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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普林是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一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优秀代表之一。十月革命后库普林长期侨居法国，由于意识形态、学术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库普林的作品在前苏联长期处于被封闭的状态。但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不能掩盖他作为世界级经典作家的历史地位。库普林提出了一种崭新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平等相爱的思想，体现了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精神伦理探索。怎样建立有秩序的社会，怎样实现人与人和平相处的社会理想，如何消灭人的兽性和非理性，弘扬人性中的爱与善，这是库普林提出的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也是库普林伦理观的核心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同世纪之交的其他许多作家一样，库普林力图从对生活的描写进入对生存的观照，从“形而下”的写实进入“形而上”的思索，把对现实的形象反映与对现实的理解和思考结合在一起，融艺术描绘与哲理思辨于一体。库普林创作的思想内蕴十分深广，它形象地展示出作家对历史转折、文化转型中时代生活律动的强烈感受。人类和世界的命运、人对世界和人类前途所负有的使命以及什么威胁着人类的前途……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是文学与哲学的交汇点，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答案，使库普林的小说成为世纪之交人类道德观念的哲理性体现。库普林的作品题材广泛，其小说主要描写底层人的生活，体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及其存在意义的关注和思考。“存在”同个人的感情体验密切相关。 萨特曾说过，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文主义。它首先表现在对人的情感的关注，也就是对情感存在状态的关注。库普林作品中对人物情感世界的刻画，表现出这种存在主义思想。库普林小说中爱与死的主题常常相关联。《决斗》中的罗马绍夫死于自己情人的阴险设计中。《石榴石手镯》里的日尔特科夫为了实现爱人所希求的“结束一切”，他在结束自己爱情的同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萍水相逢的人》里的地位低微而贫穷的年轻人在向爱人倾诉爱情时，能活在世上的时间只剩下一个月。库普林笔下男女之爱所反映出来的世事变迁、人情冷暖、生活的磨难从客观上一方面披露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也表现了一种幻灭和迷惘的世界感受。“当下的生存世界里充满着无常的生死，天灾人祸，不可预测和控制的种种险恶，而在所有这些可怕的情况中，人对自身孤独、分离、冷落的意识是最难以忍受的。如何克服孤独，如何得到温馨，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分离状态，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人都面临着的共同问题。”（《圣经与西方文学》，金丽著）库普林向世人阐释的爱情不是占有和索取，而是无私的奉献和给予，超越世俗，超越生死。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爱情因其单纯而显得偏执。但在审美领域里，库普林笔下的爱情单纯而美丽，具有超凡脱俗的魅力，显示了崇高的价值和内涵。 库普林的文学创作曾受到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伊凡蒲宁等人的影响和赞赏，在20世纪初的俄国文坛上享有盛名。最早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对其作品做出翻译并评价。1948年至1958年这十年间我国翻译界根据英、法译本转译或从俄文直译了大量库普林的小说。中国读者由此可以阅读到库普林作品中的不少精品，只是鲜有人进行专业的文学评论，连译后记之类的零星评点也不多见。80年代以来，重新吹起了一股翻译库普林小说的热风。但是，还不能说库普林小说的研究在中国有了发展。库普林的创作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宝贵的遗产，而它的遭遇则折射着20世纪俄罗斯作家的历史命运。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库普林的作品长期在前苏联一直未得到应得的重视和确认，而中国对库普林艺术的专门研究也刚刚开始。今天，历史的进程允许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更全面的视角去阅读长期以来被误读的俄罗斯文学板块，也允许我们更客观、更全面地思索包括库普林在内的一大批被封闭、被流放的俄罗斯大师们的忧虑，他们的忧虑和理想的方向恰恰可以引导我们去思考当今一些社会问题。 原载：《文艺报》2008-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