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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研究”(analogy studies)与“影响研究”(influence studies)同属比较文学上的重大课题。目前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以这两方面的论著最多，亦以这两方面的探讨最受重视，甚至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两个主要目标。①影响研究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经法国派比较文学百余年来的惨澹经营，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而类比研究方面的实践虽多，理论的建树则嫌过少。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家，对于这方面问题的意见，泰半散见于论著之中，而且只以有限篇幅表明，成篇成书之作，简直是凤毛麟角②。我国四十年代以前的比较文学论著，绝大多数属于影响研究；目前则多从作品的平行关系中寻求类同③，论著与日俱增，成绩斐然。然而，对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感到兴趣的学者，往往因这方面的实践缺乏理论依据而深感迷惘，一旦引起怀疑，或遭受诘难，又不知何以自圆其说。 情形对于比较文学的拓展，当然是一大阻挠。笔者有鉴于此，故发为文字，以供有志于类比研究的学者参考。但类比研究的理论建树，其挑战性与危险性都很大，本文也只能针对有关的诸般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从援引各家的说法中，以见其症结所在，并试为指出可行的幅度。 一、 定义与争论 比较文学研究是以系统而条贯的“比较”方法来从事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所谓“比较”，乃是透过对比(contrast)与类比(analogy)来找寻异同的一种方法。对比强调异点探讨，类比侧重同点描述；前者可使两物的特点益形突出，而后者则可归纳为通则或模式。比较文学里的类比研究，其意涵可有广狭两种。狭义的类比研究隶属于影响研究，旨在从两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比较体(Comparatum)中归出类同或相似。传统的法国派比较文学家自诩法国文学富丽而伟大，有着极辉煌的成就，是欧洲文学的中心，其光芒耀射四邻，流泽所及，欧洲诸国的文学咸受其润泽与影响。为了证明这种领袖地位起见，他们遂广集各类客观资料(如传记、书信、档案等)，藉细密而精微的考辨，从一些确有“事实关连”(rapports de fait)的作家与作品中，明其类同，定其相似，以指出法国文学所施放的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 广义的类比研究则是想在毫无时空接触关连的文学现象里④，考察类似点或亲和性(affinity)⑤，期能从综合诸般类同或相似当中，揭发创作过程的奥秘，并建立文学的通则或恒常定理。狭义的类比研究跟影响研究间有主从的关系，其目的是拟自两个确有因果关连的实体里去找寻类似的成份；由于这两个褓间的关系是具体而实证的，其类似的现象本来就已存在，因此供以探讨的基点确切而稳定，无由启疑。但广义的类比研究，其探讨的实体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可资比较的基点遂趋脆弱而不稳，所寻出的类似现象也就因易流为主观与印象而令人觉得闪烁不定、似是而非了。 于此，有人或许会问：比较解剖学以类比法去探求脊索动物体内器官构造及演进的一般趋势；比较教育学欲从民族特性与国家宗旨的比较中，阐明世界教育制度的转变与演进，从而寻出教育趋势与原则，以建立教育哲学；文化人类学通常由小社区入手，拟从个别文化的剖析与比较中，指辨异同，厘定一般模式与法则，以预期各民族社会的可能发展。由此类推，则比较文学家不也可以运用类比法去从毫无时空关连的文学现象中察识类同，以建立文学通则吗？问题是“脊索动物、教育制度与小型社区虽多，毕竟仍属有限，而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想透过类比法以达成目的，实难如愿；何况， “通则愈概略，其所表示的就愈抽象、愈空洞，而漏网的具体艺术作品也愈多”⑥。正因比较缺乏稳固的基点，而文学作品又多如汗牛充栋，再加上建立通则的努力往往变为泡影，遂使广义的类比研究，频受学者的质疑和诟病。 像法国派的学者，由于强调实证关系的缘故，素来只取狭义的类比研究，而将没有时空接触关连(contractual relations)的文学现象摒诸比较文学的领域之外，甚至还肆意加以抨击。波顿史柏葛(Ferdinand Baldensperger)就认为：光凭记忆和印象所社会学的类同空幻不定，其结果无法解说清楚⑦；范提耿(Paul Van Tieghem)则指出：为了抽取类似现象而将各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主题、意象、风格等并列齐观，至多只能满足好奇心与美学兴味，培养鉴赏力与思考力而已，对于文学史毫无贡献可言⑧；此外，卡雷(Jeanmarie Carre)因侧重事实关连而鄙视修辞的平行关系研究⑨。