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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达到繁荣。在文学传承上，浪漫主义文学深入开拓启蒙文学所提倡的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和返回自然，并以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为思想武器反思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在文学创作上，浪漫主义文学更注重“理想的真实”，表现生活“应该怎样”，因此其塑造的形象多是些非凡情境中的非凡人物和英雄人物，其艺术风格大多具有明显的传奇性和主观性，擅用夸张的对比手法，具有浓郁的抒情与政论色彩。借用雨果在《<欧那尼>序》中的话说：浪漫主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1］（p.92）浪漫主义文学最早出现在德国，兴盛于英法，波及全世界。 一、《悲惨世界》：“这部作品是一座大山”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杰出的领袖和导师，更是世界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巨匠。他那宏篇巨制的小说创作，思如泉涌的诗歌珍品，激情横溢的浪漫戏剧和洋洋洒洒的理论雄文，把一代浪漫主义文学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他给人类留下的瑰丽的传世佳作，成为众人交口称赞、努力效法的榜样，曾影响了和继续影响着千百万后来者。正如巴尔扎克所说，雨果的诗文“达到了优雅、精美、雄伟、朴素的非常境界”，“雨果先生当然是形象文学的巨子”。［2］（p.67） 早期的雨果是一个文学保守者和极端的保王派诗人，留下了像《读书乐》这样歌颂波旁王朝、咒骂拿破仑的诗文；后来他成为法国浪漫派的领袖，其理论文献《<克伦威尔>序》成为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并领导法国文坛推翻了新古典主义的统治；他曾是法国贵族院里的新贵，主张立宪君主制，后又因支持共和、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专制统治而成为19年的政治流亡者。他既是一个文学家，又是一个思想者，他将傅立叶主义与圣西门主义揉和进他热情的浪漫派仁慈观念里，构成了一个具有鲜明雨果特色的人生之谜。雨果的小说是人道主义的教科书，是浪漫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某种结合的最初尝试。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作品，以无情的笔调揭露了天主教会的罪恶、封建制度的残酷和资产阶级司法的不公道，形成了喜用对比手法、钟情神秘和恐怖色彩的浪漫主义文风。 雨果的代表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伟大的气魄，那样多方面的生活描写，那样多的篇幅”［3］（p.170），是法兰西文学王冠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小说共分五部，冉阿让一生的经历贯穿全书；作品从他出狱之日写起，一直追溯到他入狱的1796年，往下涉及到1832年的巴黎街垒战。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相当广阔，包括拿破仑当政、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三个时代。作品对贫苦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揭露和控诉。主人公冉阿让被监禁19年并为社会所不容，只是因为他打碎橱窗玻璃偷了一块面包给饥饿的外甥们吃；芳汀本是个天真善良的姑娘，被巴黎浮浪男子诱骗后有了私生女，她不仅受到房东、店主的诈骗，还受到所谓绅士的欺凌，为了养活唯一的女儿，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金发、门牙乃至肉体，最终含恨而死；小珂赛特的悲惨遭遇更令人同情。雨果在作品的序言中说：“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遇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是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这几句话首先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雨果认为，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生活和人民苦难的根源在于社会压迫，尤其是法律的不公道；世俗的偏见与社会的不平等是造成犯罪的真正原因。因此，小说通过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宣扬了以“仁爱”、“慈善”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理想，歌颂了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力量。