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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要撰写博士论的缘故，我曾仔细地阅读了有关王尔德的传记、作品、书信和有关他的批评，对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感到着迷。他身上所发出的特殊气质和人格魅力如黑洞般吸引着我，使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冲动。我虽然资质愚钝，但仍然不揣浅陋地想要去挖掘一个宝藏。我无意用满载的收获去换取世人对成功的认同，因为研究的本身已经给了我足够的酬劳。就像丘吉尔这样的智者都向往从过往的贤哲中选取王尔德成为他的谈伴，那么，在我的研究中如果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的思想——出于不懈的努力或诚挚的理解，绝非天赋——得以穿透了历史与我心仪的人物实现了对话，我的努力不是都得到回报了吗？ 然而，真的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随着研究的展开与深入，我越来越体会到了这项工的艰难。首先，在阅读王尔德的过程中，我不禁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王尔德其实是更应该被欣赏而不是被研究的。王尔德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即便是在他相对理论性较强的文艺批评实践中他也一直认为自己，如他收在《意图集》中那篇著名的理论性对话的题目一样，是“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这样的观点不仅是为了提高文学批评的地位，将它上升到与艺术同等的高度（而不是仅仅作为艺术的附庸），而且确乎也包含了这样一层观念，即应当把批评当作一门艺术来进行。王尔德一直崇尚以艺术的方式去生活，这一点从他对待生活中许多事件的态度上都可以得到证。“他相信艺术优于生活。他活着时表现出来的花花公子习气其实是他试图把生命转化成艺术的努力。”这一态度被他贯彻到了他的生活与文学创作之中，其具体表现就是他非常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便是在阐述理论性较强的哲学或美学观点时，他也非常注意言辞的优美与意义的明晰，非常警惕一切非艺术的、不美的东西混入他的作品。在他的写作中，言辞优美如非唯一，也疑是他最为看重的标准。比如，他在雷丁监狱里写就的长信《自深处》，是他对自己与道格拉斯之间的交往和自己被捕前荒唐生活的回顾与反思。这封信交织了多种剧烈而又复杂的感情，写得堪称椎心泣血。然而即便是处于相互矛盾的情感的强烈冲击之下，王尔德仍然保持了对文字极强的控制力，文中可供人读的优美段落比比皆是，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才情与功力。 他写作中的这一唯美倾向往往使人在激赏其文字的同时相对轻视他的观点。然而真正具有批评眼光的人是能够从中看出一般的价值的。王尔德的传记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家的理查·艾尔曼，就曾从其对王尔德超乎寻常的了解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用自的理由和自己的方法奠定了许多批评立场的基础，这些立场至今仍以极相同的术语在讨论，而我们今天极愿把这些换成更生疏的名词了。”这就说明，在研究王尔德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秉持一些机械的框架来衡量其价值。王尔德从来没有，也无意写那些面目森严的学术论文。与严谨逻辑和系统的论证相比，他更在乎思想的新颖与睿智。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一直在挑战非艺术的批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简单地以21世纪通行的科学性大大高于艺术性的学术话语来衡量他的价值，岂不是同样圆凿方枘，将为其所不屑？至少这样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就将被忽略。为了充分挖掘这种价值——随着20世纪文学批评的蓬勃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王尔德在建立文学批评立场这一点上的价值曾经被大大地低估了——我们应当尽量忽视名词与术语上的异，而尽力在思想的实质间建立沟通的桥梁。 其次，王尔德是一个浑身充满了矛盾的人，很难用一定的范式或体例去加以概括。这既是研究他的难点所在，却也充分凸现了王尔德研究的必要性。虽然王尔德也称自己是“一个通过以其为化身的流派和运动而对法国的思潮有过显著影响的艺术家”，但一张唯美主义的标签毫无疑问是不足以囊括王尔德的全部的，尽管在不少的文学史著作中人们正是这样做的。在他不同时期的文章中，我们常常能读到存在着较大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一方面能以观点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来解释，但另一方面也是王尔德的一种刻意的行为。他很明显地受过爱默生的思想的影响，从来不认为保持言语的前后一致是一种美德。在《谎言的衰朽》中，他曾说过：“谁要始终如一？是笨蛋和教条主义者，是那些将其原则贯彻到行动的终极，直至实践归谬发的令人乏味的人，而不是我。”这足以说明，至少在有些时候，他对于保持观点的一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在诸如《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和《谎言的衰朽》等篇什中，他借对话双方之口道出互相矛盾的观点，而且在态度上并无偏倚，则更反映他主动运用矛盾来作为自己的一种叙述策略。