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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梁山泊聚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历来是《水浒传》研究中一个令人困扰的大问题。长时期来，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梁山义军是一支农民起义部队，《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壮烈史诗，抑或在同样的逻辑前提下，认为梁山义军最终接受招安，因此《水浒传》是一曲投降主义的颂歌.八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阐述了不同看法，认为《水浒传》所写并非农民起义，“梁山泊聚义”只是一个武装的绿林豪侠集团.欧阳健、萧相恺二先生的《〈水浒传〉“梁山泊聚义”性质辨》(见1983年重庆出版社《水浒新议》，以下简称《性质辨》)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这是《水浒传》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现象. 笔者赞同《性质辨》所阐述的“梁山泊聚义”为武装的绿林豪侠集团的观点.但是，细看《性质辨》的论证方法及论据，却不足以推翻梁山义军是农民起义部队的观点，更无以导致“梁山泊聚义”为武装的绿林豪侠集团的结论。为了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对，得出一个合乎事实的有说服力的结论，笔者不揣谫陋，愿意在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兼与欧阳健、萧相恺二先生商榷，并就正于高明。 一 《性质辨》首先考察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认为“由于宋江起义实际上规模甚小，影响甚徽，故不值得在史籍上大书特书”，但“我们也不妨可以承认它是一支农民起义”，而“传说中的水浒故事所歌颂的是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宋江‘为盗亦是事实’，并把他们的行径概括为‘打家劫舍’，这种;理解是符合事实的”。顺便指明一下，鲁迅的上述言论见于其《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原话为“宋江是实有其人的，为盗亦是事实”，并非指“传说中的水浒故事”中的宋江，因此，不管鲁迅此论是否“符合事实”，都无助于《性质辨》“传说中的水浒故事所歌颂的是盗”这一论点的确立。 既然《性质辨》论及了这一间题，那么，我们也不妨来讨论一下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及其与《水浒传》“梁山泊聚义”的关系。 在《宋史》和其他一些笔记稗乘中，载有关于宋江起义的材料。《宋史·张叔夜传》曰:“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樱其锋.”《宋史·侯蒙传》载侯蒙向宋徽宗上书曰:“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试想，如果宋江起义在当时规模甚小，影响甚微，只是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那么，侯蒙又何必郑重其事地向皇帝上书，建议赦免宋江使讨方腊呢?事实上，宋江起义在当时规模之大，已达震撼赵宋皇朝的程度了，用鲁迅的话来说，是“其势实甚盛”①。《宋史·徽宗本纪》曰:（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这里.将“转略十郡”的宋江与方腊并举，可见.二者同样引起了朝廷的恐慌，否则，当时全国各地农民起义以及民变，兵变蜂起，已使赵宋皇朝焦头烂额，还有必要和余力去对付区区的宋江三十六人吗? 那么，何以在《宋史》中没有宋江专传呢?这个问题也是不难解释的。元廷修撰《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②。清人钱大昕也指出:“《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为宗。”⑧封建统治者修史，不在史籍中大书特书农民起义是必然之事.在洋洋496卷、居二十四史卷帙之冠的《宋史》中农民起义领袖只有王则和方腊分别附于《明镐传》和《童贯传》而有一小传，余者不仅宋江，就是为现今史学界所重视的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李顺和钟相、杨太，均无一席之地。因此，我们怎么能以一支武装力量在古代史籍中所占篇幅的多寡，来确定其性质呢? 《性质辨》还提到《徽宗本纪》中称宋江为“盗”，称方腊为“贼”，并考证了古人对“盗”、“贼”二字的不同诠释，以证明宋江乃一般的打家劫舍之“盗”，与“乱臣贼子”的方腊性质截然不同。这样的论述实在是牵强附会。本文前引《侯蒙传》就明明称方腊为“青溪盗”，而《张叔夜传》又屡称宋江为“贼”①。又，《徽宗本纪》亦曰:“青溪令陈光以盗发县内弃城，伏诛.”宋人罗大经曰:“宜和中，大盗方腊抚浙中，王师讨之.”⑤不难发现，在史籍或笔记中称一个人为“盗”或“贼”，并不足以判定其人其事的性质是否为农民起义。就是在先秦古籍中，对“盗”、“贼”二字的理解和使用，也并不象《性质辨》所说的那样严格区分。⑥ 诚然，宋江起义之后，至晚在南宋时已流传英雄的故事了，作为《水浒传》张本的《大宋宣和遗事》即是一个例证。然而，这仅仅表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充其量只是《水浒传》取材的渊薮之一，除此以外，没有理由将二者连在一起.小说家创作故事，塑造人物;借题发挥，并不一定受史实或现实生活的束缚.传为罗贯中作的《三遂平妖传》，农民起义领袖王则在其中是一妖攀，然王则在《宋史》中恰恰有一专传。诚如《性质辨》所言，《水浒传》“梁山泊聚义”的性质如何，“只有从对《水浒》的具体剖析中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