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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一)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王向远 参加讨论

    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举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政府强化了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事变爆发几天后的7月11日,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的当天,近卫首相召集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发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13日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的代表,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也开足马力,向国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侵华战争的宣传。许多综合性杂志和文艺杂志,开始采用战时编辑,开辟专门刊登战争报道和战场特写的栏目。起初,报纸一般并不刊登文学性的报道。文学性的报道,或者说是类似“报告文学”的东西主要是由杂志来发表的。但是到了后来,连报纸也刊登所谓“战争小说”,报告文学、战争诗歌、作家的战场通讯之类,在读者中大有市场,报刊杂志对此类稿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报社和杂志社除了他们的“社员”之外,又把一些文学家派往中国战场。8月3日,当时有影响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云:“本社为事变报道添异彩/大众文学巨匠吉川英治氏特派/昨日乘飞机到达天津”;8月5日,吉川英治的《在天津》很快写出,并在该报头条刊出。接着,该报又派出了小说家木村毅到了上海。木村21日到达上海,24日便开始发表有关上海的战事通讯。
    到了8月底,杂志社开始向中国战场派出作家,如《主妇之友》杂志派出女作家吉屋信子,她作为“《主妇之友》皇军慰问特派员”于8月25日飞往天津,9月3日回到东京,旋即又从长崎飞往上海。吉屋信子在《主妇之友》10月号上发表《战祸的北支现地行》;又在11月号上发表《战火的上海决死行》。同时,《中央公论》杂志把林房雄和尾崎士郎分别派往中国北方和上海。林房雄8月29日进入上海,尾崎士郎8月31日出发前往华北。9月初,《日本评论》杂志派出了作家木神山润。他们在中国战区采访了三周左右,然后回国。10月,《中央公论》开辟“现地报告文学”专栏,发表了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和林房雄的《上海战线》;《日本评论》杂志则发表了木神山润的《前往炮火中的上海》。这些作品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最早的一批有关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接着,11月初,《文艺春秋》社又派作家岸田园士去华北,《改造》杂志社派三好达治去上海。不久,岸田园士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北京日本色》,三好达治在《改造》上发表《上海杂感》。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公论》社派出了小说家石川达三,《改造》社派出了作家立野信之。此外,杉山平助、大宅壮一、高田保、林芙美子、金子光晴等作家、评论家纷纷进入中国采访。1938年2月和3月,诗人草野心平、评论家小林秀雄又被派往中国大陆。其中,小林受《文艺春秋》社的委派,特地来到杭州,给正在侵华部队中当兵、此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火野苇现场颁发“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以示对战场作家的特殊鼓励。小林在中国的杭州、南京、苏州逗留一个月,回国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杭州》《苏州》等作品。他回国前后,又有浅原六郎、丰田三郎、芹泽光治良、保田与重郎、佐藤春夫等作家作为杂志社及文化文学团体的特派作家,陆续来到中国。
    总之,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这么多的文学家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大陆“从军”,他们写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之类的文字一时充斥杂志报端,对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推波助澜。这里,日本军国政府还没有直接插手组织所谓“笔部队”。这些初期的“从军作家”,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间机构派出的,当时还没有被宣传媒体称为“笔部队”,但其性质和后来的所谓“笔部队”并无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初期的“笔部队”。这些作家都是带有协力战争、进行侵华宣传的目的来到中国战场的,是自觉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的。对战争性质的颠倒,对战争狂热的煽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丑化和诬蔑,对中国现状的歪曲描写,是这些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的共同点。但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描写了战场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兹举木神山润的《上海战线》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的死尸。
    在第一邮船码头,有死马一样漂浮的黑色的尸体,看起来就像便衣队。据说,黄浦江的赤土色的水,有三层水在流动:表面上的水在涨潮时向上游流动,它下面的却反着向扬子江流动,最底下的水则和表面的水一样向上游流动。
    此话是“上海丸”上的船员们说的,也许不假。因为这个缘故,浮尸才不容易冲到扬子江。黄浦江鳗鱼多。支那人似乎不吃鳗鱼,那些鳗鱼正在吃着浮尸。不,不只是鳗鱼。到了秋天,黄浦江中的蟹是一大名产,留在这里的〔日本〕移民诸君对我说,这里秋天的蟹十分肥美。其中好像真有人品尝过这种美味。
    在前线看到的支那兵的尸体,就是这个样子。半裸着,仰面朝天,火辣辣的太阳晒着,连肚子都成了古铜色。人都死了,还曝尸于烈日之下。在炎热的天气中腐烂的尸体的恶臭味,非常难闻。不知不觉中,我觉得连草丛中的热气都闻不得了。
    在舟山路附近看到的巷战之后留下的烧焦的尸体,最为可怕。只剩下了上半身,倒在路上。胳膊只剩上半截,耷拉下的脑壳,泛着奇妙的冰冷的白色。真令人不堪详写。
    那些尸体的可怕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就像孩子们的胆怯一样,我回到了宿舍之后,那可怕的情景依然纠缠着我。即便喝醉了威士忌,也是拂之不去。晚上去厕所,就着摇曳的蜡烛光,在朦胧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白天那些被烧死的死尸的游魂。的确,人的脸在深夜映照在镜子中,是可怕的。那好像不是自己的脸。严格的灯火管制,倒使人生起这多余的恐怖。
    然而死尸倒算是好的,在街头散落着的土袋子上,沾着鲜红的血。正因为它没有实体,所以容易让人生起种种想像。我心里一阵难受,在土袋前面呆呆地站着。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踏上中国领土制造的人间恐怖!