雨果认为，只有像米里哀主教那样以德报怨才能淳化人心，才能最终消除社会弊病；米里哀不仅把冉阿让感化成为一个济困扶危、乐善好施的人，而且通过冉阿让的仁慈感动了顽固的警探沙威，证明了人间的法律必定能向上天的正义让步。小说还通过滑铁卢战役和1832年的巴黎街垒战探讨了人道主义与战争暴力的关系。小说将真实刻画与大胆想象相结合，具有十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其史诗般的叙述风格与高昂、激烈、热情的语言格调，再加上强烈的政论性，共同构成了《悲惨世界》丰富多彩的艺术空间。 《悲惨世界》是时代的作品，但也是生活的作品，更是精神的总和。它不仅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丑陋与偏见，也表现了人世的苦难与悲哀，更阐明了光明战胜黑暗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悲惨世界》既有对战争暴力的全景式描绘，对家庭生活与风俗场景的工笔写照，又有对人物内心的斗争与变化的细致刻画，这一切带给小说以包罗万象的瑰奇雄伟的气势，连雨果自己也不禁惊叹说：“这部作品是一座大山。” 二、“善能胜恶”与“爱能消恨”：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欧美现代文学史上，人道主义几乎是每个进步作家的思想基础，他们从这一思想出发来判别美丑、看待善恶、评价道德的高尚与卑下、衡量政治和宗教的进步与反动，十九世纪的司汤达、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都是如此，雨果也不例外。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说：“生活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一种是不朽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它还向人指出，就如同他的命运一样，人也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兽性，也有一种灵性，有灵魂，也有肉体。”［4］（p.26）在雨果看来，一个人身上同时寄寓着黑暗和光明，黑暗属于尘世、光明属于天国；雨果坚信人的光明面可以战胜黑暗面，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也如此。他对人的这种信念，表现为人性思想和人道主义，对社会的这种信念则化为乌托邦社会理想。 在《悲惨世界》里，人性中的黑暗面转化为光明面是主人公冉阿让一生最重要的界标。这个本性善良的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便身陷囹圄十九年之久，即使被释放仍不见容于社会；社会地位不平等、分配不公正、审判不公允、处罚不得当以及习俗陈见结合在一起，促使他犯罪又促使他仇视一切人。恶意报复社会的冉阿让身上主要体现出“兽性”，他的灵魂浸没在黑暗中，是米里哀主教的“仁慈”与“博爱”感化了他，使他恢复被遮蔽的人性、开始改恶从善。冉阿让的转变体现了一个人心灵中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偷走银器后被抓回来的冉阿让，面对米里哀主教的巧言掩护和一对银烛台的加赠，感受到了“仁慈”和“宽容”的善的力量，灵魂受到空前的震慑，使本已决心作恶到底的他深感不安；经历了侵吞小孩四十铜子的反复后，米里哀精神终于在他身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冉阿让义无反顾地将这种精神发扬并传承了下去，成为一个维护人的尊严、追求博爱和理想、善良宽厚甚至具有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的人间“天使”与“正道的化身”。雨果认为，整个世界是美与丑、善与恶、真与伪、光明与黑暗的搏斗场，但是他深信善能胜恶、人性能够汰除污秽而不断地自我完善。 《悲惨世界》里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善能胜恶”上，更凝聚在“爱能消恨”方面。雨果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具有一种纯朴的爱惜、同情、怜悯的“心灵关系”，即“恻隐之心”；在他看来，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只要得到怜悯和同情、得到爱的滋润，生命力便会旺盛、灵魂便能得救。出于对外甥们的真爱，冉阿让才在无奈之下偷了面包；但长期无情的苦役生活扼杀了他的爱心，是米里哀主教的嘉言懿行消除了他积聚的仇恨、重新点燃起他心中早已熄灭了的爱，使他从一个善心汩没的恶棍变成了择善而从的正派人。米里哀主教的博爱精神传递到他身上，使他也成为爱的源泉，并促使他将这种同善结伴而生的爱施于芳汀、割风以及他工厂里的工人们身上；成为海滨小城蒙特猗的市长后，又广施厚爱于市民身上，营造了一个理想的“蒙特猗乐土”。在解救和抚养珂赛特的过程中，爱逐渐上升为冉阿让生命的第一需要。他与珂赛特的父女之爱净化了他的灵魂，充实了他的生活内容，使他的善行有了物质力量，推动他坚定地走完为善的道路。在冉阿让性格发展的阶梯上，起点是苦役犯，然后是“感悟向善”的慈善家马德兰市长——高尚的逃犯冉阿让——慈爱的“割风”老爹，终点是真善美的极致、超凡出世的圣人冉阿让。