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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流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的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学界的研究论坛和学术刊物上，2005年8月在深圳举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8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近30篇论文涉及该问题。流散文学问题的提出，是近年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值得重视的一个动向，但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此还比较陌生，研究者也主要将流散文学阈限在海外华裔文学和华文文学方面，对流散与流散文学的基本机理关注较少。流散文学与流散问题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世界性的学术命题，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愈来愈凸显其重要意义；将流散文学与流散问题纳入比较文学的话语，既有其内在学理要求，亦存有巨大的学科挑战，而这本身则无疑加重了对流散文学与流散问题的基本机理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拟从“流散”问题的本源出发，以最具典型意义的流散史实——犹太流散——为主要样本，对流散与流散文学的基本机理及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内涵丰富与学科挑战诸问题谈几点初步的意见。 一、“流散”和流散现象 “流散”（Diaspora，原为希腊语，亦作Dispersion）一词的原意为“分散”，该词最初是作为史学范畴或文化学范畴的一个概念出现的，特指两次犹太战争（公元70年，公元135年）后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地区在世界各地的散居，抑或指散居世界的犹太人，或犹太人散居的国家。故在西文中出现Diaspora时，一般均用大写，以示专称。 其实，流散从犹太人的历史发端到其后世的历史沿革，几乎成为一种未曾改变的历史模式。根据犹太《圣经》记载，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一个叫吾珥(Ur)的地方，生活着一个闪族部落，族长叫他拉(Tarah)，他拉的儿子亚伯兰（Abran，希伯来文原意为“尊贵之父”）即为希伯来人的先祖。在希伯来民族历史起始之初，上帝对亚伯兰讲述了一个著名的神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去”。①在上帝神谕的指引下，亚伯兰和他的后裔离开“本地”，下迦南、去埃及，迁徙于异族诸地。在亚伯兰99岁时，上帝将其易名为亚伯拉罕(Abraham)，意为“多国的父”。上帝对希伯来先祖的这一重新“命名”，不仅显示了上帝的“跨文化视野”，更是进一步昭示和规限了亚伯拉罕及其族人生存于异族之间的现世状况，只不过做“多国的父”未尽实现，流散于多国之间成为不变的事实。在早期希伯来民族的历史中，希伯来人流散于迦南、埃及诸地，周旋于迦南人、埃及人、亚摩利人、非利士人、示剑人、巴比伦人等诸多异族之间，其间虽曾经历了扫罗、大卫、所罗门称王的王国鼎盛时期（前1028—前933年），但更多的是经历了寄居、分国、被掳以及波斯、希腊、罗马诸强的强势统治，及至第一次犹太战争（公元66年——公元70年）和第二次犹太战争（公元132年—135年）结束，犹太人从在中东地区的流散转而进入了世界性的流散。犹太人在几千年的流散中始终不能忘怀回归之梦，直到公元1947年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犹太人才实现了建立现代以色列国的梦想。 单纯从时间的维度而言，以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为标识，犹太人的历史性流散有了一种历时性的“终结”；但从文化的整体存在、散布形貌、内在结构等本质特征上，犹太人流散世界的基本事实并未改变，这从世界犹太人的人口分布上不难看出。据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世界犹太人口：政策与趋势》等统计，当代世界犹太人总数约在1400万左右，生活着1000人以上犹太人的国家有65个，生活着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是美国560万（另有约270万的边缘犹太人），其次是以色列485万、法国55万、俄罗斯50万、乌克兰35万、加拿大32万、英国30万左右。②所以，无论从民族历史还是从文化现实的双重角度而言，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部呈现了一种典型的一以贯之的世界性流散，犹太人的这一流散奇观也为异质文化相互接触的世界性现象提供了最典型和最基本的样本范例。 虽然“流散”一词的原意最初特指犹太人流散世界的历史事实，但在世界的其他一些民族中，也都有某些类似于犹太人流散的现象出现，如非洲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华人等族裔在世界各地的流散，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流散”并非犹太人独有，而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当然，客观而言，非洲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华人等族裔在世界各地的“流散”在规模、形式、历史动因以及所表现出的文化形貌、文化特征等方面，与犹太人的流散均有很大不同，但因其脱离“本地、本族、父家”，流离并散居在异质文化的夹缝之中，且呈现出某些类似性的文化表征，故学界有以Diaspora或Dispersion来参喻这种现象，因而产生了非洲人流散(African Diaspora)、华人流散(Chinese Diaspora)、越南人流散(Vietnamese Diaspora)之类的说法，并成为国外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论题。