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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当属阿摩司·奥兹（Amos Oz），而他发表于二○○二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则一向被学界视为这位作家最优秀的作品。短短五年，《爱与黑暗的故事》便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其英文译本的推出。小说的英译由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完成，在二○○四年出版，借由英译本，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更广泛的读者的兴趣，不仅帮助奥兹一举夺得二○○五年“歌德文化奖”，而且，小说还于二○○七年入围 “国际布克奖”。 这部近六百页的长篇小说，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但牵连了百余年的犹太家族历史与民族叙事：流亡欧洲的动荡人生、英国托管时期耶路撒冷的生活习俗、以色列建国初期面临的各种挑战、形形色色犹太文化人的心态、学术界的钩心斗角、邻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运、大屠杀幸存者和移民的遭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拓荒者的奋斗历程等等，内容繁复，思想深邃，蕴积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沉沉思考。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欧洲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的涂鸦之时，奥兹（即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分别从波兰的罗夫诺和乌克兰的敖德萨，来到了贫瘠荒芜的巴勒斯坦。习惯上一般认为，这种移居与迁徙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行为，实际上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一影响的痕迹，但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心灵轨迹，则不难看出，流亡者回归故乡的旅程，有时更是迫于实际生活中的无奈。这些在大流散（Diaspora）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沐浴过文明的洗礼，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也许并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以色列地”（即巴勒斯坦古称），而是欧洲大陆。“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激情,但是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化。于是他们从敖德萨去了立陶宛。”而在奥兹父母的心目中，“越西方的东西越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文化”。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他们说不准……他们所敬仰的耶路撒冷，其实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征——那哭墙默矗、大卫塔高耸的老城，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贫寒阴郁的世界，而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宽宏大度的英国人与阿拉伯、犹太文化人共进晚餐，文化生活丰富地展开。这些迁徙者还遭遇到一个尴尬，那便是他们可以大谈民族、历史、社会、哲学问题，但是却难以表达私人情感，而且面临着巨大的语词缺失，因为希伯来语不是他们的母语，难免在表述时似是而非，甚至造成滑稽可笑的错误。 就是在这种充满悖论的两难境地中，老一代犹太人，或者说历经过大流散的旧式犹太人（Old Jew）在巴勒斯坦生存下来，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放弃旧日的人生理想，从事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店铺老板、邮局工作人员等职业，并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转移到子辈的肩头。子辈，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龄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从父母——旧式犹太人那里接受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熏陶：布拉格大学文学系毕业的母亲经常给小主人公讲述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启发了他的文学想象力；父亲则不断地教导他要延续家庭传承的链条，将来做学者或作家，因为奥兹的伯祖约瑟夫·克劳斯纳乃是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父亲本人也通晓十几门语言，原本一心要像伯父那样做大学教授。但是，小主人公本人向往的却是成为一名拓荒者，这是因为时代使然：“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新的篇章。”小主人公所向往的“战斗的国民”，便是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所标榜的希伯来新人（New Hebrew）。 根据近年来社会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犹太复国主义被认做是以色列的内部宗教（civil religion）。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不仅是要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和基地，还要建立一种从历史犹太教和现代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不仅要从“隔都”（ghetto,“犹太人聚居区”的专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西方的没落”中解放出来。一些理想主义者由此断言，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应该适应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中东文化的需要。因此，一切舶来的外来文化均要适应新的环境，只有那些在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来的因素才能够生存下来。为实现这种理想，在以色列尚未正式建国之时，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便为新犹太国的国民设立了较高的标准，希望把国民塑造成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代表国家的希望。