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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美]J.D.塞林格著，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2006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故事梗概几乎像每天媒体上都能读到的故事一样简单：一个被学校开除的问题少年，混迹于纽约街头，一天两夜的时间，花了一些钱，抽了几包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际遇，一不留神却成了“现代经典”。很多资料显示，在上世纪中期，小说一出版，就受到美国社会的追捧，校园里随处可见对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模仿——身穿风衣，倒戴红色鸭舌帽，学着霍尔顿的言语动作。时过境迁，追捧风早已如云烟消散。然而，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霍尔顿的文化意义尚待进一步认识。 一 从来就是这样，流行的东西容易被误读。霍尔顿的身上有着他那个时代太多的时尚色彩。上世纪50年代，轰轰烈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过去，金戈铁马不再，生活的平淡、单调给一向自由奔放的人们以莫名的压抑。年轻人作为最具有活力的族群，总是较早较强感觉到了时代的苦闷。年轻就是一种代价。战后的平静生活，凸显出人生的琐屑。无论是被人称之为“静寂的年代”，还是“怯懦的时代”，最受折磨的总是成长着的人们。所以往往就是这一族最具有颠覆精神。霍尔顿的出现，从着装到谈吐，从行为到精神，对他那个时候都是一个彻底的颠覆。学生们竞相模仿丝毫不奇怪。有人斥之为坏孩子也不奇怪。张口闭口“他妈的”，厌恶学习，抽烟酗酒与女人鬼混，人们怎么可能将其视为好孩子呢？人们从具体生活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是可以理解的，评论家应该还有另外的责任。如果也把霍尔顿看作“垮掉分子的代表”，甚至认为他垮得还不够，还不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对人物的理解就未免失之简单了。其实，只要穿过霍尔顿的时尚色彩，再向前走一步，就接近人物的本质了。霍尔顿为什么就不能正儿八经地讲话呢？他为什么要抽烟酗酒嫖女人呢？他很在意父母的感情，也知道父母希望他做的事情。然而，他却做着另外的事情。这是一种痛苦的放纵。所以，他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物始终都处在一种格格不入的对峙、紧张关系中。这种对峙、紧张表现在人物语言、行为和心理上就是一种变异反应。 小说刚刚开始，当霍尔顿爬到汤姆孙山上，站在“那尊曾在独立战争中作战用过的混账大炮旁边”（Ｊ.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2006：2，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看赛球时，就已经能感觉出他对待历史的态度了，即使是曾经令人骄傲的独立战争，在他心中也已经完全失去了分量。后来，他走进老斯宾塞家里，塞林格这样写道：“房间里到处是丸药和药水，鼻子里只闻到一股维克斯滴鼻药水的味道。这实在叫人泄气。我对生病的人反正没多大好感。还有更叫人泄气的，是老斯宾塞穿着件破烂不堪的旧睡袍，大概是他出生那天就裹在身上的。我最不喜欢老人穿着睡衣裤和睡袍。他们那瘦骨嶙峋的胸脯老是露在外面。还有他们的腿。老人的腿，常常在海滨之类的地方见到，总是那么白，没什么毛。”（６页）这种药水味和旧睡袍、瘦骨嶙峋的胸脯伴随着老斯宾塞重复出现了几次，给人一种垂死没落的感觉。所有这些，都表现了霍尔顿对英雄式的历史和僵死的东西急于摆脱的心情。年轻的生命对自由成长的追求往往是不加掩饰的，这可以理解。问题是霍尔顿在割断与历史的连接同时，对世俗生活中人们顶礼膜拜的耶稣肆意嘲弄，从而使霍尔顿陷于历史和来世的双重断裂之中。可以说他放逐了自己。人类就是这样，可以为历史献身，也可以为未来苦修。一旦这两者不再存在，生活就只是生活了。仅仅生活在现世中的人们，忍受痛苦的能力肯定会大大降低。我相信人类忍受痛苦的能力指数与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是密切相关的。很难想象缺乏忍受痛苦能力的人会生活幸福。我们从精神无所依傍的霍尔顿的放纵中能够感觉到那种无以名状的痛苦和神秘不定的恐惧。当放纵成为痛苦的时候，放纵就已经具有了特别的意味。说粗话、抽烟、酗酒、搞女人，其实构成了霍尔顿焦虑、恐惧的特别语言。