③犹太人历史上最早的流散经验在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全球化的今日已成为诸多族裔的一种普遍经验。此类流散问题也成为后殖民理论十分注重的一个焦点问题，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萨义德、霍米·巴巴本身也都是有着多种文化经历、多重文化身份、具有某些流散特征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情境下，产生流散现象的历史动因和文化形貌不尽相同，但流散作为人类历史上异质文化交流碰撞的重要史实，则有其内在规则的一致性。需要深入探究。特别是在后殖民研究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语境下，流散现象突出地昭示了异质文化之间以不同文化态势（强势或弱势）进行的文化接触以及在这种文化接触中所呈现的各种文化规则。可以预见，流散研究（包括流散文化及流散文学等）将成为跨文化语境下的一个突出的具有前沿性、焦点性的重要论题。 二、流散文学 “流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作为伴随着“流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而出现，并以文学的形式对“流散”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了诗性表征的文学事实，有其悠远的历史传统，有其特定、丰富的文化与诗学内涵。但迄今为止，学界对“流散文学”的源流和原理都还缺乏比较具体、深入的探讨与梳理。以犹太人的流散文学传统为例，流散文学之滥觞似可追溯到希伯来圣经正典和次典(Apocrypha)。 在《圣经—创世记》中，最初是以上帝对犹太人的先祖亚伯兰发出神谕来启动和表述犹太先祖的流散历史和流散情形的：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池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 那地闹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④ 这段文字描述了亚伯兰在哈兰、迦南、埃及诸地的迁徙，文字不长，但蕴涵了神学要素、民间传说要素、历史要素、在异族间的流散要素和一定的文学要素。这种文学要素与民间传说要素的相互结合及其对流散史实的叙事表现，⑤可以说是流散文学的一种滥觞形式。 到了《次经》（多写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公元90年间）时代，犹太民族与异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更为直接、尖锐，犹太人的流散亦更具典型性。《次经》的有关叙述较《圣经》而言，也更具文学色彩： 人生离不开水、粮食、衣服和一个遮风挡雨的家。穷人住在自家的茅屋里，也比到外人家里参加盛宴强得多。即使家境贫寒，也要知足常乐，不可听别人说你家的闲话。走家串户的生涯是凄惨的。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不敢讲话。你迎客敬酒，谁也不感谢你。相反，人家会奚落你，说出这样的话：“老外！上这儿来摆桌子！我要吃你放在那里的东西！拿到这儿来！滚开，老外！我要请一位贵客！我兄弟要来看我，我要用房子。”⑥ 《次经》中诸如此类的诸多文字，反映了那个时代处于流散中的犹太人的思想情感，其间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两次犹太战争后，犹太人进入世界性的大流散，为适应这种失去根基的民族生存状况，尤其是获取精神信仰层面的传统的支撑，犹太人及时地创作了一系列以释经为宗旨的经典文献，如《塔木德经》(Talmud)、《密西拿》(Mishna)、《革马拉》(Germara)，以及《巴比伦塔木德经》等，主要内容都是结合异质文化的生活环境，重在阐释犹太律法、教义、生活训诫等等。《迷津指南》(Guide for the Perlexed)由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著述，用意在于指引处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影响下的犹太人，如何坚定信仰、保持传统。从文学的角度言，上述作品的形式有历史神话故事、诗歌、寓言等。从纪元前后到中世纪这段时期，此类犹太文献呈现了犹太流散文学深厚的内涵和丰富的形态。 中世纪以后特别到近现代，由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散生活的深入，流散文学得到了甚为突出的发展和表现，近代的犹太文学(Jewish Literature)无论在分布空间、语言载体还是内容表现、文体风格各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十分丰富、复杂的文学景观，特别是对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流散进行了深刻的文学表现，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犹太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流散文学，也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文学命题。 