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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坛有一股风气，一些作家江郎才尽或者说是黔驴技穷，穷途末路，写不出伟大的小说来，便攀龙附凤，将《红楼梦》当成救命的稻草，作践这部古典名著，妄图给自己开垦一片无人滋扰的“自留地”。若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顺理成章、按局出牌倒罢，可悲可怒可气可叹的是一些人明显底气不足，学殖有限，却匪夷所思、冒学理之大不韪的开创什么新“红学”、“秦学”，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但见蝙蝠能干了。《红楼梦》也就成了这些在文坛上逐渐淡出的退休爷爷们膝前的小孙儿，或是客厅里的小狗小猫，阳台上的花鸟虫鱼，怎样快乐就怎样嬉玩，怎样惬意就怎样侍弄，全不管啥道理、情理、事理，只要自己觉得有趣有理，即使冒学术伦理之大不韪也乐在其中。如若是在自家的客厅阳台自我陶醉自娱自乐自恋自赏也罢。伏尔泰有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提倡红学研究应该：多岐为贵，不取苟同。可气可恨的是有些人凭借自己的名人身份，毫无责任感的溶解在名誉和光环的炫目里，在大庭广众之下兜售没有经过缜密推理的、听起来玄乎缥缈的、明明是指鹿为马、混淆视听的“高论”和“妙悟”。我们向来又有见了名人就膝盖发软、骨质疏松的民族心理痼疾，名人身份成了他们胡言乱语的挡箭牌和痴人呓语的遮羞布。我们也不乏恭维一丝不挂的“皇帝”的臣民和信徒，结果以讹传讹，三人成虎，到头来风光的是他们，受骗的是听众读者，得实惠的是出版商或电视台，作践的是《红楼梦》和曹雪芹，贻害的是“红学”和学术。将这股风刮得铺天盖地的则是近两年迅速火爆的“超级男声”刘心武的“揭密红楼”。 认识刘心武先生，是十年之前初读文学史。此时刘先生已由“伤痕”文学的“放声大哭”和《班主任》中“救救孩子”的呐喊转向对社会现实和个体存在的关切。尔后，又提出了“大众文学的精致化，精致文学的大众化”的构想，可惜曲高和寡、应者甚少。那种居高临下，总想充当普通大众精神教父的社会政治学附庸式的小说写作，再未遇到《班主任》发表之时的“天时”与“地利”，读者也厌倦了以政治事件为界碑的情感催泪和缺少理智与审美的幼稚附和。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的尴尬和无奈中，没有了热情的掌声和芬芳的鲜花簇拥，也恰逢刘先生江郎才尽无以为继的窘迫，所以他渐渐淡出了文坛。杜甫诗云：“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有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我想刘先生数年磨一剑，定会“待到秋后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刘先生不是磨剑小说创作，而是磨“石头记”，并且磨出了一门“秦学”。 刘心武先生自从1993年涉足红学研究，可谓“著作等身”。如人所言，刘心武数十年如一日青灯黄卷，寂寞伏案。试想，如果不是长年的默默笔耕孜孜以求，怎么可能有《秦可卿之死》、《红楼三钗之谜》、《画梁春尽罗香尘——解读<红楼梦>》、《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红楼望月》等多部专著问世？又怎么可能高踞央视讲坛娓娓到来，并拥有可观的收视率？（《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1期） 不可否认，刘先生确实勤奋，问题是方法不对头，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只能是南辕北辙、断章取义。中国有句古话：浊富不如清贫。这样即使写一火车皮的著作又有何意义？弄不好只能是“骨朽人间骂未消。”法国谚语说：笨蛋虽笨，但还有比他笨的笨蛋为他喝彩。“娓娓到来，并拥有可观的收视率”并不能作为评判正确与否的标准，传销的宣讲者伶牙俐齿，从者影随；“法轮功”信者不少，也是一呼百应，想当年我们伟大领袖天安门上一挥手，中国也有抖三抖，老百姓谁不是拭目凝望，热泪盈眶？后来却被引入史无前例的“文革”深渊之中，再说央视也不是啥高门槛，在上面长露脸的义正辞严的后来落马的行政官员大有人在，发烧友拥迸，丑闻不断的明星也为数不少，以此作为评判的标准，未免显得世俗和浅薄。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根本上来。刘先生是写小说起家的，可惜一直未能明白小说这类文体在美学上的特点。大凡深谙小说之道的人都明白：“小说九百，来自虚构（张衡《两京赋》）”；“小说依据的基础，是个人体验和自由创作的虚构（巴赫金语）”；“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揣度，万一世界是清晰的，艺术就不存在了（马尔克斯）”；“小说家对于虚构故事的这间屋子，要不是锁眼中的窥视者，那么至少是窗外的观察者（亨利·詹姆斯）”；“小说，一种想象的著作，并不是像一个石子一样能忽然落在地上，象科学也许会的（伍尔芙）”；“小说的材料不在现实世界之类，而在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差距之中（普鲁斯特）”……几乎所有的小说大师包括曹雪芹都认为，小说是一门经验与虚构二者兼容的艺术。