纽约成了一个现世生活的象征，割断了历史与未来联系的霍尔顿游荡在纽约街头如同掉进了一个渊薮，一座孤岛，他很多时候“简直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172页），“永远找不到一个舒服、宁静的地方”（１８９页）。对于垮掉的人来说，纽约无疑是他们放纵的天堂。霍尔顿显然是一个例外。纽约不属于他，所以他要逃离。其实，小说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西部。整个小说只是“去年圣诞节前所过的那段荒唐生活”（１页）的回顾。塞林格将其视为“守望者”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我们不妨把霍尔顿的回顾看作是一种守望。 二 霍尔顿的焦虑其实是一种醒来无路可走的文化自觉。他不愿重复前人的生活，急着开始自己的生活。可又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但他朦胧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不应该是当下这个样子的。这种痛苦在人类的某个阶段总要出现，像宿命一样摆脱不掉。和哈姆莱特王子“活着还是死去”的苦痛应该属于同源，只不过表现形态不同而已。所以，在霍尔顿玩世不恭的背后总能感到紧张和不安定的东西。他在烦闷得要命，甚至都没法思索的情况下，把妓女招了过来。然而，当事情真的要发生时，他守住了底线。刚才还在为自己招妓找借口，“这倒是我最好的一个机会。我揣摩她既是妓女，我可以从她那儿取得一些经验，在我结婚后也许用得着。”（８６页）面对急着解衣上床的桑妮，他的心理截然不同了，“我觉得自己真不能跟一个整天坐在电影院里的姑娘干那事儿。我觉得真的不能。”（９０页）面对垮掉的机会最终没有垮掉，其中隐伏着紧张的玄机。这个玄机构成了霍尔顿人物性格的本质。 在小说的第十五章里，有一大段霍尔顿与两个修女对话的场景。整个场景轻松愉悦，色调明快。这在全书中很少见。他们探讨了文学，还具体谈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人物。在平时霍尔顿是很不喜欢与人谈论文学的，视之为令人作呕的事情。他们甚至还谈到了那所最让他恼火的学校。谈话进行得轻松愉快，霍尔顿还向修女捐了钱。关键是事情过后霍尔顿“心里老是想着那两个修女”（１０６页）。这里透露出作者的宗教情结。与上帝使者的交谈使霍尔顿心火退去，在静观中默思进退。“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１６１页）霍尔顿是一个自由过的人，他知道哪里是悬崖绝境。他决不会像他的父辈那样絮絮叨叨绊住孩子们自由的脚步，他只是在悬崖边像一块立在那里的警示牌默默守护。修女为上帝服务，霍尔顿为孩子们服务，这应该也是一种皈依。鲁迅在1919年写过一篇《我们怎样做父亲》，里面有一个父亲的形象：“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那种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决绝，透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相比之下，霍尔顿少了“父亲”与黑暗同归于尽的英雄情怀，只能无奈的苟活，情怀已属末路。这除去时代的差异外，还有着民族精神气质的不同。中国人是一个最不擅躲避的族群，从来就不缺乏同归于尽的气概，古来就有“与汝偕亡”的传统。 三 霍尔顿的焦虑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人们。在他的身后，“垮掉的一代”垮掉了，一代又一代也翻过去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更令人担扰的是已经很少有人有能力再来关心这一类的问题了。现实生活的喧闹和华丽完全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潜行的欲望和各色各样的感官刺激已经搭上时代快车。如果说当年生活的压迫曾经使霍尔顿感到恐惧，今天的人们几乎已经渐渐爱上了压迫，因为这种压迫往往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面孔出现。人们实在难以抵抗它的诱惑。赫胥黎在1932年写过一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他在书中预言：汪洋如海的信息将会使人类变得被动自私，真理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人类将会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历史已经证明，有些预言最终总能够成为事实。但愿赫胥黎的话是妄言，霍尔顿的“守望”能最终结出果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