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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简·布朗(Jane Brown)，女，194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亨廷顿。1965年在雷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5—1966年到德国汉堡大学学习；1969年和1971年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德语系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维吉尼亚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并担任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慕尼黑大学和耶鲁大学客座教授。从1988年起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日尔曼语与比较文学教授。主要从事歌德研究、戏剧史、17—19世纪德国文学研究。通晓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欧洲语言，曾经担任北美歌德协会主席，有多部研究歌德(特别是《浮士德》)、莎士比亚、舒伯特、莫扎特的作品出版。代袁作有：《歌德的(浮士德>：德国悲剧》、《歌德<浮士德>的现代阐释》等，翻译作品有《说谎中的语言学》等。 在开始讨论“世界文学”及其研究方法之前，我先要对歌德(Johann W01fgangvon Goethe，1749—1832)致敬。这已经成为惯例。1827年，歌德通过若干文章、信件和谈话，普及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大卫·戴姆劳什(David Damrosch)在区分“世界文学”的三种不同含义(古典文学著作、现代杰作和现代一般文学或流行文学)时，遵循了歌德的想法。弗朗科·莫瑞狄(Franco Moretti)在呼吁形成“全球文学”时，虽然没有明说，也借用了歌德的说法。然而，歌德本人更愿意做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因此，分析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表述以及他是如何将其付诸实施的，将对理解“世界文学”大有益处。在歌德的漫长人生中，他不仅是德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还是重要的散文家、艺术评论家、戏剧导演和科学家。他在科学方面著作甚广，涉及地理、光学和生物学。除此之外，他还是活跃的政府官员。这些活动都有助于他对“世界文学”的思考。本文的宗旨不是一一列举他的所有活动对其思想的影响、他对世界文学的充分利用，或是他对世界文学的巨大影响，而是要探讨如何以不同的方法理解“歌德”和“世界文学”的综合含义，并以歌德对艺术和自然的思考为根据说明“世界文学”对歌德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将首先简单概述歌德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以及他对全世界文学的兴趣，然后探讨歌德自己是如何论述“世界文学”(Weltlker-atur)这一概念的——他赋予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当代语境对其含义的拓展。这样就有可能思考为什么“世界文学”对他如此重要，以及这一概念是如何在他的审美活动和科学探索中形成的(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完全明了这一概念对歌德的重要性以及对我们来说潜在的重要性。 一、歌德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很多作品已经考察了歌德对追随他的德国内外的作家和读者的影响。在这方面的经典是弗瑞茨·施特里齐(Fritz Strich)在1946年出版的《歌德和世界文学》(Goethe and World Literature)。该书实际上局限于歌德对欧洲和北美的影响(歌德在北美的影响比在欧洲稍逊一筹)。不过尽管如此，在世界范围内比歌德的翻译更广泛、影响更大的也只有莎士比亚了。据厚达七卷的《浮士德》的文献记录，歌德最重要的作品《浮士德》从1968年起被翻译成48种语言至少一次。斯图尔特·阿特金斯(Stuart Atkins)在一篇文章中讨论1972—1992年间《浮士德》的翻译情况时，参考了除了英语和法语之外二十多种语言的译文。截至1972年，四分之一的《浮士德》翻译是英文的，由此可见翻译之多。这种比例失调显示出歌德的国际影响的另一个不寻常方面。在所有语言的歌德传记中(当然除了他自己的自传)，第一本有影响力的是由英国人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写的《歌德生平和著作》(The Life and Works of Goethe，1856)；此外，最近的一本学术性歌德传记也是由英国人尼古拉斯.博依(Nicholas Boyle)写的《歌德：诗人和时代》(Goethe，the Poet and the Age，1991)。其中两卷已经问世，第三卷正在编写中。