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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利斯·米勒是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最近几年，他提出“纯粹的文学理论已不存在”的观点在国内文论界引起很大争论。６月１２日，米勒先生来京参加“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国内学者有机会与他直接对话，展开讨论。我们发表本报记者专访，正是这种对话讨论的继续，其目的还是启发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通过这种交流更清醒、更自觉地探索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之路。 ——编 者 周玉宁（以下简称周）：最近几年您经常到中国参加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研讨会，我注意到您在一些会议上谈到，纯粹的文学理论已不存在了，文学理论已转向批评理论、文化理论，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已走向死亡，或者说文学理论正在走向一种我们现在所不可知道的新形态？ 米勒（以下简称米）：您给了我两种可能，我认为有第三种可能，也就是我们正在走向一种现在还不可知的新形态，但我觉得文学理论是一种混和型的，也就是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它是一种混和体。在作为这种混和体的同时，传统的文学理论形态依然存在，所谓传统的文学理论，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文学的，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至于它是不是走向死亡，我认为它不是走向死亡，它只是处在一种变化当中，所以是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一种新的形态。 周：您能给我勾勒您所讲的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内涵与框架吗？您觉得它将在多长时间里形成新的理论构架？ 米：我无法预言，我不是预言家（笑），我无法预言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的形成还需要多长时间。现在我能说的就是，新的文学理论，如果给它一个概况的描述的话，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看起来有一定的矛盾，文学理论现在的形态就是由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组成的。首先，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理论还是有效的，我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指适应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理论。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也就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另外一个方面，与此形成矛盾的，是新的文学理论，适应我们所说的新形态文学的理论。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和体。这个混和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我这里要用的词，不是“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文学），而是“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ｔｙ”（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之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 周：那您说的这个文学性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为介质的文学有什么样的区别？ 米：关于您说的这种区别，我有两个答案。第一，它们确实是以不同的东西为媒介的，比如电影、电视，它们主要依靠的是可视性元素或者还有音乐，它们要大量依靠视觉感官，还有听觉感官。这就是说，传统的文学跟它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读一本小说和你看这本小说改编的一部电影，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先说到这儿。第二、什么是电影、电视这些视像艺术的文学性。关于文学性，我认为新的视像艺术的文学性有两种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它一方面要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使用的语言，另一方面还要在这种语言之外再加上视觉的因素，由此造成一种效果，它们带给观众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种被加工过的世界，我把它叫做虚拟的现实，原来文学所要给人们带来一种实在的世界，现在是一种虚拟的现实世界。我读一本小说的时候，我可能在心里边想像人是什么样子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虚拟的东西，像电脑游戏，这种媒介，它造成的是一种虚拟现实的效果，它把这种效果直接呈现给你。第二个特征，是它善于创造——由多种符号的使用形成的创造。借用言语行为理论的术语，它是“施为性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施为性的”是相对于“表述性的”（ｃｏｎｓｔａｔｉｖｅ）来说的。我举个例子：在传统文学中，读者读到“北京城”几个字，脑子中就会产生对北京城的想像，但是当电影电视要表现北京城的时候，它会把一个城市的景象呈现在你眼前，不用你的脑子去想。通过电视、电脑这种媒介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仅是表述性的，而更多的是一种施为性的、描述性的东西。总之，这就是视像艺术的文学性的第二个特征，创造的特征。 周：中国这几年的视像艺术对文学的冲击也很大，中国文学理论界这几年文化研究也很兴盛，也引起很大的争论。我想问您的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所说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新的文学理论形态对中国是不是适合的，会有哪些启发，这种相似的情形，会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交流的基础。 米：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我这几年参加中国的这些国际会议，还有我与中国学者会下的讨论，还有在我做讲座时听众提出来的问题，我都能了解一些中国的现状，我认为和西方是相似的，在文学研究方面的情形也是非常相似的，我感觉中国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发展也很快，和美国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基本上相同。我对此的态度是，这是很令人激动、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知道一些老的学者——像我这么大年龄的学者对此都感到一种忧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我认为这种新的形式带来很多新方法、新的思考方式，这都是很好的事情。比如有些年轻学者向我提问时，或者问我在研究什么电影，或者问我一些跟电影有关系的问题，我认为这很好。我的一生都在研究文学，我也不太懂电影方面的东西，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对文学的未来还是有安全感的。在我的有生之年，它是不会消亡的。 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现在已经有大量西方文学理论被译介到中国来，我们有很多著述被翻译过来，大量的，包括我自己的论文也有很多，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希望相反方向的介绍——中国学者的著述、他们的理论，现在翻译到西方去的很少，能不能这种工作尽可能多做一些，我们也需要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与著述。 周：中国学者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正在做传统经典与现代经典的对外译介工作。我想再向您提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视像艺术的生产与消费，扩大了感官的快感，由精神的美感转向了物的满足的享乐，至少有人是这样认为的，您以为这个看法是不是正确。如果是，这是否就推翻了我们以往美学的精神与信仰？ 米：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认为适合阅读文学的人，并不排斥感官的愉悦。现在确实有这种问题，像电影、电视这种视像艺术，它们有非常强烈的感官震撼效果。我给你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第一个例子是我的经历，第二个是我妻子的。我的例子是，前段时间我重新读亨利·詹姆斯的《尴尬年代》，我本来是一个很“冷漠”、非常不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当我读到结尾，女主人公——一个本来很有魅力的女孩，最后却失掉了结婚的机会，成为一个老姑娘，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已经情不自禁地流泪了。这就是我对这部小说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我被这个小说感动了，而我的这种反应是一种感官上的反应。所以我认为感官上的愉悦、感官反应应该也是阅读的基础。另外一个例子，是我妻子看歌剧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她现在不太愿意看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她感觉电影的冲击力太强，电影动作的视觉冲击力太强，给她带来的反而是一种痛苦，背景音乐给她造成的痛苦就更加强烈了。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您也知道，《蝴蝶夫人》的结尾处，主人公自杀了，我妻子知道这个情节。她也知道，看到结尾处的时候，她肯定会满脸泪水，而当落幕、亮灯的时候，我看到她满脸泪水的样子，会很难过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快到结尾时，她就跑到楼座的一个角落里躲起来了。服务人员发现了，很害怕，以为她要跳楼自杀，就赶快去劝阻。音乐对人的冲击力确实很大。我现在讲这两个故事，一个是说文学可以感动人，另外一个是说音乐、或电影等一些重视感官效果的东西也可以感动人。我认为这并不是坏事。感官上的快乐不一定是坏事，这也是文学阅读的一个基础。 周：这个故事很感人。 米：我妻子肯定不愿意我将她的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笑），她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经常有被感动的时候。 周：我可以把您和您妻子的故事写到报纸上吗？ 米：可以，我不让她知道。 周：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 （根据采访记录整理，未经被采访人审阅） 原载：《文艺报》2004-6-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