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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期间及战后，美国文坛涌现了大量叙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呈现了美国人所理解的越战，但在大多数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美国作家笔下的越南人显得愚昧、落后、肮脏、懒惰、卑微、充满奴性。这些作品中，作者缺少与人物的沟通和对话。越南人也是作者意识框架内的越南人，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形象。 越南人与美国人属于两个迥异的种族。种族理论把文化/自然的区分应用于两个种族群体。通常白人代表文化，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则代表原始蒙昧的自然，白人能发展文化并最终战胜“自然”。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指出，在对其他种族进行表述、即进行所谓的种族化表征时，典型的做法是把各种弱势文化“还原为本性，或使‘差异’自然化”。即在表现不同种族时，强调种族之间的差异是自然形成的，正如黑人和黄种人的皮肤本身就代表着他们的落后与野蛮。 白种人与有色人种的二元对立中，权力明显偏向于白种人，这种权力也被用来对付所谓的次等和被排斥的群体。白人沉溺于自己的“想像社会”中、拒绝面对另一个同样有着强烈主体意识、有尊严和情感的种族。在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当美国人沉浸于这样一个“想像的社会”中时，他们对越南人的表述和描写显然很难客观公允。 越南人的身体特征成为其种族低劣性的体现。美国人对越南人的称谓就充分表达了他们对越南人的蔑视。美国人把越南人称为“gook”、“slant”、“slope”、“dink”。这其中，前三个词是美国士兵用来泛指东方人。早在二战中，美军就用来指称日本人；在朝鲜战争中，用来指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平时，他们还用来指香港人；在越战中，又用来指越南人。美国人认为自己洁净整齐，作为他者的越南人自然就是肮脏的。因此，他们“肮脏的”身体也成为其鲜明的特点和代称。其实，无论是西方人的洁净，还是越南人的肮脏，都出于美国人在“想像社会”中的幻觉，是他们将自己的标准强加在越南人身上后，使用权力话语制造出来的“真理”。 在美国人的凝视下，越南人所有异于美国人的生活习惯都被加以“原始落后”的标签。越南地处东南亚，气候炎热。越南妇女长年在地里劳作，养成了嚼食槟榔的习惯，因为槟榔所含的汁水能滋润干燥的口腔，也能让她们精神振作。对越南人而言，“只有积极向上、意志坚强的（女）人才会有这一习惯”，因为它表明这些妇女“独立、健康，有能力照顾好家庭”。由于长年嚼食槟榔，很多越南妇女的嘴唇、齿龈和牙齿被染成黑红色。在很多越战叙事作品中，美军士兵都提到越南妇女嚼食槟榔的习惯和黑牙齿，但只是简单地将其视为越南人原始落后的另一表征。而阻碍美军士兵去发现真相的原因就是所谓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他们不屑于去了解这一低等种族。 与外形的简化相对应，越南人的本质也被固化了下来。如在小说《绿色贝雷帽》里，作者罗宾·莫尔笔下的南越军人要么贪污腐败，要么胆小无能，要么莽撞冲动。有的南越军官谎报士兵人数，冒领津贴。美国军人认为正是南越士兵的懒惰与胆小，才导致美军的失利。同时，越南人还表现出对美国极度的依赖。美国飞机带着武器和物资到梅奥村里，全村上下欢欣鼓舞：“他们高昂的士气从他们放光的黑眼睛、咧嘴的笑容和轻快的脚步上散发出来。”书中的越南人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内在本质，都无法与美国人相提并论，他们只是遥远而低等的“他者”。 作为书写者的美国人显然掌握有话语权，视自己为有独立意识的主体，而把相对立的越南人视为依附的客体。同时，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的绝对优势，也强化了美国人的主体意识。正是这种西方的主体意识和白人的种族优越感，使不少美军士兵完全无视越南人的感情和尊严。 “人们是在自我形象消极对立面的意义上构建相关他者形象的”（莱恩·T·塞格尔斯）。人们常会把自己排斥的品质赋予他者，通过否定他者，强调自己的正面形象。读者在阅读美国越战叙事作品时，时刻能感受到一个潜在叙述者，以及叙述者凝视越南人的目光。这名叙述者常将越南人与美国人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居高临下地审视、评判越南人。作为客体的越南人形象越低劣，就越能衬托出作为主体的美国人形象的高大。 