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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学院（中国）院长米歇尔·阿克曼在向中国读者介绍瓦尔泽时，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他出版了22部长篇小说，他得了所有德国有名的文学奖。他除了是伟大的作家，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发言人，他在德国公众中的影响仅次于德籍教宗本笃十六世。” 黑色的呢制礼帽，灰色的呢制风衣，颈项间是红色的围巾。 银发，白眉，脸膛微红，身躯高大。 81岁的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端坐在藏经阁的大厅里。 10月31日下午7点，位于北京西城区大石桥胡同61号的翠翠和刘利年艺术馆，曾经是明清时期的寺院，数十位来宾在偏僻的胡同里找到藏经阁的大殿，他们聚集一起，聆听瓦尔泽与莫言的对话。 据2007年6月公开的档案显示，瓦尔泽可能曾于1944年1月30日加入过纳粹党。在瓦尔泽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迸涌的流泉》里，作家塑造了一位为了生存只得加入纳粹党的原本洁身自好的母亲形象。“瓦尔泽是制造政治雷阵雨的作家，”《批评家之死》的中文译者、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教授说，“瓦尔泽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意味着他比同为四七社成员的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缺少艺术才华，他是惟一在有生之年享受到其他德国作家只能在死后才享受的待遇的人：在他的家乡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建了一尊具有怪诞风格的瓦尔泽悬崖勒马塑像。” 他曾对奥斯威辛被“工具化”表示不满。他不仅承认自己至少有20次遇到恐怖的集中营画面时“扭头不看”——此举违背了“正视”历史的道德律令——他甚至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因为这无异于“在首都的心脏用混凝土构筑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噩梦”，无异于“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瓦尔泽的讲话结束后，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现场听众起立鼓掌，唯有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夫妇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德国媒体纷纷报道布比斯说瓦尔泽搞“精神纵火”。 2002年6月26日，《批评家之死》在德国书市亮相。不到三周便高居畅销书排行榜，两个半月的销量就已接近20万。相关的讨论更加热烈。因资助“德国国防军暴行”展览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文学教授扬·菲利普·里姆茨玛（他也是《批评家之死》第三部第一章提及的烟草大亨的儿子）在《法兰克福汇报》历数《批评家之死》的反犹罪状，其中一条是给批评家安上一根有点犹太特征的鼻子。《新苏黎世报》随即嘲笑里姆茨玛的阅读方式过于粗枝大叶，因为那根鼻子并没有长在埃尔·柯尼希的脸上，而是长在汉斯·拉赫的脸上。 不久，经常与瓦尔泽发生歧见的君特·格拉斯也出来为瓦尔泽鸣不平。格拉斯不想对《批评家之死》的艺术水准发表评论，对于“反犹说”却是嗤之以鼻。他在《奥斯纳布吕克报》上写道：“那些据说有反犹倾向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反犹倾向。我认为那些批评家们言而无据。”《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十有八九难逃由德国教父级批评家席尔马赫的指控所决定的“期待视阈”，不得不把这部作品当作“影射小说”和“反犹小说”来读。 今年2月，马丁·瓦尔泽出版的小说新作《恋爱中的男人》，以大文豪歌德为主人公，写歌德在1823年73岁的时候，戴着面具参加玛利亚温泉城的异装舞会，对19岁的少女乌尔丽克一见倾心。 11月2日午夜，在忙完了所有当天日程后，在藏经阁一间僻静的房间里，瓦尔泽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老人有点发低烧，裹着厚厚的衣服。 2002年6月，《批评家之死》在德国出版后畅销，并引起一场风波，被多数人当作“反犹小说”来读。君特·格拉斯出来为瓦尔泽鸣不平，称该书“绝无反犹倾向”。 萨特做的事换成我就是虚伪 南方周末：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阿克曼提及《西塞罗》杂志2007年推举的德国500位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名单中，你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教宗，你否认了排序的客观性。你说你不知道这个调查是怎么形成的，说它们通常没有任何可以检验的实在的结果，是不可信的。我想知道你对这种桂冠式的评价究竟怎么看？ 瓦尔泽：我知道我不是知识分子，我很清楚。根据我的理解，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知识多于体验和经验。我要举个例子，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过一句名言，无论我写什么或者说什么，我的目的不在于增加写作对象或者说话对象的知识，而在于增强他们对于人生的感受。我们知道的太多了，我们的知识成为了我们的一种包袱。若无对立，无物为真。这句话是我说的，它的精神和思想源头是克尔恺郭尔，知识分子总想证明自己说的话是正确的，不想证明反面，任何事情要在反面成立我才讲，所以我不是知识分子。 南方周末：通常我们认为欧洲是有知识分子群体的，他们以社会担当为己任，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您认为的知识分子吗？比如萨特、加缪。 瓦尔泽：我知道萨特一直受人尊敬，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他把知识化为实践。参与社会事务是萨特的一个特征。我以前专门写过一个文章，其反讽标题已经透露出我的立场：作为作家必修课的参与精神。什么叫必修课，虽然萨特那么做也很好，可是我们不一定非这么做不可。你也应该赋予作家不管社会、只管自我的权利，他有这个权利。即便这么做，伟大的萨特也不会由此变得渺小。 南方周末：您被形容为具有社会担当的作家。