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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底，浙江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萧欣桥、社长助理陈庆惠来福州参加“小说史丛书”编委会，暇中问我：关于红学，有什么好的选题？我说：二十世纪红学，风起云涌，大故迭起，可以《红学风云录》与《红学演义》为题，梳理总结一下红学研究的是非得失。二位当即表示了强烈兴趣。是年11月，陈庆惠出任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思有作为，便写信给我，重申旧议，望我至少写出其中的一部。我回复道：二书相较，将红学论题的萌生、深入、成熟，与红学人物的人品、秉性、是非、恩怨交织一起的《红学演义》，从读者兴趣计，可能更为生色；然我与红学中人交往不多，故只能承担《红学风云录》（此书与曲沐、吴国柱合作，1999年12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可撰《红学演义》者，我向他推荐了三位最佳人选：一为中国红学会副秘书长邓庆佑，一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增享，一为贵州《红楼》主编梅玫。后有机会遇到，我都一一转致了浙江古籍社的意向。三位表态说：题目确实好，自己也有条件写，但最终还是不肯（不敢？）接受。此事有我1997年6月21日的日记为证：“晨与董文成谈，傅增享来坐，谈红学轶事，如端木蕻良之哭，张锦池之哭，霍国玲之哭，杨光汉之哭等，实乃《红学演义》之好材料。” 2008年，忽见《“治”红学的那些人》在“红楼艺苑”网发表，王军之开场白曰：“《‘治’红学的那些人》是张义春从有无趣味的角度，为一些个性峥嵘的红学人物而作的评传。”2010年9月，易名《红学那些人》，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我即从当当网上购到。网上初读，我便生了钦嗟，及读完全书以后，感到此书意向，颇似我所构想的《红学演义》；1961年7月生于山西应县农民家庭、1988年7月毕业于山西师大、任教于大同电大的张义春，所掌握的红学界掌故虽远不及邓庆佑、傅增享、梅玫，却独出机杼地完成了《红学那些人》，其胆识能耐不能不令人赞佩。 我拟想中的《红学演义》，意在叙述红学演进时，密切关注红学中人。因为学术是人做出来的，学人的秉赋、品性如何，对学术成败，关系极大。这一观念，正为张义春所认同。王军代序《纵横诗笔见高情》概括此书的最大特点是：“虽属学术人物传略，也在乎对学问得失的分析。但相当的篇幅却写人的性情，甚至是搜逸——囊括奇情侠气逸韵英风。”作为一门“学问”，红学的特殊性在于，种种歧义不仅在观点的牴牾，更在人际关系的险峻。我曾向闽江学院学生谈到红学的一大异事：争论不但不能推进红学，反而使分歧越来越多。刘梦溪所说：“红学是打架打得最多的学术领域”；王军说：“他们之间有无数针锋相对、永远没有结论的观点”。从清代的“几挥老拳”，到当代的“挥师讨伐”，恐怕只有红学界才有这种特异的喧嚣。有鉴于此，张义春抓住“人的性情”，关注红学中人的秉性、品格，既写学术的“是非”，也写现实的“利害”，是切中了红学三昧的。 在表现形式上，《红学演义》拟采传统章回体，诸如对仗的回目、“话说”、“有诗为证”等等，从晚清对“红学”的玩笑开篇，叙王国维将红学正式引入学术殿堂，一直写到二十世纪的终了，纽结成一个情节纡曲、人物活跳的艺术整体，故谓之“演义”；而《红学那些人》用单篇的列传体，不啻为红学立一“录鬼簿”，从实践中开创了红学史撰写的新模式。 《录鬼簿》是锺嗣成记录元代戏曲史料的书，上卷为“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方今名公”﹑“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下卷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曲】吊之”﹑“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共记述152位杂剧散曲作家，著录剧目400馀种。