霍尔汉(Wolfgang Holdheim)甚至指责类比法是一种诡辩，其所得并非根本的结果⑩；巴拉金(Anna Balakin)更发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主张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遂认为类研究的结果是“模糊”而“离谱”的，合于印象式的报章杂志，而不合于用科学方法求得的学问，对于比较文学家来说，只会是徒劳之举11。而万斯坦(UIrich Weisstein)虽表示只要不引起方法学上的困扰，美比研究是可行的，但也并“不希望舍弃学术安全的稳固地位，以免滑落到光凭猜测的无底深渊去”12。 尽管类比研究不容于传统的比较文学，美国派的比较文学家仍是主张采纳较的看法。他们处身于种族的大熔炉之中，心理上没有强烈的国家情感作崇，观念上则多受冲击，而态度上又深得新批评的启迪，因而趋向拥抱世界文学一家的理想。他们觉得法国派的据证比较固然安全可靠，却也未免太受限制，而且往往沦为文学的外缘研究，同时又因过分依赖次要作品而易失之偏颇，对于某种技巧、态度或观念的转变，尤难阐释得周延无懈，对于某种技巧、态度或观念的转变，尤难阐释得周延无懈，故主张狭义的类比研究固属可取，广义的类比研究更应推展。套用奥椎基(A.OwenAldridge)的话来说，从作品的平行比较中找寻类同，可以容许吾人“注重主要作品的探讨，获致美学分析的机会，并窥得创作过程的奥秘”13。如果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其存在的最好理由的话，则透过类比法，将重点放在内缘研究上凤增强批评性的了解与欣赏，提高洞察力与判断力，也就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了。再说，通则的建立固然不易，但若观之为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或理想，当亦无可厚非。傅莱(NorthopFrye)的《批评的剖析(Antomy of Criticism)一书、尹廷何(Rene Etiemble)的《罗曼斯类型的常数》(les invariants du genre romanesque)14等，对美国派的比较文学家来说，都是这方面努力的成果与莫大的鼓励。 二、 理论与实践 对于广义的类比研究，法国派亟表反对而逐诸比较文学的门墙之外；美国派则多表赞同而归诸比较文学的范畴之内，然则，一逐一留是否有所依据呢？法国派的“逐”，其依据已如上述。下文则拟试为美国派的“留”寻求理论基则。于此，我们且先来看看类同现象之一斑。孟子说：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芻豢之悦我口。15 人既有相同的生理需欲和心理趋向，则当其体现为人文现象时，自然也就会超越时空的阻隔，蕴成类似的现象。关于这点，文字的创造便是最好的说明。文学家发现：各个民族的初文，都从观察自然现象而制成图书，再经演化而来。 因此，初文必然是象形的。中国如此；世界上其他民族也如此。试将中国、埃及、克雷特(在是中海)三地发现的古文字加以比较观察，可以发现他们都是象形的。……（以下略） 文字之外，习俗或宗教仪式也提供了极佳的说明：傅瑞硕(Sir Sames Gero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一书本是为了阐释非州戴安娜庙的祭司继承法规而作的；但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却发现南俄、非洲、亚述、巴比伦、巴勒斯坦等地都有弑王(regicide)的土俗，是一种普遍类同的现象。17 文学现象亦然。由于人的基本需欲和心向相同，便会在类似的自然环境中，造成类似的社会环境，产生类似的文学现象。据王国维的考证，中国的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巫主以歌舞乐神，优则主以调谑悦人；自汉以降，俳优间演故事，及北齐，始合歌舞以演一事18。由此看来，中国戏剧虽受外族影响而肇始，若论其远祖，则不能与宗教仪式脱离干系。其他地区的戏剧，起源亦颇类似；据布朗(Calvin S.Brocwn)说：古希腊、印度、中古日本及欧洲等地的戏剧，也都由宗教仪式演化而来，绝无影响的因素掺杂其间。布朗又举例说：在第八与第十三世纪间，维金人(the Vikings)口口相传，以一连串的传说(Sagas)保留了当时的英雄事迹，其后才以一种简洁、质朴而有力的语体文写成为艺术作品。而不常为人所知的是，在同一其间内，世界对边的波里尼西亚人(the polynecians)则航游于夏威夷和纽西兰，以及所罗门群岛和复活岛之间的广大水域上，将其冒险事迹，先以口传方式保留于一连串的传说中，再以语体文写定，其风格与效果跟冰岛传说有极强烈的雷同之处。19 法国派的比较文学家并不否认这种亲和性的存在。范提耿就曾提过这类实例；他说： 有些非常显著的亲和性，乍看之下，归诸影响，似极有理；但经彻底的探察后，却发现其间并无影响的迹象。且举两个典型的实例来说。“人们常提到，易卜生的戏剧并不是独创的”朱尔士•拉梅特(Jules Lomaetre)曾于一八九五年说过：“他的社会思想与道德观念，全可见于乔治•桑德(George Sand)的作品中。”但葛利格•布朗兹(Greorg Brandes)却答称：易卜生没念过桑德的书。“那有甚么关系”，法格(Faguet)对胡士楂(M•Huszar)先生说道。其实，关系才大哩：他们同处于一个潮流而不相负欠，因此并无影响可言。另一个实例是关于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施给亚于丰斯•杜碟(Alphonse Daudet)的影响。人家根据“珍闻”(La petite Chose)一书而认为他模仿了狄更斯。