犹太人进入流散时期以后，其母语希伯来语逐渐淡出世俗生活而仅成为一种宗教用语，故欧洲犹太人逐渐创造并大量使用的是一种糅合了希伯来语、斯拉夫语、德语等语言要素而生成的欧洲犹太人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这种语言是犹太人大流散的典型产物，也是犹太人流散的最典型的文化标识之一。欧洲犹太人以意第绪语创作的意第绪文学(Yiddish Literature)从17世纪开始兴起，经过18世纪欧洲犹太人“哈斯卡拉”（Haskalah，意为“启蒙”）运动的推动和19-20世纪的进一步成长，意第绪文学历经勃兴、发展、兴盛和繁荣，在犹太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呈现出奇观景象，涌现了莱文·艾萨克(1740-1809)、纳赫曼(1772-1810)、肖洛姆·阿莱赫曼（1859-1916，有“犹太马可·吐温”之称）、艾萨克、雷伯·佩雷茨(1852-1915)等一大批文学巨匠。兼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创作的撒缪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还在196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意第绪文学从语言符号到文学要素乃至文化内涵，都是流散和流散文学的经典样本。 此外，散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还大量运用居住地语言，以写实或意象化的不同手法，反映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异质文化条件下的种种文化境遇和文化困惑。如美国犹太文学(Jewish-American Literature)就涌现了艾·巴·辛格、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杰罗姆·戴维·赛林格、约瑟夫·海勒、菲利浦·罗斯等一批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他们以不同方式演绎犹太传统与西方世界的文化接触，呈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生活在欧洲的卡夫卡、贝克特、奈莉·萨克斯等作家，也都反映了类似的文化情景。 正如流散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一样，在世界各地的流散族裔中，伴随着流散客民在异质文化中的生活，涌现了大量的流散文学作品，诸如非洲流散文学(African Diaspora Literature)、南亚流散文学(South Asian Diaspora Literature)、华人流散文学(Chinese Diaspora Literature)等等，均已引起学界高度关注。流散文学在其创作者及创作内容方面，相对于居住地主民文化而言，明显处于边缘的、少数的状态，因而这类现象亦被视为“少数文学”(minoritv literature)。⑦但应该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流散文学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整体探讨和理论归纳还基本处于空缺，对流散的有关文化机理的探讨亦十分缺乏，而这对解读流散文学的特质品性，是必不可少的。 三、流散的文化机理 流散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有其深刻的文化机理，它指的不仅是越过国家界限的运动，也是对空间、时间、种族、文化、语言和历史边界的穿越。⑧以犹太人的流散为样本，对流散文化的整体而言，流散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散存结构(cultural diaspora structure)，即犹太文化不是汇聚性地集中于一个固定的文化存在空间，而是迁徙性地和离散性地存在于各异质文化之间。正如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构成了犹太人的整体一样，犹太文化的整体亦由散居世界的犹太文化单元汇聚而成，诸如德国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葡萄牙犹太人、西班牙犹太人、法国犹太人、荷兰犹太人、美国犹太人、阿根廷犹太人、澳洲犹太人等等。他们作为既有内在联系又有相对特点的犹太文化单元，存在和成长于各异质文化之间，在延续其民族传统上，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冲突、采借上，既有类同的一致性，又有不尽相同的表现和特征，并由千千万万个不同的犹太文化个体，将犹太文化这种独特的散存结构负载和演绎出来。需要强调的是，犹太文化的散存结构既是一种空间维度的考量，也是一种时间维度的考量。因为历史地看，这种散存经历了一个历时性的迁徙和空间转换，尽管这种迁徙是不规则和非常态的，诸如欧洲的排犹主义以及其他的文化、宗教、经济等等方面的原因，均可能成为流散的驱动因素。犹太文化的散存结构最初是以“格托”(Ghetto)或类似于格托的犹太社团为载体的，Ghetto一词源于希伯来语ghet（意为“隔离”）和意大利语getto（意为“铸造厂”），因16世纪初曾在意大利某铸造厂旁建立了一个著名的犹太人居住区，Ghetto后来成为犹太人居住区的代名词。散布异质文化汪洋大海中的规模不等的犹太格托，作为犹太文化之载体，不仅承载和保护了犹太文化单元，也共同汇聚和生成了犹太文化独特的散存结构。 流散在呈现出这种文化的散存结构的同时，更蕴涵着异质文化之间文化接触(cultural contact)的关系状态，在这种关系状态中，流散客民与居住地主民之间的文化接触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其接触的方式异常复杂，有代表性的两种方式是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和文化采借(cultural adoption)。