鲁迅曾说过，阿Q是多人的集合，并不特指那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可能“杂取多个人，合成一个人”；也可能“只取一个人，添加好多人”。这是小说的玄秘，任何方程求根或者是圆周率小数点精确到多少位的在生活中寻找原型的做法，都是愚蠢的将小说送上不归之路。米兰·昆德拉说：为虚构的小说寻找的“任何一个答案都是一架捕捉傻鸟的夹子。”问题的关键在于，这虚构的东西切中了现实中的什么。即使是巴尔扎克式的做时代书记员式的写作，也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丝毫未变的原型，这是伟大小说的奥秘，也是伟大小说必须跨越的一个栏杆。可以这么说，伟大的小说都有一个简约可行的评价标准，那就是跨越时空，否则的话，永远不会在同现实平行的仄角立直起腰身。《红楼梦》作为一部跨越时空的、“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解脱与自律”（王国维语），伟大之处就在于其跨越了物理意义上的时空束缚，跳离具体人事上的牵拽，直抵人生的荒凉、荒芜与纷繁的内在，有一种令人战栗的美学震撼。 写了几十年小说的刘先生应该知道小说的这些要义，可惜他比一个门外汉还门外汉的把小说当成历史来谈，把世情小说当成“闾闱密事”来“揭密”（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内容的分野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俗话说：“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这不是智者之举，更不应该是一个搞小说创作的人所为，我也不愿把刘先生看成是热衷于宫闱密事的流言家，可刘先生自始自终是一副流言家的做派。蔡义江先生客气的说刘先生揭密《红楼梦》是“新索隐”，刻薄一点说，就是“新猜谜”。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讽刺“索隐派”是“猜等谜”。刘先生竭尽全力，硬从将近百年前的灰渣中刨出几颗火星，并且屏气敛神，使其死灰复燃。富恩斯特说：“限定一部作品的主题或者说明一部作品的主题，不是作者的意图，是对作者的侮辱。”如果有研究者效仿刘先生的做法，硬要给刘先生的小说《班主任》寻找原型，将谢惠敏当成“文革”中学生运动的领袖谢富治之女谢静宜，将宋宝琦当成宋任穷或者是某个姓宋的元勋之后，不知刘先生作何感想，能否苟同？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方法不对头，自然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刘先生的“秦学”博大精深，我们先撷取吉光片羽，窥其奥妙： 刘先生认为，《红》中的义忠亲王老千岁，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秦可卿乃是太子之女，弘皙之妹，她被贾家暗中扶养，并有重大责任在身，是为争夺皇位而设的伏，后来被告发而自杀。因而在刘先生看来，围绕秦可卿的种种事件，都是暗藏机关，到处隐语谶言。以第十回《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究源》为例： 张太医笑道：“大奶奶这症瘊，可是那众位耽搁了。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药治起来，不但断无今日之患，而且此时已痊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应有此灾。依我看来，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药看，若是夜里睡得着觉，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 张太医问了秦可卿往日行经有无缩过之后，开“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中有：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白芍、建莲子、红枣等。 贾蓉问张太医与性命终久有妨无妨，先生答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步，非一朝一夕的症瘊，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 刘先生认为：秦可卿的原型应该是一个不幸的公主。她的家族如果登上皇位，她就是正儿八经的公主。她得的是政治病，她隶属的那一支皇族在权力斗争中处于劣势，而她的家族经过几次向皇帝的冲击以后，都没有得逞，因此给她传递了一个很糟糕的信息，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让她顾全大局，自尽而死，以为缓兵之计。（《刘心武揭密红楼梦》P174，东方出版社，2005.8）“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刘先生认为这句话大有文章。“这都是黑话啊，是不是啊？