但他坚决否认念过狄氏的作品。尽管事情颇为离奇，其间并无影响的痕迹，只是一种共通趋势而已。20 这些无可置疑的亲和性，或因代远年湮而难以查考，或因简断篇残中而连锁关系，或因吾人所知不足而无法确认，在在都令比较文学家束手无策。其中情况最严重的，莫过于古典文学间的关系。范提耿和许多法国派比较文学家遂因而主张将比较文学的重点放在近代各国文学间的关系研究上21。瑞士学者李涅(Sven Linner)以为：两部一无时空接触关连的作品，因偶然因素而产生的类似现象，可姑且假定其间本有因果关系，是即所谓的“难确的论证”(argument of impropriety)22。范提耿相信此乃根源于“共同原因”(causes communes)23；“思想史”(problemgeschichte)、“文化圈”(Kulturkreis)等之类的论调，24而俄国比较文学先驱维斯洛夫斯基(Veselovsky) 则主张 “共同想像”的文学现象有其类似的发展，是即所谓的“平行迴现论”( Stadialism)25。另一位俄国比较文学家诺曼斯基(Victou Zhirmunsky)的看法是：国际文学会有类同发生，部分固然是肇因于文化交流，而部分则是因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有其相似的历史发展。26 以上这些议论，或针对欧洲，或遍全球，都有其特出的见地。其实，我们只要稍微回顾比较文学史，就不骓发现；史勒格兄弟(A.W.Friedrich Schlegal)宣扬文学开放与普遍的观念；史托夫人(Mme de Stael)推动国际文学的关系；哥德(Johann Wolfgans von Goethe)构划“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美景等，都同样怀抱着文学一家的理想，也应都已承认各个文学中蕴有共通的因素。然则，这和中共通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克拉孔(Clyde Kluckhohn)与心理学家莫瑞(Henry Murray)说过：“每个人都有若干方面像所有的人，有若干方面像部分的人，有若干方面则什么人也不像”27。性格上“像所有的人”部分，就是基本人性；“像部分的人”的，系指国民性；而人为产物，也可依克氏的理论来分成三个层次，那就是说，每部作品都表现了基本人性、文化因素和独特风格。作品中所蕴含的基本人性，表现了“同”的一面，也就是作品的普遍性；而其独特风格则表现了“异”的一面，是即作品的个别性。研究文学作品，若是只看到后者，难免就会同意德•桑迪斯(Francesco Santis)的说法，认为每部作品都有其“独特的”(sui generis)的风貌，是不可比较的28；或者就会认为：天才是孤独而难喻的，其作品表现著无二的灵魂，跟别的灵魂没有共通之外29。对于作品的探究若是强调基本人性，就会想从文学现象中，抽出共同而普遍的因素去建立通则。美国派的学者似乎便是以此为据。 用心理分析学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话来说，文艺创作是一种“遂愿”(Wishful fulfilment)的方式，可以舒散紧张、纵放欲望，并宣泄情感，以求得心灵上的宁静。佛氏认为创作纯属一种心理活动，而容格(Carl Jung)则进而从神话学的观点指出：具有象征意味的艺术品乃是根源于“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这种“集体潜意识”是各种族所共有的心理遗传，可藉意象重建而显现为“母题”(motif)或“原型”(archetype)。“理论人类学”(Theoretical Anthropology)一书的作者毕德尼(David Bidney)强调神话的重要性，说：神话对人种学家和民俗学家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一)它是人类文化史的绿录；(二)它是建立思想通则的依归；又说：神话由集体潜意识浮现出来，其母题提供了动机和行为的普遍模式30。不管是基本人性也好，“遂愿说”或“集体潜意识”也罢，全都指出了文学现象确有其共通的本源做基础。 但文学现象中的歧异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作家的独特风格当然是一个原因，这已如上述；而其实，最常为学者所考虑到的倒是文化因素。许多人类学家指出，尽管人类的“基本观念”(Elementargedanke)普遍相同，但各地的历史变迁与地理环境却会造成人 文现象的歧异31。于此，我们可以指出广义的类比研究所以不被法国派接受的原因了。目前所谓的比较文学崛起于十九世纪，时际历史意识强烈、科学精神鼎盛以及实证主义风靡，文学研究为了求得学术尊严与地位起见，遂奉“客观”与“实据”为金科玉律，并将比较文学中的“比较的”(comparative)一词与 “历史的”(historical)视为同义32，而法国派则在再三强调文学的历史意义之余，主张“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旨在“进一步了解文学史”33。简单的说，法国派著重文化格式而抹杀基本人性的共通与遍在。当然，以基本人性为说词，或许会显得空泛而虚妄34，但基本人性的存在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否则人类学、心理学、神话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将付诸东流了。再说，如果像范提耿之辈的法国派比较文学家只愿把广义的类比研究归诸“一般文学”(literature generale)的领域的话，则这也是只是义界的问题而已，因为美国派的学者并不以为有所谓的“一般文学”35。 