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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拉美文学的经典之作、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的《跳房子》(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经孙家孟先生出色的翻译，终于在胡利奥·科塔萨尔像利剑一样刺入西方战后文化40多年以后，开始进入中国知识者的阅读视野，等待在汉语的当下思维状态中激发出新的困惑与深省来与它的“锐利”相适应。 《跳房子》略有遗憾地与马尔克斯、略萨等人的作品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失之交臂。而另一方面，它理应庆幸自己得以在人文语境日趋健康、知识者更加理性的21世纪来到这里。一个沉静、反思的时代必将对这幅第三世界青年心灵的“曼陀罗”作更为复杂而富于创造性的审视———这种复杂和创造性既与时间、文化的跨度相适应，又与《跳房子》本身的期待相称。 这是一部充满阅读挑战的巨著，它甚至包含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切写作技法。它为读者安排了两种以上的读法：传统的、现代的以及科塔萨尔向读者发出的“合谋者”阅读方法，即读者自己挖掘出的第三种、第四种乃至无穷的读法。作者为此把“不要问题、只等答案，喜欢不劳心智地被动阅读的享乐主义读者”叫做“雌性读者”(这似乎有大男子主义之嫌，后来作者曾为此向全世界的女性公开道歉)。 小说叙述的是一位任性不羁的拉美知识分子———奥利维拉，为了追求人生的真谛来到西方文明的“天堂”———巴黎，却发现自己与其格格不入，与周围的人和整个社会无法沟通。失望之余，他不得不舍弃爱情与友谊，回到“人间”———布谊诺斯艾利斯。然而，在这里他同样找不到自己形而上的追求。他执著地寻找理想中的精神天堂，但无论在巴黎，还是在阿根廷，苦苦的求索，只是使他一次次跌入失望的绝境。 主人公奥利维拉和这部书的读者一样，也在寻找着自我的原点。他从阿根廷来到法国，又从法国回到阿根廷，始终难以找到使他信任的价值和逻辑。奥利维拉的形象意味着一桩现代性的悖论———人们怀疑理性的可靠，却又只得依靠理性去坚定其怀疑，或许只有“尼采般的疯癫者”才得以从理性中暂时逃脱。奥利维拉和他周围的朋友们建立了被称为“蛇社”的沙龙，他们不断谈论着艺术、哲学及政治。这些人拥有极其广博的知识，但“蛇社”的结局仍是毫无缘故的解散，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充满感伤的调侃。在主体迷失的现状下，人们确实有可能完成自我拯救吗？或是只不过在语言的漩涡里越陷越深？ 无论是谁都会在《跳房子》里看到自己的侧面，科塔萨尔在繁复的长句间毫不吝啬地炫耀着他的博学，从植物学、爵士乐到古罗马史，甚至中国的刑罚等知识都有所涉及……各个门类知识的陈列，让整个故事充满反讽性的特征，仿佛所有的知识和话语都在进行着自我拷问，拷问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对于整部小说的阅读始终是自我拷问的过程，就连拷问本身都将面对拷问。 此外，科塔萨尔在这部巨著里还揭示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危机，有时让奥利维拉和他的朋友们来辩论，偶尔以作者本人的身份来讲述。有个美国女子告诉科塔萨尔，正是这部《跳房子》治愈了她自己失恋的创伤，让她从意志消沉走向积极生活。可以说，这部充满“哲学思辨色彩”的小说在某些时刻竟会如此具备精神上的疗效，就像《等待戈多》在犯人中会引起共鸣一样，人类在直面自身的谎言之时才能让真理获得显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科塔萨尔实际上是想通过《跳房子》来实现对语言焦虑的克服、对詹姆逊所说的“语言的囚笼”的个人突破。按照科塔萨尔自己的说法，“整个《跳房子》都是通过语言构成的。换句话说，存在着一种对语言的直接进攻。”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部被古巴文论家阿鲁法特称为“把悲戚痛苦与幽默诙谐融合一体的，令人忍俊不禁却又荒诞不经的悲喜剧巨著”，都具有一部伟大作品所必备的“不可归类性”，或者说与诸种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从而构成了一种能量无穷、跨界域跳动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同时，它又是一部有理想的小说，它最大的理想正是让南美成为南美本身，它是对欧洲价值的一次抽离，在小说的方式上，南美获得了它的经典与诠释。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8-5-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