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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飞翔的现实——作家苏童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苏童 参加讨论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对我征服最大的是,这个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有一个非常严肃、巨大的人生命题,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21世纪的作家都在探讨人的境遇、命运问题,其实所有这些发现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现,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其实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们在探索人和墙的冲突。这背后最大的冲突,核心内容是眼泪和墙的冲突、眼泪和墙的对话,其背后所潜藏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类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是生存的问题。
     今天确定“神话是飞翔的现实”这个题目,跟我最近刚完成的长篇小说《碧奴》有关,它可能跟神话有关,也可能无关。我今天更感兴趣的,是“神话”和“现实”这两个名词中的“现实”这个词。说到《碧奴》,尽管大家不一定非常有兴趣,但都了解这是由“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改编的。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神话,而是民间传说。这个民间传说的大致内容,是关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女人,自己的丈夫被拉差拉到很遥远的地方筑长城,所谓秋风一阵冷似一阵,在这种天气的压迫下,孟姜女觉得她有一关过不去,所以要给丈夫送棉衣。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导致了这个民间传说的起因。这个女人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到了长城,但是丈夫已经死了,她当然要哭。“哭”谁都能够了解和理解。问题是,神话也好传说也好,到了这一步,突然产生了非常意想不到的力量,也是我之所以选择“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作为新的长篇小说的题材和内容的大的动机,这就是:一个女人的眼泪竟然哭倒了八百里长城。这个传说之瑰丽,彻底征服了我。接受英国出版公司的“重述神话”计划后,我脑海里无法摆脱的是一个女人的眼泪与城墙的故事。我要琢磨它、吃透它,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不只是创作过程,也是学习过程。
     一、孟姜女的神话征服了我
     “神话”这个概念,在学术上或在西方神话里,有更多的说法和讲究。“孟姜女哭长城”不是中国传统的神话,更典型的传统中国神话是“嫦娥奔月”、“夸父逐日”、后羿的故事等。有心比较就会发现,西方神话更多是在塑造许许多多的神,几乎是在塑造神的谱系,要求所有塑造出来的神站成一个神的殿堂,而这个殿堂在宗教意味上有非常大的支撑作用。也就是希望在文字上建一个教堂,让人们对现实之外的天空,对现实之外所有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敬畏感。
     神话之所以有宗教意味,也是因为这一点。换句话说,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中每一个神的塑造,都要掌管现实,比如丘比特、潘多拉,要么掌管人类的某一类情感,要么有能力掌管人类某一种进程,他们是从天上来掌管人间的事情。而中国神话,所有人物、故事,它的走向、轨迹,是从地面往天上走,后羿、夸父和嫦娥都是目标在天上。中国神话非常奇特的一点就是从现实出发,去找到神的位置,找到所谓力量的位置。
     说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对我征服最大的是,这个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有一个非常严肃、巨大的人生命题,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21世纪的作家都在探讨人的境遇、命运问题,其实所有这些发现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现,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其实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们在探索人和墙的冲突。这背后最大的冲突,核心内容是眼泪和墙的冲突、眼泪和墙的对话,其背后所潜藏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类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是生存的问题。这个故事的奇特之处,是它还显示了世态人心,因为所有神话的背后都有世态人心做支撑,民间传说更是如此。在“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里,我认为孟姜女其实是被人民大众推选出来的救世主。当人们意识到人是无法对抗墙的,他们要寻找别的办法求得解脱,给自己寻找安慰。结果很奇怪,找出来的救世主是个女的。当人们意识到别的力量或者说男性无法摧毁长城的一堵墙的时候,他们奇特地寄希望于一个女性,更奇特的是寄希望于女性的眼泪。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小说,是因为我体会出这个故事背后巨大、丰富的内容,它能够打动我,征服我。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伟大的走向。孟姜女是来自民间真正底层的一个普通女子,但奇特的是,这个故事在“说”与“流传”的过程中,渐渐发生了大的变化。从孟姜女的身世背景或情感线索背景看,她都是凡尘、俗世的女人。但是,这个故事说着说着、写着写着,等她到了长城,万岂梁死了以后,她哭倒了长城。我觉得哭倒长城以后,民间寄托给孟姜女的已不是凡人的事迹而是神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姜女从民间传说到神话,它的完成是在眼泪哭倒八百里长城之后开始的。