所谓“名公”，乃“公卿大夫居要路者”；而“才人”，多是没有官位、社会地位较低的艺人。《〈录鬼簿〉序》曰：“余因暇日，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锺嗣成以孤傲牢落之气，为一代经史不传的戏曲家作传，受到了后人的赞扬。 《红学那些人》45篇，计写红学中人51位，大体亦可归属于“名公”、“才人”两类。所谓主流红学家，相当于“名公”；而草根红学，就相当于“才人”。区别的标准，大体可以《红楼梦辞典》所录为界。锺嗣成说：“余僻处一隅，闻见浅陋，散在天下，何地无才？盖闻则必达，见则必知。姑叙其姓名于右。其所编撰，余友陆君仲良，得之于克斋先生吴公，然亦未尽其详。余生也晚，不得预几席之末，不知出处，故不敢作传以吊云。”相比之下，红学早成“显学”，红学中的“名公”，其生平出处，知者甚众，自然不劳张义春著录。况且张义春僻处雁北，觌面红学人物，似仅蔡义江等少数几位（见《随机应变信如神——蔡义江》：“2006年，国际红学大会在山西大同召开，我羡慕那个令无产者望而生畏的饭店，于是前去热闹。前面的一切都不过尔尔，但蔡义江致闭幕词却高潮迭起。”）；此书写作过程中，有过联络的传主也不会太多（见张义春《由〈红学那些人〉而有诗五首》注：“因作《红学那些人》有幸认识邓遂夫先生”、“土默热先生以特快专递的方式送我大作两册”等）。他所用材料的来源，尚不得而知。但这种“陌生化”，这种隔膜，对撰写红学“录鬼簿”，反倒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因为“隔膜”，下笔方能“无情”。熟悉了，锋芒就收敛了（如对土默热）。 所写的51位对象，不仅有“已死”﹑“方今”的差别，更有厚重、单薄的差别，好写、难写的差别。所谓“厚重”，是指传主在红学史地位重要，又有丰富的原始材料；所谓“单薄”，是指传主在红学史地位不那么重要，或又缺乏有丰富的原始材料。所谓“好写”，是指红学史上有了定评，或不会在政治与人事方面犯忌；所谓“难写”，是指争论纷纭，或会触犯时忌等等。再从作者的倾向或曰立场看，亦有钦佩、赞成；同情、怜悯；反对、厌恶……等不同的态度，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红学观，也不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所有的对象。作者所能施展的，是“在取材上利用了大量的别人没有用的资料”，并改变叙述的角度，采用独特的语言，让人读了，仍有强烈的新鲜感。此书之所可夸者，首先在对于所谓“名公”，并不顶礼膜拜，“虽传名流大家，但有强烈的主体精神——我是流氓我怕谁，老子天下第一，所谓的庄重、局促、蹑手蹑脚等根本没有。可以没有正经，蔑视神明，摸人家的脑袋，玩人家的胡子，拍人家的肩膀；可以随心所欲，笔无遮拦，因文生事，缘情造事，由写实而为写意而为漫画。”（代序）这种“主体精神”，如果用在未入流的“才人”头上，毫不显真本领，用在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名公”头上，就不简单了。 当今最被推崇的红学“泰斗”为冯其庸，《壮心未与年俱老——冯其庸》开头云： 冯其庸之轮廓酷似启功——面微圆、少棱角；然眼角偶露杀气，令人不寒而栗，容易令人敬畏，不易让人亲近。冯其庸少年老成，识高低、善应对，喜旁敲侧击、发言吐气有藏有露，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冯其庸关键时刻有主意，每临大事有静气，“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不说狠话，不做软事，山崩于前地裂于后而面不改色。冯其庸已臻神人之化境——不行而知，不见而明，无欣欣、无畏惧；厚重的镜片后，低垂的眼帘掩盖了眸子，说话不慌不忙，慢声细语，言语不多道理深，态度不卑又不亢。冯其庸属大器晚成型，性格有超人的稳定性，一旦下赌注，就有把握赢。 