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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以“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化”将西方戏剧创作的两大家分别作为两种戏剧模式的代表，似乎两者水火不可相容。他是在1859年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这个命题的，此信的主要内容是谈论拉萨尔的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其背景相当复杂，乃是针对革命中的力量分化有所指的： 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在这段长篇书信中，马克思毫无疑义地表达了他自己的立场，即席勒戏剧只不过简单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莎士比亚则恰恰处于席勒的对立面。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样一番“纠枉过正”的评判，有其特殊的历史与时代背景，需要细加辨析。 席勒承继康德哲学，理想化的精神理念占据了其思想的主导位置。这一点，其实早在与歌德的对比之中即已呈现出来，甚至有人真诚地劝说歌德，要他学习席勒的创作方法。海涅甚至认为：“席勒所塑造的那些备受赞扬、高度理想化的人物，那些德行和道德祭台上的神像，创作起来，远比歌德作品里那些浑身污垢、罪孽深重的下层社会的人物要容易得多。”所以，歌德说“席勒比我占了很大的便宜”，其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我的这种孤立地位对我是不利的。” 19世纪以来，启于康德、由黑格尔发扬光大的古典哲学在德国占据了主流地位。这虽是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但也同样是他要自立门户、独创新说所要打破的旧势力范围。事实上，马克思的这番论述，所针对的正是19世纪中叶德国思想文化界的基本矛盾。 在细节上，马克思一再指出拉萨尔的不成功乃是由于受到席勒的影响造成的，如“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这样的批评并非仅见于对拉萨尔的批评，马克思当年在分析欧仁·苏的人物形象塑造时，也提出过同样的批评。可问题在于，此时马克思将之做归类总结，并把矛头指向席勒，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席勒的有害的影响”。这与马克思所采取的批评方法有关，他“以一部作品为标准来衡量另一部，也就是说，他用的是真正的比较批判的方法。这种比较批评法并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的作品互相比较一下，它涉及对文学传统的不同流派、不同种类的评价。”（[英]希·萨·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第302页），而马克思选来作为《弗兰茨·冯·济金根》参照物的，是《葛兹·冯·伯利欣根》，后者的作者是歌德。而与歌德的创作风格适可对照的，又是席勒，这点在当时的德国历史语境中很清楚，所以，席勒成为马克思枪打的“出头鸟”命运已经端倪显露。 更何况，在此之前，马克思已对席勒颇有阴影，即席勒在某种特殊背景下成为马克思所推崇的莎士比亚的直接对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这样一句话，马克思对恩格斯说：“卢格这个畜生……证明说‘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而席勒，由于他是康德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1858年11月2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56页）口出粗言，显然表明了革命导师的愤怒之情，然而卢格是何许人也？又说了什么大逆不道之语，而引起了马克思如许的满腔怒火？卢格（Arnold Ruge,1802-1880）乃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颇为激进，他为纪念席勒诞辰百年提前一年（1858）撰文《理想王国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他是黑格尔弟子，自然对席勒大加推崇——黑格尔可是对席勒评价很高，尤其赞扬那些道德高尚的理想化人物塑造。他说：“席勒在表达情致时，就把他的整个灵魂而且是伟大的灵魂摆进去，这种灵魂对于事物的本质能体验入微，而且能尽量用丰富而和谐的语言自由地光彩焕发地把事物本质的深微处表现出来。”（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68页）黑格尔对席勒是褒扬备至的，而且他特别看重的，正是其作品中的“席勒化”倾向，他说：“我们感觉到席勒在他的创作生活中某个时期在思想上下过很多的功夫——也许这对艺术作品的纯朴的美并不大利。在他的许多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有意地进行抽象思考甚至表现出他对哲学概念所感到的兴趣。有人因此谴责他，特别是在拿他和歌德的宁静的不纠缠在概念里的纯朴性和客观性作对比时，他总不免遭到非难。作为诗人，席勒在这一点上是代他的时代受过，但是犯这种罪过正是这位具有崇高心灵和深湛情思的诗人的荣誉，而科学知识也因此得到裨益。”相反，他对莎士比亚却颇有批评，认为其历史剧“以纯然外在的历史事实为主要材料，所以距离理想的方式较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人们由于其所处立场的不同、现实环境的制约、关注问题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与评判可能大相径庭，哪怕是对已有定评的人物与事件。所以，在我看来，马克思之评“席勒化”，作为一家之言则可，作为盖棺论定，则千万不可。 最后顺带提请注意，马克思所用的“席勒化”，在德文原文中是“Schillern”，此词还可做“闪亮”解，也就是说，本身是个“双关词”，因此对马克思的那句评价，我们也不妨做此解，即：“闪亮化”不可取。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2-17 (责任编辑：admin) |