基于以上从人类学、心理学的神话学等的引证，吾人可以进而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现代的亚洲文学，不管是小说、戏剧或诗歌，都极受欧美文学的影响，但古典的亚洲文学，除了中东文学传统在时空与宗教上跟欧洲文学传统紧密关连之外，南亚与东亚两处都各成系统，与西方文学传统几无历史渊源所造成的血缘关系，亦无地域衔接所造成的因缘关系，但其文学传统则与西方的文学传统同样富实灿烂。一九四八年，菲德力克(Werner P．Friederich)在巴黎参加现代国际文学史会议(Congres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literature moderne)时指出：美国语言学会(MLA)属下的比较文学讨论共分七组，其中并无东西方的文学关系研究36。但自从一九五四年起，印第安那大学则每四年召开一次东西文学关系会议。目前，促进东西文学研究者固然大有人在(像Horst Frenz，Rene Wellek，Henry Levin，Rene Etiemble A．Owen Aldridge等都是)，但一般的西方比较文学家对于东方作品的了解唯赖翻译或二手资料37；等而下之者，则因不懂东方语言和文学，由无知而生狂妄之心，以为东方文学无可重视38，而仍采欧洲本位的比较文学研究。其实，东西方的文学传说各有其伟大与褊狭之处，苟能从事彼此间的比较研究，藉以截长补短，必能大有助吾人拓展文学视野、了解文学本质，并欣赏文学作品。从攻错和补弊的观点来看，必能因而建立一兼容并蓄、完足周延的文学理论；而从类同的归纳中，又能寻出共通性以建立文学通则，做为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理想。康司德(Arthur E．Kunst)在《亚洲文学》(“Literature of Asia”)一文的结论上说： 亚洲文学作品应用以纠正吾人褊狭的臆说。但亚欧文学的比较研究，其最终目的，则应旨在创建一个真正通彻而周延的文学理论；这一理论的依据不是从英、法、西、德及一些其他的作品中取得，而是从一个独立演化的想像文学传统中取得。这至少在描述的层次上，应足以将正确性带给文学史。如果我们幸能从亚洲文学中发现新技巧与新经验的话，则吾人既身为比较文学家，甚至还可以冀望为某些尚未被欧洲或亚洲所知的文学催生。39 吾人对于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研究，正应抱持此一态度。 依据上文所述，中西方的文学传统确有其共同的基础，所不同的主要也只在“文化格式”上而已。吾国文学深受孔门实用教化观的影响，西方文学则源自希腊、罗马文明与希伯来文化。也由于“文化格式”的差异，遂有语言结构、思维方式、美感意识、评价标准等的不同。因此，在从事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时，应选取理想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溯其深层结构，然后察测“文化格式”所赋予的特别意义，而不先做表层结构的无谓比较。学者尤应进入“文化格式”的堂奥，以了解对方的历史观、价值观、文化观等，以免在阐说对方的文学现象时，发生曲解或偏颇的情形。不管是应用西方的批评理论来处理中国文学，或是应用中国批评理论去立秋西洋文学，都应做适当的修正与调整，并应同时兼顾到对方文学传统的固有特色。 结 论 比较文学研究迄今虽已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却是问题丛多，争论迭起。广义的类比研究，消极方面应在找出各国文学的“国家性”，以充实世界文学的内容；积极方面则应重在文学观念的沟通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就近程的目标来说，广义的类比研究可以提高吾人对于文学的鉴赏力与洞察力；而就远程目标来说，则可以为文学通则的建立催生。倘若有人觉得基本人性是个空洞的陈腔烂调，不足以引来作为广义的类比研究的理论基础，则其他的人类学、心理学、神话学等，也提供了不少的说词。所幸理论的建树往往会因实用批评的影响而修正、增强，有朝一日，类比研究的成果增多到相当数量时，必能对这方面的理论有所助益。目前类比研究的理论在草创之际，本文也不过是旨在抛砖引玉而已。笔者亟愿拭目以待积极而深入的理论建树。 附注 ①见Francois Jost，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dianap- olis：The Bobbs Merrill C0.1974)，P.33。 ②据笔者所知，目前对于类比研究的专著只有一篇博士论文：Michael Mo- riatry。“The Uses of Analogy：An Essay in the Methodology of Corm- parative Literature”(Indianat Indiana University，1971)，另外还有一篇短论；Urieh Weisstein,“Infiuences and Parallels：The Place and Function of Analogy Studies In：Comparative Literature，”Festschrift for Horst Rudjger，ed,E.Koppen and B.Allemann(Berlint: de Gruyter，1976)。 ③譬如Wu Ta-Cheng，“Tao Chien and Thoreau：A Note Oil Two Differ- ent Attitudes toward Nature，”Tamkang Review，V01.