在以色列建国前，这种新型的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实乃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义语），待以色列建国之后，便被称作“以色列人”。 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语境下，“大流散”就不仅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这一文化、历史现象，而是更进一步地标志着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相背离的一种价值观念。否定大流散（the negation of the Diaspora, 希伯来语shi’lilat hagola）文化的目的，则是在于张扬拓荒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文化。在否定大流散的社会背景下，本土以色列人把自己当做第三圣殿——以色列国的王子。在外表上，他们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贝都因人、阿拉伯人以及俄国农民的雄性特征：身材魁梧、强健，粗犷、自信，英俊犹如少年大卫。这些特征恰恰与大流散时期犹太人苍白、文弱、怯懦、谦卑、颇有些阴柔之气的风貌形成强烈反差。在人格上的理想，则是具有顽强的意志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英勇无畏，有时甚至不免言行粗鲁，而在战场上勇敢抗敌，不怕牺牲。相形之下，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则被视作没有脊梁、没有骨气的“人类尘埃”。 要塑造一代新人，就要把当代以色列社会当成出产新型的犹太人——标准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熔炉，因此，就要对本土人的行为规范加以约束，尤其是要对刚刚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的新移民——多数是经历过大屠杀的难民进行重新塑造。熔炉理念不仅要求青年一代热爱自己的故乡，而且还要他们和土地建立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要足踏在大地。一九四九年，在讨论新的兵役法时，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就提出，所有的士兵，无论男女，都有义务在基布兹或农业合作社服务一年，以增强自己的“拓荒者”意识。 为了标准以色列人的出生，新移民还被要求割断同过去的联系。“新移民懂得，为了让希伯来文化接纳自己，就必须摒弃，或者说轻视他以前的流散地文化和信仰，使自己适应希伯来文化模式。”（参见奥兹：《本土人：新型犹太人的塑造》，二○○二）至于适应希伯来文化模式的途径则是多种多样，包括要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信仰，讲希伯来语，热爱故乡，参军，到基布兹和农业集体农庄劳动，甚至取典型的希伯来名字等。在犹太复国主义那里，即使教授《圣经》，也不是在教授一种信仰或者哲学，而是要大力渲染《圣经》某些章节中的英雄主义思想，讴歌英雄人物，使学生熟悉以色列人祖先的辉煌和不畏强暴的品德。这样一来，犹太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过去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推重的现在便奇迹般地结合起来了。特定时期之内的这一教育背景，致使有些以色列年轻人甚至把整个人类历史完全理解成“令犹太人民感到骄傲的历史，犹太人民殉难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人民为争取生存永远斗争的历史”。《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就有这样一个“红色教育”之家，在这个家庭里也教授《圣经》，但把它当成呼应时事的活页文选集。《圣经》经如此讲述，便成为——先知们为争取进步、社会正义和穷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列王和祭司则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在把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枷锁下解救出来的一系列民族运动中，是个勇敢的游击队斗士，但是在晚年他变成了一个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国王，征服其他国家，压迫自己的百姓，偷窃穷苦人的幼母羊，无情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然而，在许多经历流亡的旧式犹太人眼中，尤其是对于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名举世闻名的学者、成为家族中第二个克劳斯纳教授的父亲来说，“红色教育”实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危险。父亲决定在两害之中取其轻，于是把儿子送入一所宗教学校。他相信，把儿子变成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进步很快就可以将其驱除。因此，即使孩子被宗教学校培养成一个小神职人员，也很快就会投身于广阔的世界中。但是，如果儿子接受了“红色教育”，则会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入基布兹。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同时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带着那个时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学校，孩子们也学唱拓荒者们唱的歌，就如同“西伯利亚出现了骆驼”。作家写道，“我”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便成为富有强烈民族主义热情的孩子，“我一遍遍想象自己在战场上英勇捐躯”，“我总是能够从暂时的死亡中健康而坚实地崛起，沉浸在自我欣赏中，将自己提升为以色列军队的总司令，指挥我的军团在血与火中去解放敌人手中的一切，大流散中成长起来的缺乏阳刚之气、雅各似的可怜虫不敢将这一切夺回”。通过孩子的口吻，小说反映出，普通以色列人对待欧洲难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同样也折射出那一时代以色列的霸权话语的影响：“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宁愿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的迫害，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甘像羔羊一般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是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即使“我们”重提过去的话，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起，“我们”也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而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否定流亡、否定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现在，在祖先的故乡建立家园，这，便触及到以色列犹太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伴随着旧式犹太人的定居与新希伯来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众多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双方从此干戈未断。