    在初期特派作家的作品中,尾崎士郎的长篇从军记《悲风千里》一直获得日本读者和学者较高的评价。《悲风千里》描写了日军侵占下的华北地区的情形。但他笔下却很少那种人间的恐怖,而是带着一种温情的“和平”的情景。它恰好代表了日本侵华文学的另一种类型。在其中的《支那的孩子》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支那的孩子,听人说日本兵都是“鬼子”。鬼一样的外貌,鬼一样残忍,甚至肚子一饿就要吃人。
    东洋鬼——这个词表示着一种非常现实的含义。据说只要一说“日本兵要来啦”,所有正哭闹的孩子都不敢再哭,吓得缩起身子来。然而,日军攻占华北,支那的孩子们才算真正弄清了“鬼子”的真面目。
    孩子们肯定都躲在隐蔽处,扭着脖子偷偷地观察追击支那军队的威严的日本兵——
    没见头上有角,帽子下面也就那样啊,既没有龇牙,也没有裂嘴。和支那人一模一样,也是人的脸。要说这就是东洋鬼子,真有点奇怪呀!无论看多少次,看了哪一个,都不是听说的那种东洋鬼。
    于是孩子们从隐蔽处爬出来,怯生生地出现在东洋鬼的前面,远远地靠在一起,朝这边张望。
    可是,不仅看不出他们有吃人的意思,而且不都笑眯眯的,朝这边看吗?还有的招招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道:
    “小孩!小孩!来!来!”
     孩子们起初不敢接近,随着逐渐熟悉,慢慢地靠了过来。于是东洋鬼子给他们牛奶糖,抚摸他们的头。抚摸头的时候,吓了他们一跳。当然他们没有被咬,那牛奶糖里也决没有放毒。
    孩子们已经知道了,原来东洋鬼不是鬼。于是跑回家中,从家里拿来了梨、柿子等,献给“东洋鬼”。
    “东洋鬼”乐得笑逐颜开。他们接受了水果,同时付了钱。
     孩子们再次跑回家里,然后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带来了。
     “东洋鬼”不是鬼,农民和城镇居民们由自己的孩子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殷勤得有些滑稽。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表示敬意。随着进一步熟悉,他们打心眼里表示欢迎。或者敬茶,或者送菜,或者帮忙出力,全心全意,没有贰心。
    日本军每攻克并占领一个地点的时候,就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空旷无人的街上出现一两个孩子。不久他们从各处走出来,并成为日本和支那握手的契机。
    众所周知,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有多少中国的孩子们死在了“东洋鬼子”的刺刀和枪炮之下,又有多少孩子被掩埋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废墟瓦砾中!而尾崎士郎却在这里刻意描绘颇有“人情味”的场面,这决不是有的日本学者所说的是什么“人道主义”的场面,而是刺刀和枪口下的“和平”,也正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搞的所谓的“宣抚”,所谓的“思想战”、“宣传战”。
    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初期由报刊杂志社派出的这些作家,其主观动机是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上他们的作品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观察、表现战争的时候,其角度、方法有所不同,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也不尽一致。例如,日本作家近代以来受欧洲自然主义的影响很大,注重“事实”和“真实”的描写,而在初期特派作家中,就有一个人由于写了一些“事实”和“真实”,而为军国主义政府所不容,因此招致笔祸。那就是石川达三和他的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描写了一支进攻南京的部队,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石川达三意欲通过这篇纪实性很强的小说,“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社会”。不料作品在《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上发表后,石川达三即遭当局逮捕,法院判处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作家和读者中造成了强烈的震动,也促使军部进一步采取措施,强化舆论管制,干预作家创作。与此同时,作为日本士兵之一员、在侵华战场作战的青年作家火野苇平的小说《麦与士兵》在当时却发行了120万册以上,成为最畅销书,极大地煽动了国民的战争狂热,也为军部所激赏。《活着的士兵》和《麦与士兵》正反两个事例,显然给了日本军部和政府以明确的启发,导致了他们对作家从军及其创作活动的干预与管制,并成为由军部和政府直接出面组织从军作家的所谓“笔部队”的一个契机。
    原载:文艺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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