您怎么看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包括作家的责任感？现在有一种潮流，就是对责任感的疏离和逃避。 瓦尔泽：不论责任还是责任心，在德文里面都是好听的词汇，它们在政治生活中常常沦为修辞学词汇。我关心的是如何把你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化为行动，你光是说人要有责任心没意思，那是空话。萨特把责任心化为了实践，他是行动者，而且他是惟一一个拒绝诺贝尔奖的。他的整个姿态比较彻底。当然我们也不用学萨特这么彻底。换了我来做这个事就是虚伪了，如果我去做萨特做的事情，我就是虚伪。各人有各人的生活原则。 反法西斯小说不等于战争小说 南方周末：您在青年时代的研究方向就是卡夫卡，研究卡夫卡对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瓦尔泽：我8岁就读到了卡夫卡，一般的人是14岁接触卡夫卡，对卡夫卡是有接受过程的，我受他文学的影响。我不很了解中国文学，但是我了解卡夫卡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如果一个中国年轻作家读卡夫卡，写寓言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作品，在英国有作家写了四五部小说都是卡夫卡这种风格，但是这些小说都没有获得成功，反响平平。今天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学会卡夫卡的视角，必然的生存的狭隘，没有人能达到。如果要去尝试这种风格，只能是一种模仿，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和经验，我在研究卡夫卡五年之后开始写作，1955年发表的作品《屋顶上的飞机》，当时评论家说就是模仿卡夫卡的一部作品。虽然我非常尊敬他，我不会愿意以他的风格写长篇小说。卡夫卡关心的是他自己，但是他会责备自己、谴责自己。比如《审判》这部小说，这个主人公缺乏自信，他找不出他生活方式的理由是什么，找半天还找不到理由，最后就自杀。因为研究卡夫卡，所以我要跟卡夫卡不一样。确实我的写作跟卡夫卡不一样。 南方周末：您说德国作家跟历史有很困难的交往方式，您说经历了战争年代，从未需求要写一部战争小说，不想写战争，不去反思战争，不写反法西斯小说，不写伪法西斯小说。您跟君特·格拉斯相反，他是不断描写战争，不断对战争罪恶进行反省。 瓦尔泽：我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的定义，第一是反法西斯小说……第二还是反法西斯小说。反法西斯小说其实不等于战争小说，对我来说，里面写的法西斯都是特别戏剧化的场面，敲着鼓，唱着歌，他写这种戏剧化的场面，表达反法西斯的立场。我给他戴了顶高帽子，说《铁皮鼓》是最后一部还可以创作的反法西斯小说。法西斯已经消亡了。格拉斯与其说在写战争写历史，还不如说他在表达自己的意愿，反法西斯的意愿。 南方周末：您的意愿是什么呢？对于那场人类的浩劫，您的态度是什么？ 瓦尔泽：我有个问题整整思考了二十年，我母亲怎么会加入纳粹，她笃信天主教，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加入纳粹，如果我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德国怎么变成纳粹德国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答。这个是跟《铁皮鼓》截然相反的立场。《铁皮鼓》使用怪诞手法，把法西斯宣布为非法，然后就完事了，但我思考的问题是德国人为什么受法西斯的诱惑。我作品里面写的就是这个，这是我小说的一部分。 奖项之于作家犹如化妆之于女人 南方周末：您是1957年成为职业作家的，除了写作不做其他工作，在德国做职业作家要面对什么样的压力？ 瓦尔泽：回头看，我不知道当初怎么就没怕过。当初我成了家、生了小孩，还有车，钱从哪来。什么叫青春，什么叫年轻？青春就是无畏，青年人有未来，所以不怕事，胆子大，敢成为职业作家。对于压力不能泛泛而谈，只能谈我自己。一个青年作家、未成名作家很容易受制于人，受制于出版商和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我年轻时候是怎么一种情况呢，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对别人说“不”，我妈妈是这么教育我的。本来该说不的地方没有说不。比如我在《时间过半》这部小说里面写得很细的，青年作家要面临哪些问题，有些还是一些很讨厌的问题，看了小说就明白了。四十年以后，我在前年出版的《恐惧之花》里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独立的条件就一个，就是有钱，说别的都是谎言。 南方周末：经过这么多年您是怎么看文学荣誉的，德国著名的文学奖您都得过，非文学奖也得过，作为作家，您是怎么看这种荣誉？ 瓦尔泽：我11月2日回德国，4日就要去慕尼黑领奖，我现在就在想，到时候怎么写答谢词，我想说的一句话是：“奖项之于作家，犹如化妆之于女人”，一个美女不化妆也美，但你也不能否认化妆有帮助，这就是奖项对作家的作用的。 南方周末：在您作为作家的成长经历中，这种文学荣誉对您影响大吗？您会在意这种文学荣誉吗？ 瓦尔泽：一开始是因为钱，得奖就是得钱。青年作家不能靠市场生活。我的第一个奖是“四七社”颁发的，当时的奖金为1000马克，我买了一辆大众汽车。第二个奖是黑塞奖，已经是10000马克了。我当时拿着这笔钱没花，而是给我母亲看，证明作家也能挣钱，结果我母亲不相信。所以后来我拿到钱就花，拿到奖金就用。 南方周末：在德国战后文学中，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是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您怎么看这两位作家？ 瓦尔泽：伯尔是个令人起敬的作家，伯尔写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伯尔比我大十岁，他总在寻找和研究各种各样的语言，譬如纳粹和教会的语言。他在公众场合、在社会事务中的表现和立场比他写的东西更重要。格拉斯一直坚持的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且搞得很好，我在格拉斯眼里是左派，是共产主义者，我还有别的毛病。我们两个人的立场不一样。1990年代之后，我跟格拉斯之间多了些理解，我们的关系也好转。但是我们也会互相指责。我跟格拉斯最本质的区别是，如果格拉斯公开演说，他会说这个对那个错。我不一样，我发表演说的目的，只是想通过演说验证自己的想法跟别人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格拉斯喜欢教育大众，我只是表达自己的信仰。 （本文采访由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先生提供翻译，在此致谢） 原载：《南方周末》2008-11-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