借用美国学者吉姆拉丝·劳赫的观点，以色列犹太人具有深深的负疚感：为在两千年流亡和大屠杀时期听任自己遭受苦难负疚；为即使已失去古代信仰却仍旧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负疚；为将穆斯林村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负疚。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展示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小说运用形象化的表达，启迪读者联想翩跹。例如小主人公在三岁多的时候，曾经迷失在一家服装店里，长时间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中，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蔼，乃至他身上的气味，都让被救的孩子感到亲切与依恋，宛如在父亲身边。另一次，主人公八岁时，到阿拉伯富商希尔瓦尼的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这小男孩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误伤小姑娘的弟弟，造成后者终生残废。数十年过去，作家仍旧牵挂着这些令他铭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运：不知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身陷某个破败的难民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这样在挑战着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与以色列人的良知。 希伯来教育模式的另一个要点，是倡导培养新人和土地的联系，鼓励与表彰在田野里劳作而取得的成就。为很多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基布兹”，则成为连接新人与土地的桥梁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奥兹就以“基布兹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何去何从》、《沙海无澜》等）见长，书中呈现的许多人物，尤其是老一代拓荒者，都有着坚定不移的品性，往往把“给大地带来生命”这一观念当做信仰，因此，他们甚至反对年轻人追求学术，不鼓励他们读大学。但是，与之相对应，很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欧洲犹太人，具有更为精致的精神追求，以色列建国前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瘠的文化生活，便让他们感到不适。奥兹的父亲虽然不反对基布兹理念，认为它在国家建设中很重要，然而，他却坚决反对儿子到那里生活：“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当然最好长大后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另外，父亲有一位朋友，此人对基布兹及新型农场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主张政府把新移民统统送到那里，以此来彻底治愈大流散与受迫害情结，让新移民通过在田间劳作，把自己铸造成新希伯来人。然而，矛盾的是，最终这位朋友却因自己“对阳光过敏”、妻子“对野生植物过敏”，而永远地离开了基布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仅困扰着旧式犹太人，也在考验着新希伯来人。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但是，这位青年却难以像在基布兹出生的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希伯来人，“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而我，“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主人公始终在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心灵冲突，令之“肠一日而九回”，不断反省自身，如饥似渴读书，从而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正如书中所言，奥兹弃家去往基布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可被视作耶路撒冷孩子反对家庭的极致。造成他彻底反叛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母亲自杀，父子反目。母亲是《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奥兹通过对母亲悲剧命运的细腻描写与分析，从又一个侧面展示了旧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存艰辛。 奥兹的母亲生于波兰，是个家道殷实的磨坊主的女儿,住在有着林荫大街的宅邸之中,那里有果园,有厨师,有女佣。她美丽优雅，才华横溢，多愁善感，在欧洲读书时虽然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向往圣地，但算不上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母亲以及与她年龄相仿的女生抵达耶路撒冷后，很快就发现，自己竟然处在无法忍受的黑暗人生边缘。这里有尿布,丈夫,偏头疼,排队,散发着樟脑球和厨房渗水槽的气味,与欧洲大陆形成强烈反差，更与自己的青春梦想相去甚远。用奥兹的话说，母亲在带有朦胧美的纯洁精神氛围里长大，但是在热浪袭人、贫穷、充满恶毒流言的耶路撒冷，“其护翼在石头铺就的又热又脏的人行道上撞碎”。母亲在奥兹的生命里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她的猝然消逝，在当时只有十二岁的主人公幼小的心灵上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尽管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作家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她，但在心中“经常一幅画面接一幅画面,构筑她人生的最后岁月”。书中用大量篇幅描写母亲在自杀前几年，每逢秋日将至之时，身体状况逐渐恶化的情状，令人不禁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悲秋”主题。“悲落叶于劲秋”，小主人公透过泪眼，注视着母亲的生命之花在抑郁中一片片凋零，并隐约暗示父亲出门“采摘新蕊”，其间夹杂着幼子永远无法化解的痛与悔，不解与追问，令人不胜唏嘘。 原载：《读书》2007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