这些令人玩昧的事实表明，虽然歌德在德国文化中的地位很重要(这一点必须指出)，但是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却更加重要，在当今全球化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 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歌德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即他对其他国家经典的影响。在英语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学德语意味着阅读歌德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经典戏剧《伊菲格涅在陶立斯》(Iphigenieauf Tauris)、荷马史诗式的田园诗《赫尔曼与窦绿苔》(Herrnann und Dorothea)，以及肯定会包含在内的《浮士德》(Faust)即便是现在，《浮士德》也是经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希腊戏剧，美国学生肯定能认出剧名的非英语戏剧只有《浮士德》了。歌德在中国的影响也补充说明了这一点。歌德的第一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jun-gen Werther)在德国出版的时候造成轰动，立刻被翻译成所有的欧洲语言。据说，许多年轻人自杀时的穿着和歌德小说主人公开枪自杀时所穿的衣服一模一样。一百五十年后，这部小说在中国仍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不清楚小说引发了多少的自杀案例，但是小说在五四运动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1922年，郭沫若将其翻译成中文；两年后，第八版面世，到1949年已经是第五十版了。到1935年，《浮士德》两卷(大约一万二千行)被翻译成中文；之后，他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由冯至翻译成中文。在歌德的时代，欧洲正处在迅速的现代化过程中。显然，歌德作品在一个处于同样状况的中国社会中深得人心。 二、世界文学对歌德的影响 歌德似乎总是将自己看作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非常有天份——他第一首保存下来的诗是五岁所作。他在幼年受到了即使以歌德时代的高标准来看都异常良好的文学训练。他家境富裕，家里请来老师教他具体科目。他父亲藏书丰富，也亲自教育他。歌德在自传中说大约十二岁时，他练习用七种语言写小说——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当地德国犹太人的方言。他能驾驭的文学体裁则更为广泛。他的抒情诗包括歌曲、赞美诗、颂歌、十四行诗、民歌和讽刺短诗。他的戏剧采用诗歌体和散文体，包括喜剧、悲剧、讽刺性短剧、长剧、宫廷假面剧，甚至小歌剧——当然，还包括规模宏大的史诗剧《浮士德》(长度是《哈姆雷特》的三倍)。他写各种记叙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传世的有一部书信体小说、一部成长小说、一部社会风俗小说、一部档案小说、诗体叙事史诗以及田园小说。几乎每种文学形式他都要尝试一下。在所有歌德感兴趣的领域里，这种古典和现代、国家和种族、主要和次要、上流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结合是歌德的特色。 他的作品涉及的历史跨度也同样令人吃惊。在他的文学生涯里，他涉猎古典文学(希腊和罗马文学)、古典神话和埃及神话、《圣经》、中世纪诗歌、但丁作品、意大利文艺复兴、德国文艺复兴、莎士比亚作品、法国古典主义和西班牙黄金时代(均为17世纪)，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英、法、德等国的所有欧洲小说、戏剧和歌剧形式。他翻译、改写、戏仿以及用这些作品的风格写作，或者把它们搬上舞台。仅《浮士德》就涉及以上提及的所有领域，简直是欧洲文学传统汇集。但是，歌德敢于冒险，更进一步，他在朋友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带领下，对世界各地的民歌产生了兴趣。即使在生命的后期，他也继续热情地关注新收集到的欧洲主流之外的作品，如塞尔维亚民歌。《浮士德》序言之一就是以公元5世纪印度戏剧《沙恭达罗》(Sakuntala)为基础的，他读过该剧的译本。 歌德参与“世界文学”的最突出、最具特色的例子是他的两本诗集，一本名为《西东诗集》(West-ostlicherDivan，1819)，另一本是《中德四季晨昏杂咏》(Chine-sischrdeutsche Jahre-und Tageszeiten，1829)。《西东诗集》是他读到伟大的波斯诗人哈菲兹(Hafez，1326——1390)诗作的德文译本之后写出的。他饶有兴趣地把哈菲兹的诗集读了好几遍，然后开始研究其他波斯和阿拉伯文学(译本)，还读了从马可·波罗到18世纪晚期的亚洲游记。同时，他开始用哈菲兹的风格写诗。四年之内，他以中世纪波斯诗人的口气创作出大量诗作，而且这些作品并非盲目的模仿，而是自由改写而成的、带有不同程度波斯风味的原创诗歌。他附加了详细的注解和专题介绍——这些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历史评价，概括了他对波斯诗歌研究的成果。