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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作家伊塔洛·斯韦沃1928年死于一场车祸，四年前发表的《泽诺的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刚刚获得国际文坛的承认。读完小说之后，我感到他的大器晚成十分可以理解，能这么解剖一个男人的失败人生的，起码得积累半辈子的丰富阅历才行。而且，斯韦沃就像托马斯·曼所说的那样，是个“写作困难”的作家，年过六旬修成正果，已是殊为不易。 泽诺其人其事，给每个自诩为善良、温柔、有道德责任感的人都敲了一记闷棍，在平生的每一次选择中，他似乎都认真守着良心安宁的底线，可是问题在于，很多事情不是靠道德可以解决的。比如婚姻，他内心中爱阿达，但是，当阿达婉拒了他的求爱，并把自己的妹妹奥古斯塔推荐给他时，泽诺立刻就产生了一种恩赐的愿望，他觉得这是阿达的负疚感使然，假如他接纳了奥古斯塔，也能让奥古斯塔为此而感恩，于是，他跟自己并不爱的姑娘结了婚，把所爱的人放给了浮夸的古伊多。他自觉高尚，并暗下决心，不会利用这种道德优势任意背叛妻子；可是当美女卡门出现在他跟古伊多的贸易公司里的时候，他又按捺不住春心萌动，觉得如果能够跟古伊多“分享”一个情人，对奥古斯塔的伤害能减到最小，也可以把古伊多对阿达的背叛程度降到最低。 真善与伪善，在泽诺这里是混在一起的。他不好也不坏，他最依赖的能力，不过是凡人在利益取舍时所习惯进行的那些可怜的权衡与计算，小心地推掉部分严重的过错，自己再纳入一些不痛不痒的责任。在伤害了妻子的时候，他抢先把孩子抱过来，跟他嬉戏，心里想的却是“这样一来，我不必屈就道歉，就能使自己跟奥古斯塔接近起来。”他自己偷偷找了个情人，当他知道古伊多的外遇行为被阿达发现的时候，却感到好一阵如释重负，当着奥古斯塔的面痛骂“真是个大流氓！这样败坏自己的家风！”泽诺总在寻找类似的五十步笑百步的机会；相对的道德优越感，一种在问心有愧的情况下敏捷转移注意力的本能，都是一个生性软弱的人赖以自我保护的手段。 这样的小说会给我一丝隐隐的恐惧。一个总以大度自居的人，也许恰恰是最善于计算尺寸得失的人，他以此来安全地享受那种道德优越，还换取一个胸怀宽广的名声。泽诺是自我安慰的行家，在读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的《施蒂勒》（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版）时，我又发现了另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逃避。施蒂勒是一个青年雕塑家，他面对的心理问题是，自己无法承受妻子和朋友的善待，他的自尊过于敏感，以至于拒绝恩赐和宽容，对最亲密的友伴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嫉妒。他为了克服自卑，为了躲开过去欠下的感情债务，他抛弃病中的妻子，隐姓埋名远走高飞，拒绝承认自己就是施蒂勒。被瑞士警方逮捕后，他的自我才在众人的探视、询问、陪伴和诱导之下渐渐苏醒，不得不接受了自己那伤害了太多人的过去。 施蒂勒和泽诺一样，都是软弱者的代名词，施蒂勒暴躁、自闭，宁愿舍弃自身，编造了一堆往事来虚构一个新的自我，相比之下，泽诺要柔顺得多，至少表面上还能当当体贴的丈夫和可靠的生意伙伴，可是，一个公认的好人却无法逃避一生之平庸失败，因为他做任何事都无法坚持必需的原则。两个欧洲的精神病人，意大利人在治疗失败后迎来了更压抑人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瑞士人则在二战后对瑞士中立立场的深刻怀疑之中，走上了一条对任何人都不抱信任的窄路。 弗里施年过不惑时发表的《施蒂勒》，内中有大量自传体成分，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弱点已有深刻的认识。果不其然，此后他一生多次婚恋皆以破裂告终，其中包括与瑞士文坛才女英格博格·巴赫曼的一段轰轰烈烈的情史，弗里施也就以这些女人为素材，写出了一个个弥漫着淡淡忧伤的、有关两性情感伤害的悲情故事。“认识自我”还不至于能够改变命运——弗里施可能是这样认为的，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何以泽诺的回忆录自我剖析得如此之深，也没觉得对自己所接受的精神治疗有何助益。最后他放弃了治疗，还发牢骚说“S大夫从瑞士给我写信，仍然请我把记下的东西寄给他。”这个定居瑞士的S影射的便是精神分析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斯韦沃否认这种疗法的科学作用，却利用它完成了使自己挤入经典作家行列的一部小说。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8-9-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