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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朱一玄先生在《红学百年风云录·序》中说：“近十年米，有关《红楼梦》的论争，格外引人瞩目。”其实有关《红楼梦》的论争并不是这近十年间的事，从1904年王国维著《红楼梦评论》以来就引起士人对《红楼梦》的注意，胡适先生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先生1923年作的《红楼梦辨》成为“新红学”之滥觞。以胡适为首的“新红学”派对以蔡元培、王梦阮、徐柳泉为代表的“旧红学”派的论争就相当激烈了。胡适在抨击“旧红学”之后，郑重地告诫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迷学!’”
胡适的这种郑重的告示似乎带来了红学界的暂时、一定范围内的平静，许多爱读《红楼梦》的人和研究《红楼梦》的人大多沿着胡适所确立的对《红楼梦》解读模式来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然而就在胡适所确立的对《红楼梦》解读模式逐步牢固时，同是“新红学”代表人物之一的俞平伯先生却对胡适提出了质疑。1925年俞平伯在《现代评论》发表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红楼梦辨待修正的地方很多，此篇拣最重要的一点先说罢。……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胡适的“新红学”就是以《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说为中心的，俞平伯说要修正这个中心说，这自然引起红学界再次的争论。这其中还包括顾颉刚、何其芳、王瑶等先生的参与。应该说当时这种学术争论是有利于红学的发展的。然而50年代发起的“批俞”运动已经将《红楼梦》当作政治运动的工具。试想，把本属于学术范畴的争论扩大到政治运动，那么还会平静吗?胡适“新红学”的核心“自传说”在50年代这场政治运动中自然是成为众矢之的，取而代之的是《红楼梦》是现实主义的反封建的作品。这种在政治运动中所形成的观点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使红学界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平静。然而进入90年代以米，随着国家政治和学术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红楼梦》的解读开始呈现出多元性，其中包括对文本的解读，对《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胡适的疑质，对红学进程的反思等。朱一玄先生在《红学白年风云录·序》中所说：“近十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论争，格外引人瞩目。”我想应该是指进入90年代以来的有关《红楼梦》的论争。
面对如此不平静的100多年红学界，要对其进行总结和归纳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欧阳健先生在其著作前言中说：“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凭借自己拥有的开阔视野的幸运，写出一部《红学一百年》，‘述往事，思来者’，回顾梳理红学坎坷曲折的历史进程，以期对读者有所稗益。”欧阳健先生把“述往事”，写《红学百年风云录》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似乎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分量与艰辛。
《红学百年风云录》在抓住了“红学”与“风云”两个要点上，对201世纪红学的风云论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阐述。红学成为一门科学，成为一个研究的专题，并一直影响到今大，要记录的事情的确是非常之多。《红学百年风云录》以“红学”和“风云”为要点应该是很可取的，但事实上这两个要点要记录或可书写的内容还是很多的。在欧阳健先生看来所谓的红学风云应该是红学发展过程中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的重大争论。因此《红学百年风云录》就不是单纯意义上对红学发展流程编年史的现象史实记录，而是以红学进程中最为核心的胡适模式作为本书的主线，围绕胡适红学模式的确立、发展、经受冲击、再被巩因确立以及胡适红学模式受到挑战、质疑而展开叙述论证的，这样就避免了对百年来红学之争的平面叙述。这一者使这百年来杂乱无章的红学之争有了一条核心线索，使复杂的表面现象进入到理论的归纳。二者也有利于红学所争论的核心更加明晰化，明晰了论争的核心，对剖析红学研究之得失必将是有益的。我想把以胡适红学模式作为解读20世纪红学之论争的核心与本质这应该是相当有史家取舍之气度与眼光的，《红学百年风云录》在这样的写作观角基础上进行而写成的，这无疑给读者勾勒出红学百年风云的基本脉络和框架，有利于读者进一步阅读、把握。
“以史为经，以论争为纬”这是从结构方法上而言的。《红学百年风云录》需要占有大量的资料，需要对这一百年来论争的时代背景，事态实情有较全面的了解。但又并不单单是对所占有资料和事态实情的堆砌介绍，它需要作者进行有选择的梳理与阐释。《红学百年风云录》在这点上是处理得相当好的，例如本书5第一编《胡适红学模式经受冲击却得到意外确认时期的疾风骤雨》。欧阳健先生先从时代需要对《红楼梦》作出全新评价入手，对冲击胡适红学模式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欧阳健先生没有停留在李希凡、监翎对俞平伯的评判以及接而席卷全国的“批俞”运动上，而是以“批俞”为事件，侧重描述胡适红学模式经受冲击、批判而又反而得到更加巩固、确认。欧阳健先生不是单纯描述50年代的“批俞”运动，而是以“批俞”运动为事件，进一步探究胡适的红学模式。这样一者使全书的写作主线得以统一，二者论争更加富有条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一个时代的风云画卷。
抉取红学百年之风云，陈述红学论争之实情，目的是剖析红学研究之得失。《红学百年风云录》在抉取红学百年风云，陈述论争实情的同时，对红学论争、红学研究之得失进行了剖析与评论，对红学研究进程中一些论争有自己的学术认识和观点。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例如：第一十八页，作者在陈述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对旧红学批判、否定，确立胡适新红学模式的同时，也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提出质疑。在曲沐先生看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所引用的“可靠的材料”还有待于进一步下工夫。曲沐先生列举了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所引用的“可靠的材料”的四个方面的罅漏和矛盾，来阐述自己对胡适认为《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的否定。再如：欧阳健先生在本书的第二篇所分析的，胡适红学模式经受冲击和意外被确认的原因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红学百年风云录》的合作者欧阳健先生、曲沐先生、吴国柱先生都是红学这一方面的专家，在红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对红学界较熟悉，我想这应该是他们写作这本《红学百年风云录》的基础。然而正是因为熟悉了红学界，往往容易造成对红学界论争的描述不够公平，不够实事求是。应该来说，本书在这方面处理得还是比较好，对所涉及的红学学人，乃至胡适、俞平伯等人都能较为公正地陈述他们在红学论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也正因为这一点，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描述红学论争的层面的史实占据了主要的篇幅，对红学论争历史的总结、教训有所忽略。我想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不足。再者，本书的第二篇写作，也有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90年代的红学论争或所谓意义上的红学风云是引人注目的，但第二篇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没有很好地展开，而只是满足于在脂本与程甲本的真伪之辨上。由于过多描述论争事件本身，也就没有很好地去阐述论争的文化背景、历史因素和红学本身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论争所带来的红学研究意义。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遗憾之所在。
要记录红学百年发展的论争风云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红学白年风云录》很好地总结了红学这百年来的研究论争和历史教训，我想这对于当前的红学研究和红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应该来说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