冯其庸交游虽多、知心却少——他过于庄重，难以与人推心置腹，过于智慧，令人面对他太伤脑筋。冯其庸更好专制好独裁好刑名之学，无所谓平等的原则，不在乎他人权力，曾经对正统红学而外的门派进行过冷酷的打击，顺顺逆逆，杀人无算，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是伟大的权力红学的缔造者。在主持中国红学会的日子里，曾以组织的名义对杨向奎、欧阳健等进行过严酷的虐杀，开创了以组织和学术运作红学的双重体制。 为冯其庸画像，传神之极；对其心灵刻画，入木三分。尤可贵者在不存势利之心，特别是“曾经对正统红学而外的门派进行过冷酷的打击，顺顺逆逆，杀人无算，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是伟大的权力红学的缔造者”，是迄今为止对其作为的最准确定性，没有一点胆量，是不行的，哪里是“长于以遗闻佚事迎合低级趣味”呢？ 挑选相当于“才人”的草根红学家写入本书，则显示了不凡的心境。如《我辈岂是蓬蒿人——王国华》： 王国华是个纯粹的人——“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苞谷棒子生虫子——专（钻）心。除《红楼梦》外，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甚至连家也不成一个（五十左右才结婚），自谓“红楼为妻，书稿为子”。……有周汝昌称许，王国华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索性扔下工作不干，一心一意鼓捣他的《红楼梦》；自己觉得有些火候后，就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在北京遍访红学名流。周汝昌还好——笑容可掬，礼貌周全，刚揭盖的蒸笼——热气腾腾。别人则不同，有的挺胸叠肚，钢针屁股上的眼，只认衣衫不认人；有的见他那般模样，不觉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么话回答他方好。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可怜王国华红着眼圈，一筹莫展，好比哀哀长空雁，好比龙游在浅沙滩—— “摹王国华的穷愁潦倒，使人如坐冬夜”，在揶揄调侃之中，不隐寓着对“草根”的深切同情吗？ 王军谓其“篇与篇之间少关联，一篇中亦少关联”，其实不然。作者采取“互见”的手法，如冯其庸在许多篇章中频频出现，在在补充了本传的不足。但在篇章的排次上，确实没有“名公”与“才人”、“已死”与“方今”的观念。网络本以《弦急琴摧志未酬——吴恩裕》居首，就没有什么道理；纸质本改以《万古凌霄一羽毛——胡适》居首，但第二、三篇却是《觅知音故难得兮，唯天地作合——周汝昌、吴世昌》、《壮心未与年俱老——冯其庸》，写俞平伯《人到无求品自高》，反排到了第十一篇。所以，看单独的一篇，似乎还颇过瘾，但作为一的个整体，就看不出脉络来了。改进之法，或者参照《录鬼簿》，区分“名公”与“才人”、“已死”与“方今”；或者以人物的出生年月排列；或者以红学流派排列。如既以胡适居首，就当以俞平伯、顾颉刚紧随其后为二、三篇。顾颉刚在新红学创立的地位不应忽视，在他身上也是有很多故事的，故万不可省略。 说到传主的入选，也应确定必要的原则（暂不考虑作者的兴趣）。如梅节入选，则潘重规、魏子云、刘广定、王三庆自不应忽视；周思源入选，则张俊、段启明、陈熙中、陈诏、应必诚、杨光汉自不应忽视；戴不凡入选，则周绍良、张国光、宋谋玚自不应忽视；刘心武入选，则王蒙、李国文、克非自不应忽视；闰红入选，则朱淡文、陈维昭、沈治钧自不应忽视；欧阳健入选，则曲沐、朱眉叔、吴国柱、林辰、宛情自不应忽视。《红楼梦》电视剧的改编，王扶林、李少红似亦应占一席之地。 关于本书的体例，我以为合传之不可取。合传之体，起于《觅知音故难得兮，唯天地作合——周汝昌、吴世昌》。作者云：“周汝昌、吴世昌彼此互为一形击，俗人口顺，曰：红学‘二昌’。”将“二昌”对比着写，文笔确实颇易生发，但周汝昌、冯其庸何尝彼此不“互为一形击”？岂不又可将周汝昌、冯其庸合为一传？“二昌”均为红学重量级人物，理应单独立传。