文化冲突代表了流散客民与居住地主民之间两种文化在文化内涵、文化精神、文化取向等层面的相互排斥的关系存在，文化冲突的根源是深刻而复杂的，其表现形式、表现程度亦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会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对立性、排斥性的关系存在，通常又是恒定性的，对流散客民而言，他们自己不难自觉到难以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一般境况。⑨犹太人散居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环境下，无论犹太人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如何调适，在犹太人与西方世界之间，都以公开和隐秘的方式固存着一种难以改变的相互对斥。当然，与此同时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还不可避免地固存着两者相互间的文化采借。在异质文化的接触中，文化间的相互感染、吸纳也势在必行，尤其是在文化实践上，有限地、有选择地采借异质文化的优质要素，是异质文化相互接触的一种适宜方式和自然结果。当然，在这种采借中，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条件下，文化接触的各方在采借对象、程度、方式等方面均有极大的不同，在一般生活要素范畴、非信仰范畴等领域，异质文化间的采借更易进行，而在精神信仰、传统价值等文化核心要素领域，文化的采借不仅困难，而更常常是发生文化冲突的焦点和根源所在。文化采借和文化冲突作为文化接触中有代表性的两种基本方式，有时以其中的一种方式为主导，有时两者则是混合进行、同时发生的。在实际的文化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化个体身上，各种形式潜在而隐性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采借，无论其发生还是发生的过程都是十分复杂的。 流散作为文化存在和文化延展的一种特定程式，由于发生在异质文化之间，并使流散客民与异质文化发生着充分的文化接触，因此，流散较之通常状况下的文化存在而言，有着更为突出的文化变迁的内涵意义。这里所谓的文化变迁，非指一般意义上文化自身发展中的变迁，而是特指作为文化流散和文化散存结构中的一种基本特质，这种特质由于文化流散及文化散存结构昕具有的特殊发生机制和催化机制而彰显出特定的意义和效能。因此，流散中的文化由于其充分的文化接触而使得其文化变迁更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在这种文化变迁中，文化的本原传统和基本精神得到保持和延续，同时，流散文化又能与时共进，通过对异质文化优质要素的吸纳、对本体文化的扬弃，在文化的适度变迁中使得文化传统一以贯之地得到有效的延续。就文化个体而言，伴随着这种文化变迁，则出现了相应的身份变移(identity change)，并在不同的流散群体之间形成相应的差异，诸如美国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波兰犹太人、德国犹太等等，他们之间既有作为流散客民——犹太人的某些共同传统和共同特征，又有分属于不同居住地文化的独特属性。可以说，每个流散中的犹太人其身份都是多重性的，既属于犹太人，也部分地从属于他所依托的国家。因此身份认证一直是困扰犹太人的深层文化问题。在后殖民理论中，有学者更将犹太人的身份问题扩大为包括非犹太人在内的流散族群的身份认证问题，而萨义德更认为“流亡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状态。”他强调的反“同化”、“身份回归”，从形而上的层面引发了人们对身份问题的思考。流散客民生存于异质文化的夹缝中间，因而必然具有文化的多重性。这种文化的多重性在具体的文化实践和文化个体身上，其表现远比在理论上的归纳、推演要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流散文学以其形象化的表现和文学特有的艺术张力，对流散现象进行了最真切、感性的反映，这也许正是流散文学繁荣的内在动因所在。 四、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海外学界开始对流散文学给予较多关注，在美国犹太文学中的流散问题、印地语流散文学、南亚流散文学以及朝鲜流散文学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作，如Susheila Nasta的Home Truths:Fiction of the South Assian Diaspora in Britain, Ranen Omer-Sherman的Diaspora and Zionism in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Lavina Dhingra Shankar的Postcolonial Diasporics "Writing in Search of a Homeland”等，此类著述以流散族裔的文学写作为切入点，整合流散文学与流散文化研究，常纳入后现代与后殖民文化批评语境，但多以个别流散族裔的文学写作为研究对象。⑩在国内，关于海外华文文学、华裔写作方面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在最近几年开始“迅速汇入世界性的以漂泊流浪的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流散文学’的探讨。这方面的学者不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流散写作理论，而且通过总结中国流散写作的理论和实践，直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有效的对话。”