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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来我在红学领域已经用心十二年了，绝对不敢称自己是“红学大家”，但也不至于谦虚到说自己是个“红学傻子”。这十二年间，我读过的红学著作，了解过的红学专家，也确实不少。他们各有专攻，例如蔡义江先生以《红楼梦》诗词曲赋研究见长，冯其庸先生以《红楼梦》版本研究而驰名，邓云乡先生以红楼文化、风俗研究而闻名……如此种种，不计其数。如果把红学研究类比为《少林七十二绝技》，这些专家们都各自精通一门——龙爪手，铁头功，一指禅。飞花摘叶，好生了得。 不过有一人例外，他不是精通一门，而是“七十二绝技”早已融会贯通，正因如此，他老人家早已提着剑上了“光明顶”了，孤独求败的滋味，在他纵观红学界的硝烟弥漫中一次一次的膨胀，也一次次的失望，最后换来的只是一声叹息！你也猜着了，他就是红学界的无冕之王——周汝昌先生。红学界的人总喜欢以批斗周汝昌先生聊以自慰，这就奇怪了！殊不知，批斗的方式方法，乃至于“招式”，都是人家周老当年玩儿剩下的，怎么不叫人家失望，闹得最后定居“光明顶”，要和红学界分道扬镳。 不过，今天说的主题还不是周老，因为是茶话，所以前面的废话也就多了一点，喝茶聊天嘛…… 我坦诚的说，近几年，我对《红楼梦》的兴趣，还远不如我对红学专家的兴趣大，这可能受到孔子对“智慧”的解释的影响，何谓智慧，夫子就给两个字——知人。嗨！孔子他老人家，永远都是那么言简意赅，惜墨如金，这要拿到今天，寥寥几字，怎么让你的学生作课堂笔记啊！大学还考不考啊！话又说话来，所谓知人，就是去了解人，去了解他的思想、情感、功过，以及产生这一切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等。如果把这样的指导思想用于红学研究，那就是一部“红学历史”了。 要说“红学史”研究，堪称第一人的不是周汝昌先生——他是制造红学史的人，而不是研究红学史的人。那究竟是谁呢？是复旦大学的陈维昭教授。我和陈先生并未谋面，仅有几次“短信”来往，但在陈先生的著作中，已“神交”久矣。可以说他的著作对我影响甚大，这绝不是献媚之词，而是后学最真实的感受。 陈维昭先生已经出版四部红学类著作，分别是2000年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2005年的《红学通史》，2009年的《红楼梦精读》，2010年的《红楼梦一百问》。 我清楚的记得，读《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是在成都的双流机场，那时我还在上大学，那天准备去北京，因为是晚上7点的飞机，可我中午12点就到了，闲着无事，突然想起包里带着一本前两天买的新书，因为忙，没有来得及读。此时刚好解闷，仅仅读了三页，我就连续翻看了封面四次，看什么，看作者是谁，在这之前，我并没有读过陈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我惊叹把一个杂乱的红学现象放入二十世纪学术背景下显示得如此清晰而又别样。这种感受我从来没有过，我曾看过的，只是在述说“纷争”，又制造“纷争”。总觉得“越看越糊涂”。遗憾的是，这本书上并没有陈维昭先生的任何资料信息。那年去北京的经过已经淡忘，唯有这本书让我记忆犹新。 时间到了2005年，我自不量力，想撰写一部能介绍250年红学研究成果的书，最初定名为《中国红学史略》，从2004年就开始收集整理资料，虽然阅览“红书”无数，但心中始终“杂乱无章”。如何写，以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布局，心中无数。那时我只是一个25岁的毛孩子，竟敢去挑起如此浩大的工程，现在回想起来，也着实佩服自己当年“初生牛犊”的勇气。 因为我有定期去书店买书的习惯，就在我为撰写“红学史”而作准备的时候，陈维昭先生的《红学通史》上市了。在成都西南书城的二楼红学专区，我看到了这本书。我又喜又惊，喜的是终于又发现了陈维昭先生的新作，而且这本书上有简单的介绍，此时才知道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惊的是，这本书从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开始，系统总结、梳理红学思想、红学纷争、红学流变。以及怎么从一部中国文化史中衍生出一部中国红学史。 在我通读《红学通史》之后，我呆住了，我还写什么呢？别人什么都写完了，而且那种学术高度，凭借我当时的功力是达不到的；资料的搜寻，其完整度，全面性我也略逊一筹；重要的是，将红学植入中国文化大背景的眼界，更是我当时不能望其项背的。说实话，我灰心了，我在想——恐怕这两年的收集整理要付诸东流了。 那年，我刚好在学校开设了《红楼梦欣赏》的选修课，我极力推荐《红学通史》给学生们看。有一天，我问了一个学生，看《红学通史》的感受，他说：“我不太懂，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点深了……”突然间，我恍然大悟——这本书，虽然堪称一流，绝对的上乘之作，然而它并不属于“普通民众”，换句话说，对于喜好《红楼梦》，但又不知道“红学研究”为何物的人来说，这本书不适合，强迫着读这么高深的著作，反而会“走火入魔”的。 于是我从新打起精神，遵循着陈先生在通史中的学术史思想，按照普通大众最能够接受的方式，梳理红学研究。又从新命名，从而才有了后来的《中国红学概论》。正如我在前言中说：“特别感谢陈维昭先生，虽然不与先生相识，但陈先生的史学思想对笔者把握《中国红学概论》的叙述方式，甚至“史学理念”都产生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概论》中许多“文化依据”学术思想“前理解”都直接来源于陈维昭先生的《红学通史》。”《概论》出版后，我恭恭敬敬地邮递了一部给陈先生。 时间又过了五年，我仍然没有和陈先生见过面。前段时间，天津师范大学的赵建忠教授和我联系，说他7月去北京开会，遇见陈维昭教授，还专门探讨过《中国红学概论》，并表示，如有机会一定好好交流，让我感动。 今天茶话陈维昭先生，是因为此时此刻我正捧着一部小书——《红楼梦一百问》，这是刚刚上市的新书。当然这本书对于我这个在红学领域用心12年的后学来说，略显浅显，然而它又让我看到了一股我和陈先生在学术推广方面的“理念想通”。我敢肯定，这本书不是写给红学专家的，而是写给喜欢《红楼梦》的普通民众的。书中的文章，每一篇的字数都不超过一千五百字，文字简练，干净，但是每一篇文章都不失文化厚重。我了解陈先生的学术思想，所以我仍然在这本小书中感受到了一股力量，一股让学术走向民众的力量。 我有一种理解——任何学术如果不走向民众，不为民众服务，它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本着这样的理解，我有了自己的信念——用我有限的能力，将我对红学的认知，幻化成普通民众能够吸收的方式，去宽慰人心，去温暖被世俗冻僵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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