在歌德对波斯感兴趣之前，他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就当时一个不懂中文的欧洲人而言，他的研究还是很认真的。同样地，他的研究是以游记和他能接触到的零散的文学作品为基础的。1781年，当他读到一篇法国人写的中国游记之后开始对懦教感兴趣。1796年，他读到第一本中国小说《好逑传》。我们知道，1817年，他读到英译本的戏剧《老生儿》；1827年，他读了英译本小说《花笺记》及其附录《百美新咏》；同年，还读了法译本的中国故事选集和另一本小说《玉娇梨》。同样地，他和中国文学的接触促使他在文章中进行探讨，并写出优美的抒情诗——这次是一组十四首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也由冯至翻成中文)，是歌德后期最好的抒情诗。 在当今世界文学领域，在倡导“世界文学”方面，歌德和那些开创比较文学领域的德国学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著的。最近的议题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比较文学在伊斯坦布尔的诞生。当时，一些著名的德国语言学家为躲避纳粹的迫害来到伊斯坦布尔。爱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通过对利奥·施皮策(Leo Spitzer)的研究认为，施皮策对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开展比较文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卫·戴姆劳什则主要探讨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身处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所产生的流亡和错位的复杂感情。但是，和同时代的其他流亡者一样，奥尔巴赫和施皮策都在德国长大，而歌德在那时是最具影响的文化形象，时不时地作为一个代表全世界人类和人文主义理想的人文诗人被国家和教育者加以利用。歌德影响了德国两代人，而正是这两代人先后创立了经典语言学和伟大的德国浪漫派所遵循的现代语言学。其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他创立了现代德国大学，是歌德的好朋友。歌德在后半生一直和他保持经常的信件来往。这段时间的德国文化当时(以后仍然会)被看作是德国的古典时期，常被称为“歌德时代”。德国的古典文化运动和语言学的创立以歌德命名，加上他的个人成就和思维习惯，可以说比较文学的创始人以及比较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关注均受到歌德的影响。阿普特所研究的施皮策向世界敞开胸怀，充满爱心；戴姆劳什所研究的奥尔巴赫则更加内敛，充满忧虑。但是，这两人和他们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基于歌德的开放和复杂的个性以及他同样处在混乱的历史转折点的境遇。 三、歌德的“世界文学”定义 在这种背景下，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见解就显得较不平凡。他不是平常意义上的理论家，当我们称他为文学理论家时显然也不是沿用当今的含义。所以他没有文章阐明自己的“世界文学”理论。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他在谈话录中和他的杂志“Uber Kunst und Altertum”中经常使用这个词。他在杂志中评论近期关于艺术和文学的文章，介绍英语和法语期刊上的评论。这些散落的评论中最重要的是1828年他对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德国故事》(GermanRomance)的评论。《德国故事》翻译德国民间故事，其中一些是歌德所写。歌德使用Weltliteratur这个词，我们现在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在这些对话和交换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个性却也并未被抹杀。事实上，“世界文学”提倡作家和艺术家通过讨论、互评、翻译和个人交往的方式来增进国际交流和学术交流。歌德还没有天真到期待——或者是希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完美的和谐，但是他非常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从而使今后的战争在恶意和毁灭性上要小于拿破仑一世发动的历次重大战争。歌德在成年时期经历了那 些战争，对他来说，那是文化和文明的全面崩溃。 “宽容”(Duldung)这个词值得我们思考。“宽容”和启蒙运动提出的“占支配地位的普遍性”有联系，因此蒙上了污点。在现在的批评话语中，它被“多元文化主义”所取代，在美国社会话语中它被“反歧视行动”所取代。但是我认为，启蒙运动所主张的占支配地位的普遍性被夸大了。“宽容”对歌德来说正和同一化相反，它意味着要抑制自我。歌德提及此词的语境也表明了它还意味着要克服憎恨和猜疑。这种见解认为差异在世界中充当障碍物，会永远以新的形式出现。