在《悲惨世界》里，雨果用一节的篇幅和诗一般的语言阐明了爱的真谛，他认为爱是同高贵与伟大相联系的，爱就是心灵的火炬，“人间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灭”；一个人心中有了爱，任何邪恶都不能滋生。雨果阐明的这种爱是浪漫主义的至上之爱、理想之爱，他正是把这种爱赋予了小说人物。因此，冉阿让与珂赛特的父女之爱，珂赛特与马吕斯的男女之爱，都具有更广阔的意义空间。起义领袖安灼拉曾在街垒上向即将赴难的战士们说：“爱，你就是未来。”这句话代表了作家对爱的最明确的概括：对爱的追求就是对未来的追求，就是对光明的追求。 警探沙威的放人与自杀，也许是最能体现“爱能消恨”的仁爱万能事例了。作为法权的盲目信徒和忠实执行者，沙威顽固地追捕冉阿让；但是事实告诉他，法律冤判了冉阿让，这个他向来视为下贱的囚犯原来是一个圣人，就连自己的苟活竟也出于这个敌手的宽容。以德报怨的善良与无私无畏的爱心使人性僵化的沙威翻然猛省，他被迫承认指向天国的人性之爱而背离了现世法律；良心的苏醒促使他放人，而动摇了的信仰又无法叫他释怀，他只好选择自杀。雨果在描述沙威残酷的正直时，一再将其比作“岩石”或“花岗石”，但在仁爱面前，它们还是熔化了。雨果并没有不切实际地期望彻底消除黑暗，他在小说中说：“减少黑暗中的人数，增加光明中的人数，这就是目的。”因此，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含有理性的成分。小说里那个恶贯满盈、以怨报德却死不悔改的德纳第就代表了作家的现实判断与理性思维。在雨果看来，社会的法律只惩罚那些表面的犯罪，人民的起义也只变更了朝代，因此他主张“既不要专政主义，也不要恐怖主义。我们要的是舒徐上升的进步。”受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动、认为暴力革命使文明制度的社会沦于野蛮状态的影响，雨果认为人民的反抗并不是敌对力量的冲突，而仅仅是一种“朝着理想境界前进的骚动”，一种预示着到达未来天堂的赎罪性的献祭。 雨果是一个把精神救赎看得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或许对冉阿让发迹的方式很感兴趣，但雨果并不去描写人们激烈的征服，而是断然宣布了人的突如其来的变化；雨果并不强调主人公的社会成功，而是着重描述主人公的精神得救，所以在他笔下，人的心灵向善迈进的史诗取代了社会前进的故事。雨果并不致力于描绘世人对物质财富的攫取，而是竭力描写黑暗世界中的光明的种种化身。雨果的小说不像巴尔扎克的作品那样描写具体现实事物，而是倾向表现精神价值的史诗。法国文学史家皮埃尔•布吕奈尔曾说，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宣称力图“把一切史诗融合在一部高级的、终极的史诗中”；这部史诗表现“从恶到善，从非正义到正义，从假到真，从渴望到觉醒，从腐朽到生命，从兽性到责任，从地狱到上天，从虚无到天主”的精神进化。［5］（p.90） 三、人性世界的精神进化：传记史诗性的浪漫主义小说 对雨果而言，艺术家的职责不是描述或记录生活，而是像上帝一样去创造这个世界，让这个活着的世界洋溢着清新、自由、高尚、圣洁的空气和阳光，所以他不是用笔去模仿现实，而是用想象力、用激情和理想在梦幻般的情景中创造一切。雨果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悲惨世界》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虽然比较多，但艺术风格上总体属于浪漫主义；因为他是“为使人相信十足的浪漫主义故事而采用了巴尔扎克的创作手法”［6］（p.109），从而把变幻莫测的浪漫主义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放在了社会底层。虽然冉阿让、芳汀和小珂赛特的悲惨经历以及滑铁卢战役、巴黎街垒战斗等都有厚实的生活基础，但是作品无论从情节时空处理还是人物性格的奇特方面来看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悲惨世界》最显著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首先在于它滔滔不断、不可遏止的情感洪流。雨果或以歌手的眼光、诗人的笔触娓娓倾述，倾诉弱者的不幸；或直接潜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发掘那切身的感受，体验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或直接抒发英雄豪情，为孤苦高洁的马白夫咏叹；或在马吕斯与珂赛特的爱情牧歌里、冉阿让交响诗一般的内心世界里、作家自己呼天抢地的悲歌里、在伽弗洛什色彩明丽的横笛短唱里让人生动地领会到他强烈的热情。《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经历令人遗恨，芳汀的遭遇令人断肠揪心，商马第事件叫人啼笑皆非，德纳第夫妇令人发竖齿冷……艺术家在动情的叙事中，逼人深思；《悲惨世界》为芳汀呼喊，替商马第鸣冤，向法律开火，向街垒起义的英雄们礼赞，作家直抒胸臆的情感批评富于启示也不乏哲理。《悲惨世界》以它那强大的艺术情感，冲击着读者的心田，唤起欣赏的哀乐喜怒。 《悲惨世界》是一面人生的三棱镜，它使这世界上的人和事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变了形。理想夸张的性格形象，在《悲惨世界》里比比皆是。譬如冉阿让理想的天赋——非凡的品性、非凡的才智、非凡的臂力和非凡的勇气；像苦行者一样严于律己，又有普罗米修斯式的坚韧和仁慈；他既有“直登陡壁”、独自顶住倾塌屋柱的奇特本领，又能改变整个蒙特猗社会的风俗面貌。