Ⅱ.No.2＆ Vol.Ⅲ，N0.1(October l971-April l972)，337-393；Chen Tsu-Wen，“Hamlet and The Butterfly Dream，”Tamkang Review，Vol.Ⅵ. No.2＆Vol.Ⅶ，N0.1(October l975-April l976)，287-302，周成靖，《红楼梦与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两个家族比较》，《中外文学》，五卷四期(1976年9月)，八六——九五；刘启分，《论红娘与喜娘—西厢记与 La Celestina》，《中外文学》，六卷五期(1977年10月)，五六—七二；汤雄飞，《寓社会讽刺于传奇小说—〈镜花缘〉与〈乌有乡〉之比较研究》，《中外文学》，七卷七期(1978年12月)，页一二六—一六○。这些都是近几年来在国际和国內比较文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 ④J.T.Shaw认为类比研究探讨的是“Comparable manifestations in form or content in different authors，Iiterature，and perhaps at different times land with no demonstrable direct relationship to each other”;见所著“Literary Indebtednes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Newton P.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z.eds．，Comparative Literature：Method and Perspevtire，2nd ed。(Carbondale&Edwardasville.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1971)，P.90． ⑤据A．Owen Aldridge说；“亲和性是指两部没有必然关连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意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说见所著“General Instroduction：Thepurposeand PerspectivesofCoraparativeLiterat-ure”，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tter and Metho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9)，P.3 ⑥Ren6 Wellek&Austin Warren，Theory of Literattsre.3rd ed。(NewYork：Harcourt，Brace＆World，Iac.，1956)，P.18． ⑦见Fernand Baldensperger，“Litterature comparee：Le mot et la chose，”Revue de Iitterature comparee，I(1921)，7。 ⑧见Paul Van Tieghem，Lalitterature comparge(Paris:A.Colin，1931)，PP.20-21。 ⑨见Maurius-Francois Guyard，La litterature comparee(Paris：PressesUniversitarires de France，1951)，P.5。 ⑩见Wolfgang Hoidheim，“Komparatisfik und Littecaire theorie，”in Areadia，7(1972),303． ⑾见Anna Balakin，“The Coneept of Influenc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Special Advance Issue(1963)，146-147． ⑿Ulrich Weisstein，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Survey and Intreduc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3)，PP.7-8． ⒀Aidridge，op.cit.，P.5. ⒁参见Weisstein，“Iofluenees and Parallels，”605. ⒂告子上，《孟子》(台北：学海书局，1974年)，卷六，页一六四。⑩林尹，《文字学概说》(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页二十——二十一。 ⒄Sir James George Fazer，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and Religion，abr.ed.(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0.，Inc.，1963)，PP.v—vi(Preface)． ⒅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页四及页七。 ⒆Calvin S．Brown．