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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在西方文学课堂执教的纳博科夫曾下断言：今天的俄国，文学、艺术，音乐……都十足带着沾沾自喜的布尔乔亚 特征，像是在铁幕后面衬着一道华丽而又俗气的花边网眼纱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又向前发展了十多年，但不幸的是，外部世界的“偏狭”视角并没有太多转变。这或许归因于这些年来俄文坛并未出现重量级的作家和令人刮目相看的大作。当然，世界文学不会忽视这块神奇的文学沃土上的任何出产物。到底该给读者看些什么呢？最近，俄裔美籍作家尤里·德鲁日尼可夫的小说《来自俄国的圣母》（Madonna From Russia）由Peter Owen 2 Dufour Editions公司在美国发行英文版，再度炒热了一位渐被遗忘的文学前辈。 实际上，《圣母》并非新作，是作家早几年出版过的一本俄文小说的更名翻版，原作名曰《超女》（Суперженщина），是关于一个妖艳风情的百岁老妪、一场飓风后奇迹般出现在美国格兰德河上的岛屿，和一个受尽困难的俄罗斯移民为拥有小岛不惜同美国开战的故事。 小说叙述者是加利福尼亚任教的俄文学教师，一个经历乖舛、玩世不恭的移民（这也是作家本人的经历和职业），他的学生和同事分别落入96岁的莉莉·波旁的情欲之河。苏联时期，莉莉凭借绝佳姿色爬上了文学界的高位，一开始为作家安德列·波旁打字，继而同作家结为夫妻，在丈夫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最后她的声望超越了夫君，当安德列成了文学界的逐出者，莉莉靠拙劣的打油诗成了社会主义的作家偶像。后来，她于九十几岁高龄前往美国定居，期待着大干一场。“不知为什么，美国人还是继续说英语，毫不顾忌她莉莉·波旁已经到来的事实。这真有点让她不可理解，更让她感到气愤。”莉莉罔顾高龄所限疯狂恋爱、结婚、同时拥有好几个情人，甚至兼顾妓院生意。她跳起探戈来后背笔挺，扬言当她100岁时要同美国总统共舞。随后，作家笔锋一转，引入男主人公哈里顿·拉匹达尔，一个来自“科学共产主义”敖德萨的前教授。他的思乡病和过高的欲求似乎无法同现实相互融合，但好运说来就来，一阵飓风让格兰德河上凭空多出一个小岛，地处位置恰好在美国和墨西哥中间。哈里顿梦想着把小岛变成俄罗斯新移民的共产主义国家，缺的就差注册资金了。最后，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遭遇一起——莉莉嫁给了哈里顿，用前夫的遗产买下了小岛，自己摇身一变成了“莉莉一世女王”。小说写得有张有弛，情节一波三折，令人眼花缭乱。 作家尤里·德鲁日尼可夫（ЮрийДружников）1933年生于莫斯科，是著名的历史作家和散文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同艾萨克·辛格、索尔仁尼琴和亨利希·伯尔一般博学的作家。据他自己说，《超女》的内涵探索的是女人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德鲁日尼可夫早年开始写作，苏联时代曾一度遭禁。为澄清一桩历史公案，他曾历尽辛劳写出了著名的写实作品《告密者001号》（Доносчик001）。上个世纪30年代，少先队员巴甫力克·莫洛佐夫向内务部告发父亲对共产主义不忠而被富农杀害。谋杀令举国震动，引发一连串的意识形态斗争，还为此出版了大批书籍、排演了戏剧和电影。德氏走访几十个城市和劳动营的当事人，最后发现这场世纪谋杀不过是内务部策划的一个谎言，当时的档案文字和照片都是捏造的。实际上，是母亲蓄意报复移情别恋的父亲，从而指使懵懂小儿去当局告发。杀死他的真凶恰恰是内务部的成员，然后嫁祸富农以便掀起一场革命，消灭富农阶级。《告密者001号》于1987年在伦敦出版。由于苏联当局和作家团体无法见到德氏的文学实践，他最终于1987年流亡海外。 时过境迁，但作家群体对复杂现实的理解和表现却出现退化的趋势，俄文学视野展现出的是一幅幅超现实的图景。后冷战时代的西方传媒对此表示强烈的敏感，这也助长了颠覆现实、重构历史的文学创作批量出现。严肃文学中的超现实作品占有的分量举足轻重，让人怀疑文学前辈的技艺从此失传。从天马行空、童言无忌的维克多·别列文（《夏伯阳和虚空》），到文化的嫁接者加里·施特恩加特（《荒诞斯坦》），还有索罗金和塔吉亚娜·托尔斯泰娅等名家痴人说梦式的小说，文学家们不欲继承现实派大师如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衣钵，倒是乐于拜在二流作家米哈伊·布尔加可夫的门下，而他们搬弄的超现实手法也并不高明。问题到底出在何处？评论家在现实世界找到了问题之结：布尔加可夫小说中的阴魂久久不散，说明只有超现实文学最适于一个嬉笑狂欢、变动不定的社会现实。 超现实文学的好处是它巧妙回避了价值判断。作家置身游戏之外，推卸了道德责任的重负。此情此景也同样出现在俄文坛近年发展迅猛的科幻圈中。作家谢尔盖·卢克延科的《巡》系列小说一再被搬上银幕，票房创出历史记录。2006年1月，《日巡》上演，创下三千万美元的历史最高票房。文化娱乐界的新现象引起了评论家们的警觉，最新出版的评论文集《巡征象》（ДОЗОРКАКСИМПТОМ）对大行其道的魔幻文化提出质疑和评判。此书的出版者认为，分析日常大众文化事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这部影评人、文评家、作家、诗人及哲学家合著的评论集文辞犀利，观点多样，足以引发一场文化论战。 似乎许多“严肃”作家认为《巡》图书和电影纯属商业炒作，不需置评。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巡》系列掺杂了各种文化、社会甚至是政治元素，这是其成功的关键。但这些元素终究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呢？评论家们认为，“巡”系列在俄国文化史上属于异类，社会学家塔拉索夫将《巡》系列同《骇客帝国》三部曲做了对比：虽然两部影片包含意识形态信息，但后者遵循了传统上弃恶扬善的范例，而俄国的对照物则模糊了善恶边界，“《巡》系列中没有善恶，只有两种力量势均力敌，光明（我方的秘密部队）和黑暗（秘密部队的对手）。”虽然塔拉索夫未曾直言《巡》后面是否有克里姆林宫的智囊团，但明确指称影片主线所遵循的正是当今俄罗斯政府的意识形态——提倡漠然和屈服。当《骇客》呼吁摆脱大众传媒和广告创造出的麻木现实世界时，《巡》在悄声告诉你：别出声，听官方怎么说。评论家们并没有忽略《巡》系列的出笼仰仗于国有电视台1台的巨大投资，官方干预大众意识形态的趋势随着对文化市场的加大投入更趋明显。 评论家托波洛夫指摘《巡》电影是对观众实施洗脑术。他说，“电视一台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观众日复一日地洗脑，这也是它投资、宣传这部系列大片的主要动机。为的就是让观众变得更麻木，接受政府希望推行的一切。当代俄罗斯人的大众意识在廉价的媒体娱乐中朝向无理性的全面崩溃猛冲。” 文学离不开价值判断和道德内涵的支撑。不论哪个时代，文学人是否应该继续肩负道德责任都是一个多余的问题。不过，在一个社会形态转轨进入快速发展的商业世界里，知识分子在获得了写作的广泛自由后，能否保持清醒的人本意识和现实的批判力，似乎成了创作思考的首要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