这个人物就不只是凡尘的,而更多的是她用眼泪完成了一个英雄的使命。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最初没有孟姜女这个名字,但她的丈夫的确叫岂梁。整个故事发轫于《左传》。她是一个为齐国国君战死的将士的遗孀,没有名字,就叫岂梁妻。据记载,有一天,她在路上拦住了国君的高头大马,让国君做一件事:我的丈夫为国家战死了,我要您去完成一次隆重的吊唁活动。当时没有“长城”也没有“哭”的说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概括来说,是“民女犯上”,是看上去穿越了两个阶层之间壁垒的一次对话。但是,历代老百姓拿着这么一个看上去很小的故事来不停地填充自己的感情,抒发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这样,这个民间传说演绎的成分越来越大,最后,秦始皇加入了,长城也加入了。
     孟姜女故事给我的启发,就是从世俗出发,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怎么成了一位神?她身上如何散发神性的光芒?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明塑造了一个神的形象——哭泣之神、眼泪之神、悲伤之神。孟姜女的形象可以囊括这么多称号。所以,在写这个民间传说的过程中,我完成了这样一个填空——从民间传说到神话,孟姜女从凡人到神的进程。或者说,我写作这篇小说的兴趣本质上是在这里。写这部小说,给我重大启示的是一个英国女作家写的《神话简史》。我比较相信她说的一句话:当我们在谈论神性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探讨世俗的另一面。我觉得我的小说似乎在努力地成为这个说法的演绎。这句话给我很多教益,更多的是让我想到神性和世俗并不对立;更重要的是它还牵涉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话题。神话也好现实也好,很多时候是互为补充、互为映照的。今天的题目“神话是飞翔的现实”,其根据也是来源于这段写作经历和思考。
     二、作家内心的现实超脱了日常生活
     抛开我的小说,我们来探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作家眼里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更细致地说:一个作家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现实?除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事件所构成的社会现实之外,我们还有多少种现实?我们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甚至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所谓的现实是谁的现实?是作家的现实还是读者的现实?这是一个奇特的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我们在细分小说中的现实或是总结所有关于现实的关键词时,一直处于迷惘的状态,恰好这种神秘莫测的迷惘状态提供了现在所有小说系统以及世界的神秘多变的面貌,可以让我们去分析许许多多的问题,去总结许多跟创作直接发生关系的问题。
     在我看来,一千个作家掌握的现实真的有一千种。具体到创作学或创作发生论上,每个作家牵引现实的手法、拥抱现实的姿态千变万化,这里面有一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从文本上分析,是作家文字风格的不同,是取材的不同。事实上,归根结底,是这个作家心目中所要塑造的现实不同。我强调作家牵引现实的手段和拥抱现实的姿态,这是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它导致了他们文本的不同,结果是每个作家心目中的现实经过一层层文字和情节说话,所塑造出来的现实也是不同的。
     这牵涉到文本之外的许多问题,就是所谓现实生活中作家的最原始刺激是什么样的刺激。大家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作家没告诉你他的动机,你怎么判断他的动机?有时候必须自己琢磨。作家说什么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可信,包括我自己。你必须学会一种方法,去琢磨作家的脉搏,去摸他的脉搏。许多文本基本上也在提供一种既定的方法。有一种创作写法,我觉得比较容易,就是有一种作家,他的写作永远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来写作,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的,所以这些作家一辈子在写,写来写去,都是在写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作家,我觉得研究他的履历,几乎就是在编织一根绳子,完全可以用这根绳子把这个作家捆起来,然后慢慢地研究,因为他们用的是比较简单、固定的牵引现实的方法。
     但是,一个非常让人好奇的现实是:许多作家一生的写作都在逃避他的日常生活,或者说他一直在进行“南水北调”或“北水南调”的工作。他永远在跳,在跳出他日常生活的屋顶,跳出日常生活所制定的范畴,真的像鱼要从鱼池跳出去的感觉。我们要这样设想:如果一条鱼跳出水沟,有时候它不是再去寻找水面,它恐怕是要去试一试鱼能不能光靠空气就可以活。我把它作为作家在写作中逃离日常生活的一个比喻,最终是想表明:它是在寻求一次遭遇,一次非常冒险的遭遇,甚至有可能是一次没有前途的遭遇,因为鱼真正离开水面就意味着死。但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或者说对于作家的写作心情来说,它的合理性在于,他不期望一种现实框定自己一生的写作,他在寻求第二种现实。当然我很悲哀,我知道鱼必死无疑,但是我判断鱼跳出水面,经常会想到我们写作中的姿态,对于现实的不信任,对于现实非常顽固的、鲁莽的追求姿态。
     总结起来说,日常生活所提供的现实信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恐怕永远是供小于求的。因为不满于这种供小于求的格局,好多作家一生都在寻求自己日常生活之外的那些世界、资源。他理想中的现实往往超脱于把他所局限的日常生活。
     三、以卡夫卡和托马斯·曼为例