这样的策略至少可以带来以下两个好处：其一，是可以通过作者至少是表面上的暧昧态度略微收敛一下文章中那些最为离经叛道的言论的锋芒，这对于当时王尔德所处的环境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绝对有必要的；其二则是向人们巧妙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真理其实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总是像事实那样以简单明了的面目示人，有时我们从相互矛盾的观点中甚至可以更好地达到接近真理的目的。不过，尽管这些矛盾的观点有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统一，但对于任何想要辨明王尔德的真正态度并进而对他的思想进行梳理的人来说，它们还是构成了障碍。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因此必须十分小心，如果仅仅满足于断章取义地摘引王尔德的语句来佐证自己的观点，那么最终无疑会使自己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19世纪英国另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对王尔德的思想造成过较大影响的约翰·拉斯金，曾在一篇名为《论书》的散文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作者往往不愿和盘托出自己的意思，“……而是通过隐含的方式和寓言道出，目的是他可以确定你需要它。……他们把思想给予你不是作为帮助，而是作为奖赏，他们从而确信你是受之无愧的，然后才允许你获得它。”在面对王尔德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了这段话的含义。 再者，王尔德并无意在批评方面构筑系统而又缜密的理论大厦。他关于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论述，除了《意图集》中较有名的那几篇相对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外，其余多散见于其文学作品、书信和各种短小精悍的批评实践文字中。比如，他的《〈道连·格雷的画像〉序》就是由一组隽语构成的，但细细读来，我们可以分明地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要求艺术自治的思想是完整而又一致的，所以，这短短一页的文字历来被看作是王尔德文艺思想的浓缩。说来，王尔德更看重只言片语，有意疏远理论体系构建的作法不仅有其渊源，也颇有其理由。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没有费心构筑过庞大的理论体系，后人只能从他们的弟子所记录的只言片语中管窥他们的思想，然而这却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伟大。圣贤的这些片段言论或许会令后人在解释时产生分歧，但正如王尔德所言，“批评家们尽可意见分歧，艺术家不会自相矛盾。”他在文学批评中使用的是印象派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追求逻辑的严密和理论的周全，往往从个人的主观感悟出发，注重整体印象，有时只是只言片语，点到即止，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评论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风云激荡的20世纪60年代，反对营造体系的做法在罗兰·巴特和苏珊·桑塔格等人身上得到了强化，并在当时的文化斗争中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他们“在小说中取消‘情节’，在非小说类写作中放弃线性论述，而其理由建立在‘任何连续的系统论述之不可能性’这个假定上。”“巴特……大多数情况下也只写简短的文章，他所写的书籍往往是短文的合集，而不是‘真正的’书，是一个个问题的记叙而不是统一的论证……用片断或‘短文’的形式写作，产生了一种新的连载式（而非直线式）的文章布局。这些片断可以任意加以呈现。”“这种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恰好体现了那种新的感受力，即对任何建立体系的企图保持充分的警觉。”苏珊·桑塔格在其《关于“坎普”的札记》中说：“要以言语来框定一种感受力，尤其是一种活跃的、旺盛的感受力，人们必须审慎而灵活。要把握这种独特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力，札记的形式似乎比论文的形式（它要求一种线性的、连贯的论述）更恰当一些。以一本正经和专题论文似的方式对待坎普，只会使人不知所措。”不无巧合的是，这篇文章正是以对王尔德的八句散见于各处的隽语发表札记的形式连缀而成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在叙述策略间存在的清晰的脉络。虽然王尔德并没有像桑塔格那样明确地给这种叙述方式赋予民主精神，但我们至少意识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这种貌似松散的形式下，存在着一种比语言的完整与统一更重要的东西，即思想的完整与统一。思想的完整与统一不仅有可能摆脱语言的完整与统一（或者毋宁说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完整与统一），有时甚至是必须的。阐释得越多，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的机会就越多。我们早就从孔子和苏格拉底身后的遭际中认识到这一点了。因此，我想在本书的写作中有意识地与“连续的系统论述”保持疏离，而以一种类似札记的方法来点评王尔德的思想对我们的启迪。我认为这未尝不是一种更加有效地接近王尔德的方法。 最后的一点就是思想上的关联问题。