传》，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哲学史，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通史》对新红学派作了令人信服的评价：不能轻易否定，更不能全盘否定它。但也要看到新红学派的不足与失误。如此实事求是去阐释，去评说，正是一种史德。 美中不足的是，书中没有《红楼梦》的串文图。 原载：东方网 原载：东方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