因为曹雪芹写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在叙述中也说，他说贾蓉也是个明白人，也就不往下问了。明白吧，这种叙述文本就告诉你，这个话不是正常医生的话，实际上他所传送的，是某种非医疗诊断的信息。”（《刘心武揭密红楼梦》P171，东方出版社，2005.8）张太医“实际上就是她的家族派来的一个密探跟她透露……春天那一次皇帝的狩猎如果这方面准备得充分的话，就有可能把皇帝杀掉。”（P173） 本来是一些平常的人物对话，刘先生却硬要寻找蛛丝马迹，牵强附会的展露自己福尔摩斯式的侦破才华，把他们当成秘电码来破译，这是经学研究的拙劣重复，不但强奸了《红楼梦》，也违背了作者意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立一言，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一份材料一份话，大胆的假设可以，如果没有小心的求证，没有充足的材料，再大胆的假设都是黄粱说梦，信口雌黄，如同沙上之塔，一触即倒。早在《红》第一回，曹就借空空道人之口，说得明白晓畅： “因毫不干涉时世，【甲戊侧批：要紧句。】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 对于秦可卿，曹雪芹认为她“擅风月、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因而她也被当成了“风月宝鉴”中的关键人物。《红》第五回中宝玉入秦可卿之房，见唐伯虎《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对联： 嫩寒锁梦因春冷，（甲夹批：艳极，淫极！） 芳气笼人是酒香。（甲夹批：已入梦境矣。） 秦可卿判词曰：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关于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卫，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甲戌本曰：今秦可卿托□□□理宁府亦□□□在封龙禁卫，写乃褒中之贬，隐去天香楼一节，是不忍下笔也。 庚辰本曰：诗曰：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古今风月鉴，多少泣黄泉！ （按：此庚辰本回前三评，原在第十一回前，第十一至第二十四回目录页背面，现据甲戌、靖藏回前评而移于此） 靖藏本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两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到者？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 曹雪芹用“史笔”秉笔直言，不去美隐恶，“遗簪”、“更衣”等风月之事，脂砚斋觉得无关紧要，故命删去。刘先生却硬要当成“政治宝鉴”，将一个擅风情长媚人的荡妇当成命运多舛的公主，并且乐哉悠哉地去史籍中为她寻找可歌可泣的故事，硬要让她肩负起篡权夺位的重任，这和把妓女当贵妇、把绵羊当成军队的堂·吉诃德是何其相似！如果刘先生把天马行空的想象用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许会写出像样的作品，可惜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 刘先生的错误就在于用预想的东西削足适履。对于《红》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奇书，刘先生所发现的并不是他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红》并不是处处皆是密码的羊皮书，也不需要刘先生福尔摩斯式的破案释疑。对于整个文学来讲，直面《红楼梦》艺术的伟大比新旧索隐和刘先生的一厢情愿的“猜笨谜”都有意义。乔拉斯在《宣言》中高呼：诅咒普通读者，那么对于伟大作品的曲解，曹公肯定也不能容忍！《红》并不是一块任何人可以任意开垦的野生领地。 对于无关宏皆的细枝末节的过分关注和对整部作品美学价值的极端忽视，是二百年来红学研究的一个巨大肿瘤，“秦学”也是其中的一个。秦可卿是谁的女儿与《红》的艺术价值无关，用简单的逐相对应和对号入座来进行庸俗的社会学的分析和阐释，这不仅是无多大意义的擦边球，而且是对小说文本和作者意图肆无忌惮的强暴和掠劫。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必规规焉求个人之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我们对必须抛弃自己的小聪明，臣服于《红》博大精深的艺术大厦之下，不坐井观天，摈弃主观武断的猜谜和没有任何美学价值的自我沉醉，扶着曹公树立的艺术标杆，许有可能泅渡目前几欲被世俗和浮躁吞没的庸俗之河，但又有谁能耐得那份寂寞呢？在此我想起一位网友的话：“《红楼梦》养活了1000个正教授，5000个副教授，10000个讲师，荒唐透顶的是，据说曹雪芹生前连一口粥也喝不上！”聪明的我们，怎么会象曹雪芹那样傻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