东方主义是形成越南人在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刻板形象的另一个因素。东方主义的实质就是凝视下的东方形象，萨义德在批判东方主义时指出，“东方学归根结底是从政治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其结构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在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作为拥有话语权的美国人是戴着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眼镜去观察现实中的越南人，夸大了两国之间的差异。 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大部分越南人形象呈现出一种文学的向心力，这种异国形象是按照美国社会的模式、完全使用美国的话语塑造出来的。作者将美国的价值观投射到越南人身上，改造、歪曲作为他者的越南人，从而消解越南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他者（越南人）的形象与这些作品的读者群（即美国公众）的意识形态完全相符。 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扩大东西方的差异，是因为身为作者的美国人掌握着话语的权力，从而变成落后的越南民族的代言人，变成诠释越南文明的合法权威。“作者”（author）在英语中隐含着“有权威的个人”（authorial self）之意。有了话语权，他们就能创造所谓的真理，并将“真理”放大给公众观看，从而让这些真理深入人们的意识，成为知识的一部分。这些知识让人们相信美国相对于越南，的确是高高在上。美国人根本无需屈尊与之对话。因此，许多美国越战作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完全置越南人的真实感受于不顾。 虽然在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相对于美国人，越南人是客体，但在现实中，越南人也是有独立意识的主体。如果我们阅读越南的文本，就会发现美国人被置于客体地位。西方人因其异于东方人的外貌，常被越南人当做怪物。越南村民常会嘲笑西方人走路姿势怪异，即使是友好的西方人也让他们感到恐惧。一些越南人说：“在我们看来，所有美国人都一样，谁又记得他们发音奇怪的名字呢？”只有与对方有进一步的接触，他们才能把一个美国人从千千万万相似的美国人中区分开来，才能从中分离出有个性、具体的个体。然而遗憾的是，战争往往没有给予人们了解对方的机会。这样，对方就永远地成为一个抽象、神秘、怪异的低等人。一名14岁越南女孩写的诗清楚地表明了大部分越南人对美国人的印象： 他们被称做“美”/我哥哥说意思是美丽/但他们并不美丽/他们毛茸茸的胳膊像猴子/他们高高的个子像没有枝条的树/他们绿色的眼睛像新年市场上/煮熟了的猪眼/他们的头发金黄，而不乌黑/他们的皮肤粉红，而非棕色/他们的汽车惊吓着街上的骑车人/他们飞着的机器和蜻蜓/向人们和牲畜投下死亡/让树叶凋零/在这里，美国人并不美丽/“但，在他们遥远的国家里/他们却很美丽”/我哥哥说。 诗虽短，却包含了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我们读到的是越南人眼里的美国人形象。正如越南人给许多美国人的第一印象一样，美军士兵的外貌给越南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怪诞、异己、滑稽的。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外形特点在越南人眼里被彻底消解。其次，对越南人而言，美国人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所谓的民主、自由与和平。他们打扰了越南人原有的生活秩序，给越南带去了死亡和荒芜。第三，这名14岁的越南女孩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美国国内普通公众对驻越美军士兵的浪漫想像。美国普通公众与越南人对美军士兵印象的迥然不同，是美丽与罪恶之间的悬殊区别。美国人作为主体时，他们美丽高大；但当沦为越南人的客体时，他们代表的却是罪恶。应该说，读到这首诗的美国人应该会感到震撼，因为它让美国人看到自己在越南人眼里的形象，认识到美军在越作战对越南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首诗告诉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在许多越南人的眼里，他们的形象远非高大光辉。这促使美国人得以从越南人的角度审视自己，并重新审视他们曾经认为是卑微、充满奴性的越南人。 原载：《文艺报》2008-7-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