米里哀主教、珂赛特、马吕斯、安灼拉、芳汀、伽弗洛什、马白夫、彭眉胥男爵等都具有类似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理想个性。通过这些理想形象，雨果试图说明人性世界的精神进化：恶人感悟从善而变成好人；好人净化陶冶，道德纯化、灵魂超生，臻于完人。《悲惨世界》中善的形象极尽理想，恶的性格也着意夸张。德纳第夫妇就是恶的化身，他们一生作恶、一恶到底；尤其是德纳第，他集人间虚伪阴恨之大成，其嘴脸的丑恶、行径的卑污世间难找。此外，像维持“世道人心”的刁钻婆维克杜尼昂夫人、咖啡店门口寻开心的绅士、拔去芳汀门牙的江湖郎中等都属于这类滑稽丑怪的魔鬼形象。通过这些漫画式的人物，雨果试图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清醒判断。 理想夸张的个性化形象离不开独特浪漫的戏剧环境与戏剧冲突，《悲惨世界》不仅偏爱法庭、监狱、修道院、黑社会、坟场、战场、情场、下水道等具有明显浪漫主义色彩的环境，而且喜欢潜逃与追捕、偷盗与诈骗、抢劫与绑架、反省与自杀等不乏浪漫奇特和怪诞色彩的情节。总之，《悲惨世界》的故事背景离现实相对疏远，且黑幕居多，富于恐怖、朦胧、惊人的色彩；情节推进与个性发展中，偶然因素的比重和作用举足轻重，小说常常呈现为偶然因素对现实中的必然性矛盾的激化性展示，使整部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传奇风格。 《悲惨世界》的浪漫主义风格还体现在它贯彻了最显著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美丑对照”。1827年，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与丑、善与恶、优美与畸形、崇高与粗俗、光明与黑暗的艺术对照原则，即把美丑、是非、善恶、光明黑暗等放在一起表现，目的是更有效地强调和突出美、善、是、光明、优美与崇高，因为他坚信善能胜恶，认为善必须通过恶的考验才能更加焕发出光辉。正如雨果所说：“同样的印象老是重复，时间一久也会使人生厌。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人们需要任何东西都有所变化，以便能够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受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4］（p.35）在《悲惨世界》里，雨果将米里哀主教与沙威摆在一起，前者代表“仁慈”，后者代表“残暴”；把冉阿让与德纳第对照，前者代表“博爱”，后者代表“私欲”，借以凸现“爱”优于“恨”、“仁义”优于“邪恶”、宗教道德优于法律偏见的小说主题。此外，蒙特猗市这个理想社会与现实人生的悲惨世界形成对照，作家在塑造同一个人物时也运用了对照手法。“美丑对照”的运用，明显增强了小说的浪漫主义艺术效果和感染力，对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题等都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宏伟的艺术构架、理想的形象个性、广袤的戏剧场景以及非凡的戏剧情节，诉诸华美堂皇犹如格言般精粹雄辩的语言，再配以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与典型的艺术对照原则，使《悲惨世界》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独步一格。当然，它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悲惨世界》在主体结构上沿用了十八世纪《吉尔•布拉斯》、《汤姆•琼斯》等这种从流浪汉小说演变过来的“传记形式”的艺术框架，通过主人公冉阿让的一生经历、耳闻目睹来展开整个社会场面；但是，小说的背景和细节描写过多，结构也不够集中紧凑。譬如《悲惨世界》的开头描写滑铁卢战役，雨果从客观的角度来写战场的背景、场面和双方军队的组织，着意展现了当时宏伟壮观、叱咤风云的场景，甚至还在殷红的鲜血、闪光的刺刀和精致的肩章上花费了很多笔墨，颇有些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家的癖好，却没有优秀小说家所具备的艺术点染的经济，因此显得有些拖沓冗长甚至偏离主题。 参考文献： [1] (法)雨果.《欧那尼》序[C]. 雨果论文学[M]. 柳鸣九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2] 巴尔扎克. 谈雨果的诗《光与影》[C]. 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 茅盾. 世界文学名著杂谈[M]. 沈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4] (法)雨果.《克伦威尔》序[C]. 雨果论文学[M]. 柳鸣九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5] (法)皮埃尔•布吕奈尔等. 19世纪法国文学史[M]. 郑克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 (法)米歇尔•莱蒙. 法国现代小说史[M]. 徐知免、杨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原载：《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