“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 GeorgiaReview13；2(1959)，180-l8l。 ⒇Van Tieghem，PP.136-137。 (21)Ibid.，P.61.又参见JeanFrappier，“Litt6ratures medievales etlitterature comparee：Problemes de recherche et de mgthode，“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CLA，ed.W.P.Friederieh(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9)，I，26． (22)Sven Linnet，“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Literary Comparison，American Journal of Aesthet：c and Criticism，26(1967／68)，176． (23)Van Tieghem，P.190. (24)参见Weisstein，“Influences and Parallels，”601． (25)说见G!eb Struve，“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Soviet Union,Today and Yesterday，”Yearbook of ComparativeLiterature,4(1955)，7。 (26)Victor Zhirmunsky，“Probtemeder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geschichte，” Stitzunysoerichte Deutchland Akademie derWissenschaft(Berlin，1963)，P.13． (27)Clyde Kluekhohn and Henry A．Murray，“Personality Formation：The Determinants，”in Personality in Nature，SocietyandCulture， eds．Clyde Kluckhohn and Henry A.Murray，2nd.ed.(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53)．P.53。 (28)Francesco De Sanctis，quoted in Franco Simone’s“Benedetto Croce et iaiitteraturecompareeenItelie，”in Revuede litteraturecomparee，27(1953)，12． (29)见Van Tieghem，P.45。 (30)见David Bidney，“Myth，Symbolism，and Truth，”in John B．Vickery，ed。 MythandLiteraure：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6)，P.13． (31)参见Joseph Campbell，“Bios and Mythos：Prolegomena to a Science of Mythology，”in Vickery，op.cit．，PP．15-16． (32)见Hutcheson Macauley Posnett，“The Science of Cemparative Liter- ature，”Contemporory Review，79(1901)，86． (33)Van Tieghem，P．21;Carre，quoted in Guyard，P.5。34见Weisstein，“Influences and Parallels，”605. (35)参见Henry H.H．Remak，"Comparative Literature：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in Stallknecht，op．cit，PP.13-16． (36)见Werner P.Friederich，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Other Addresse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970)，P．3． (37)参见David Malone，“Cultural Assumptions and Western Literary Criti- cism，”Tamkang Review，V01．V1，No．2&Vol，Ⅶ，No.1(Oct.1975- Apr．1976)。55。 (38)参见钱存训“Asian Studies in America：A Historical Survey，”Asian Studies and State Universities，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at Indian University。Nov.11—13，1956(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59)，PP.109-110． (39)Arthur E Kunst，“Literatures of Asia，”in Stallkneckt，op.cit．，P.3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