(11)有关研究也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所关注，且被视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进展。 流散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话语并被视作比较文学研究之新领域，有其内在的学科基础和学理要求。 在文学成因上，流散文学生成于异质文化土壤，在异质文化间的相互作用下促生，由异质文化的相互作用而衍生的种种问题——诸如对居住地社会进入与彷徨的两难，对“新世界”的渴望与抗拒，在居住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困惑与迷惘，对故国家园的回忆与梦想等等，都成为流散文学的重要主题，这无论在美国犹太小说（如马拉默德的《店员》、菲利浦·罗斯的《鬼作家》），还是在美国华裔文学，诸如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1976)、《中国佬》(China Men, 1980)等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艾米·凌曾著有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集中讨论华裔女作家在“两个世界”(Between Worlds)之间的文化困惑。可以说，异质文化的土壤及生存于斯的异化与困惑，是生成流散文学的基本动因和条件。 其次，在异质文化交互作用下生成的各类流散文学，在文化属性上呈现了多重性的特点。美国犹太作家在呈现这种多重性特征时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迈克尔·高尔德、马拉默德等惯于在作品中直接描写犹太生活，直接写照犹太人进入美国社会所遭受的磨难，同时又在父辈与子辈的矛盾中，表现出子辈的美国化倾向，他们的作品虽然呈现出较强的犹太性，但一种难以掩饰的美国性特征已经表露无遗，他们在美国文学史上都占有特定的地位。索尔·贝娄等作家善于将犹太资源（如身份困惑、寻根意识、传统母题）运用到对当代生活的形而上观照，在文学表象上较少犹太痕迹，更多地写照出美国化特征，他也被认为是与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当代美国小说家之一。美国犹太文学正是对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的双重文化生活和文化身份的真实写照，因为“美国犹太人已经走过了很长的道路，他们业已获得了在美国土壤的扎根意识，它是美国的一部分，并与美国一道成长。犹太人发言不是作为一个局外人，而是作为这块神圣土地的精神之子，在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抚育了自己的后代；在此，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犹太教堂和圣殿，自己的医院和福利机构，自己的学校与校舍，以及自己的文化中心。”(12)可以说，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多重性是建立在美国犹太人文化生活和文化属性的多重性基础之上的。 无论是流散文学的生成土壤还是流散文学的属性，部显露出“流散文学”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两个关键要素和关键支点上的，这就是它的文学性和跨文化性。文学性与跨文化性的统一是流散文学固有的本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流散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比较文学命题，因此，在流散文学的理论内核与比较文学的学科精神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内在的学理联结，也正因为如此，将流散文学纳入比较文学，有着必然性的学科原则和学理要求。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对流散文学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文学研究，而且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这是流散文学自身的特征使在，并与比较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内在的一致性，这是无需赘言的。 但是，如果因为上述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诸多一致性就将流散文学研究混为或完全等同于比较文学，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其间诸多关系和问题甚为复杂且对既有的理论规则、学科原理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首先是在流散文学的本体品性上，其民族性特征由于与异质文化的充分接触和一定程度的融合，而与其本原传统相比业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异，与居住地异质文化的某些属性特征发生了重叠，并使得某些异质性成为其本体品性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情境下，“流散文学”本身就汇聚了通常意义上的民族性与异质性，民族性与异质性（或世界性）的重叠，是流散文学对比较文学乃至既有研究成规的重大挑战。 