另一篇合传为《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此三人中可写者唯刘世德，他二人皆可略之。刘世德不光是“红学裁判员”，也是“红学运动员”，他与冯其庸的关系变易，大可充实此书的内容。至于《江湖夜雨十年灯——霍国玲、紫军、霍纪平、霍力君》，只要突出霍国玲就行了。 还要说一说的是李希凡的不可缺。网络版原有写李希凡的《小儒唯有涕纵横》（又写林希翎的《一句未吟泪满衫》），纸质本却删除了。网络版虽有题目，却未见原文，唯从网上帖子略窥一二，知题目源出陆游《新夏感事》：“百花过尽绿阴成，漠漠炉香睡晚睛。病起兼旬疏把酒，山深四月始闻莺。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唯有涕纵横。”正文中有李希凡“有了毛泽东的抬爱，一九五四年，俺就春风得意马蹄捷，一举成名天下晓，花样年华，流光溢彩，俺嘴里头笑的是呦啊呦啊呦，俺心里头美的是啷个里个啷，俺鼻中装满野花香，成串的笑语在耳旁。”写尽写绝李希凡因为一部《红楼梦》带来的升迁荣辱。当年李蓝挑战俞平伯之举，如今被好些人漫画化了。我们在《红学百年风云录》中评论李希凡、蓝翎说：“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将《红楼梦》看作一部反映了一个时代本质特征的政治历史小说，试图联系小说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予以高度的赞美。这种对《红楼梦》全新的价值判断，旋即与时代的主旋律相呼应，并为新的政治社会情势所认可，以至成为被推崇的治学方法的示范，对于流行已久的古典文学研究模式，具有一举扭转乾坤的普遍意义。”《红楼梦》的价值被大大提高，李希凡、蓝翎的贡献不可低估。 从为人看，李希凡虽有“伟人给他撑腰”，但从不飞扬跋扈，乍一见之，仍如山东之老农。1983年4月在成都第一届《三国演义》讨论会上，第一次见到李希凡，恂恂如之，似不能言者，他还来住处看了刘冬同志和我，温厚恭谨，出我意料。朱眉叔在给我的信中，曾讲到李希凡对冯其庸批杨向奎的不满。最值得一说的是，1999年11月8日，'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浙江师大开幕，我初会胡文炜，知他在绍兴柯桥粮管所工作，研究环境不好，倡议效仿将贾穗从苏州手表厂调到文化局那样，由与会学者向绍兴市委写信，建议改善他的工作条件，梅玫、周思源均表赞成。我遂与梅玫一同游说蔡义江，因他是浙江籍，杭州大学教授，希望他以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的身份牵头，而蔡义江反应冷淡，甚出意料。11日，梅玫请温州师院饶道庆起草了为胡文炜说话的信，去找李希凡，他毫不迟疑签了名，头衔是“全国政协常委”，与会者后来都签了名。至于此信是否送达绍兴市委，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李希凡是应该入选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应该客观公正。 最后要说一说的是陈林。陈林是草根，本书入选，是对他的不轻忽；标题由《床头孤剑空有声》变为《床头孤剑铿有声》，亦表明对他的重视。“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句，出林景熙《书陆放翁诗卷后》；“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句，出陆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由“空有声”到“铿有声”，由“坐看中原落人手”到“逆胡未灭心未平”，境界大有提升，更贴近陈林急欲血刃杀敌的激愤与沉痛心情。对陈林的概括为：“凄厉如狼，以好勇斗狠为长，很勇敢，很愤青，能杀敌，属攻击性人格——任性、不雌伏于权威之下，有仇必报，从不心怯气虚，得饶人处不饶人；过分关注自我，风风火火，缺少内敛，遇压力易发怒，安定时趋于浪漫。”从全书一贯的“没有正经，蔑视神明”，“随心所欲，笔无遮拦”来看，并无不可。