如今，在全球经历“迪斯尼”式的同一化时，我们担心差异可能被永远抹杀，或是成为一个在众多无关紧要的差异性中需要被肯定和接受的抽象概念，但是歌德认为这种现象不会出现。事实上，“宽容”的含义更有现实意义，因其肯定了无法消减的差异的存在，认为个人应承担妥善应对这些差异的责任。它的目标是在大众社会的同一化机构面前有温和地主张主观性。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有困难，但是歌德的普遍主义不是天真的乌托邦，而在提出“世界文学”和“全球社会”等观念时，也不像近期的主张那样霸道。 此外，对于当今以及将来的一代，歌德的“世界文学”是个充满活力的范畴、号召和任务，而不是经典传统。它不是构成歌德时代(甚至直至我们时代的)欧洲文学基础的古典文学经典，也不是遵循现代欧洲传统而累计起来的名著(现代欧洲传统构成了最近一百五十年左右美国课程设置中所谓的世界文化课程的支柱)。歌德的“世界文学”不是所有语言中的文本的累计，也不是美国大学中出现的新一代修正过的世界经典(和欧洲经典相对)课程。但是，这不是说歌德轻视古典文学传统和欧洲名著。正相反，他非常重视历史，特别是文化史，而且正如我提出的，他有着非凡的欧洲文化史知识。他对19世纪的历史意识贡献巨大。他其实是第一批具有历史意识的欧洲思想家，意识到历史处境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决定他们的身份时同样作用强大。 但是，歌德不使用“身份”这个词。他会谈及“观点”，或是“意见”，让人想到赫德(1744—1803)的民歌集Stimmen der V6lker in iedern(第一版名为Volk-slieder 1778—1779)。歌德最有名的早期诗歌中的一首"Heidenr6slein"(基于一首民歌，是他在赫德的影响下收集的)，第一次就是这个民歌集中出现。“意见”这个词也让人想到赫德在1771年所提出的具有影响力的主张，即诗歌是人类语言的起源形式，可以追溯至远古。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和现代多元文化主义者一样，重视文化多元、口头文化和大众文化，因此，要理解他的世界文学即对话的观点，就需要意识到过去是如何决定现在的。从这方面来看，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不能被纳入在全球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讨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当下主义”的大旗之下。 四、世界文学和歌德的艺术实践 在拓宽了“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背景后，很明显看出，《西东诗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只是代表了歌德在世界文学的艺术实践中的空间尝试。他用古典文学、莎士比亚和德国文艺复兴风格所写的作品也只是他艺术实践的一部分。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他的特点是通过广泛的学术阅读来继续研究语言。他拥有一间巨大的私人藏书室，经常去庞大的魏玛皇家图书馆，而且他还是魏玛公国负责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事务的政府官员。他是附近的耶拿大学的最终负责人。他定期参加该大学的学术讨论，经常向教授咨询自己专业之外的论题，比如中国文化。很难想象有比歌德更博学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或直白或含蓄、或严肃或讽刺的典故。因此，他的“世界文学是作家之间对话”的理念实际上是终生学术和诗歌写作相结合的延伸。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和遥远或稍近的过去之间的对话。 歌德还通过翻译以更好地理解文本。另外，就像我提到的，他还通过使用其他作家和文化的不同风格写作来扩展和检验对它们的理解。这样，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文化口技家，和其他人对话。事实上，直到今天都有这样一个经验法则：如果你遇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的文章而不能确定作者身份的话，那肯定是歌德写的。在他的剧作和小说中，歌德通常对有发展的、不稳定的人物身份很感兴趣，因此他的人物经常有变化的、不连贯的观点，他们的身份常常由戏剧角色代表。歌德的很多戏剧(特别是《浮士德》，但不仅仅是《浮士德》)包含直自的角色扮演以及剧中剧。歌德甚至在自传《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的开头谈论他一生中如何喜欢乔装打扮和角色扮演。乐于承认世界上各种文化的观点、不仅宽容地对待这些观点，还要很容易平静地接受或忽略它们：这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深深地根植于歌德的艺术实践和他本人的心理中。 五、世界文学和歌德的科学实践 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设想同样也根植于他的科学方法论中。事实上，他特别喜欢回忆在18世纪90年代他是如何欢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Kritikder Urteilskraft)的出现，因为它将艺术和科学看成是相互启发的现象来看待。