按比较文学的一般规则，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流散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生成于异质文化土壤上的一种文学现象，它蕴涵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要素，但又是将异质文化的要素汇聚在一种文学事实上，并用一种文学现象呈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运用既有的比较文学原理来框定流散文学，则难以将“流散文学”视作两种文学现象：但在流散文学的深层，确又包含了两种不同文化要素，因而在根本的精神理念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又与比较文学的学科理念并行不悖。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流散文学作为其传统本体文学在异质文化中的一种流变，对流散文学的研究亦可视为一种特定的民族文学研究，但这种民族文学研究又是跨越了本体文化比与异质文化的研究，具有了跨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某些重要属性，因此，在流散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之间，原本应该清晰明了的学科界限，在这里却变得异常含混不清了，这种含混是客观而深刻的，需要反思和深究的是如何对既有理论作出相应的拓展和必要的革新突破。 其实，流散文学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难题和挑战，正是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接触、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变迁等重要文化事实的表征和反映。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文化以加速的冲力向前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当今世界的科技变化乃至社会文化变化是完全不为过的。特别是文化间的接触，虽然古已有之，但只有到了当代世界，才变得如此深广，所得出的问题才变得如此突出和严峻，对经典理论的挑战也才变得如此尖锐。也正是在这种语境背景下，流散研究和流散文学研究近年来引起国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流散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它所包含的理论意义不仅是深刻和深厚的，也是极其前沿的，它对反思和突破传统的一般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乃至跨文化研究等理论成规，都必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圣经·创世记》第12章第1节。 ②肖宪：《犹太民族的迁徙与在当代世界的分布》，《犹太研究》2002年第1期，第141-152页。 ③可参见Michele Reis在Theorizing Diaspora: Perspectives on "Classical"and "Contemporary" Diaspora中的有关论述，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42(2),2004。 ④《圣经·创世记》第12章第1-10节。 ⑤参见Alan Dundes, Holy Writ as Oral Lit, The Bible as Folklore,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⑥《便西拉智训》，《圣经后典》，张久宣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81页。 ⑦陈永国：《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 ⑧Benzi Zhang, Indentity in Diaspora and Diaspora in Writing: the poetics of cultural transrelation,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Vol.21, No.2,2000. ⑨Michele Reis, Theorizing Diaspora: Perspectives on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Diaspor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2(2), 2004. ⑩此外还有Beizi Zhang的Identity as Cultural Trans(er)lation: Reading Asian Diasporic Literature in Canada,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8, 1, 1999；以及Kichung Kim的Affliction and Opportunity: Korean Literature in Diaspora, a Brief Overview, Korean Studies, Vol. 25, No.2,2002等。 (11)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切磋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12)Rechard C.Hertz, The American Jew in Search of Himself, A Preface to Jewish Commitment, Block Publish Company, 1962. p. 184.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