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收到江苏吴圣昔先生惠赠他的新著《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书中第五部分“源流篇”,对笔者在为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和杨致和《西游记传》两书所作的“整理后记”中提出的两个主要见解,作了全面否定。由于当时正全力从事《全宋诗》的编纂,无暇旁及此事。不久前《全宋诗》工作粗告段落,且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要重印此二书,因此把吴先生的书找出来仔细研读。读后的印象是吴先生书中的全部论断和论据,都不能动摇笔者原来的判断,因此决定将“整理后记”一字不易地重印。现在重印书已经出版,为了向读者负责,觉得有必要作一些申说: 笔者认为,作为学术探讨,不应该转换对方的论点和论据的概念,否则只有增加混乱无助于研究的深入。例如“整理后记”中说:“笔者曾判断朱本的前七卷是吴承恩未完成的稿本,朱鼎臣不过把稿本和古本《西游记》(杨本)拼凑成书,三种本子的关系是杨本——朱本(吴承恩未完成稿本和杨本的捏合本)——世本(吴承恩最后改定本)。”对于朱本性质的估计,还说过“而朱本究竟是吴本的删节本,还是吴承恩未完成稿本和古本的捏合本,或者另有第三种、第四种估计。现在原书具在,最有说服力的是客观实际,关心《西游记》源流的读者,可以比较、研究,作出正确结论。”这里反复强调的是“吴承恩未完成筒本”,并明确指出与“吴承恩最后改定本”有别。而在吴文中把“吴承恩未完成稿本”全部转换成了“吴本”,这种偷换概念的方法,在学术研究上是大忌。 统观吴文,没有一语同意笔者“整理后记”中的任何观点,但仔细研读后至少有三处我们两人是有共识的。 一、吴承恩(《西游记》的作者,至今仍有人置疑,由于古代轻视小说,大量作品的作者真实姓名不明,众所周知的如《金瓶梅》,因此笔者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前,仍宜依旧说为是)写作《西游记》,有所依据,并非独创。 二、杨本、朱本问世的时间,早于吴本刊行以前。用吴先生的原话是“上述朱本和杨本的具体编撰年代和刊行年代无确考,但大体上与吴本写作年代相近”。既然吴承恩尚在写作中,自然无从刊行,他人更不可能据尚在写作中的作品搞出删节本。事实上吴承恩的生卒年代虽确然可据,而他写作《西游记》的年代,学术界却一直有争议。而杨本问世的下限,是在明万历间余象斗编《四游记》之前,上限则无法确定。朱本从版本形式考察是刊印于万历间,而朱鼎臣与吴承恩生活在同一时代,却可确定。 三、从内容、文字考察,朱本前七回接近吴本,后三回是对杨本粗暴的节略。用吴先生的原话是“朱本的文字特别是卷一至卷七的文字最接近吴本,不妨说两本中那部分文字基本上相同”,“与其说是杨本承袭了朱本,倒不如说是朱本删削杨本,而又删削得不甚妥帖所造成,来得合理得多”。 以上三点,实际上是探索《西游记》版本源流的基本要素。在这三个关键问题上既然两人有共识,为什么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呢?原因在于笔者和吴先生在学术观念、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笔者不敢自是,愿意写下来供有识者鉴别。 学术是公器,于二能掺人丝毫私心杂念,学术研究追求的应该是真理,不在于胜过别人。对于不同观点,需要了解它的产生的缘由,有无值得采取的科学核心,从善如流,而不标新立异。至于研究,应该的是统观大局,抓住肯挈,深入内涵,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获。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