我在《尝到了做“历史人物”的滋味》中说：“在‘狼’的形象日渐提升，‘与狼共舞’成了时髦，‘七匹狼’成了名牌的时代，……赐与一个‘豺狼级’，不免让人感到莫大荣幸。” 但文章多在其“骂人”上着眼：“陈林其实还相当学术，如果陈林不是那么的粗夯，鄙野，全不知进退周旋之节，如果陈林懂得什么是策略与战术，少点横冲直撞多点道貌岸然，凭借一家之言受到重视与肯定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陈林错就错在不知形象文明对成就学术观点的重要性，甚至是他不文明的形象败坏了他的学术观点。”似未抓住要领。关于陈林的红学观点，本书只写了“《破译红楼时间之谜》的轰动”，却没有触及他对于陶洙造假的揭露。吴国柱说：“陈林通过笔迹的比对，更是以确凿可靠的证据，充分证实脂本是由汉奸、卖国贼陶洙一手伪造的，这一铁案已经无可置疑。陈林贴出的图片资料有力地表明，庚辰本上的朱笔批语（包括眉批、侧批和回前、回后批）全是陶洙的手迹，如果拿不出陶洙据以‘过录’的底本，则脂批必为陶洙伪造。陈林对于脂本脂批的这些精彩论证，不只是红学研究的重大突破，而且为红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铺平了康庄大道，创立了盖世奇功，具有划时代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红学肆论》序）从“事”的角度看，陈林与胡文彬“访谈门”、与苏州图书馆藏徐传经批本的真相，都有密切的关连，符合“网罗天下遗闻佚事，披露了少为人知的红学内幕，甚至多不近人情处”的旨趣，且涉及到是否称得上“状胡文彬之厚貌深情，即使奸如商贾，也恂恂守信”的“与人非故眼犹青”人物。 程俊仁说，“骂人不好，虽然许多受冯其庸压制的人，都觉得骂得痛快；但还是不骂为好。”我曾经给他留言，道是：“得理须大度，临笔勿伤人。”后来孤鸿道人在“艺苑论坛”发帖《这个提醒很重要》，说： 学陈林是不好的。学了陈林，满世界去揭秘，让红学界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现在很多大学生都先从网上看资料）轻易地就知道了真相。搞得目前大学里“红学学术”都不好开展，老师不好教学，正常的权威和迷信都不能延续，极有可能断送“红学”，还奢谈什么“再论一千年”？ 学陈林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到处骂人，总爱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挑战霸权的办法，使得正常的批评（特指“红学会”批评“非红学会”的）都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都让这些人给破坏了。不“政治解决”他们，能行吗？原计划是“七八年再来一次”的，等了三十年都等不来，你说是不是都是陈林这伙人闹得？ 应该学学欧阳健。不但自己不骂人，还劝陈林也不要骂人。很像是颜回再世。但是，就因为你软弱可欺，蔡义江可以把你私下里的谈话拿出来批判，也可以把你的投稿（尚未发表）里的东西先批判一番。 现实的遭遇，让久历江湖、身处世外的老道都唏嘘不已。你说，是学陈林得实惠呢，还是学欧阳健的大度呢？ “世人皆曰杀，我意独怜才。”对于陈林，我以为用来这诗表述，更为妥贴。历史或将证明，真理也许在陈林这一边。至少在眼下，面对陈林关于“红学”诈骗集团，犯下了长期隐瞒文化败类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本、欺骗政府、欺骗人民、诈骗谋财、败坏学术等罪恶行径的指控，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不喜陈林的人有权以“胡说八道，无中生有”蔑视之，但是事情的是非曲直，应该说是昭然若揭了。 2010年11月12日晨六时 原载：转欧阳健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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