此外，他耗费了大半生心血所创作出的最著名的作品主人公浮士德就是一个科学家。在歌德看来，如今科学知识的基本问题是避免“以自己为尺度去判断一切”——换句话说，要避免主观性。这也正是浮士德的问题：在戏剧开头，他希望能从自己狭小的哥特式房间中飞出，渴望逃避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学者身份。无论这世界是小(德国，该剧第一部分)还是大(现在和过去的泛欧洲概念，该剧第二部分)，浮士德都逃离了主观性去体验世界，因此，对科学的理解就成了《浮士德》——歌德对世界文学最具代表性的贡献——的中心主题。 歌德认为科学家的任务是观察，而不是强行将现象归人体系，也不是提供观察者创造的概念。因为那样就具有主观性，主观性太强会导致研究者武断地得出现象间的联系。然而客观性太强会使科学知识仅仅成为孤立的事实的集合。所以，歌德使用“实验”这个词来指代融合了自我和自然、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这一特殊的科学观察过程。“实验”通过特有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增加和改变观察条件的方式——在事实之间建立起联系。观察者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可以避免自己主观性的局限性。重要的发现不是由个人得出的，而是应通过积累个别的感知和观察揭示他们暗含的模式。不过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观察者其实是自己充当了一系列处在不同位置的观者。因此，歌德式的观察者其实连续扮演了一系列不同的角色或采用了不同的身份，实际上观察者的行为就像演员或是歌德戏剧中的角色。 观察者在不同情况下的重复观察产生了歌德所称的“经历”(Erhhrung)，即包含有许多小知识的知识集合。但是，“经历”还不是全面的知识。歌德说，“纯粹的现象作为所有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出现。它 永远不是孤立的，相反，它有规则地呈系列出现，展现自己。为了表现它，人脑稳定经验波动，排除偶然的变化，分离出杂质，理清混乱，甚至发现(揭开)未知”。这不像盲人摸象，因为盲人们必须共享经验才能得出一个总经验。歌德不同，他对潜在的模式和他所谓的规律感兴趣。 歌德的系列观察的实验方法发展成他在生物学和形式上所遵循的形态学准则，构成了他的知识理论的原型。比如，歌德在生物学研究中，观察各种动物的头骨以便理解所有这些动物共有的、但是在不同生活条件下呈现不同形态的基本特性。用这种方式他发现了人类下颚某一结构的残余——下颚间片，这一残余表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联系。依次从动物到进化发展到人类的顺序观察这些头骨，那么歌德的形态学看起来就有些像进化论的早期形式。但是歌德对发展的方向并不感兴趣，他更有兴趣研究由此揭示的潜在的生存模式。 从这方面说，歌德的形态学实践看起来很像他的世界文学实践。在这两个领域人们都观察相同现象的不同表现，目的不是为了将其变成相同的东西，而是在差异中感知到共性，揭示使人类团体或生物群落构成统一体的原则。因此毫不意外，弗朗科·莫瑞狄在他的文章《解说世界文学》("Conjeeturesabout World Literature")开始时追随歌德和他的世界文学理念，后来又希望发展世界文学的形态学。“形态学”和“世界文学”都是歌德的提法。莫瑞狄认为应从社会学角度理解文学形式，将其看作“社会关系的抽象提炼”。我不是很确信歌德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对歌德来说，自然规律是在特殊集合中显现出来的原则。把它们从自然存在中破译出来，实际上是将它们符号化，将它们独立地分离出来，这是违背歌德的认识论框架的。莫瑞狄接着描述民族文学作家用树型思考，世界文学作家用波形思考。他把敌对的观点区分开来。而对歌德这样的辩证思想家来说，这些敌对的观点总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说歌德的形态学是要寻找一切生命体在现存不同中体现出的统一和和谐的话，那么，他的世界文学理念无疑也是这样。确实，歌德(特别是在他的后半生)创造出若干含有“世界”的含义深刻的概念，比如“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世界公民身份”(Weltbiirgertum)、“世界信仰”(Weltfrtimmigkeit)和“世界灵魂”(Weltseele)。所有这些概念都共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可以共享一个更大的体系而不丧失自己特有的个性，融合共性和特性，共享一个充满活力的共同体。这种同中存异的概念甚至可以延伸适用于上帝这个欧洲文化中最根本的统一性概念：歌德在《西东诗集》的一首早期诗歌《宝石护符》中这样说：Er．der einzige Gerechte．Will far jedermann das Rechte．Sei VOWl seinen hundert NamenDieser hochgelobet!Amen.他是唯一公正的神，要对人人主持公正。让一百美名的这个美名受到最高赞美!阿门。对歌德来说，世界文学就是上帝的一百个美名。 原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