虽然王尔德是唯美主义这一艺术流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某种程度上他也确如其自诩的那样是该流派的化身，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忽略属于这一流派的其他艺术家们的存在。王尔德并不是唯美主义思想的始作俑者。所谓“唯美倾向”和对“纯艺术”的追求，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诗歌创作中便已初露端倪。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提出了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利害感的观念，莱辛、歌德、席勒等人也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一直到19世纪，唯美思想才形成了明确的理论。就连唯美主义那句著名的口号“为艺术而艺术”也并非王尔德的首创。这一术语是法国哲学家库辛于1818年首次提出，由法国作家和诗人蒂奥费勒·戈蒂耶正式明确其概念。在王尔德出生前十九年的1835年，戈蒂耶在《〈莫班小姐〉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件东西一旦变得有用，就不再是美的了；一旦进入实际生活，诗歌就变成了散文，自由就变成了奴役。”“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真正称得上是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美国作家和诗人爱伦·坡等人也都早在王尔德之前就发表过唯美主义的论述。关于这些论述我不想在这里一一展开，只借用雷纳·韦勒克的一句话对此稍加总结。他说：“……王尔德的思想断断谈不上新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佩特、斯温伯恩、阿诺德、戈蒂耶、波德莱尔、坡的著述中探本索源。”王尔德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说得比别人晚，有时他对别人思想的借鉴直接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韦勒克说得还算客气的，称他“所有批评著作都带有推崇佩特的色彩”，“……从佩特著作里汲取主要思想……一字不易地照搬大段大段的内容。我们也许真想把王尔德简单地看成是社会史上的一个人物、主张其前辈思想的一个宣传家。”与王尔德同住在泰特街，同为英国唯美主义运动中坚人物的著名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则干脆指责王尔德剽窃，说他“在我与他的闲谈中拣些精华装点到外省去贩卖的布丁”。王尔德在世时对类似的指责毫不在乎，他深谙“炒作”之道，曾十分高调地称自己“一辈子就怕别人不误解”。他非但不以自己的许多思想受了别人的影响为耻，相反他为自己能青出于蓝，在这一干出色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唯美主义流派的中心人物而颇感得意。1882年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时来到纽约，当地记者问他传闻他曾手持一支百合花走过皮卡迪利大街是否属实，他得意地回答说：“做没做过根本无关紧要，但能让人们以为你做过，这才算是本事。”正是从他的这句话中，我得到了一些启示。我原先准备专门以一章的篇幅来梳理一下王尔德受别人的影响，看到了这句话后，我放弃了这一念头。我觉得我想要研究的是他的思想的内涵、其在当时的意义和对当今的启示，为各路好汉在忠义厅中排出高低座次是文学史家们的事。我关心的是异，而不是同。如果王尔德与之前的人们的思想存在较明显的差异，那么我们很有兴趣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一番比较，探究一下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而如果他的思想与别人的思想相同（其实我颇怀疑这一说法，因为只要这种思想不是一个简单的、非常具体的想法，而是有一定的抽象性的话，那么无论一个人是充满善意地赞同还是充满恶意地剽窃另一个人的思想，他在理解和阐述时必然会因其个人背景的不同而导致误读），则也并非意味着他的思想就毫无价值。相同的思想（让我们姑且为了论述的方便而使用这种说法）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讲出，一定会生发出新意，因为说到底，一种思想的意义是由其接受者决定的，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话，思想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每一个人的思想其实都是别人施加于他的各种影响的综合，好比是一种化合物，而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不是应当去将他的思想分解成原子，然后说这些原子其实早就存在了，而是应当研究为什么这些早就存在的原子结合在一起后会呈现出独特的面貌。韦勒克认为各种思想见解间的“孰先孰后”和“相互关系”是“无从解答的问题”， “纯粹‘思想史’的方法不能促使我们对个别理论家的一些结构松散甚而自相矛盾的学说体系有任何概括性的了解，它也不能帮助我们去认识大批评家的特性和个性、独特的态度和感受性。” 综上所述，要想对王尔德这样一个个性鲜明，殊难归类的人物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就不能固守成规或是某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既要沉入到时代背景中去进行细致的微观观察，又要以人类思想的发展和各种文化的差异为经纬进行宏观的审视，只有这样，才能探究到王尔德思想的精髓，还原一个真实而又丰满、率性中透着执着的王尔德。 原载：《文景》2008/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