     大家一定看过卡夫卡的《城堡》。《城堡》其实非常好描述:一个土地测量员每天都可以看见城堡,却无法抵达。我认为,从物理学上来说,除了海市蜃楼,如果是在同一个地球,如果是可以看见的东西,根据日常生活所提供的现实信息是可以抵达的。这是我们一般认为的事实。但是,卡夫卡也是那么一条鱼,他不甘心发现物理常识,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或者他心目中的现实恰好是无法抵达那座城堡,看上去违背了大家常识的现实构成了卡夫卡心目中的现实。但是,这样的现实,我们去玩味它、琢磨它,就发现它具有极强的寓言性,我们可以设想这是我们生存境遇的象征。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学教材就有的《变形记》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纵向比较,也可以横向比较。《变形记》是人变甲虫的故事,说白了是关于人类异化的最大噩梦。在1910年代,卡夫卡就这么早地认识到百年以后、千年以后人的境遇问题,他发现人在另外一种状态下有可能是一只虫子。我们从文本分析上来看,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如果说卡夫卡不认定人变虫子是现实一种,那么小说会向别的方向发展:一个人因为孤独不肯见人,天天关在房间里不想交流,那他一定是有病,不管这病是孤独造成的还是社会现实对他的压迫造成的。这个病,按照一般的常识,他要去医院。说到去医院,我觉得还有一个文本可以说,那就是托马斯·曼的《魔山》。《魔山》也是一部奇特的关于作家心目中现实发现的小说。大致情节是:青年汉斯要去看他的表哥,表哥得的是肺结核,最早的动机就是非常平常地看望亲戚。但奇怪的是托马斯·曼写的那座疗养院所在地是一座魔山,所有到了这座山上的人都会生病。魔山上的时间很奇怪,以七为单位,是无限拉长的。这个叫汉斯的青年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他想看望表哥的同时在疗养院住三个星期二十一天,结果他认为的二十一天其实是七年。魔山已经改变了时间,改变了人,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所有上了魔山的人都是世界各地来疗养的病人,主流是肺结核病人。来疗养的人都尽情享受自己的病情,用非常奇特的安逸方式等待死亡。
     当然,小说背后潜藏着非常巨大的象征,是托马斯·曼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判。但这种批判性不是我今天想说的范畴。我想说的是,卡夫卡同样在诉说关于人的孤独、异化的问题,卡夫卡发现了人变甲虫,因此有了《变形记》这样伟大的传世经典;而托马斯·曼发现了时间的可塑性、拉长性,和人在异化过程中一种奇特的受虐心态,一种对自己疾病放任自流的心态,导致了《魔山》这种现实。这两种现实都不是我们的肉眼和平常的知识系统所发现的现实,或者说它不是现实,它不真实。这么一种不真实的东西在两个作家眼里变成了他们内心的真实。这许许多多的文本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我们当然永远在热切关注我们的现实生活,但是一个作家心目中所需要的现实远远大于现实生活。
     四、所有小说都在安排一种现实生活秩序
     说到一部小说的真实性,每人都有不同感受,所以有时人们对一部小说的判断甚至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作家写小说,他心目中的现实是应该有秩序的。所谓真实或不真实,大家信任或不信任,被它征服或不被它征服,都在于秩序的力量。所有作品,包括刚才说到的文本,不是现实生活照相式的反映,也不是简单的调整,它几乎是推倒重来。所有作家在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秩序是先颠覆,然后再试图重新建立一个秩序。从时间上来看,我们认为人的正常思维都是顺时针的,或者说顺时针永远是时间的表达方式。但是在很多有野心的作家这里,甚至连这个秩序都企图推翻。也就是说,他试图启开另外一个通向现实的窗口。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有一部《种子旅行》,写一个老人的一生。他先写老人的死,先写尸体,然后写老人的弥留之际,后来写他壮年时代、中年时代、青年时代,最后写老人在母亲的子宫里一个胚胎的状态。从写作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叙述方法,用这样的叙述方法完全把时间倒置,展示一个人对于生命的观察、或者说对老人一生命运的观察。但是,这背后其实潜藏着作家非常大的野心,他甚至要调整时间的秩序,把时间的顺时针方向倒过来。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恰好是这种逆时针走的顺序让我读完小说后拍案叫绝。不是说我对卡彭铁尔有多么喜欢,而是觉得他这样的一种发现,这样按逆时针走的顺序,这样的回味更准确。这样的文本当然有很多;作家调整日常生活秩序的能力有它的神秘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手段。说到对真实现实生活秩序的安排,它有破坏性,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它甚至有预见性。
     有一种说法:“小说比生活更真实。”这种说法从哪种意义上来说呢?当然,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小说是虚构的产物,小说中的所有现实有可能是作家一个人的现实,也有可能是大家的现实,问题在于建立现实的方法。有的小说是抽象的,需要理解它背后潜藏的更深沉内容,但是,也有的小说因为用奇特的现实牵引方式,也就是非常奇特的虚构方式,导致了它比生活更精确地显示了某一种预兆。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推理作家爱伦·坡,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文本《玛丽·罗杰的秘密》。小说是根据当时纽约报纸上报道的凶杀案写的。纽约街头一个卖花女被害,案子一直没破。大家知道,爱伦·坡一直写推理小说,他就坐在书房里替警察局破案,写了这篇非常短的小说。作家心目中的现实在这篇小说中太有说服力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把玛丽·罗杰被害的场所搬到巴黎,变成一个巴黎卖花女被害的故事,凶手之类都是在巴黎。最奇特的是,这篇小说之后第二年或第三年,这个凶手在巴黎被找到了。这是作家写作与现实之间一个最奇妙的例子。比较可惜的是这是一部推理小说。但是,我还是觉得和我今天说的“作家心目中的现实是什么”还是有关系的。
    原载:《文汇报》2006年10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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